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代表的产生

李蓉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除了党的集体核心的正确领导，还要依靠出席会议全体代表的共同参与。讨论、通过报告，选举产生出新的中央，以保证党的纲领的实行，党的任务的完成等等，都离不开代表的参与。大会代表将代表全体党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党的命运以至前途。因此，能否选出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党员代表，是保证大会成功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在选举中，还要考虑和照顾各方面的代表性，并且按照民主的方法选举的党员代表。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通知要求，各地要“选拔培养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七大代表的问题，规定了代表的数目、不同成分、男女、各种工作、各个地区的比例。关于大会代表的名额，4月间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是500人。
　　关于七大代表的选举，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要求：“扩大的六中全会闭幕之后，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三要素：一是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为坚实的基础；二是按照民主的方法，适时进行选举；三是使全党最优秀的代表能够脱颖而出、集于一堂。
　　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也规定：“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依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和各地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性分配之。代表的产出，除了某些因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这就规定了民主选举代表产生的原则；同时灵活考虑客观环境的限制。
　　1939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先后发出两个通知，进一步强调了代表的质量。6月14日的通知要求：“代表质量要慎重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同时，必须注意代表质量和当地党的具体情况，郑重选择，不得滥竽充数。还要加紧提高警惕性，精密的考察人选。各地绝对保证不让敌探、奸细、叛徒等阶级敌人、暗害分子混入。7月21日，中央通知又强调，除原来的代表质量要求外，还要“注意选举当地有信仰的党与群众领袖”。
　　关于七大的代表成分，依照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须尽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成分尽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工人参加。但同时也强调代表的质量和当地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要求，除了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还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候补代表的总数为150名。遇到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以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未得补为正式代表之候补代表亦可出席大会，但无表决权。
　　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各地尽可能地通过选举产生七大代表，条件不具备的则采用指定方式。在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选举产生。在地方，由各地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或省委扩大会议选出；在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则由指定方式产生。1939年下半年，第一批七大代表开始产生。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是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七大代表。老同志回忆，正式选举前，先由中央组织部分析研究了各单位的情况，考虑哪几个单位可能选出几名代表，再由这些单位去进行民主选举。能否选上，是正式的代表还是候补的代表，完全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地方党组织产生的七大代表，如陕西、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晋冀豫、山东、福建、浙江、陕西省等地，是通过召开党员代表会，选举产生的七大代表。
