恢复与发展经济

房成祥黄兆安

　　一、实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发展经济的新政策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在全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成了处于相对和平条件下的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为了恢复边区人民的元气，发展边区经济，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实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社会经济主要是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
　　抗战初期(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执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劳资两利政策，以调节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的基础上，鼓励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增强抗战的经济实力；发动党政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和部队开展生产自给运动；逐步实行半自给以至完全自给，同时注意厉行节约，防止浪费；力争外援，减轻民负。
　　(一)在农业方面，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边区内没有分配土地的地区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边区政府用各种办法减轻人民负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边区政府还采取优待政策，吸引外来难民和贫民，给他们分配土地，并在三五年内免征救国公粮，使他们在边区安居乐业。边区政府还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籽的困难；发放农业贷款，融通农村资金；组织妇女学习生产，以增加劳动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人民的劳动热忱。同时政府还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帮助农民发展农田水利事业。
　　(二)在工商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严禁私人垄断居奇，保护商人正当利益，奖励手工业生产，发展合作运动；使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发展。以捐税而论，革命前这里的42种苛捐杂税这时均已取消，实行统一的税制。1939年底以前，边区政府仅对食盐、出口(出边区境)毛皮、药材征收统一税。如对食盐取消了过去许多地方附加税，每一驴驮只收2元(以前则在10元以上)。一切货物只征一次税，没有附加或重征。
　　(三)在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方面，边区主要抓检修公路的桥梁、涵洞，削平不合公路要求的坡度，改变不经济的路线，健全民众义务养路队，加强对公路的保护，尽可能地增修一些汽车路、大车道，改善边区的便道，增加大车及牛、马、驴、骆驼等运输工具，增强运输能力，并在各交通要点设立交通站，保证公路畅通。
　　(四)财政政策主要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积蓄力量，支援长期抗战。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比较积极，国共合作关系也比较好，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每月还给八路军供应一些抗日军费；同时，由于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受到了国内外人士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国内外许多团体与个人也常给边区一些财力物力的支援。这样，边区政府就有可能减轻民负、休养民力，实行主要依靠外援的财政政策，而最主要的是靠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例如1939年的边区全年(财政)收入共为880余万元，中央协款竟占790余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按：这880余万元包括划归驻在边区的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的财政收入在内。“中央协款”，是指中共中央拨给边区的财政款，其来源主要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以及国内外友好人士等的捐赠)。由于财政收支主要靠外援，所以在边区向人民征收的粮税很少，如公粮，1937和1938这两年各只征收1万石，1939年也只征收5万石(这三年都是举的计划征收数，实征数均略有超过)；税，1938年只收27万元，1939年也只收59万元。可见，这时边区人民的负担很轻，民力得到了休养。
