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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各地农民起义—各地农民起义

任学岭


  在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的同时,三原、泾阳、礼泉、淳化、永寿、澄城等地,也爆发了农民起义。
  (一)三原农民起义
  1928年4月24日至5月3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中共三原县委发动了约3万农民围攻三原县城的武装斗争。
  1927年10月13日,中共三原县委向陕西省委报告了大革命失败后三原的政治、军事形势。10月24日,陕西省委向三原县委发出了指示信,要求“尽可能用其他比较革命的方式组织农民”,“对农村封建势力必要时须用非常手段对付。”发动民众,夺取反动部队武器,武装自己。12月19日,陕西省委给三原县委的信中又明确指出,要“在农村中划分区域,积极地领导农民作部分的暴动,抗粮、抗捐、杀土劣”。中共三原县委派黄子文在武字区及时传达了陕西省委的指示,并研究了筹建武装的问题。
  1928年1月27日,唐怀玉、马先民、李天赦、侯守愚等10余人,在鲍四庙戏楼召开会议,酝酿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并按与会人员的住地划分了联络区域,确定了秘密联络人员。2月9日,由唐怀玉住持召开有30余人参加的鲍四庙会议,成立了“抗敌委员会”。22日,一支小规模的农民游击队成立,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任副队长,黄子文任总指挥。
  3月13日,陕西省委发出了“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乐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①的动员令。中共三原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三原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况,于4月中旬决定,以武字区为中心,发动农民举行“交农”斗争,并派黄子文等到武字区具体组织和领导。规定了“交农”围城时间和各路联络人员的名单。还要求各区分头发动群众,抓紧“交农”围城的各项准备工作,口号是:“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不久,发出鸡毛传帖,“交农”围城斗争便爆发了。
  1928年4月24日黎明,武字区“交农”群众在陵后庙集中出发,中午时分,约3万人的“交农”大军将县城团团围定。4月26日,县长马润昌被迫答应当年粮款全免。为了不受欺骗,围城斗争继续到27日县府贴出免除粮款后停止。围城群众撤至楼底后,黄子文等又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要继续开展斗争。
  震撼陕西的渭华起义爆发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决定武装围攻三原县城,配合渭华暴动。为此,成立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指挥部,联络地方武装胡景铨、马仙舟一起行动,共同制定了围城方案。
  5月3日,武装围城斗争爆发。胡景铨部党谢芳团长率4个连的兵力从富平出发,经石桥到达三原县武字区的大寨堡,与黄子文接头后,星夜南下,经楼底、麦刘,从林立坡过清浴河到达三原南城东梢门外。这时,杨致中率领的游击大队和武字区农民武装亦到西城门外。围城指挥部设在城西申家堡。天大亮后,攻城开始。不料马仙舟叛变,缴了武字区游击大队的枪支,扣押了黄子文、雷展如等。武装围城遂告失败。
  三原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锻炼了干部和群众,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埋下了火种。
  (二)泾阳农民起义
