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刘少奇等回延安

李蓉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山西潞城的八路军第129师师部经洛阳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国共关系因为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还比较紧张。以至于朱德的夫人、后来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向朱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坐法?康克清也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了，经过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但枪林弹雨闯过来，从来没有坐过敌人的监狱。朱德同样没有坐过监狱。所以他回答：不知道。康克清又问：我们两人一起坐牢还好办，遇事有个商量。若是分开怎么办?朱德说：当然分开。既然抓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两人关在一起。康克清听了，不免有些顾虑。
　　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笑着说：我的好同志，你放心，卫立煌这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反共摩擦不是他的本意，是他上面和下面的顽固派搞起来的。我们处处团结他，争取他，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左权派了一个很强的连队作为朱德的随行卫队。
　　朱德一行经过济源县的王屋山时，朱德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时又讲了这个故事。朱德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干一件事业必须有坚强的信心、恒心和毅力。过了王屋山，看到了汹涌澎湃的黄河。就要离开血战了3年的太行山，朱德激情满腔，思绪万千，赋诗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山，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峰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专门派人、派车在黄河边上接朱德到洛阳。谈判气氛也很融洽，朱德提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朱德后来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时特别强调团结中间分子的重要。他说，洛阳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中的地方，但因为有卫立煌这个中间力量在，情况比西安还要好些。几天后，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几天前刚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他们快两年没见面了。周恩来要去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两人在西安深入地交换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
　　这时，有一批准备到延安的干部、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西安，其中有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一天，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朱德不期而遇。周恩来说：现在去延安不像1937、1938年那样容易了，不过正巧有个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搭总司令的车队去延安，国民党特务机关是不敢为难的。5月24日，朱德一行分乘3辆大卡车驶向延安。途中，朱德提议拜谒黄帝陵。26日，朱德回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这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两年多。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交给他“发展华中”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按刘少奇10月4日给毛泽东的回电所说，华中形势大的转变已经实现，以后比较不稳，变化较少。华中的领导中心虽然还不健全，但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负责人不赞成刘少奇回延安，担心会“失掉中心”。但毛泽东坚持刘少奇回延安，只是可以缓期，以免“于目前工作不利”。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陈、姚，指陈毅、饶漱石(小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这样，刘少奇回延安之事便提上了日程。
　　为了坚持长期战争，建立各根据地间的联系，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建立秘密交通线的指示。1939年5月提出要“特别加强秘密交通网的建立，以保持上下联系”；1942年1月12日又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指示》，提出：为保证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迅速而安全的互相传送，除利用武装交通兵团公开护送外，所有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路线。