　　但从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边区遭封锁，不但国民政府应发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常拖延迟发，以致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且国内外捐赠不易送达边区，致使外援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在财政上乃实行“发展生产，准备自给”的方针，由依靠外援转到实行“半自给”，为过渡到完全自给作准备。这时，边区政府一方面紧缩开支(如停发各机关经费5个月)，增加税收(如增加营业税、羊子税，1940年公粮增征到9万多石)，以平衡收支；别一方面，作长期打算，开始注意生产建设，如1939年的生产投资为140余万元，1940年增到190余万元。不过，这一时期边区所得到的外援，在边区全部财政收入中仍占重要地位，如1940年，“中央协款为726万元，海外侨胞捐款为30余万元，共占全年总收入的一半”。
　　二、农、牧、工、商与交通运输各业的发展
　　在新经济政策指导下，边区农、工、商各业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
　　(一)农牧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逐年增加。据统计，全边区耕地面积，1937年为862.6006万亩，1939年为1007.6万亩，1940年为1174.2082万亩，1940年比1937年增长了36%。灌溉面积由1937年的801亩扩大至1939年的7293.2亩，增长了8倍。由于耕地面积扩大，水利事业发展，粮食产量剧增，1936年边区粮食产量只有103.4301万石(每石300斤)，1937年为111.6381万石，1939年则剧增到175.4285万石，比1936年增长了近70%。同时，果品发展很快，枣、梨、石榴、苹果、核桃的产量均有增加。蔬菜不但产量增加，而且还能生产蕃茄、木耳、金针以及南方的丝瓜、茼蒿、红皮洋芋。边区的蔬菜果品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
　　边区境内有横山(西段称白于山)、梁山(黄龙山)、桥山(子午岭)诸山，有丰富的自然林。华池、宁县、劳山一带，林木参天，绵亘数百里，松柏直耸云霄。据当时估计，森林面积至少有25万亩，以每亩10株计算，共有250万株，至少可出木材5000万立方市尺，树木种类有杨、榆、檀、桐、杉、松、柏等达50多种。边区政府在群众中开展了以乡为单位的造林护林运动。据统．计，1937年植树29.2535万株，1938年48.2852万株，1939年则达到139.2160万株之多。这对于干旱边区气候的调节、水土的保持，起了积极作用。
　　边区政府奖励农民添买牲畜，切实禁止宰杀母畜，不许母畜出境，严禁挖肚羔。一般牲畜出境用营业税加以限制。同时发展牲畜防疫事业，减少牲畜死亡，并改善管理、增加饲料，以利繁殖。因此，边区畜牧业在抗战初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饲养农户的不断增多和畜牧产量的逐年增加。据统计，牛，1938年为10.2676万头，1939年为12.3963万头，1940年达到19.3238万头；马，1938年为1053匹，1939年增至1524匹；驴，1938年为7.0810万头，1939年为9.7407万头，1940年则达12.5054万头；骆驼，1938年为1254头，1939年增至1329头；骡子，1938年为1428头，1939年增至2040头；羊的发展最快，1938年为76.1464万只，1939年增至101.2786万只，1940年则达172.3037万只。(1939年的牛驴羊数字有另说，见附表)每只羊如以产毛2斤计算，则年产羊毛达340多万斤。这是陕北毛织业发达的天然有利条件。畜牧业中有日行500华里的走马，苏联种紫羔羊，关中的大黄牛，蒙古种虎角牛，这些名贵牲畜更为引人关注。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市场，扩大输出，边区政府鼓励农民狩猎。边区地广人稀，多山脉林木，野兽很多，尤以狐、狼、獭、豹、山羊、野兔为多。陕北狐产于半沙漠地带，故毛干质绵。扫雪(白鼬和石貂的别称)皮、水獭皮更为珍贵。
　　药材的采植也有相当发展。中药材在边区的出产上百种，如麻黄、大黄、党参、甘草等等，其中甘草的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在边区输出品中名列第二。边区还组织专家研制成药，以补西药之不足。
　　(二)工业方面，在原来十分落后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了石油、纺织、造纸、制革、农具等生产。据统计，边区的工厂及其资金如以1936年为100，到1939年工厂增至533.4，资金增至534，这是惊人的成绩。
　　边区的轻工业，主要是纺织、造纸、药品、皮革、日用小商品等。
　　纺织。以延安难民纺织厂(1939年厂址迁永宁山)为例，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12月，该厂共生产各种布8600匹，其中细洋布、斜纹布503匹，约占6%，粗布占94%；毛呢2592匹。生产毛呢并能制作西装，这在边区是一件新鲜事。难民纺织厂可生产数十种布匹，染色50多种，还有各色棉线、毛线、毛衣、毛毯、毛毡以及毛巾、袜子等。边区有些县手工纺织异常发达，农村妇女除料理家务外，多从事纺织，生产总量可观。
　　造纸。不仅产量增加，而且品种较多，如稻草纸、麻纸、麦杆纸、糜草纸、马兰纸、画图纸等。当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和《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刊物，都是用这些纸印刷的。造纸业虽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设备和技术落后等原因，纸的质量和数量都满足不了需要。
　　日用品。抗战以来，物价逐渐上涨，部分日用品来源断绝，光华化学工业合作社采用边区所产原料，制造肥皂、牙粉、粉笔、墨水、浆糊，质地良好，在边区市场销售，价格低廉，受到各界欢迎。边区建设厅创办的新华肥皂厂，1939年产肥皂2.2405万条，1940年增至11.8703万条。产量上升很快。