  1928年4月26日,为了配合渭华起义,中共泾阳区委发动了近万农民围攻泾阳县城。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渭河两岸。中共泾阳区委书记耿觉等转移到外地工作,其他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27年11月间,在张振海、雷炳南、王志毅的率领下,云阳农民自卫团英勇奋起收缴了地方军阀田玉洁部几十支枪。1928年2月间,在三原县委特派员田玉圭领导下,张守道、赵连璧、赵玉田、张振河、王志斌等人夜袭云阳乡公所,处决了省上派来的催粮委员、区长杨天玉及恶差等8人。不久,三原县委派刘树模担任泾阳区委书记,张焕文担任团区委书记,组成新的党,团区委。
  4月下旬(农历3月初),党、团区委在张家山召开会议,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以“交农”形式举行农民起义。遂成立了“交农”指挥部,确定了任务和起义农民的集中地点。接着党、团区委在千云乡三郎庙学校召开基层干部会议,决定4月26日(农历3月初7)举行“交农”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汉堤洞,张焕文任总指挥,雷志学任副指挥,发出鸡毛传帖通知各乡农民按时参加。攻城方案确定:张守谦为城内指挥;庞继震、刘敬业、苗家样、雷志学分别为县城东、南、西、北四门的指挥;张守道为总联络员,张宏烈为交通队长,王剑情、杜万明在城内马王庙和北门内放火为攻城信号;张守道、赵连壁去沿北山一线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姚福德、药官长去修石渡切断敌人通讯联系。
  1928年4月26日,各乡起义农民约万人,手持杈把、扫帚、大刀、长矛,分别由崇文、永乐、梁宁、鲁桥、口镇、白王、兴隆等地向泾阳县城迸发。沿途各村农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队伍逐渐扩大。西北乡农民途经石桥时,放火烧了烟膏局的账簿,赶走了教堂的神甫。下午3时左右,起义大军汇集汉堤洞。张焕文在围城农民大会上讲话,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宣布了攻县城的行动计划和进城后的纪律。会后,“交农”大军由雷志学率领出发,一路高呼起义口号,浩浩荡荡直逼县城。
  国民党泾阳县政府闻风丧胆,紧关城门,派出军警武装巡城。傍晚,起义大军包围了县城,总指挥部推进到东关显神庙就近指挥。当晚县长杨增润和劣绅贾千初、杨恒元等登城喊话,要围城农民先回去,推说减免粮款要报请省上,有意欺骗农民。围城农民斗志高涨,主力从西南角发起攻城,东门围城群众也攻到城门洞内合力推门。但由于指挥不当,事前联系协同攻城的马仙舟的武装没有前来等原因,几个城门均未攻破。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急调三原驻军马鸿宾部骑兵连,于4月27日黎明赶来镇压。农民起义指挥部即下令撤退,结束围城。敌人咬住不放,到处搜捕起义领导人和共产党员,查封了县“一高”和“二高”两所学校,党团区委遭到破坏,刘树模、张焕文、雷志学、焦甫义、张守谦、苗家祥、吴世昌等被迫转移到外地工作。泾阳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泾阳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统治阶级和反动政府是一次有力的打击,锻炼了群众和干部,积累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
  1928年4月末至5月初,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部署,由中共礼泉县委和共青团礼泉县委发动了3万余农民进行“交农”斗争,并组织1.8万余人围攻县城。
  (三)淳化农民起义
  1928年5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的淳化党支部,发动了以“交农”为形式的农民起义,经过三天奋战,攻克县城,并建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6月19日至30日,存在11天)。5月9日清晨,县城东北乡方里、南村一带,西北乡官庄、胡家庙一带,北乡十里原、铁王、秦河一带,以及县城周围的通润镇、屯庄、车坞、大店一带的农民群众肩扛农具,手执大刀、长矛,抬着土枪、土炮,从四面八方向县城进发,沿途各村群众踊跃参加各路起义农民约万余人,包围了县城北门,南门和东门(西靠山没有城门);围城指挥部设在县城河东北的泰山庙内,总指挥由赵新三、郭天有担任。