　　从1940～1945年期间，在苏北与鲁南之间，有一条纵贯华中和华北，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这条交通线从苏北地区出发，越过陇海铁路，经过鲁南地区，再穿过津浦铁路，到达太行山区，最终到达延安，这就是苏鲁交通线。1941年底，津浦铁路南北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山东分局和铁路北的海陵县邮局派人专程去铁路南，同东海县委和潼、宿、海中心县委一道研究建立交通线的问题。1942年后，逐步形成了从山东根据地通过古龙岗、刘湾、彭宅、张谷、赵庄、安峰山、大稠等交通站的秘密交通线。交通线出陇海铁路南东海县之后，又分东西两线，东线经过沭阳，西线经过宿迁，最终到达盐阜一带；向北海陵县经过莒南线夏庄，再经过鲁南天宝山根据地，穿过津浦铁路，到达太行山根据地。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赴延安的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第115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征途。
　　山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是全国重要的抗日基地。所以，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在回延安的途中，帮助解决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分歧。这样，重任在肩的刘少奇在淮北区党委所在地的周村短暂停留，听取邓子恢、彭雪枫等汇报工作后，又上路了。3月底，他们安全通过了陇海铁路，进入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因为是根据地，他们和此前夜行晓宿不同，开始在白天行军。4月初，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所在地，位于沂蒙山区南麓的临沭县朱矾村。
　　因为毛泽东寄予重托，指出“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掌握山东任务须请”刘少奇“担负之”。刘少奇一到山东就开始紧张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了解了山东的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山东工作很快有了好转。但因为日本侵略军在华北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敌情异常严重。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这样，刘少奇便随着师部，在鲁南和苏北一带同日军“兜圈子”。
　　7月下旬，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近4个月后，又踏上了回延安之路。从山东到延安，还要经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根据交通情况和沿途敌情，山东分局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队一个营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化装护送。多数同志主张第一方案，刘少奇却毅然同意第二个方案即由铁道游击队护送。为了减少目标隐蔽行动，原准备同刘少奇一起赴延安的华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军军部，其中，后来成为解放军将军的吴信泉也是和刘少奇走了一段路后回华中的干部之一。刘少奇只带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十几个人继续前行。每日行走约90里，过封锁线时达到100余里。渡过沭河、沂河，经临沂、费县和抱犊崮山区的滕县，他们到达枣庄西南，然后由鲁南的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过津浦铁路。一天凌晨，离日军重兵驻守的津浦铁路还有七八里地时，由于日军封锁太严，白天无法通过。他们只好在一个村子住下来，等到第二天晚上再行动。
　　当他们走到离铁路还有三四百米时，敌人的巡逻车开了过来，他们赶快沿着沙河边隐蔽下来。津浦铁路有日军重兵把守，岗楼碉堡林立。铁道游击队选择了从临城到沙沟之间的干沙河处。这里有一个涵洞从铁路下穿过，比较容易隐蔽和穿过。敌人的巡逻车没有发现什么，乱打了一阵机枪，又突突地向沙沟方向开去了。铁道游击队赶忙掩护着刘少奇等一溜小跑，从涵洞穿过了铁路，接着离开干沙河，避开大道，插向小路，直向微山湖挺进。
　　当时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碉堡林立。只有微山湖是抗日根据地，是华东、华中通向延安的唯一通道。湖西军分区派人到湖边迎接，并请刘少奇坐船沿王鲁河，穿芦苇，驶向湖心的大捐村西南，在一个芦苇包围的沙峪上落了脚，住到渔民的一只船上。一路上，刘少奇问护送的游击队员，用什么枪，开展哪些对敌斗争，湖区群众的生活怎么样等等。因为敌人正在对湖西地区进行“扫荡”，敌情严重，不能轻举妄动。刘少奇坐着船在微山湖里隐蔽了几天。他在船上翻阅和批改文件，听取汇报，了解当地的党政建设和斗争情况，鼓励当地的党政负责人坚定信念，团结战斗，保住这条水上交通线。
　　湖西军分区骑兵连和刘少奇等取得了联系，于是，刘少奇一行继续前进。他们在党委所在的江苏丰县同湖西军分区派出的骑兵连取得联系，并由骑兵连护送骑马跑了一天一夜，路上还遇到了敌人，同日伪军的侦察小分队交了火。随即才到达鲁西区党委管辖区。在这里，刘少奇帮助鲁西区党委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比较突出的帮会问题。8月下旬，刘少奇等渡过卫河，由河南进入河北。前面就是平汉铁路，日军防范特别严密。地方党组织决定刘少奇一行分成几批行动。