　　药品。生产药品的有八路军制药厂，光华制药厂(合作社)等。光华制药厂用边区原料炮制的药品主要有：止咳丸、补脑丸、八路行军散、保婴丸、痢疾丸、平胃散、退热散、调经丸等十几种中西药。由国际友人兰道尔大夫捐助9300元建起的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也生产多种中西药，特别是该厂制有多种注射剂与中药丸膏，很受称赞。该厂产量的增加也很快，如注射剂由1939年的2900盒增至1940年的6000盒；中药由1939年的2500磅增至1940年的9000磅。
　　农具。增加和改进农具是发展边区农业的大事。边区政府设立了农具厂，制造当时通用的各种农具，如锄、镐、铧等。这对于边区农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皮革。边区有大量皮产，为发展皮革工业提供了最主要的原料。边区创设的皮革工厂，虽然资金很少，技术落后，设备简陋，但产品质量却较好。不但能生产出较好的皮衣，而且能生产皮包、篮球、皮手套、枪套、背包、航空衣、航空帽、皮鞋等。
　　重工业。边区重工业基础极端微弱，主要有当时通用的一般机器的制造与石油、煤矿。机器制造业进步快，工业局领导下的机器厂可出产制造机器与枪械的平铣床、锉刀机、钻床、车床等。这个机器厂有各种基本机器，能制造、修理机器与武器的大部机件；同时，这些机器装置简易，轻便灵活，可用牛马曳引代燃料作动力，搬运方便，随处均可使用，适于战时环境的需要。
　　边区有着丰富的石油和煤矿，由于技术落后不能大量开采。石油方面，到1940年只有两个油井，产原油3850桶，(1桶5加仑)；汽油188桶。采煤主要靠群众用土法开采(在瓦窑堡、延安一带)。
　　边区盐的产量颇为可观。定盐分区每年产盐达10余万驮，不仅满足边区以内的需要，而且大量出境外销。
　　这些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边区农业生产，改善边区军民生活，支援抗日战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边区的“工合”运动。①边区的“工合”是在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1939年3月，美国友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顾问艾黎冲破重重障碍经成都到延安。4月，他向边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提议设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并积极协助筹办，经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批准，随即成立了“工合”延安事务所，曹菊如任主任，艾黎任顾问。这是一个特殊的事务所，既区别于国民党地区的“工合”事务所，也不以“工合”章程为限。到1940年，他已建立了17个性质不同的生产合作社(包括4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纺织合作社)，社员386人，驻社工作人员约20余名，股金6.4087万元(合小米1001石)，贷款3.0839万元，每月平均生产总值3.4470万元(合小米539石)、其行业包括纺织、被服、染布、木器、榨油、制毡、鞋靴、皮毛、医药、磨粉、陶瓷等，他直接为人民生活和抗战服务。据“工合”延安事务所对其所属各社1个月出品的统计，计有铜扣300箩，线袜100打，皮大衣30件，棉军衣4000套，中山服70套，麻纸500刀，染布200匹，毛呢30匹，洋布620匹，土布210匹，毛土纱530斤，棉鞋1000双，夹鞋200双，墨水150两，毛线70斤，油灯200盏，饭锅400只，公文箱100个，粉条500斤，麻油1500斤，粉笔400支，牙粉900包，瓷盆150个。延安“工合”所属各社的产品都供应了边区军民，其中有的产品还作到了自给自足。
　　毛泽东对艾黎等倡议的“工合”事业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为了抗战的胜利，在全国办些合作社式的工业，的确是一个好办法②。艾黎为延安“工合”事业的发展，不畏艰险，三次奔赴延安，被传为佳话。
　　(四)商业的发展。边区的商业在抗战前本已衰颓。抗战几年来，由于边区实施民主政治，努力发展经济，群众生活普遍改善，购买力普遍提高，于是私人商业和消费合作社空前发展。仅以延安市为例，1936年只有商店168家，到1940年增至297家；商业资本的增长也很快，5000元以上资本的商户由1936年的161家增至1940年的227家，其中5000至1万元资本的中小商户最多，占1940年总商户的89.5%。此外，还有一些资本在5万元至15万元的大商户。这些大商户多是外省籍的，其中尤以山西籍的大商户居多。
　　同时，边区民众建立了许多消费合作社。总计，1939年有消费合作社115个，社员8.2885万人；1940年消费合作社增至132个，社员增至12.3279万人。历年股金、公积金、营业额不断扩大。1938年股金为7.5629万元(法币)，1939年为11.4533万元，1940年为26.8756万元(此时法币开始贬值，每石小米1938年为32元，1939年是39.5元，1940年为64元)。消费合作社开展了大量的为军民服务的活动。据统计，销货总值1939年为55.2249万元，1940年为115.6435万元。从1937年到1939年，消费合作社帮助军队从社员中购买粮食550石；经营日用品96.4600万元，输出土产价值17.3400万元；卖给群众铧3.0890万页，牛1605头，麦种643石，谷种173石，棉种1.4250万斤；为工厂收买羊皮5000张，羊毛8000斤，猪羊油1500斤，生铁1200斤。这就为促进商品流通，满足军民日用品需要，加快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消费合作社也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净利1939年为4.7011万元，1940年为12.1405万元。