　　在陕西，1939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扩大会议。时任中共蒲城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的彭毓泰(当时叫戴盛莲)参加了会议。她回忆说，会议由省委书记张德生主持，除陕西省委领导欧阳饮、赵伯平、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罗文治及各地分支部所派代表，还有当时参加陕西省委组织的党员训练班学员30余人。彭毓泰当时才20岁。会议召开了3天，主要是酝酿选举产生代表，代表的基本条件是必须具有两年以上的党龄。会上每个人介绍自己的经历，参加党组织后的活动，如何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工作等等。根据情况介绍，大会酝酿推荐提名，先后两次举手表决后，选举产生了参加中共七大的正式和候补代表7人。其中张浩为中央下派选举代表，其他为陕西地下党党员代表。其中有3名女代表。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是负责本省境内除陕甘宁边区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在安塞举行了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170名。会议总结第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并选举了边区出席七大的代表。其中，既有原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如林伯渠、贺龙、李富春、谢觉哉、关向应、萧劲光、王维舟、李维汉、谭政、余秋里等人；也有高岗、汪锋、马文瑞、王世泰、张德生、张秀山、贺晋年、阎红彦、刘景范、高朗亭、贾拓夫、高维嵩、陈国栋、张仲良、吴岱峰、康健民、李培福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同志。而且，陕甘宁边区的七大代表中，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同志占了大多数。这些代表来自党、政、军、民各阶层，具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时任中共三边地委书记的白治民、八路军留守兵团第5团政委李宗贵、陕甘宁边区第一河防司令部司令员黄罗斌也在这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七大的代表。1992年，七大代表黄罗斌在一次会上谈起1939年被选为代表的往事，有人认为不可信，怀疑当时党内就那么民主，党代表完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在陕甘宁边区确实如此。
　　1939年10月，中共晋西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山西岚县王狮村召开。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档案局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记载，会上，选举赵林、罗贵波、刘俊秀、慕纯农、张兰明、刘笃庆等为七大代表。12月7日至9日，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在山西隰县高家条村(今属交口县)主持召开全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此时，全区共有共产党员18383人。根据分配的名额，会议选举林枫、张稼夫、彭德、马平定、解学恭、梁树棠、王文达7人为七大代表。
　　1939年9月，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山西省武乡县东堡村召开。根据李雪峰回忆，大会选出的七大代表有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部长何英才，还有王孝慈、王维纲、王树声、关山复、陈敬贤、赵武城等。1939年秋，冀南区选出的七大代表为：中共冀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于光汉，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马国瑞，区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还有杨春华、杨俊亭、陈化增、朱德兴、袁泽民、牟海波等10余人。
　　1939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所属各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了出席七大的代表。胶东区党委在山东莱掖(莱阳、掖县)根据地的莱阳张各庄召开代表会。会前有个候选人名单，参加投票的约有五六十个人。代表会选举吕其恩、张修竹、于洪锦、李维真、冯肖山等地方党代表，也选了于眉和倪弄畔等军队代表。当选后，这些候选人还在会上表了态。
　　1939年召开的中共苏皖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七大代表。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是1939年9月1日在涡阳以北曹市集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豫、皖、苏边区的形势与任务，制定进一步开创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选出豫皖苏边区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出席七大的代表。
　　在福建，1939年7月22日至27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崇安县坑口乡村头村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19人，代表党员3000人。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记载，会上推选出席七大代表7名：范式人、聂显书、毛彪、陈振芳(程序)、方子明(方言)、彭莲玉、郭伊克(郭沉毅)，由范式人担任代表团主任。以后，又增补徐莲娇、许威等为七大代表。7名正式代表中省委委员、县委委员，都是老干部，工人1人、农民3人，女同志1人。候补代表3人均系老干部。其中工人出身、省委委员1人，农民出身1人，女同志1名。
　　在浙江，1939年7月21日，中共浙江省委在平阳县北港区凤卧乡冠尖山村召开全省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26名、列席代表9名，代表全省1.9万多名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省委，并选举刘英、龙跃、汪光焕、张麒麟、顾玉良、林一心、郑丹甫、杨思一、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和肖岗等12人为出席中共七大代表。
