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整风运动

李蓉

　　七大代表在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并不是碰巧赶上的一次学习，而是中共中央有计划安排的结果。从各地来延安的七大代表，大都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的学员，在党校集中学习。事实证明，经过整风运动，搞清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明确了是非，统一了认识，这就给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1941年5月，毛泽东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是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演讲《反对党八股》，这3篇文章，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主要著述。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思想的高度总结了过去的党内路线斗争，分析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我们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是整风的任务。
　　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除阐明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针以外，还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整某个人，追究什么人的个人责任。整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共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从华北前线回来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住在杨家岭，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他回忆说，在这段时间内，他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过名为《两条路线》的文件。这是把党成立以来所有关于重要文件搜集起来印制而成，两大本，起名就叫《两条路线》。学习中让大家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从而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因为这些文件决议和指示都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正确与否很容易看出来；哪些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哪些人的主张是错误的，当然也很容易看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国民党对苏区的五次“围剿”，为什么前四次我们都能粉碎得了，第五次“围剿”没能粉碎呢?按道理讲，经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的战争经验更丰富了，红军力量更强大了，苏区地域更广了，一句话，就是客观条件更好了，胜利更有把握了，结果为什么第五次“围剿”不但未能粉碎，反而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红军损失惨重，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白区的党组织也差不多全部被破坏。经过学习，大家体会到，这就是以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恶果，很容易分清了是非，认识到经过中国革命实践考验的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
　　延安整风学习中，还有这么一件事。一位太岳区的七大代表，1943年8月接到去延安的通知，以为是去学习。当时敌后根据地的同志都很希望有机会到延安学习。既然通知去学习，他没有带别的东西，就带了一本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到了太岳区党委才知道。他是当选了七大代表，到延安是出席七大的。在延安，他遇到同他一道在太岳区工作、也是七大代表的任志远。任志远听说他带了王明的书来，便说：这可是不该带的，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啊。这番话让这位代表大吃一惊，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不知道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第一，王明的书在党内曾经有相当影响，否则太岳区的七大代表不能得到；第二，延安整风运动虽然从1941年就开始，太岳区也在1942年进行了整风学习，但并没有公开点名批评王明，所以这位太岳区的七大代表还不知道，整风和王明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有着直接联系；第三，要让广大的党员干部掌握科学理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七大代表们对学习机会非常珍惜，学习态度十分认真。整风运动开始后，先是阅读文件。这是学习阶段。每发一份文件，就学习一段时间。还发过《整风文献》(订正本)，其中列入总目录的24篇。整风文件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农村调查>序言》，《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倾向》，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宣传指南》该书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鲁迅论创作要怎样才会好》、《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联共党史>结束语》，等等。
　　有的七大代表将文件名填在目录上，并将文件重新做了装订，改用线装，封面底面都用了硬纸板，用刀切裁整齐。虽然延安当时用自己造的马兰草纸显得粗糙，但装订起来的文件俨然像一本精装书。只是从它发黄的颜色和被磨损的布面书脊上，可以看出它历尽沧桑。这本亲手装订的文献，跟着文献的主人行军、打仗，从延安挺进至东北，无时不随身携带。以至于战友、同志、亲朋好友见了无不为之惊叹，称为是历史的珍藏。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参加整风运动，第一步就是精读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有七大代表回忆，他们一边认真地阅读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一边思考，并且和同志们讨论。从1942年6月24日到7月4日，在学习文件告一段落后，进行了考试。考试题目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整风学习中进行考试，题目还经毛泽东修改，过去很少有史料提及。
　　据七大代表王从吾回忆，考试题目有：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在工作中经验主义偏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已改正否?今后将如何改正?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对这些问题，他都做了认真的回答。
