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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任学岭


  经过五四运动的震荡,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新思潮的竞争中,一部分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成果。
  五四运动以前,陕西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很落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的进化论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以及孟德斯鸠、卢梭的民权思想,很少宣传。《新青年》倡导的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大口号,不少人也很陌生。所以,尽管陕西个别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但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则始自五四运动之后。1908年,在日本留学的陕籍学生,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主要领导人井勿幕,在《夏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新思潮》的文章,①提到了马克思(译作马克斯),并较详细地介绍了流行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一方面热情讴歌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可阻挡。“今欲去弱肉强食之禽兽世界,而抵和平幸福之文明世界,非采用社会主义绝不能达此目的”。另一方面,却又对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实行,疑虑满怀。担心“即使行焉,在欧美各洲或因斯能脱生灵于苦海,在吾国或因斯反而陷黎庶于悲境”。充分表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是,这篇文章毕竟发表在俄国十月革命乃至中国辛亥革命以前,对打开闭塞的陕西人的眼界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只是《夏声》杂志在陕西发行的范围极为有限。其影响犹如黑夜中闪亮的荧光,瞬息即逝。
  从五四运动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宣传逐步兴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旅外求学的刘天章、李子洲等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在逐步接受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向陕西传播。日本河上肇、高岛素之等人的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李大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新青年》等书刊渐及陕西。陕西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启蒙人之一魏野畴,1920年就撰写文章,大声疾呼,要陕人重视“潼关外之新思潮”。翌年他又撰写了我国早期用新观点研究近代史的一部书稿《中国近世史》,并以之在后来任教的成德中学、榆林中学等校作为教材进行讲授,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各种新思潮,使许多忧虑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学生,惊奇地听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和世界徘徊的喜讯,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启蒙。靖国军辖区内的一些学校,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还公演《列宁传》等话剧,介绍新思潮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品,还扩散到部分军队中去。1919年6月23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在给陆军的函件中曾经提到此事说:“准陕西督军电称,陕省近日邮电中忽发现一种印刷品署名士兵须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词意不外提倡公产及无政府主义,并详述法国式革命与俄国革命之区分”。②同年8月7日,上海《申报》报道陕西情况时也说:“过激主义文字亦发现于此,激烈之文字方传布于军队中。”
  第二,陕西的地方报纸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属于靖国军势力范围的渭北一带陆续出刊过几种报纸,主要有《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等,这些报纸一般都比较倾向进步,其中尤以《正义日报》“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多为宣传”③。在陈树藩统治的西安地区,由《长安日报》改版的《西北日报》,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连续数十次以社论、代论或专件栏目,刊登了《马克思之价值说剩余价值说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及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形势的消息报道。特别是《鼓昕日报》,宣传社会主义态度比较明朗,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该报创办人田芝芳,主笔张仞鸣,都是陕西省参议会议员,比较倾向进步。这家报纸从1920年7月创刊,到1921年4月停刊,连续刊登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如《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以及李大钊《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等。尤其是席石生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称颂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万国社会主义史上之奇光异彩”,赞扬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蒸蒸而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怪世界惊骇,人人叹赏”,论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是“(人类)生存上必要而不可缺之共同天职也”。大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非国家主义的思潮,指出此种思潮之不能实现“犹若佛家唱大千世界,其说虽善,奈人皆不能成神”。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大有研究之价值”,“其初列宁振臂一呼,而与之作桴鼓应者遍及全欧,而今也则欧洲殆有全化于劳动政府之倾向矣”。“此乃历史之现象,非吾好之鼓吹焉”,“吾恐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之声浪,不期而弥漫全世界矣”。文章最后说“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全世界全人类今既异口而同声,则布尔塞维克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所能抵抗也!”明确向读者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陕西,还处在新思潮的启蒙阶段,报刊宣传大量还是民主主义思潮,社会主义的内容相对较少,且多为客观介绍,甚至带有不同程度地歪曲和误解,真正有分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鳞半爪,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陕西的萌芽和起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情况显著变化。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时,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④陕西也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宣传和组织下,马克思主义才逐步得到较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主要表现:一是旅外的革命知识分子举办刊物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二是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回陕通过各种实际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个时期,旅外学生创办的以陕西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日渐增多。1921年10月,旅京学生主办的《共进》杂志创刊,翌年十月共进社诞生,陕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都是《共进》杂志和共进社的主要发起人;在天津,有武止戈、屈武等于1922年创办的《贡献》月刊,以及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于同年创办的《促进》和《改进》;在上海,先有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雷晋笙及严信明创办的《秦铎》、《新时代》旬刊,1923年起又有刘秉钧等创办的《汉钟》、《南鍼》等刊物。这些刊物在评论陕政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潮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刊登了一些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是十分可贵的。