　　刘少奇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的精心安排下，搞了一张通行证，通过伪军关系乘坐小汽车，在白天顺利地通过了平汉路线。其他人则穿便衣殿后。沿着平汉铁路，敌人挖有数道深宽各丈余的封锁沟，每隔500多米筑一座碉堡，驻一小队日军把守。动身前，刘少奇让随行的同志每人准备一盒火柴和几元钱，以防万一被敌人打散，立即把文件烧掉。过第一道封锁沟是一个身着伪军服装的地下工作者带路。第三天晚上没有地方住宿，临时决定继续赶路，找了当地的一个伪保长带路。刘少奇的副官对保长说：我们是八路军，从太行山下来的，现在叫你送我们过沟，放老实点。伪保长连连点头，随后便在前面带路，快到炮楼时，要大家放轻脚步，日军喝问时，由他出面应付，这样便安全地过了剩下的几道封锁沟。过了封锁沟，又抓到一个到游击区来捞外财的伪军，于是放了伪保长回去，由伪军带路。这天夜里，走了100多里路。
　　冀鲁豫地区的秘密交通线，由冀鲁豫区党委交通科具体负责。1941年7月1日，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交通科有30多人，另外有一个十几个人的武装交通队，任务就是传送党内文件和护送干部，以及收集敌伪情报等。根据北方局和区党委关于加强秘密交通的指示，区党委领导的七个地区和巨(野)南工委都设有交通科，各县委设有交通股(站)并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路：一是建立了濮范观中心区的中心交通总站，并先后在范县吴堤头、濮县小陈庄、张台、陈堤口等地建立了交通联络站。二是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联络建立了南、北、中一、中二4条地下交通线。
　　北线，从观城起，过南乐、大名、成安、魏县、临漳、磁县，中间通过卫河、漳河、平汉路封锁线，直达太行区磁县贾壁交通站，长达150余公里。这条线主要是传送党内文件。中线一，从濮县起，过清丰、内黄、汤阴、安阳、林县，中间通过卫河、安阳河、平汉路封锁线，直达太行区林县任村和磁县贾壁交通站,长达150余公里，这条线也是主要传送党内文件。中线二，从内黄县井店起，过汤阴、浚县、老关嘴、乔村、三角、青山、蚕姑，中间通过平汉路封锁线，直达太行林县临淇镇交通站。这条线主要护送干部。南线；从封邱、延律两县结合部起，过淇县、辉县，中间通过卫河，平汉路封锁线，直达太行林县临淇镇交通站。这条线既护送干部，又传递党内文件。刘少奇就是经过这条地下交通线到太行山的。
　　9月上旬，刘少奇到达八路军第129师师部所在地的涉县赤岸村，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热情接待，并请他吃饭，吃的东西只有干羊肉。那已经是当时能弄到的最好的东西了。几十年后，邓小平对女儿谈起刘少奇过太行的情景时如是说。刘少奇从太行给延安和华中各发了一封电报报个平安。9月21日，毛泽东回电，对刘少奇安全抵达太行的消息后非常欣慰，希望刘少奇短期休息后来延安，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为了便于刘少奇了解最近时局情况，毛泽东还将情况告之八路军总部，以供刘少奇索取阅读。同时，毛泽东要刘少奇“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刘少奇收到电报后，便赶到70多里路的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晋东南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兼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并一起研究冀中大“扫荡”和八路军总部的工作，还听取了冀中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帮助总结群众创造的地道战的经验等等。在北方局期间，刘少奇还进一步考察华北工作，并与华中工作进行比较，对华北工作提出意见。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刘少奇的行程。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询问：刘少奇是否还在八路军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10月下旬，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告一段落后，继续向太岳山区西行。这里山峦起伏，他们翻山越岭，几天后的一个夜里，赶到了太岳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晋东南沁源县的阎寨村。这时，日军对太岳地区发动了秋季作战，企图分东面和北面合击太岳军区司令部。因此，他们到后只休息了片刻，便随着太岳区党委和军区紧急转移，在山里转来转去，躲过了敌人好几次“扫荡”。
　　在太岳区频繁的转移中，刘少奇又发现了群众的一个伟大创造——地雷战。他听陈赓汇报民兵游击队用地雷炸日军的情况，非常重视。他说，地雷战也可说是群众创造的一种较突出的斗争形式，很值得我们重视。还建议太岳区党委总结和研究这方面的经验。从地道战到地雷战，刘少奇走一路看一路，一路进行调查研究。他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并从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及时推广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些适合中国特点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刘少奇的这些发现，可以说是“伟大”的发现。经过他的概括和提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更为丰富的形式，更为突出的人民战争的特点!
　　因为考虑到刘少奇的安全，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建议刘少奇一行同军区机关分开行动，以脱离敌人“扫荡”区，待机继续前行。于是，刘少奇等转移到沁源县东北端的一个小山村。这里位于几个县的交界，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离日军据点比较远。晋西南工委接过了护送刘少奇到晋绥的任务。当时中共平介县委书记成克具体负责这次护送工作。