　　在湖南，1939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选出七大代表5人：湖南省常(德)益(阳)中心县委书记帅孟奇、湖南衡阳中心县委宣传委员欧阳方、湘乡县委委员、韶山区委书记毛朗明，以及李明秋、梁春阳。
　　在广东，1939年11月7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广东省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记载，讨论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并选举了出席七大代表。广东代表为古大存、区梦觉、唐初、方华、朱荣；香港代表为吴有恒、何潮、周材、钟明、周小鼎；赣南代表为杨尚奎，琼崖代表为李明、李黎明。
　　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七大代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晋冀豫区当时共有党员30150名。先是选出参加区的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正式代表135名其中妇女代表16名，列席代表137名，总共272名。然后在会上选举产生七大代表。这样的代表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但是，因为战争环境，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没有条件召集全体党员大会进行选举，因而采取召开干部会议选举或指定代表的方式。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敌后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也被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所属的北岳、冀西、冀中、冀热察等区域，代表产生情况并不完全一样。1939年夏，中共北岳区党委在阜平县召开为期一天的干部会议，选举了赵振声(李葆华)、王世勋、刘廉民、阮泊生、陈洪、许世平、李一弓等七大代表，时任中共河北易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的赵进，也参加会议并当选为七大代表。冀东区的七大代表吴德、阎达开等是组织指定的。中共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地委书记吴健民，冀中省委军委副主席、冀中区委社会部部长，代理过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公安局长的侯玉田等，是冀中区的七大代表。1939年底，中共晋察冀分局向中央报告出席七大代表名单，包括正式代表17名，候补代表9人。
　　在上海，1939年，上海党组织向中央报告，上海出席七大代表10人。其中正式代表6人：省委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入党3年、从事学生运动的省委学生委员会委员；入党2年半、曾任邮电支部书记，参加省委工人委员会的邮政工人；在县委工作、党龄2年半的煤工；党龄1年、在南通县委工作的小学教员。候补代表4人，有党龄3年半、在青浦工委工作的学生；有党龄2年的日本纱厂的党支部书记；有党龄2年、参加敌厂工委员会工作的日本工厂的党支部书记；有党龄1年半，参加省委职工分区委工作的银行职员。10人中有女同志1人。
　　在江苏，1939年11月24日，江苏省委派出7名代表去延安参加七大。这7名代表分布在工人、职员、学生、外县4个部门，其中工委为3名，职委1名，学委1名，外县工委2名，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在江西，1939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在赣州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团。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纂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记载，代表团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李辉、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部长罗其南、赣西北特委宣传部部长吴继周、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钟平、湘赣特委宣传部部长曾福如、妇女代表、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李健、青年代表、赣西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李毓琰组成。
　　1939年11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在广东梅县松源召开闽粤赣边区各县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各中心县委及各县代表共几十人，传达和学习中央有关决定，选举参加七大代表。当时中央给闽粤赣边区10个名额，并指定叶剑英、边章伍、方方为正式代表。叶剑英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和军委参谋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边章伍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高级联络参谋，方方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按规定，本地区代表要占40%，青年占20%，妇女占20%，正式代表要有实际斗争经验。会上选举了王维、苏惠、伍洪祥、谢南石为正式代表。王维作为梅县代表，苏惠作为妇女代表、伍洪祥作为青年代表，谢南石作为工人代表。这样，闽粤赣边区的正式代表是叶剑英、边章伍、方方加王维、苏惠、伍洪祥、谢南石，余下3个是部队名额。此外，还有2个候补名额，1个给福建方面，1个给广东方面。会上，由方方提议，会议通过，决定乌湫、方朗(女)为候补代表。方朗当时17岁，到6年后召开七大时，她才23岁，仍属于最年轻的一批代表之一。