  第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并作了高度评价。如武止戈在《五五》一文中,热情称颂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始祖”,“大社会学者兼大历史哲学者”,“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他阐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意义,使资本和劳动得到新的、正确的解释”;“他发现了唯物史观,使我们得到社会进化的原则,更使我们得到了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之科学的方法”;“他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发明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无产阶级得到了自由的道路”。⑤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贡献》一创刊就连载了《为什么讲社会主义》的长文,结合介绍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论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列宁逝世后,《共进》等报刊都大量发表纪念文章,从各方面阐述列宁主义的真谛。赞誉列宁“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者,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为全人类谋幸福的领袖。其功绩伟大处,就在他能根据这种主义和精神为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说公平话,并能引导着作社会主义实现的运动。”大声疾呼,“努力奋斗,毋忘列宁!”⑥
  第二,通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阐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共进》、《贡献》刊登的文章指出,“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勃兴以后全世界的人们完全被压迫在人间地狱的血店里——工厂里”,“在这全世界恶魔横行的期间,俄罗斯为真正人类幸福之神,轰炸了马克思埋伏在全世界的炸弹一枚。”⑦一个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竟先欧美各先进国而成功”,说明社会主义已经“由理论的时期到了行动的时期了”,⑧“现在的趋势的确是浪滚潮涌地弥漫全世界了”。⑨
  第三,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及领导人的文章。1922年6月15日,《共进》第十七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接着,又多次刊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新青年》等报刊的广告目录,并转载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文章。
  第四,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特别注意推进陕西的革命斗争。《共进》在论证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关系后指出:“一切社会制度,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组织不改组,政治的改组是无用的。所以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经济革命,经济革命成了功,全人类就得到了解放。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经济的条件不够,经济的改组不能一时实现,我们先应当由政治革命下手,得到政治权力,用政治权力,督促经济的改组提前举行。”⑩如何下手呢?《共进》发表的另一些文章做了回答:对内组织“阶级的国民军”,“把工人、商人、农人武装起来做主力军”,(11)“形成民众团结”,“造成大的联合战线”。(12)对外,“目下当与苏联做亲密的结合,并与弱小民族携手,形成国际的‘阶级斗争’”,(13)以武力铲除中国目前的两大恶势力:“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14)对于国内一些重大政治斗争,这些刊物都及时发行特刊、专刊,紧密配合。特别对于陕西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1923年前后,陕西旅外求学的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外省籍共产党员王复生、王懋廷等,陆续到陕西。他们大多以学校为阵地,通过领导学生运动和实际的建党、建团活动,出报纸,办刊物,引导学习《共产党宣言》及介绍《资本论》,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著,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一步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显示出无比的威力。
  1925年1月,共进社发表的关于陕局的声明中,正确地把陕西人民反军阀的斗争,与全国以至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指出:“在现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因国内的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而压迫中国民众,陕西当局刘镇华又逢迎中国的大军阀以剥削陕西同胞。”陕西青年“应当努力完成陕西人民的革命,更进而促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再进而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向帝国主义去进攻!”共进社还多次对政局发表宣言,对陕政提出改革方案,反映和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后,《共进》出版了“上海惨杀案特号”,共进社发出了《敬请全国同胞即日对英实行宣战》的宣言,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西安及各地爆发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毛泽东在论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5)陕西的历史实际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在五四运动中,陕西形成了一批革命骨干,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把它传播到陕西,逐渐引起陕西人民在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组织发展,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在陕西的开展,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做好了准备。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291页。
  ②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227,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5页。
  ③ 王淡如:《陕西靖国军辖区的几种报纸》,见陕西省委党史室编:《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⑤ 《五五》,见《共进》第三十七期。
  ⑥ 《列宁周年纪念的感言》,见《共进》第三十七期。
  ⑦ 《国民应速自动的与苏俄联盟共谋反抗英美帝国主义》,见《共进》第四十九期。
  ⑧ 《俄罗斯革命第六周纪念》,见《共进》第四十九期。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⑩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11) 《“打倒军阀”的意义》,见《共进》第四十四期。
  (12) 《共进社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宣言》(1925年12月1日),见《共进》第九十四、九十五期合刊《中国革命问题特号》。
  (13) 《“反抗帝国主义”应当从何下乎》,见《共进》第六十七期。
  (14) 共进社《宣言》(1923年3月),见《共进》第三十三期。
  (1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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