　　中央党校整风，有一个阶段主要是根据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干部四条标准来检查自己。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这个环节。从王从吾留下的材料，可以看出他是认真按干部四条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
　　第一，对于党、对于工人阶级事业是否抱无限忠心?我从1927年入党到现在15年的斗争过程中，除一年半的监狱生活外，一直是在党的指导下工作。在工作中虽未得到多少成绩，自信对于党、对于工人阶级事业的忠心是有的。这表现在参加与领导1927年到1930年濮内滑农民反地主豪绅的斗争，立三路线时的地方暴动，九一八前后濮内滑农民的反苛捐杂税斗争，学生反日运动，1932年冀鲁豫边的盐民大斗争，1933年濮滑边的灾民分粮吃大户，以后参加领导各地组织游击队进行收枪分粮等斗争，直到1936年被捕，抗战后从监狱出来参加数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经过了胜利与严重失败，从未为失败所吓倒或消极悲观起来不敢再干，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与异常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一直坚持下来了。在法庭监狱中虽经过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与非人的监狱生活，从未危害过党的组织及给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从未表示悲观动摇、埋怨过党。
　　这样说来，是否对于党、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有了无限忠心呢?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与行动就完全没有了呢?严格检讨起来，直到今天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行动还未完全肃清，因之，无限忠心还未能完全做到。表现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思想不断发作：有时在困难环境下幻想安逸生活，不愿天天跑，如立三路线后到1931年初想到城内当一个小学教员来维持生活；有时工作积极性差，如1932年县委讨论濮滑游击战，自己无故不到；有时不能虚心接受旁人意见，对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的人，就有些看不起人家；对别人进步方面不虚心学习；名誉地位思想还未清除；作工作报告时，有时还不能实事求是，扩大好的或坏的一面；长期不注意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特别在一年半的监狱中没有好好学习，限制了自己的进步和党与革命工作的发展。
　　对于党、对于工人事业，所以还未做到无限忠心，我想主要因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成分，长期在较独立的农村环境，自己又没有理论指导，易于接受旧社会的影响。今后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肃清一切不正确倾向，只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才能锻炼成对党对工人阶级无限忠心的革命战士。
　　第二，与群众是否有密切联系?十余年来的工作，我与群众有了联系，在某些时候，有了较密切的联系，这些时候确实深知群众的感情、情绪和需要，为了群众利益，自己是不顾一切地直接领导群众与阶级敌人斗争。由于许多斗争取得了胜利，给了群众很多好处，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日渐提高。虽然有时受到挫折，群众情绪暂时低落，因为与群众联系着，胜败与共，所以群众情绪很快就又恢复过来。1932年到抗日战争虽然与群众联系没有以前那样密切，一般说还是有联系的，因之，虽然经过不断失败，长时间在一个地区工作不动，还能存在。抗日战争后，环境变化，工作范围扩大，同各阶层的联系有了进步。特别是过去有工作基础的地方，群众相信自己对于党、对于革命事业有决心和牺牲精神。
　　从“每时每刻都注意群众的利益，深知群众的情感、情绪和需要”来检讨，还做得非常不够。在立三路线时期，组织地方暴动，1935年发动游击战争，都不是根据群众的情绪和需要，而是凭主观空想，强迫命令群众去干，结果，自己脱离群众，党的威信减低，工作垮台。自己联系群众不全面，愿意接近一部“左”倾分子，不愿意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愿意接近下层农民群众，不愿意接近上层知识分子和有社会地位的人，看不起怯懦的知识分子，不去争取同情者和中立者。愿意自己孤独闷坐，不愿意利用一切机会去与群众交谈，了解群众的情绪与需要。由于这些毛病，就不能取得更多群众的信任，就不能团结各阶层群众在自己的周围。
　　今后为纠正上述缺点，首先要克服个人的孤僻关门倾向，与各阶层群众的接近。其次，从事各项工作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时刻从群众的情绪和需要出发，不能单从自己主观愿望出发。第三，要眼睛向下，切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
　　第三，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否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任解决问题?我过去是在较独立的农村环境，一般讲与上级关系是不密切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党的决定自己来做，在变化复杂的环境中还能够独立决定方向，对问题的解决并不怕负责任。至于决定得是否对，那又是一个问题。
　　但是，由于自己理论基础差，虽有一点实际工作经验，但在变化复杂的环境中，往往没有主见，多是听从上级或采纳下级意见，结果不是盲目服从上级，便是成为群众的尾巴。1938年初直南、豫北情况复杂，我们组织起游击队。对游击队的活动方向有两种意见：一是靠近没有群众基础的友军丁树本附近(在濮阳靠黄河岸)活动；一是向有基础的地方(清丰、南乐)活动，两种意见争论激烈。自己服从了前者。现在看起来，后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游击队离开了自己有基础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将发展游击队最好的时机错过了。
　　今后，要按季氏提出的原则，努力学习与实行在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决定方向的能力，学习与实行在失败的时候不张皇失措、在胜利的时候不骄傲自夸、在实行决议的时候表现百折不回的精神。
　　第四，要守纪律。我对遵守纪律的精神，一般说是好的，没有因为自己不服从党，不服从上级，不接受多数人的意见，不执行党的决议而受过大的处分。但有时在秘密环境中，不遵守规定时间，接不上头，耽误工作，受到过批评。
　　撰写上述对照检查材料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我剖析、自我批评的过程。从王从吾的对照检查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七大代表是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自觉地查找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态度是诚恳的。