　　部队系统的七大代表选举，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持。1939年6月2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向总部、晋察冀、冀中、萧克(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纵队彭雪枫、新四军并各兵团政治机关等发出关于党的七大选举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了部队选举七大代表的手续、代表名额分配、代表的质量要求，等等。
　　分配到各部队的代表名额为：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各19名；第129师、晋察冀各20名，山东纵队7名，总部10名，总数为95名。华中部队的代表数目由中原局分配，新四军由东南局分配。分配给新四军的名额为50名。这样，部队可计算的代表共为145名，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500名七大代表总数的2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对推选产生的七大代表具有很高的质量要求。当时中央要求的代表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1年党龄以上的正式党员，真能反映所属组织及各部工作，领导正确，具有威望的各级干部，并尽可能求得20%的工人成分和适当数量的下级干部，并须精密考察严防奸细叛徒。对上届的中央委员，规定由所在地单位选出。关于选举单位，部队的旅或师都可为选举单位，各选举单位包括其直属与附属单位。华北的抗大分校归入所在地单位。根据上述规定，各部队应以旅或师为选举单位，由支部直接选出代表出席旅的代表会，再由旅选出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但和地方党组织一样，不少部队因为条件限制，也是由部队党组织指定代表或派出代表参加七大。
　　八路军第115师、山东纵队相继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了出席七大的代表。晋察冀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舒同，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的校长陈伯钧等，被选为晋察冀军区的代表。1939年8月，活动在冀鲁地区的八路军选出的代表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直属(队)协理员胡廷，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党委委员、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阎玉森，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第3营教导员关星甫等；八路军第115师独立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任国章；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团特派员张阜民、政治指导员刘海明；第686团组织干事孙继峰；第115师师直特派员古德清；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教导员李贻树；八路军第115师第六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7团政治委员崔月楠等。
　　1939年8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9团第3营副教导员兼党总支宣传委员朱广泉，被选为七大代表。同他一个支部的战友回忆，当时选举代表是有明确条件的，必须是各方面都表现优秀的共产党员。如作战勇敢、工作先进，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等等。因为朱广泉表现突出，所以被选为七大代表。朱广泉回忆说，当时部队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1939年9月全团指战员共900余人，约有党员250余人。党员分布比较均衡，党的组织系统也比较完整，排有党小组，连有支部，营有分支部，团有总支部。在1939年8月全团党小组长以上的党员大会上，他被选为七大正式代表。在赴延安之前，他还参加了9月在沂水县岸堤镇召开的第一区党委代表大会。
　　朱广泉，山东省滕县羊庄镇南于村人，1920年2月15日生。幼时家庭生活艰辛，小学读书时经老师介绍，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后考入滕县滕文中学，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游击队，先后任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班、排政治战士。政治战士，就是在部队的班、排中发挥较多政治作用，做政治工作的人。朱广泉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第一期学习，1938年12月担任营副教导员。1939年8月当选为山东纵队的7名七大代表之一。
　　在寻访七大代表的过程中，笔者和朱广泉及他的战友杨斯德在一间十分普通的医院病房里见了面。杨斯德拉起朱广泉的手，表示亲切的问候。谈到当年七大代表的选举，杨将军赞不绝口，说当年选举七大代表十分严格、十分民主。我后来才知道，杨斯德原来是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策反将军”、电影《佩剑将军》的原型。杨斯德和朱广泉是一个县的老乡，但年龄小1岁多。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齐鲁大地时，他上学的滕县乡村师范学校被迫解散，失学的他投笔从戎，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因作战勇敢，其他方面也表现突出，他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被党组织选送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敌工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任山东纵队直辖第四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正是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七大代表的选举工作。被选为七大代表的朱广泉，参加七大后欲回山东，途中奉命转赴东北，随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并南下广州，后在海军部门任职。他一直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直到病重期间，仍不允许家属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本色!这是后话。