　　成克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这年11月，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经过太岳区，由洪赵支队武装护送到山西平遥介休一带，当时叫平介县。成克说：在现在的地图上是找不到平介县的。因为这个县实际上包括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四县的各一部分，位于晋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汾河“河套”之称。当时的日军在此地区建立层层防线，处处设置据点，实行外线包围、内线分割，以达到他们完全统治的目的。
　　刘少奇要经过的平(遥)介(休)一带，是华东、华北和陕北联系的一条要道，也是日军统治的一个重要地区。敌人沿着同蒲铁路、汾河和太原至汾阳公路的两侧，设置了三道异常复杂的封锁线，企图割断陕北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割断晋东南和晋西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当时，从晋东南的太岳区到晋西北的晋绥区，中间要横跨150里的晋中大平原，要通过平遥和祁县、文水和汾阳之间星罗棋布的敌据点，要穿过敌人数十座戒备森严的碉堡，要越过敌人几道互相交织的军用公路和封锁沟。加之时值晚秋，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没有青纱帐了，隐蔽比较困难，只得夜间赶路，但一夜又走不过去，必须在敌占区停留一天。
　　为了确保刘少奇的安全，晋西南工委书记担任护送刘少奇过晋中的总指挥，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营的兵力，住在太岳山边的一个小山庄。毛泽东得知刘少奇即将通过同蒲路，也在11月16日致电八路军第120师领导人林枫等，要求在派人接护刘少奇时过路时要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时间紧迫，必须精心谋划，保证万无一失。中共平介县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部署。此时担任中共平介县委书记的成克，还有一个头衔，即担任中共晋西南工委在平遥介休铁路北建立的过平遥介休铁北办事处主任。他向刘少奇和晋西南工委领导汇报了县委的部署。刘少奇了解了该地区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觉悟，随即和晋西南工委领导研究，决定停止部队护送，改由群众掩护通过。刘少奇仍装扮成商人，化名许行仁。
　　刘少奇站起来对成克等人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布置过路的一切了，我完全听从你们的安排。因此，成克和其他同志进一步检查了沿途的情报站、交通站和宿营地，在同蒲铁路和汾河渡口设置了武装交通队、秘密游击小组和地下党员，等候接应。交通队对外称武工队，都是从经过战斗考验的战士中选拔出来的。沿途各据点附近都布置了群众武装监视敌情，一旦敌人出发，以点火为信，鸣枪为号。交通线各村都设有岗哨和情报员，负责联络工作。为了照顾刘少奇的身体，缩短行军时间，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还准备了自行车，组成车子队。
　　踏着夕阳的余辉，队伍出发了。晋西南工委领导率部队送了一段路后和刘少奇等分手，并有意地和敌人接触，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平介县委组织的武工队员和刘少奇的警卫员乘着朦胧夜色，护送刘少奇躲开敌人的巡逻队，于当天深夜越过同蒲路，并很快与平川接应人员取得了联系，随即到达文水县徐家镇的汾河渡口。
　　这个渡口不大，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点。敌人早已注意到这个渡口，一到黑夜就把船只拉走或打伏击。这时正是敌人秋“征”的紧张时期，党组织秘密发动群众，在刘少奇通过的前一天，想尽一切办法拖延送粮。等到刘少奇通过的这一天，便组织河西群众送粮。从白天敷衍到晚上，敌人见晚上还有人运送，也就信以为真了。这样，不仅得到了船只，还有群众的掩护。当天夜里，车子队一到渡口，就飞速地渡过了急湍的汾河，到达对岸。
　　顺利渡过汾河后，车子队在黑夜中迅速地经平遥的东良庄、回回堡，到达仁庄。此时已是深夜1点过了。仁庄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有“小延安”之称。到了这里，大家的心情比较放松了。有的同志对车子队黑夜中高超的骑车技术啧啧称奇，刘少奇也对护送人员感兴趣。他问成克：都是侦察员吗?成克回答：都是我们的侦察员；但他们又是敌人的“情报员”。他们可以随时侦察敌人，又不害怕敌人。刘少奇听了说：这很好，很需要这样的人。刘少奇一行在仁庄住下。
　　仁庄的四周都有敌人的据点，近的五六里，远的也不过十里之遥。天一亮，各据点的敌人都接到了群众送来的“平安无事”的情报。而地方党和群众早已在仁庄的村口、门前、屋顶等处布上了岗哨。有的扛上农具假装下地，有的装着在村外放羊。他们约定是暗号是，万一发现敌情，牧童就用铲子扬土，农夫就高唱山歌，村里放哨的就喊小孩，或高声追鸡打狗，用此来报告敌情。这天夜里，为了封锁消息，群众主动不出村，外村来串亲的也主动在仁庄留宿。刘少奇在仁庄村东一个偏僻的院落里平安地住了一天。房东是个小商人，招待十分热情周到，还给刘少奇包了一顿饺子吃。
　　傍晚，刘少奇一行继续向晋西北进发。为了照顾刘少奇的身体，成克等特意准备了一辆大车。走到文水县苏家堡一座荒凉的古庙旁，大车停下来等待与接应部队联系的交通员归来。可时间一个一个小时的过去了，一直等到半夜，仍不见人影。于是又派一侦察员前去探路。侦察员回来报告，前边上贤村一带路断人绝，四处鸦雀无声，像死一样的沉寂。据文水县孝义镇和汾阳县上贤村的老百姓说，敌人天刚黑就出发了，兵力较多，动向不明。
