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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四海聚延安

李 蓉


  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陆续来到延安,因为会议延期,中央根据代表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不同的安排。华南的代表们在中央党校住下后,首先对一年多来万里奔赴来到延安的经历,进行了回顾总结。随后,中央组织部要各代表团按要求,将各省市工作情况向中央写出报告。浙江的代表向中央汇报了浙江省各方面的情况,仅浙南部分的书面汇报就写了6万多字。闽粤赣边区代表团的报告由伍洪祥负责起草,然后交大家讨论后进行修改。报告主要讲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后闽粤赣边区的斗争形势和特点,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情况,以及党的组织建设等几个方面。
  根据安排,来自地方党政系统的七大代表主要安排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来自部队系统的七大代表则主要是在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以后,在延安其他学校学习的七大代表,也大都集中到了中央党校。也有的七大代表学习一段时间后分配了工作,或先工作后参加学习。
  地方党政系统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开初大多数住在马列学院。有些代表回忆说,他们既参加代表团单独组织的学习,也在马列学院听课。延安的马列学院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简称,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学校。院长洛甫即张闻天。该校设有马列主义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哲学研究室、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编译部等,招生对象是中央党校、抗大、陕公、鲁艺等校的优秀生,先后共办了5期。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院。12月17日研究院直属于宣传部。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并入中央党校,为该校的第三部。(后来原来的党校、西北局党校、女大、马列学院等合并组成为中央党校,共分六个部。)
  当时马列学院的物质条件比较差,教室是空空的,没有桌椅、学员要自带小木凳,双膝做课桌。但学院开设的课程不少,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史、世界史、联共党史等。要读的书很多。到学院任教或作报告、演讲、辅导讲座的有不少是知名人士,如艾思奇、王思华、范文澜、柯柏年、吴亮平等。马列学院的环境和氛围,使许多七大代表感到格外高兴,做梦也没想到真的过上了“大学”生活。
  山东代表团的朱德兴,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就按照中央组织部的安排,分配到预定好的马列学院学习。和他一起进马列学院学院学习的还有他们一个代表团的七大代表袁泽民、郭子化、牟海波等,他们编为特别支部。他和郭子化同住一个窑洞。他被选为支部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特别支部都是各地的七大代表,有湖南的,有晋东南的,有广东的,也有山东的、晋察冀的,还有上海、浙江、福建的,都是些青年男女。
  党的小组也是几个地区的人组成的,差不多一个人一个地区或者省籍,开起会来,南腔北调,地方话真不少,确实是五湖四海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朱德兴最喜欢和来自福建、上海、天津、湖北、河南以及冀中的陈洪、赵尚志、李坚等同志一起散步,说些地方话,交流对学习问题的理解、各地风土人情、社会习惯等,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他感觉,那时自己的思维好像万花筒一样,每次接触谈话,都有新的知识渗透进来。他当时年轻,能吃、能睡、好学习,喜欢和各地来的同志漫谈想知道的革命情况,天天如此。
  朱德兴回忆说:马列学院院长洛甫亲自给七大代表们讲课。还有艾思奇讲哲学,王思华讲政治经济学,范文澜讲中国通史,柯柏年讲国际革命史,吴亮平等同志也讲过课。这五年真是人生最幸福的时代,所以身心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发生,当然也不用吃药、求医生。但是还是有很多同志对他的身体健康很关心,特别是甘思和,他和甘思和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时候是一个小组的,他是老同志,偏要推选我当小组长。和甘思和在一起,丰富了他的知识。长征时的红军首长,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晋察冀代表姜占春也回忆说,到延安后,毛主席指示,开七大时机不成熟,代表们先好好学习学习。七大代表100多人,编为特别班。到了1941年后半年,又按程度考试编班,他和二十七八个老红军没有文化,编入预备班,派了三个教员,教他们文化。毛主席说:“从头学起。”当时住的是窑洞,饭是小米干饭,菜是煮北瓜、土豆,一人一勺,八个人凑一小盆,吃饭就在野地里。冬天没有棉衣,每人发一件羊皮壳篓,棉鞋更没有了,自己找些碎皮毛条子缝在鞋里子上,脚冻肿了,冻破出血,生活很艰苦。可是大家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温暖。
  军队系统的代表主要安排在军政学院学习。来自八路军总部的七大代表王英高,1940年10月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因为开会日期还未确定,中央确定他和其他军队代表先到军政学院学习。他们集中在军政学院第3、第4两队学习。军政学院在大砭沟,在八路军礼堂的后面,都是住的土窑洞,在北山的半山坡上。他们一面进行学习,一面接受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对来自前线的他们,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又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军政学院1941年1月1日在延安开学,同年12月合并于中央党校。军政学院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王英高在抗大二期学过政治经济学,但不甚懂,现在有机会再学,感到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哲学这门课,他过去没有学过,听说很难学,因此有些胆怯,但又很想学。