　　在整风运动期间，在中央党校一部的七大代表还旁听了西北局高干会。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整风会、工作会。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开始，到1943年1月14日结束，历时88天。会议着重解决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统一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纠正了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分析了边区内外环境和党风状况；确定了当前西北工作的任务。中央党校有209名学员参加了旁听，其中大部分是一部的学员。学员们认真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朱德的讲话，并做了详细记录。参加这些会议，对七大代表是很好的学习和教育。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实质上是要在党内进行一次扎实的思想建设。没有思想建设就不可能有组织建设和政治建设，更谈不到以后的经济建设。整风，就是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认识到这次全党整风运动太重要了，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许多糊涂观念，使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学习中大家都十分认真地联系自己思想的实际、工作的实际，检讨自己。结合党史，认识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审视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对错误路线的态度，以及树立“三大作风”等方面的差距等。
　　在整风运动期间，还进行了审干工作。有的七大代表回忆说，审干是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的。实际上，中共中央对于审查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早有相关规定。延安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怀着一腔热血投身革命。革命大潮当头，不免也有些泥沙俱下。在审干工作中，也确实查出了个别的特务、反革命分子。于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康生别有用心地夸大敌情，制造声势，大搞逼供信，在1943年六七月间搞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涉及面明显扩大化。时间不长，经党中央、毛泽东发现予以纠正并甄别平反，对没有根据的事、查无实据的案，坚决予以否定。这件事给七大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后来的工作树立了良好的风范。
　　1943年10月上旬到达延安的黄庆熙，因七大延期举行，被安排到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这时，“抢救运动”已经结束。他进党校后，先进行审查，并告诉他们不能和先来的同志互相接触交谈，而先来的同志中不少是七大代表；一个人不能随便离开。黄庆熙被编入中央党校第一部第二支部并任支部生活委员。
　　1944年上半年主要是审查和甄别干部。凡新到校的代表和学员，都需经审查。在审查黄庆熙的历史时，因为他从小参加革命，都在革命根据地和根据地内工作，没有被捕被俘过，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因而审查和结论很快就通过了。甄别干部，主要是对1943年7月“抢救运动”中错审和未查清楚的代表和学员进行甄别，做出正式的结论。凡在党校一部学习的七大代表都经过审查和甄别，做出了正式的结论。这样就为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奠定了基础。
　　审查工作结束后，便进行中共党史的学习。那时党中央专门编印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包括了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文章，以及六大前后党的文件等等。其中，《六大以来》是毛主席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花了很大力气编出来的一本“党书”。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主要是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阶段，提高思想认识，增进党的团结。
　　通过学习党史，许多七大代表对党的历史，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才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刻的理解。过去光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具体情况弄不清楚。通过党史学习，特别是六大以来这一段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真正弄清楚了毛泽东怎么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怎么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历史，对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的历史，心里清楚了。有七大代表说：过去也拥护毛主席，战争期间首先是学习他的《论持久战》，现在认识更提高了。根据党的历史上的事实，毛泽东的报告、讲话、决定，都是正确的东西，对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更有信心了。
　　在学习之前，有些七大代表对党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对党内路线斗争的尖锐不了解也不理解，对白区百分之百受损失，苏区百分之九十受损失的惨重教训的实情不了解。通过党史学习，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1927年革命失败后，党内曾经发生的“左”右倾的错误有了正确了解。经过学习，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级关系变化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实质性的认识。特别是对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极为痛恨，深刻体会到，路线问题从始至终是革命的首要的、头等重要的大是大非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使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联系实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复研究了22个文件，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进行检讨和反省，特别是听了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一些原有思想问题的学员解开了心结，基本上解决了思想问题。有一位部队代表，1940年10月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到延安，因大会延期召开，随即进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在此期间，他因学校里待遇不太好，生活很苦，自己患重病，小孩也没有办法照顾而苦恼，并向组织发过牢骚。但自1942年1月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清除了自反张国焘路线后在长期降级使用中产生的思想苦闷，进一步扫除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残余，从而加强了党的原则性，提高了政策理论水平，明确了党的路线斗争的重大意义。他后来总结道：这是最深刻、最愉快和得到很大教育的一次思想锻炼。