　　八路军第129师的七大代表，既有通过选举产生的，也有领导提名产生的。八路军第129师直属队有100多名党员，七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是组织上提出的，然后召开党代表会，最后选出的两名代表，一名是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徐立清，一名是师部直属队通讯连指导员陈光才。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政委刘伯坚回忆说，他们是根据党中央的通知，部队在河北枣强县张秀屯村召开部队党员会，由部队的党员直接开会选出代表。选出的代表先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一二九师再报党中央得到同意。他和纵队司令陈再道都当选为七大代表。但实际上后来陈再道因工作离不开，没有能出席七大。
　　八路军总部的七大代表选举时间稍晚些。1940年3月，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部召开了直属队党员代表会议，选举出席七大代表。当时政治部主任是康克清。按照党员比例，总部直属队应选出9名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了15名候选人，通过选举以得票最多的9名当选。时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英高被选为七大代表。
　　新四军代表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召开支队的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当选者有项英、任弼时、邓发、陈毅、袁国平、张鼎丞、谭震林、傅秋涛、戴季英等。其中既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也有支队副司令、团长、团政委、副团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副营长、通讯连连长、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部秘书长等等。候补代表还有政治教员、支队参谋长、教导队队长、副营长、政指员、组织干事、排长、教导员；既有军事干部，也有政工干部。
　　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于1939年9月1日在安徽涡阳以北曹市集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豫、皖、苏边区的形势与任务，制定进一步开创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选出豫皖苏边区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出席七大的代表。
　　中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指定部分代表。如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补充4名来自东北的七大正式代表，他们是：东北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和刘澜波、贾陶、张松(李范五)。到1945年春，已经产生的506名七大代表中，有384名是原来各地区代表会议干部会议选举的，占代表总数的75.1%。有122人是由当地党委推选的，占代表总数的24.9%。
　　按当时中央的要求，除了代表的政治质量，年龄方面也有要求，即代表年龄一般的为20岁以上。可是也有例外。七大山东代表团的王枫，刚满17周岁就当选为候补代表。1922年11月，王枫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县城。前面提到的方朗也是17岁当代表，但她是1923年人，比王枫还略小些。小学毕业后，王枫考入本县的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可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飞机轰炸，新河县城被炸，学校停课。王枫无学可上。她参加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接着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5岁。
　　不久，王枫被送到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学习。她学习努力，表现好。1938年11月初被派到山东定陶县鲁西区党委工作。在区委，她年纪最小，但做的工作可不少：管图书、管文件的发行、当机关中勤杂人员、警卫人员的文化教员，每天早晨还要吹哨集合机关全体人员上早操跑步，等等。因为工作多，她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工作任务如此繁重，她仍然坚持读书学习，有问题就向其他同志请教。
　　1939年初，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在区党委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机关党员干部都参加。传达的内容中有一条规定是不满18岁不准加入共产党。王枫听了吓了一跳，自己这时才17岁，怎么办?会后，她去找领导。领导说：你怕什么，文件上是说今后不满18岁不准入党，你已经是老党员了。听到这话，在场的人都笑了。王枫的工作表现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区党委的党刊《灯塔》发表文章表扬她。特别是在陆房战斗突围的危急关头，她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区委领导同志脱险，表现出勇敢无畏的精神，受到大家称赞。就这样，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王枫被选为七大代表。