学习中,老师讲解很好,通俗易懂,加上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不仅不觉得难学,而且越学越有兴趣。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伟大的完整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尖锐武器,但又不是完全从无产阶级斗争中产生,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以前人类的一切优秀思想的成就,并加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高度的革命性,又有严格的科学性,成为指导人们对一切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指南。通过学习,他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事物,而它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但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可以认识它,掌握它。
  1942年初,中央决定七大代表集中到党校学习。于是,军队的七大代表于1月中旬结束了在军政学院的学习,同月底集中到了中央党校。进党校后,军队代表、地方代表,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一概进行文化测验,根据文化的高低,不分军队和地方,混合编入支部。1支部到10支部为政治理论学习支部,11支部到15支部为文化学习支部。王英高当时编入第8支部学习。他们组有8人,只有李国华和他两人是军队干部;6名地方干部,学习组长是河南一个县的领导同志。王英高被选为党的小组长。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毛泽东亲自参加开学典礼。毛泽东兼任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教育长张秀山,秘书长黄火青。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做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国共产党党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这次报告为标志,实际上也是以七大代表为重要对象而开始的。以后,学员们先后听了毛泽东作的《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毛泽东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习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董必武、吴玉章和陈云等都来党校作过报告,使学员们受到很大的教益。
  学员们在自己动手修建的大礼堂里上课听报告,在礼堂的正面墙上,镌刻着毛主席为党校亲笔题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也有学员回忆说,学校门上由毛泽东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醒目。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规定》,同时决定停止过去党校安排的课程,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时,在延安的中央和地方各党政机关、团体、单位都一边工作,一边整风。在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参加整风学习成为主要任务。据老同志回忆,党校第一部由七大代表组成。多为旅级、地委级以上的学员。只有少数地委级以下的七大代表。党校第二部是县以上干部;第三部大都是文化人,大学生比较多;第四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第六部大都是部队上的同志。
  当时中央党校学员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粗粮淡菜,穿的是粗布军装,但窑洞却冬暖夏凉。中央党校第一部驻地的山沟里都是一排一排的窑洞,四五个人住一个。也有的学员说自己不是住窑洞而是住的平房。学员们组成一个个的党支部。1943年10月到党校学习的郑天翔和陈赓是一个支部的。他回忆说,陈赓是八路军第129师的两大主力之一,第386旅旅长。他爱锻炼身体,冬天也洗冷水浴。他们的支部书记是马文瑞,当时任陕北的省委书记。他们一个星期改善一次生活,吃蒸馍,吃馒头,平时吃陕北小米。七大召开前,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还有簿一波、罗瑞卿等人。
  中央党校为了学员的学习,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可能提供方便。每个月发给每个学员10张油光纸,作为学习的用纸。有的学员把纸裁开,钉成本子,用来记笔记。每个房间——窑洞,发一盏小煤油灯,每人还发一只洗面盆和一只口杯——它有时也被当作小锅来使用,因为此外便没有任何用具了。不只是学员,党校教员和其他干部也如此。1942年春节,苏惠去看望柯柏年,他很高兴,就是用口杯当小锅,炖红枣、猪肉招待她的。冬天上山割草,编成草褥铺在板床上,牙刷用坏了就用马尾穿上,剪齐,再用。在延安的五年,苏惠从来没有用过肥皂,洗澡也只用清水擦擦身而已。
  学员们没有桌子等家具,听报告、写学习心得、记笔记等,都是把自己的膝盖头当作桌子来使用的。上课听报告,就坐在自制的小板凳上,用双膝当写字台记笔记,然后同学们相互对照补充。学员来自四面八方;男女老少都有。毛主席的老师徐老徐特立虽年过半百,也到党校听报告和学习。还有年近半百的郭老郭子化和其他同志住在一座窑洞里。大家常在延河边上散步,相互交谈学习心得,团结友爱和谐相处。有一次遇到一位骑毛驴的老人,从驴上下来同大家握手,一经介绍原来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他给代表们谈边区的情况,并讲到大家都是人民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爷。
  大家不仅很快就适应了党校的这种生活,而且非常热爱这种生活。在这里,同志之间相见以诚相待,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讨论问题时,有时也争得很激烈,闹得面红耳赤,但到头来却能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服从真理。争论之后,大家更加团结,更加亲密无间,又在共同提高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共同前进了。这样的同志关系,这样的学风,让人留恋,也是应该传之久远的。