县城周围人山人海,吓得县长段桂田来回到南门、东门、北门跑,颤颤巍巍地向围城群众喊话说:“你们都回去种庄稼去,民国十六年、十七年的粮款不向你们要了。”赵新三站在围城群众中反驳说:“我们不回去,百姓种的粮食叫你们搜刮走了,回去没啥吃。”“庄稼农民种不成了。今天,我们把杈把扫帚都扛来了,交给你这个县长。”他领着围城农民高呼:“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群众斗争情绪一浪高过一浪。围城斗争,持续了两天,县城周围10多里的群众源源不断地送水送饭,积极支持“交农”大军。
  淳化起义攻占县城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十分震惊,急令田金凯部骑兵团长郭梦成,伙同新委派的淳化县长石立羽、保安队长张合宪,及暗中收买的农民队伍中的内奸、叛徒杜思聪,近800人,于6月30日拂晓偷偷包围了淳化县城。守城军民在田秀望、赵新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终因敌人武器精良,县城被敌攻破。为保存革命武装,田秀望立即下令:“化整为零,能藏的藏起来,能冲的冲出去。”他带了少数群众冲出县城,上了西坡。但不幸在向西退却时连中数弹,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还将他的头割下示众。当日,在城内战斗中,围城的干部、战士、农民10多人负伤,30多人壮烈捐躯。敌人进城后,大肆捕杀起义人员,赵新三和苏维埃政府的几位同志分别藏在群众家里。敌人全城戒严,逐户搜查。在被驱逐的一高反动校长刘述璋领路指认下,赵新三遭逮捕,锁入木笼,7月6日被杀害于淳化县城。
  淳化起义失败了,但是淳化人民紧跟共产党求生存、求解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四)永寿农民起义
  1928年5月18日,在各地农民起义影响下,永寿县爆发了群众自发的“交农”斗争,参加农民达5000余人,遍及全县2/3的乡、镇,围攻县城3天之久。5月18日早,府东区窦家乡的粮店、窦家村农民300多人,在窦玉明、张秉和带领下,从粮店出发,分成两路,一路直接到常宁;一路经冯家村、下邑村、上邑村到常宁。沿途宣传、动员群众,要求每户至少去1个人参加“交农”。各乡、村农民纷纷起来,积极响应。有些人正吃饭中就放下碗筷、带上干粮,加入了“交农”队伍。两路起义农民在常宁镇汇合后,又分为两路,一路先去槐山,与府北区的渠子、永太的“交农”群众汇合,后到永平东山一带集中,包围县城北门;一路由常宁镇出发,途经白家咀时,抄了大财主白露洲的家,然后直奔马坊乡,捉拿恶绅李凤清。李凤清闻风逃跑,起义农民一怒之下,将李的家砸了个稀巴烂。这时天色已晚,“交农”群众各自投亲靠友,寻找安栖之处。第二天,起义农民从马坊出发,经渡马、蒿店到达永寿县城,于清晨包围了县城的南门。与此同时,府北区的渠子、永太等地的农民在张文正的带领下,于5月18日早在槐山与府东区的农民汇合后,也在东山一带集中,于5月19日中午到达县城,包围了县城北门。
  各路起义农民自5月19日开始至20日凌晨,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高喊:“粮款太重,我们不种庄稼了,向县长‘交农’”等口号。县长唐介仁吓得魂飞魄散,急调县政府保安队守卫北门,并亲自偕同县府职员和公安局长刘杰三带领武装警察守卫南门。21日又派绅士下城劝解调停。公安局长刘杰三丑态百出,在城楼上又作揖又下跪,要求群众解围。“交农”群众提出:第一,交出李凤清,归民众惩办;第二,减免粮款赋税;第三,由县长说清私派款项。县府被迫口头答应免款免粮,3年不征不派。其他款项未作答复。午后,群众情绪愈高,拥向城门。敌保安队副队长张贵祥,带领保安人员,身背鬼头刀、手持长枪冲出城门,镇压“交农”群众。当即打死了围攻北门的负责人张文正和永太车村农民杨奖娃,窦家良店村都建英、荔二雄等5人,伤数人。张文正牺牲后,北门农民一时群龙无首,纷纷自动离去。围攻南门的群众在县府的“安抚诱劝”下也不约而散。至此,永寿农民起义失败了。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永寿人民自觉起来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起义也无疑对反动派是一次有力的冲击,为永寿县人民革命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五)澄城农民起义