　　在许多共产党员看来，当选七大代表不但是一种荣幸，而且是很高的政治荣誉。1945年七大召开时，马文瑞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的副部长。他回忆说，七大开会的前夕，当时在西北局统战部工作的乌兰夫来找他，说是想旁听。马文瑞觉得，乌兰夫是来自内蒙的老同志，曾留学苏联，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应该旁听。当正式代表没有办法，因为已经选过了。所以他就去找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彭真谈，说明乌兰夫的要求，他觉得应该同意。彭真也同意，然后向中央报告，中央也同意。于是，乌兰夫就参加了七大。不仅如此，乌兰夫在大会上还有个发言。旧中国是大汉族主义，欺压少数民族，把他们叫“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毛主席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少数民族问题时，把“夷”字改成“彝”字，那个“夷”字是带有鄙视的意思。乌兰夫在大会发言时对毛主席改这个字非常高兴，说明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后来进行选举时，乌兰夫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有些同志没有能够当选代表，非常着急，找到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有的还直接找到毛泽东。情况反映上去后，有的问题仍然未能解决。所以，毛泽东才在七大上讲：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一大、三大、五大。五大时，他作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但中央不通过，五大也没有采纳。所以，毛泽东在七大上说：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在筹备七大召开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根据各地党员的情况，对七大代表的名额进行过多次调整和增加。主要是党组织发展，党员人数在增加，所以七大的名额由最初的500名，增加到600名，1943年8月增加到720名，1945年春七大召开前夕增加为809名。但因各种原因，实际到会的代表为755名。
　　194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增加120名代表名额，主要分配给太行、太岳、冀察晋边区、山东、冀南、晋绥、陕甘宁等地区。8月1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太行分局、冀察晋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发出电报，明确了各地的名额，并说明各根据地各再推选的代表，由北方局及各分局决定分配及推选，不必召集大会选举。同时，各地代表须各区党委或地委或部队的负责同志，但任何有政治问题的人均不得为代表。
　　这次推选七大代表除了不必召集大会选举外，还和一点和以往不同的是：完全按地区产生，没有再分地方和部队系统。1945年出席七大的8个代表团，除中直、军直外，也主要是按地区，分为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大后方等代表团。同时，在一些代表团中保留了一些部队系统的小组，如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晋绥联防军组、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前总组等，更多的情况则是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混和编组。这种变化的发生，似乎同1942年后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一定关系。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各地党委为各该地区最高领导机关，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43年8月的七大代表名额没有再单列八路军、新四军，而是由各中央分局具体负责分配给各部队。
　　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区委，经过紧张而细致的推选工作，分别落实了新增代表名额。10月9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等，询问增派七大代表情况。10月23日，邓小平回电：冀鲁豫8人由崔天民率领，22日由太行动身，还有杨得志等二人尚未到太行；太行10人赵武城等均已先后动身；刘志坚、鲁大东、陈达等亦已先后动身；太岳决定10人，大约与彭德怀、薄一波一起动身。各代表最近才经太岳赴延安的，估计路程时间还须1个月。
　　邓小平亲自落实七大代表的增补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出席七大的晋冀鲁豫代表团的105名代表，其中有45%以上是在邓小平主持北方局后推选产生的。中央分配给各地的名额，许多代表团都有缺额。所以，预定的809名七大代表实际上没有到齐，差54名。但是，晋冀鲁豫代表团却是一个都不差，十分圆满地完成了推选代表的任务。这和邓小平的重视与努力有很大关系。
　　1945年春，又增补了一批七大代表。一方面是党员人数增加所以又增加了部分代表名额；一方面则是因为原来选举的一些代表，或因工作离不开没有能到延安，或是工作需要离开了延安，或是牺牲、去世，或是代表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等等，分配给各地的代表名额有空缺。为了保证大会的顺利召开，必须在短时间内加以补充。
　　由于时间有限，再由各地区党组织召集代表大会选举，或推举代表来延安，几乎不大可能；如果完全由各代表团从在延安的干部中指定，则有些地区指定的代表数额比例过大，会成为一个缺点。所以，中共中央最后决定：由各代表团在延安的干部中提出候选名单，用电报报告所代表的地区，由那里的党委批准，作为代表。这样执行的结果效果很好，既经过各地党委的审查，进一步保证了代表的质量；同时又得到了各地党委的支持。各代表团选举的候选名单，报告各地党委后，基本上都复电照准。在增补代表的过程中，各选举单位又有调整，原来单独组团的陕西和八路军总部两个单位，按中央分配名额增补代表以后，分别合并到陕甘宁边区代表团和晋冀鲁豫代表团。