　　边区银行所办的光华商店的贸易路线四通八达，南到西安、河南、武汉，东出绥德、清涧至山西的碛口，北到宁夏、包头，西至陇东。光华商店的资金，1938年为35万元，1939年增至50万元，1940年增至120万元。光华商店的商品流转量1938年为400万元，1939年增至1000万元，1940年更增至2000万元(均为法币)。商业的昌盛反映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五)交通运输事业。陕甘宁边区的交通极其落后。没有铁路，公路很少，且质量又差，现代化运输工具几乎没有。为着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粮食和日用品的运输，沟通边区内部以及边区和外部的商品交换，建设和发展边区交通运输事业是非常必要的。
　　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的交通运输事业也有显著成效。1937年9月到同年底，边区政府建设厅与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协作，修复了咸榆公路自富县至清涧段共211公里。从1938年冬至1940年，边府又进行了补修工程，并由清涧延展至米脂，共达365公里。1938年至1939年，修建了延安至安塞龙石头的大车道约40公里，并修一支线通茶坊川(约10公里)。1940年修建了从延安至安塞西河口的大车道约50公里，又修建了从定边到庆阳的大车道以及去西华池的支线共约330公里。总计1937年到1940年共修大车道410公里。1941年又新修了定边至庆阳，庆阳至西华池，延安至靖边张家畔，清涧至靖边薛家畔，延安到志丹，定边到志丹，庆阳至金盆湾，延安柳林至临镇，延安至南泥湾的大车道985公里。
　　为了搞好边区的物资运输，由边区政府经营或公私合资经营或私营，在各交通要点设立了交通站包括过载站、骡马店、草料店等，仅公家设立的骡马店或草料店即达42处。边区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牲畜，其中又主要是毛驴。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的七、八、九、十的4个月中，在延安、志丹等6个县市动员了4520头牲口运粮；1940年1至8月，又在延安等11个县动员了1.5200万头牲口运粮。别的商品也主要是依靠牲畜驮运的。
　　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所以无论在冬季的大雪天或夏秋的雨季里，都保证了运输的畅通。
　　(六)人民生活的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在以前是极苦的，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不少人甚至冬天没有棉衣穿，一家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睡在一个炕上，全部财产两个小毛驴就可以驮完。生病时只能听天由命，一遇天灾人祸就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吸毒、赌博的坏习气也到处可见。抗战开始以来，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产有了发展，生活有了显著改善。有的贫农、雇农上升为富农，许多贫雇农变为中农。据安塞县第四区的调查，西营村，1937年全村75人，耕地492亩，收粮73.5石；1939年84人，耕地966亩，收粮150.5石。两年人口增加9人，即增加12%，而粮食却增加了1倍多。东营村，1937年全村41人，耕地354亩，收粮54石；1939年50人，耕地726亩，收粮116石。该村人口两年增加9人，即增加近22%，粮产也增加了1倍多。
　　延安市南区第一乡村民张达万，革命前为贫农，全家6口人，两人能劳动，种地30余垧，收粮20余石。每年交纳租税、公粮、利息后，所余不过5.6石，因此全家“经常吃不到一餐饱馍”。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到1939年，他已有土地60垧，骡子两头，马一匹，羊70多只，成为小康之家了。延安中区张新庄贫农张生祥，家有4口人，革命前给人家“揽羊”和“安庄稼”，缺吃少穿，没有牲口，每年还要交纳民团等费(合粮两石)，支差7天。土地革命后，得了土地，能吃饱穿暖，到1939年还雇了一个长工；1940年雇了4个，种地40多垧，收粮29石，交公粮3石零3升；1941年雇5个长工和一个“揽羊”的，添种麦子两垧，还有牛1头、驴1头、大猪2只、小猪8只、羊52只。
　　贫雇农富裕起来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比较普遍的。如延安中区第5乡，1935年前共有223户，其中地主6户(占总户数的2.6%)，绅士2户(占总户数的0.9%)，富农14户(占总户数的6.3%)，中农42户(占总户数的18.8%)，贫农103户(占总户数的46.4%)，雇农40户(占总户数的17.9%)，其他(工人、商人、店员、流氓)16户(占总户数的7.1%)。土地革命后特别是抗战后，阶级状况有了显著变化，到1940年，全乡共有320户，地主、绅士成分没有了，富农增为34户(占总户数的10.6%)，中农增为158户(占总户数的49.4%)，贫农降为61户(占总户数的19%)，雇农仍为40户(占总户数的12.5%)，其他成分27户(占总户数的8.4%)。总的情况是由贫困户占多数变为生活富裕的劳动户占多数，中农已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主要角色。
　　由于经济的发展，工人的生活也大有改善，工资逐年提高。1938年，各行业工人的工资一般比革命前提高50%左右，到1940年，比革命前一般增加1倍左右，不但没有失业的，而且感到劳动力不足。