　　学习中，大家群情激奋，十分活跃，大小会发言热烈踊跃。党校的学习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理论，提高了认识，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知道了做人、办事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怎样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怎样身体力行地去干革命的事业。七大召开前的这段整风学习，使许多七大代表永生难忘，终生受益。
　　还有的代表是在边工作、边学习。1941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委书记宋一平回延安参加七大。因大会延期，他被分配到中央青委机关工作。因机构紧缩，人员精简，他一直分工负责管理敌后根据地的青年工作，不能脱产学习。但工作的繁忙也没有使他放弃学习。他参加了前后两次对于党史的研究(即《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的学习)以及整风运动、审干。这些学习，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使他真正弄清了党的历史，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是怎样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一步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认识到他过去曾很佩服的“理论家”，实际上是脱离实际、背诵书本、寻章摘句、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教条主义者，是立场不稳、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者。延安的整风学习，把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他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水平也跟着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说，若是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地表明在这个时期所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毛主席谆谆告诫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整风运动是一次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相联系的学习机会。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整风运动是反对教条主义，不是反对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更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张邦英是1943年10月在党中央统一安排下，以七大代表的身份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当时党校副校长彭真要他一面担任党校第一部副主任，一面学习并帮助处理整风审干中遗留的问题。一年后又要他担任党校第四部主任。公务繁忙是难免的。但是他仍然扎扎实实地攻读了中央指定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十几部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
　　许多七大代表联系工作实际，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有的七大代表说，过去在敌占区、游击区工作，毛主席讲统一战线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实践中深有体会。王明提出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根据地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也有类似的内容。1942年刘少奇经过这些地区时，批评说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过去因为没有系统地学习党史，所以很多同志还不知道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是错误的，还想通过学习这个小册子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呢。经过学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才知道了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他是以更“左”的面目反对“立三路线”，这是他的本质，这次才把他的错误本质认识清楚了。
　　经过整风学习，有的代表不仅提高了路线觉悟，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也有了新的认识。有位七大代表记得，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讨论中。来自河南的刘子久在会上发言，提议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七大召开以前的事情，所以被认为很有胆识。学习使七大代表对毛主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有七大代表认为，七大的准备工作应该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开始。经过整风，或叫路线学习，再经过审干，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整风运动过去若干年后，有七大代表认为，整风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消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这么一个教育过程。虽然中间出了一些问题，但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是一个主题，提供马列主义这样一个思想武器，来明辨是非，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通过党史学习、路线学习、整风以后，有了思想武器，是非就分清楚了。最后到六届七中全会搞出了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的准备时间长，从整风运动起就准备了三年多。准备工作使七大代表在思想上更加统一，组织上更加纯洁，经过审干，特别是经过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证了七大的胜利召开。
　　在中央党校的学习，经过整风、审干等，党员干部觉悟提高了，弄懂了不少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例如：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做“有的放矢”的革命者，革命者要把革命搞胜利，必须认清“敌我友”的阶级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清楚了，才能壮大自己，成为坚强的百战百胜的革命队伍，有了革命队伍和革命武装，团结好革命的朋友，才能组成千千万万的革命大军，战胜反革命的敌人。这是许多七大代表的心声。总之，延安整风运动为七大做了非常充分的思想准备。七大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大会的召开又进一步巩固了整风运动的成果。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