　　七大代表的代表性非常广泛。从部队代表来看，按照总政的要求，既有“领导正确，具有威望的各级干部”，也有“适当数量的下级干部”，还有一些表现优秀的普通战士。1945年春补为七大候补代表的晋绥代表团成员尹宝鼎，开始没有查到任何相关的资料。后来，在兰州军区提供的《兰州军区英模谱·2》附录的第845页至847页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伊宝鼎，男，1909年生，晋绥军区直属第27团战士，1944年被晋绥军区授予“家务建设模范”的荣誉称号，并出席该军区第四届群英会。据老同志回忆，尹宝鼎是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第5团战士，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中的“为革命当家”的活动，1944年被评为晋绥军区的“家政模范”。这个情况和兰州军区提供的资料略有出入，但大体是吻合的。伊宝鼎，应该就是尹宝鼎。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没有能够查到尹宝鼎的下落和其他资料。据介绍，晋绥军区的一些部队后来进了新疆，所以兰州军区收集了一些当年的资料。
　　1944年，被晋绥军区授予荣誉称号并出席该军区第四届群英会的还有两名部队的七大代表，即被授予“模范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刘笃庆、张兰明。他俩在1939年10月的中共晋西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代表的。后来，分别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笔者在采访七大代表的过程中，很幸运地找到了他们，并请他们留下了自己对七大的珍贵回忆。
　　1945年春增补的七大代表共246人，主要是候补代表。如中直、军直代表团没有增补一名正式代表，但增补了26名候补代表。陕甘宁代表团是唯一的没有增补或补选代表的代表团。因为这个代表团得天独厚，就在大会召开的所在地，所以组建起来也比其他根据地的代表团要容易得多。有七大代表回忆，七大召开前夕，陆续发现有部队的郭化若、农民代表吴满有等10人没有选出，于是提出请边区政府补选。这个回忆不一定准确。实际上许多人早就当选了代表，只是没有集中到党校学习罢了。
　　在最后一批增补代表的过程中，许多代表由候补代表转为正式代表，但也有个别人由正式代表调整为候补代表。凡是由候补转为正式代表的，往往都是当选代表的时间比较长，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验；而由正式代表变为候补代表的，往往都是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发现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凡是问题严重的，都被取消了代表资格。这也是为了保证代表的政治质量。
　　有个别代表在资格审查中发现不符合要求，而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有的则是审查中没有办法核实，得不出明确结论而被暂时“挂”起来。如来自广西的七大代表陈序，到延安后因为审查中有些问题暂时没有办法搞清楚，被“挂”在那里，没有能够出席大会。大会结束后随部队到东北，尔后又南下，回到广西。和许多因故未能出席七大的代表一样，陈序把当选过七大代表，作为自己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而光荣的事情。当笔者在广西见到这位前辈时，他因高龄身体不适住在医院，听说我要了解七大的事，仍然激动不已，向我娓娓讲述他当年为参加七大到延安的过程和感受……七大召开时，原来选出但未能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224人。这些名额由候补和增补的代表加以递补。
　　关于七大代表的成分，中共中央曾提出过原则性的比例要求。如1939年6月14日中央选举七大代表的第二号通知要求：“代表成分依照六中全会之决定，尽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各地按照中央要求尽了最大努力。
　　对于工人成分，七大要求代表中有20%的工人成分。这和六大专门强调工人成分已有很大变化，也比较符合党长期在农村活动、建立农村根据地，党员队伍中工人成分较少的实际。可惜七大代表的资料不够完整，750多名代表只有668人有社会成分的说明，约占代表的88.8%。根据这一资料统计，七大代表的社会成分中，工人(含手工业工人)、学徒、店员167人，占22.2%；贫农100人，占13.2%；学生、教员401人，占53.3%。这对我们了解七大代表社会成分，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于妇女代表，中央曾提出要求占代表总数的10%，但实际上只有7.8%。出席七大的代表还是以男性为主，占到92.2%。出席七大的女代表共52名，他们是：
　　中直军直代表团的孟庆树、曹轶欧、张琴秋、刘英；陕甘宁代表团的白茜、白国英、惠枫林、王惠民(彭毓泰)、黄葳、李贞；晋察冀代表团的蔡畅、张兰英、张秀岩、蹇先佛、安建平、张瑞华、田映萱、陈静如、王敏、田秀涓、刘素菲；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刘秀梅(陈光)、刘亚雄、杨俊亭、康克清；山东代表团的史秀云、吴仲廉、何毅、王枫、李桂枝；华中代表团的危拱之、王建华(李建华)、曾志、罗琼、左英、张金保、周婉如、李珊、刘贞、徐莲娇；大后方代表团的邓颖超、区梦觉、廖似光、帅孟奇、钱瑛、贾琏、苏惠、方朗、危秀英、夏之栩、贺怡、张越霞。出席七大的8个代表团中，只有晋绥代表团全是清一色的男同志，没有一位女代表。
　　关于青年代表。七大代表中，23-30岁130人，占17.3%；31岁至40岁453人，占60.2%；41-50岁140人，占18.6%；51-60岁24人，占3.2%；61-69岁5人，占0.7%。即使是按30岁以下为青年人的标准，七大代表中的青年比例，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占总数10%的要求，甚至还有很大的突破。七大代表的年龄平均为36岁半。可以说，七大充满了青春活力。应该说，七大代表的比例基本上达到了中央的要求。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