　　这样一来，护送的同志犹豫了，继续前行，强行通过，害怕中了敌人的埋伏；不通过吧，怕在敌后多住一天存在更多的危险。成克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同。刘少奇听后沉着而镇静地进行了分析，说可以返回仁庄去，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再隐蔽一天是可以的。于是，刘少奇一行又返回仁庄，连夜组织安排，都新换了住处，化整为零隐蔽在群众家中，加强戒备，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天。事后才知道，敌人风闻有队伍要经过，在孝义镇和上贤村之间设下了埋伏。但晋西南工委领导人率领的部队在平遥城南积极活动迷惑了敌人，所以敌人撤走了伏兵并同晋西南的部队激战。
　　第三天傍晚，这一行人又从仁庄出发，轻装上路。他们不骑骡马，不走大路，而是要顺着靠近敌据点的田间小路步行60多里。护送的同志开始担心，刘少奇的身体能否承受。因为这60多里地大部分是敌占区，少部分是敌我游击区。刘少奇看出了护送人员的担心和犹豫，表示说：我们的任务是安全通过，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呢?什么事情都是一样，只有艰苦奋斗，才能获得胜利。行动方案就这样决定了。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成克对护送人员作了动员，鼓励大家要准备吃苦，保证任务的胜利完成。
　　天刚黑，队伍就出发了。道路狭窄和凹凸不平，有的地方还很泥泞。为了出敌不意，他们挨近敌人据点附近的田野穿过。来到太汾公路附近，又深又宽的外沟挡住了去路。大家招呼刘少奇，而刘少奇却扭转身子去拉其他同志。
　　越过太汾公路后，大家没有敢松气，一直向边山前进。翻过丘陵地带，紧接着是沙石山坡，翻过一个个山岭，道路越来越崎岖，山坡越来越高。冬天的西北风尖利地呼啸着，刮起的飞沙走石扑打在大家的脸颊上像刀割一样的疼。身上的棉衣抵御不住彻骨的严寒，冻得周身都麻木了。虽然大家气喘吁吁，越来越累，但却知道安全“系数”越来越高了。刘少奇看到大家已经十分疲劳，提议是不是让大家休息一下。可大家却一心想尽快把刘少奇送到更安全的地方。
　　晚上12点半，队伍到了文水县的康家堡。这里经常有敌人奔袭“扫荡”。成克想让已经又累又渴的大伙儿稍事休息一下，特别是要找匹牲口让刘少奇骑。但村里除了一位老人外，村里的老乡因为害怕敌人“扫荡”，都牵着牲口、赶上羊群躲到后山去了。牲口没有找到，大家只能和衣休息几小时，在天亮前离开康家堡。
　　走着走着，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看着路旁的不少肥沃田地荒芜了，有些早已熟了的庄稼，倒伏在地上，没有人收获，看着这些因为敌人“扫荡”造成的萧条景象，刘少奇不时问到这一带对敌斗争和老百姓逃亡的情况。他还提出，不能单靠部队，地方干部应发动群众和敌人斗争，领导群众搞好生产。他这种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的作风，给同行的成克留下很深的印象。
　　终于，前边的交通员与晋西北迎接刘少奇的部队侦察员联络上了。大家都很高兴。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奔波，终于摆脱了日军。成克告诉侦察员，赶快回去报告首长，派几匹马来就行了。很快，部队派出几匹战马。刘少奇等大家把行装搭上马后，才和其他同志一起上马前行。
　　晋西北的部队就住在崖头村。刘少奇一行还没到村头，部队的负责同志已出来迎接。时任八路军团长的杨秀山走在最前面。刘少奇到崖头村后，首先想到接送的同志们一路辛苦了，让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分别的时候还送给成克等人一些子弹。然后，刘少奇由晋绥三分区部队接送过离岚公路，直奔八路军第120师师部。12月初到达晋西北区党委所在地的山西兴县。
　　在兴县期间，刘少奇听取了工作汇报，出席了晋西北干部会议，并于12月9日、10日接连两天为会议作《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他还对领导群众运动时要注意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领袖；群众运动中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对待等问题加以阐述。
　　刘少奇在晋西北谈群众运动，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一路上和成克谈到群众工作问题外，还和彭德怀有关。据杨尚昆回忆，听彭德怀讲，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经过太行时，和彭德怀交谈时，批评太行发动群众不够，批评得很尖锐，彭德怀接受不了，两人都拍了桌子。实际上这只是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但刘少奇对群众运动非常重视，因而才会作专门的报告。
　　在晋西北停留两个星期后，刘少奇疲劳的身体稍稍得以恢复后又继续前进。这期间，贺龙给刘少奇做了一件皮大衣，刘少奇一直到60年代访问苏联时还穿着它。以后行程都在根据地内，十几里路一个兵站，由兵站沿途一站一站往前送。
　　12月中下旬，刘少奇由晋西北跨过黄河，进入陕北米脂、绥德、清涧、延川。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回到延安。途经山东、冀鲁豫、冀中、晋绥，历时9个月，穿越了敌人103道封锁线，安全回到了延安。总结这次远征时，刘少奇曾幽默地说：我们也等于进行了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大家吃尽了千辛万苦。
　　1943年元旦的晚上，中央办公厅在新落成的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晚会并欢迎刚从华中敌后归来的刘少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来到会场，和大家共度新年。毛泽东在会上讲话：1943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学习。他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和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的情况。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整个会场弥漫着欢乐的气氛。