　　以农业为主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发展，为巩固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① 1938年8月，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同爱国人士胡愈之、沙千里、陈翰笙、章乃器在上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开展推进中国工业合作事业发展的活动，简称“工合”运动。“工合”初创时曾得到周恩来、博古的支持，宋庆龄曾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
　　② 田森：《艾黎的春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32页。
　　三、边区财政经济的管理体制
　　为了保证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建立适当的财政经济机构与管理制度。
　　1934年11月与1935年1月，陕甘边和陕北两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都设立了财政部，所属各县也设财政部(分没收、保管、会计三科)，区设财政股。当时取消了旧社会的一切苛捐杂税，财政收入主要靠没收地主的财物、打仗胜利时的缴获和没收违禁品与罚款。后来还发行苏票。1935年9月，红25军到陕北后，与陕甘晋省委成立的同时，成立了陕甘晋银行，发行钞票约10万元。这时，对钱财实行分散保管，无统一的管理制度，也无统一的分配制度与标准，自收自用现象较普遍。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陕北省财政部与中央财政部合并办公，开始对财政收支实行统一领导，将陕甘晋银行并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苏票继续发行，到1937年3月，苏票发行连前共达170多万元。在红军西征取得重大胜利、苏区面积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了《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规定地方财政以省为单位，在自给的原则下，建立各省负责的财政制度。但省的财政方针与收支概算仍须报经中共中央财政部批准，省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向中央财政部报告。在概算范围内，如入不敷出，中央可予补助；如收入有余，中央得指令缴解。同时，对中央的收支也作了规定，正规红军的筹款，对外募捐，关税及特种税收(如盐税等)均归中央；中央直属机关、正规红军的一切经费及各级邮政经费，均由中央支付。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西北办事处撤消)后，财政体制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中共央央直属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系统，财政收支由中央组织委员会负责；二是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出发到华北前线抗日的部队与留守边区部队系统，财政收支由军委后方勤务部负责；三是边区政府直属机关、学校，分区、县、区、乡机关、学校，保安部队系统，财政收支由边区财政厅负责。
　　从1937年9月到1940年，边区政府内设立的管理财政经济的行政机构，主要有财政和建设两个厅。财政厅下先后设立统收、会计、审计、公产、总务等科和秘书处与税收(或税务研究)委员会；建设厅下先后设立工矿、农牧、商业、合作、工程、交通、生产等科和工业、林务处，工业原料推广委员会；另外，边府下面还设有生产、总预算、发行公债、节省、物资动员等委员会这些临时性的财经机构。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掌握三个系统的财政经济，于1938年7月，成立了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李富春、曹菊如为正副部长。9月以后，所有财政收入统归中央财政经济部掌管。财政支付，由各机关单位作出年度预算、季度预算、月份经常费和特别费开支预算，按时送交各所属系统的主管机关(中共中央系统为中央秘书处，中央军委系统为后方勤务部，边区系统为边区政府)，各主管机关将所属机关单位的年度、季度、月份开支预算汇总后，编制出各系统的年度、季度、月份开支预算，连同各机关单位的预算一并按时送交中央财政经济部，经审核合规定后才予以支付。各机关单位如增加人员马匹编制或其他开支，未经主管机关最高首长批准与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同意，中央财政经济部拒绝接受、不予支付(即各系统的主管机关无自行决定财政开支权)。
　　1938年9月以后，边区银行(1937年10月1日由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交给中央财政经济部直接领导，边区所办工厂也交给中央财政经济部工业处管理。
　　1940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财政经济部将全部财政收支管理权移交给边区财政厅；同时，将边区银行、原边区所办的工厂都交还给边区政府领导或管理。从此，中央财政经济部由行政机关改变为研究财政经济的机关。
　　边区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与机构虽处在创设阶段，但当时对于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活跃市场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房成祥黄兆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