  来自前线和工作岗位的七大代表,在延安的集中学习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提高。曾在中央党校高级班第1支部学习的张鼎丞回忆说:“我真正比较系统地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系统地学习中央的文件,是在延安,因为那时学习的条件很好,而且住在主席身边。参加革命以前看过革命的书,但那个时候看的并不完全懂,只知道共产党救国救民,能够改变现状,改变黑暗的社会,以后从事革命斗争,很紧张,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他还说,“这段时间我真正学了一点东西,学了一点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的书和中央的重要文件,也参加了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
  来自华中的七大代表、1941年到延安的孙殿才,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后来回忆道:参加革命开始只有一股革命热情,只知道打倒土豪劣绅,革命道理理解也不深。加入党组织后,逐渐在党的教育和艰苦条件的锻炼下,对党的认识有了提高,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在白色恐怖下做地下党的工作,锤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这些年,一直在外,战争年代有机会在延安党校学习,非常难得,这也是他参加革命后比较系统的一次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
  在中央党校,七大代表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泽东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讲课。特别是毛泽东当时的许多重要讲话,对许多七大代表教育很深。他们认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大量的学习文件紧密结合党的工作和党员思想实际,通过学习,使学员们增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势、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特别是把党在各个革命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党的思想方法、党的政策、组织问题、军事问题、党的建设等问题与课程学习有机地联系起来,古今中外寓意深刻,使他们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毛泽东提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决定自己的革命道路,采取自己的斗争方式,结论是正确的。通过聆听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对毛泽东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因工作需要,也有一些七大代表被分配有关部门如中央党校、中组部、全国总工会、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工作。广东的古大存到延安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主任,福建的张鼎丞则担任了党校第二部的主任。还有的代表是先学习后工作,有的则是先工作后学习。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徐立清,到延安先后进军政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来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科长,1944年春又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4旅政治委员,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等。第一批到延安的晋察冀代表团的七大代表陈化争,也是先在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秋被调往社会部学习保卫工作。1942年2月中央党校开学时,由中央组织部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初去时,他还在党校预科学习了几个月的文化。1942年8月申请调入中央党校正式班学习。获组织批准后调到第七支部学习。同年秋学习整风文件,开始整风运动一直到1943年秋。
  1943年8月从太岳区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从战火硝烟的抗日前线到了边区,感觉到精神一下子就解放了,感到了和平环境的可贵。因为一直都是在沦陷区、游击区中工作,天天有战斗,天天在战斗。有时一天没听到枪响倒不习惯,就去袭扰敌人,打上几枪,回来再找个地方睡觉。过了黄河,进了陕甘宁边区,就再也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到处是和平的景象。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延安看到的小报,好多都是讲吃的,今天四菜一汤,明天八菜一汤,讲的都是吃。到中央党校一部报到后,窑洞里烧了盆炭火,很暖和,使代表们感到到延安就像回家一样,组织上想得很周到,给每个人发了被子、褥子、棉衣及一整套的日用品。要抽烟的,还发给每人半斤烟叶。第二年就不管了,让自己去种。烟叶自己种,西红柿也自己种。在延安,人们喜欢互相请客,吃的东西很简单:鸡蛋挂面西红柿。就在窑洞外面挖个坑当炉灶,煮面条,西红柿是自己种的,要请客也就是买几个鸡蛋。到了礼拜六下午,有家的人回家,单身汉就刮胡子洗脸,准备去跳舞,这同敌后根据地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许多七大代表在抗日前线出生入死,带着伤病坚持工作。到延安出席七大,既是一次学习机会,也是是一个休养、治疗的机会。1941年3月28日,中组部部长陈云同杨尚昆复电中共晋绥分局的林枫、赵林,同意他们确定的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名单,并说时任中共晋西区委副书记的赵林身体很弱,建议让他即来延安,利用学习时间休养诊治。有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就是先休养治疗,再参加学习和工作。总之,来自五湖四海的七大代表聚集在延安,开始了他们一生中难忘而重要的一段经历。
  

中共七大轶事/李 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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