　　1943年7月以后，七大的准备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7月17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如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8月1日，中央政治局对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明确宣布“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等同志回延安出席大会。
　　8月27日，聂荣臻同吕正操率领的7个团从晋察冀边区动身回延安。晋察冀根据地的七大代表是分批走的。最早的一批是1940年，有舒同、袁升平、陈伯钧等。后来又去了一批。这次聂荣臻率领的，已经是第三批了。聂荣臻回延安，既是向中央汇报工作，也是为了参加七大。而和聂荣臻同行的，还有奉命率部队调往晋绥的吕正操，晋察冀地区新增补的20多名七大代表。他们中有北岳区三分区地委书记刘杰、四军分区副政委王宗槐，程世才、张瑞华、郑天翔、刘慎之、张逢时、王兆汉(赵汉)、贾梦月、张晓东、王凤斋等。
　　王宗槐是接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打来电话，告诉他有要事，第二天赶回城南庄花山沟的军区政治部的。朱良才见他回来就说：七大要开了，你跟聂司令员一块去，两天后上路，快做准备吧，但一定要严格保密。要说准备，倒也简单，王宗槐的全部家当都在马背上，学习材料揣在口袋里。朱良才让供给部的同志发给他30元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做零花钱，还给他赶制了一套新军装，草绿色的，大翻领上衣，大宽腿马裤，既合身，又精神。后来，王宗槐在延安杨家岭礼堂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还称赞说：晋察冀的军装好啊，样子好，颜色也好。
　　大致准备就绪后，聂荣臻等上路了。从阜平到延安，要经过好几个县的沦陷区，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以东需要武装护送。刚好，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的第17、第22、第26团调归晋绥军区，由吕正操率领。蔡长元率领的晋察冀青年支队、曾美率领的河北(滹沱河北岸)区队，也奉命担任护送任务。这样，聂荣臻等在吕正操率领的第17团、第22团护送下行动。王宗槐和王凤斋、王兆汉、刘杰、刘慎之、郑天翔、黄庆熙、张逢时等七位地方干部跟随第26团行动。这个团的团长和政委很有作战经验，有他们护送是很让人放心的。
　　当时，敌情很严重，原来是抗日根据地的五台县县城都被日军占领了。出发第二天，得知敌人准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敌军正由同蒲铁路线向抗日根据地推进，聂荣臻一行即在龙泉关附近一带山地休息隐蔽约四五天。考虑到部队西进的意图可能暴露了，聂荣臻决定改变原订从正太路、同蒲路之间的大山中通过的方案，改为从五台以北过同蒲路的方案。他们大都是夜间赶路，尽量走山野小道。9月6日，到了五台北的八塔堡子。8日到中解口。9日急行军，夜间从代县、阳明堡之间穿过，在宁武县城以北越过同蒲路，翻过摩天岭等几座大山，终于冲出了日军的封锁线。9月12日，聂荣臻在致电萧克等说明路上情况，提醒他们要警惕敌人的“扫荡”。16日，聂荣臻一行进入岢岚县境内。这里是贺龙第120师的根据地，已经很安全了。完成了护送任务的河北区队和青年支队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余三个团留驻岢岚、兴县一带，编归第120师建制。吕正操担任了晋绥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等在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个晚上。接着从岢岚出发，继续前进。9月18日进入兴县县境。在兴县蔡家崖休息几天后，又踏上行军路。9月26日，他们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于10月上旬到达延安。先后跋涉了近两个月。过封锁线时，因为人多势众，部队有时白天也从敌据点前面通过。总的来看，他们到延安的道路还算比较顺利。虽然经过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跨过同蒲铁路，但毕竟只走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抗战后期，八路军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增强，又有武装力量接送，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同时聂荣臻等也重视安全问题，小心选择回延安的安全道路。
　　聂荣臻等还在回延安的路上，彭德怀、刘伯承等一行20多人也于1943年9月从太行启程回延安。9月1O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麻田八路军总部启程，准备回延安出席七大。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从而独当一面，挑起了晋冀鲁豫地区党政领导的重任。在八路军参谋长刘伯承离开后，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工作。
　　彭德怀、刘伯承等没有像担任第二战区副总司令的朱德那样受到礼遇。他们是由太行第二分区和晋绥第八分区两分区的交通队共同接送，同刘少奇一样，也是从晋中过敌人封锁很严的同蒲铁路。经过细心准备，过铁路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在过汾河后却出现了险情。