  1928年5月底至7月初,中共东府特委领导的以澄城农民为主体,并有大荔、朝邑、蒲城等县农民参加,以“红枪会”组织为特点的围攻军阀部队的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将韦庄驻军赵桂堂部迫走。
  早在1925年春澄城就建立了共青团支部。1927年年初在寺前镇建立了澄城第一个农民协会,吴卜亭任会长,至春末,全县农民协会发展到130多处,会员1万余人,在醍醐、北棘茨、铁张村和合阳南庄子等地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协会被迫停止活动。地方军阀和农村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烧杀抢掠,强征硬派,抓夫拉丁,敲诈勒索,使农村十室九空。韦庄镇驻军赵桂堂私设征收局,盘剥乡里,更为残暴。
  经受大革命洗礼的农民协会骨干分子,又组织秘密社团——红枪会(亦称红学),开展反对军阀和豪绅的斗争。至1927年年底,韦庄、醍醐、寺前、业善、交道等一些主要村镇,就建立起红枪会组织157处,会众达8800多名。红枪会以“保村、保家、保性命”,“抗粮、抗款、抗差役”为口号,先后打击过西白寨子的张平候,业善的陈石头、黄润吴,北酥酪村的杨谋子等小股驻军和军阀部队。
  为加强对东府地区农民斗争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春,决定成立东府特委,派遣张质平(又名张国藩)任中共东府特委书记,罗承运(又名罗云)任共青团东府特委书记。特委成立后,根据省委指示,派党、团员王育真、吴卜亭、熊敬华、刘子靖、雷振东、李含光等通过参加红枪会,改造红枪会,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5月,在东府特委领导下,开展了驱逐韦庄驻军赵桂堂的斗争。张质平、罗承运以西高明为中心进行指导,并在铁镰山上下的朝邑及澄城、大荔北乡、合阳西南发动农民参加斗争。王育真联系红枪会组织,成立了“澄城县西南区农民问政总团”,推选马坤斋、马师古为常委,王育真为秘书。各村红枪会会长为委员。吴卜亭在党家土亘筹办军需,并派人潜入韦庄瓦解敌军,同时与雷警百部排长崔鲁,及蒲城、朝邑、大荔等邻县的农民武装联系,共同围攻赵桂堂。
  5月底,在马坤斋、田兴旺、王金堂、高树德指挥下,农民武装首先占领酥酪、原畔、临皋、东白、西白等地,控制了交通要道,对韦庄赵桂堂部形成包围。赵部营长范子平带人从大荔返回韦庄,在东白村被农民起义军俘虏20多名,缴长、短枪七八十支。6月22日,起义军兵临韦庄,南社、周家、黄家、杨家和蒲城永丰几千农民赶来参战。驻酥酪、党家土亘、铁庄一带的农民武装,由田兴旺、田子森、康作钦率领围攻东门;驻新庄、东白的朝邑、大荔农民武装,由马青吉、高树德率领攻打南门;驻临皋、南白、西白、高庙的农民武装,由王金堂、王彦武率领攻打西门;周家、黄家、杨家的农民武装,由马坤斋、张仲云率领攻打北门。由于敌人加强了防守,攻城接连失利。于是起义队伍决定“引蛇出洞”。攻打南门的数百名农民武装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埋伏在城南郊野,高树德、马青吉等人从正面攻击后,边打边退,诱敌至埋伏圈内,伏兵奋起冲杀,敌军溃败,逃回韦庄。这时崔鲁从合阳赶来支援,配合起义军架梯攻城,朝邑的双泉、南龙池等地农民武装亦前来增援,蒲城永丰的群众送来馍和面。当地农民供吃供住、运送物资,送来准备烧城门用的扫帚堆积如山。
  因守在韦庄城内的赵桂堂军一出城即被农民武装截获,突围也遭到失败。最后他利用派人出城谈判求和的机会,于7月5日晚,率残部从北门逃窜。5000多农民参加的澄城驱逐赵桂堂反动驻军的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次起义配合了渭华起义,在澄城、大荔、渭南地区的农民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① 《省委通告第三十九号》(1928年3月13日),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80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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