　　在清源县长头汾河渡口，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为他们准备了仅有的一条能载七八个人的小木船，掩护首长乘船，其余人员趟水过河。他们从清源和枣元头两据点之间的下固驿村通过太汾公路，一口气走了六七十里的夜路。拂晓，到达清源边山。正待休息，忽听西边山坳里响起了枪声，而且越来越密，还能听得出有重机枪和掷弹筒的爆炸声。不久，得到报告说，清源城四五百名敌人向这里开来。护送人员感到十分紧张。
　　刘伯承却笑着说：“莫来头，不要那么紧张嘛!敌人来了我们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彭德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说：“看来敌人不是朝我们来的。”不出所料，枪声响了不久，前来接应首长的清太徐游击第四大队就赶到了。他们向首长报告，刚才这股敌人是在草庄头据点被我们刚刚挤掉后，从清源前往草庄头企图报复的，在途中，与八路军接上了火，被打退了。
　　沿途，彭德怀和刘伯承向护送人员询问了草庄头战斗的情况，第八分区部队的情况，开展对敌斗争“挤敌人”的情况，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当晚住宿在下石沙兵站，军分区副参谋长吕怀中率部在那里迎接。首长们见到草庄头战斗的指挥员吕怀中，进一步询问了草庄头的作战经过。吕怀中详细汇报后，彭德怀表扬了在草庄头作战的部队，并对他们说：“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好，经过了精心组织计划，集中兵力对付敌人，部署得好。”刘伯承接着说：“还有一条是里应外合。”
　　到了兴县，彭德怀指示晋绥军区，把八分区“挤敌人”的草庄头战斗作为典型战例通报全军。鉴于八分区部队少，战斗任务和交通接送任务繁重，彭德怀还建议中央军委给分区增派部队。不久，军委指示晋绥军区从冀中过来的部队中抽调了两个团到八分区。
　　1943年10月上旬，彭德怀、刘伯承等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和堡垒群，从太行山，经榆次、太谷、清源、兴县、绥德，最后安全抵达延安，历时一个月。
　　和彭德怀等同时从太行山回延安的还有其他的七大代表。1943年九九登高这天，晋冀豫区党委组织了太行山的七大代表到延安，赵德尊、王维刚、赵武城、申之澜等几个人同行。赵德尊是六地委书记，王维刚当时是八地委书记，赵武城是三地委的，申之澜是做青年团工作的，也是这一行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还有王震的爱人到延安学习，和大家同行。一路大家关心她，过河时王维刚拉着她。在到延安的路上，遇到敌人“扫荡”，铁路线、公路线都被敌人封锁了。他们几个人在山上，没有饭吃，就吃松蘑充饥。没有部队护送，但一路上有人接应，他们沿着秘密的交通线，一站一站地被送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他们从太行到延安，步行了1个多月，到达的时间大概是10月中旬。
　　陈毅是11月25日离开华中新四军军部驻地江苏盱眙县黄花塘前往延安出席七大的。此前的8月16日，中央书记处电告他和饶漱石：要求华中各师抽10至20人到延安参加七大。在他们汇报整风情况和请示参加七大人选问题后，毛泽东、刘少奇于9月2日给予了答复。11月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8日，陈毅接到通知。
　　略作准备，陈毅将妻儿托付给其他同志照顾，于11月25日踏上去延安之路。临别时，他浮想联翩，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诗一首。其中既有对同志亲人的眷恋，“战斗相依久，初别意怆然。长记叮咛语，早去复早还”；也有对征途艰难的估计，“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还有对延安的向往和对会见老战友的喜悦，“行行过太行，迢迢赴延安。细细问故旧，星星数鬓斑。众星何灿烂，北斗在延安。大海有波涛，飞向清凉山”。
　　在副官和警卫员的护送下，陈毅先过洪泽湖，到达半城新四军第四师师部，见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陈毅赴延安后，由张云逸代理军长一职。两人谈心并道别。第二天，陈毅到达新行圩子新四军第九旅的驻地，受到旅长韦国清的热情接待。11月27日晚，陈毅离开新行圩子，经皂河以西约20里的王马路，在淮北第三地委书记兼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康志强等人的迎接下，于次日拂晓到达古邳以东6里地的军分区司令部驻地五工头。是日，陈毅作诗一首：“夜走泗宿道，晨过旧黄河。古邳解鞍马，煮酒醉颜酡。半规残月照，铁骑送长征。百里吠村犬，穿插敌伪惊。畅游根据地，沿途劳送迎。相见问安好，老苍惊故人。”
　　在军分区驻地，陈毅听取了工作汇报，肯定了该地区的工作。他嘱咐道：这里靠近徐州，北边是陇海铁路，南边是海郑公路，东边是运河的三角狭长地带，能巩固地向前发展是不易的。这里又是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之一，战略位置重要，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继续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淮北第三地委和军分区将过去战斗中缴获、由机要科长期保存的一些金条和一个金弥勒佛交陈毅转送中央，作为向七大的献礼。
　　这天黄昏，陈毅随军分区机关移驻望山以西约20多里的石匣。第二天黄昏，陈毅在一个连和一个便衣侦察班的护送下，经单集以东过陇海路，夜里10点左右通过国民党苏鲁边区游击司令部统治的不老河两岸。陈毅交代当地同志，要设法搞开这个地区，打通这个交通线。
　　12月1日拂晓前，陈毅到达运河支队驻地北许杨村。由运河支队送到枣庄以西的临城(今薛城)。前两天很顺利，但第三天行至滕县境内弯榆村时，突然从敌人据点里跑出来一名伪军。护送的队伍紧紧地把陈毅围在中间。这伪军见到荷枪实弹的队伍，拔腿就逃，两名战士追上去缴了他的械。原来是个开小差的伪军。虚惊了这一场。陈毅一行又继续往前。
　　这天黄昏，陈毅在运河支队负责人的护送下，从邳州城南巨山新四军第三军分区到枣庄以西的临城、沙沟之间津浦铁路东侧的茶棚村，同“铁道游击队”——鲁南军区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等取得联系。在刘金山等护送下，陈毅通过铁路到达路西，又在鲁南军区独立支队副政委杨广立等人迎接下，从微山湖边的葫芦头上小木船，抵达湖中一个鸭墩上的芦苇棚休息。并作《过微山湖》诗一首。随后，陈毅在微山湖逗留到12月4日。由杨广立等护送去湖西。
　　12月上中旬，陈毅经经沛县、丰县、曹县南部地区，并作《过曹南》诗一首。12月中下旬经过旧黄河，陈毅又作《再过旧黄河》诗一首。毛泽东关心陈毅的途中安全，于12月25日电嘱太行山的邓小平：“陈毅同志到时，请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大会要在四月后开”。而陈毅此时尚未抵达太行山。12月底，陈毅经过安阳附近，而后越过平汉铁路，沿着清漳河北行。途中，陈毅曾作词《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从词中可以想象一路的危险与艰辛。
　　然后，陈毅抵达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与邓小平、滕代远等会见。1月14日，陈毅在太行山致电毛泽东，报告说将在太行了解整风经验后再赴延安。
　　1944年春节是1月15日，陈毅是在太行山上过的。不等过大年十五的元宵节，陈毅就于2月初离开八路军总部西进。途中遭遇了一场大雪，他被迫在一偏僻山村停留。充满诗人情怀的陈毅又作诗一首《由太行山西行阻雪》，其中写道：“浩歌赋太行，壮志不可夺。歌罢祝天晓，一鞭汾河过。”
　　在过太谷县南山水晶坡时，陈毅又一次为大雪所阻。“地冻天寒西北行”，“最是荒村风雪夜”。他不禁在深夜里思念夫人，夜不能寐……有诗为证：“思君吟咏到天明”。
　　2月8日元宵节，陈毅抵达太谷县胡家坪。从太谷过同蒲路，就是晋绥区的范围了。在胡家坪，陈毅写下一首诗，描写了他见到元宵夜花灯时的喜悦心情：“敲冰踏雪麦坪前，半夜山村犹未眠。点点花灯当户照，齐占胜利在今年。”
　　陈毅从太行到晋绥，也和其他走过这条路的七大代表一样，穿汾河平原、越过同蒲路封锁线，夜渡汾河，然后西行。不同的是，陈毅过这段路时，不仅是便装，而且是经过化装才顺利通过的。
　　因为原定的路线有了敌情，护送陈毅的交通队只好临时绕道群众基础好的文水县云周西村，准备在此住一天后，晚上再走。不料，文水城、下曲镇、信贤、裴家会的敌人出动了，像是来这一带活动的。这样，天黑前必须化装出发，不能停留。这样，陈毅一改原来的绅士打扮，脱掉长衫，换上山西农民的旧棉袄，头上包了块羊肚子毛巾，躺在马车上装病。
　　云周西村党支部书记装扮成陈毅的儿子，送“父亲”到城里看病。警卫员也装成农民的模样坐在车上。交通员化整为零，分散在大车前后保护。为应急，陈毅学了一阵山西话，总学不像，只得装睡。倘若遇上敌人盘查，就哼哼呀呀装哑巴。就这样，平安地过了太汾公路。
　　当时，交通人员通过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接送的干部准备了化装衣服和用品，通过敌伪组织中和伪军中的内线，为这些干部提供了敌占区居民的有关证件。如通过清源县敌伪警察所的内线，搞到了一批敌占区的居民身份证卡片，仿造了钢印模子和制作身份证的其他工具，还搞到了照相器材。他们首先把被护送的同志安排在堡垒户家中，由交通员向他们介绍敌情、群情、庄情，共同研讨对付敌人盘查与闯敌人封锁线的具体办法。然后根据每人为应付敌人而扮演的“居民”身份进行认真化装，或打扮成商人、学者模样，或装扮成敌伪组织中的公务员和雇员。凡是从根据地带来的可能暴露真实身份的物品统统留下。化装后由交通员护送他们买票上车，通常等火车开走，接送任务才算完成。如遇特殊情况，还要地方党组织设法派人同车护送到目的地。
　　一路上，陈毅不知疲倦地给护送的同志介绍华中民兵破坏敌人铁路、公路、电话通讯的方法。到达下石沙兵站后，罗贵波率部前往清、太边山迎接，把陈毅接到关头村住了三天。在这几天里，陈毅给罗贵波谈了新四军在苏北破坏敌人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的情况，对国民党王牌军韩德勤部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皖南事变的教训，还讲了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他留在赣南油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在下石沙兵站时，陈毅诗兴大发，作了七律一首《过汾河平原》。
　　饮马汾河蜀客忙，悠悠汾河诉兴亡。
　　霸图衰竭三分晋，块土开基一统唐。
　　屡论春秋空形胜，豪奇人民腐稻粱。
　　丘貉古今同一概，曳兵弃甲暗投降。
　　过了汾河平原，陈毅往西北方向前行，进入了吕梁山区。他感慨吕梁山的雄伟壮观，用诗句表达了他的真切感受：“峥嵘突兀吕梁雄，我来冰雪未消融。花信迟迟春有脚，夕阳满眼是桃红。林壑深幽胜太行，收罗眼底不辞忙。雪海冰山行不得，飞岩绝壁路偏长。”
　　3月7日，陈毅抵达延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李富春等欢迎他的到来并合影留念。
　　1944年3月7日，陈毅平安地从华中抵达延安，历时3个多月。比起前几年华南的七大代表经新四军军部前往延安，已经顺利了不少。这主要是因为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争取伪军工作取得成效；另一方面是交通线的开辟更有成效，积累了更多的经验。等到七大闭幕后，华中、华南原路返回时，所花的时间比陈毅更短了。
　　陈毅到延安后，住在杨家岭。新四军的同志去拜访他，见他忙得很，几乎整天在写东西。写什么呢?原来是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一是要写新四军和华中斗争的总结性发言，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分工由彭德怀代表八路军，陈毅代表新四军，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二是还要帮助起草全面的军事报告，这就要广泛地收集和研究材料，所以后来大家就不敢多去打扰他了。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