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的收获

李蓉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极其困难的时期。当时日伪军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掀起反共高潮，对根据地包围和封锁。加之停发八路军军饷，陕甘宁地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粮食、油盐、经费等都极度匮乏。当时陕甘宁边区大多是荒山秃岭，几乎是不毛之地，凭此养活那么多的机关、部队、学校，非常困难。
　　物质生活极度困难，怎么办?毛泽东提出两条出路，一条是散伙，一条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第一条路不能走，也不应该走，而且谁也不赞成，那只有走第二条路。实际上只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这一条路。1942年底，毛泽东发表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后来又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发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这些著作都是我们党领导解放区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毛泽东还发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经济，保证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号召。有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一部作过一次报告。毛泽东说：前方敌人“扫荡”，后方胡宗南包围，大兵团存在不住，一个人带两个嘴(指一个人一匹马)，都来吃陕甘宁，陕甘宁老百姓出的粮食多了，不反对你吗?叫大家散了吧，大家又不愿散，叫大家死吧，谁也不愿死，难道就瞪着眼饿死吗?我们有两只手干什么的?这里地有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动手，丰衣足食。
　　为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自带头开荒、种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亲自种地、纺线。中央各机关单位领导都安排时间劳动，在边区军民生产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党校的学员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大生产运动。中央对七大代表的生活给予了适当照顾，为了大家学习得好，生产劳动的任务都给得不多。有七大代表回忆，当时规定的任务是：每个男同志要上山割足可编12把扫帚的扫帚草，种土豆100斤。每个女同志每年要打毛衣12件，或做短裤120条，或纺线12斤。有七大代表说，毛主席关心前方回来的同志，将生产任务减为100斤南瓜、5个扫把。
　　来自晋察冀、贫苦农民出身的七大代表姜占春，一年一个人收了700多斤北瓜、土豆。有的人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种的可全了，有瓜，有玉米，有西红柿，种得满满的，没有空地。往往是春节前后，就开始开荒、积肥、植树、种地。每个人在山坡上都有一块自己开荒几十平方米的地，可以种瓜、种菜。为了积肥，晚间起夜的人，无论冬夏，都得去山坡的厕所。不少人种了玉米、土豆、西红柿、大葱、西瓜等等，除了按规定送给食堂，还可以送给同乡、战友。
　　除开荒种地外，还纺纱纺毛线。有七大代表回忆：纺纱有两种工具，一种是手摇的纺纱车，另一种工具是用一根小木棍或竹子，底下有个小托盘，一手拿着棉花或羊毛，一手拿着棍子转，棉、毛线就捻出来了。这种工具很方便，可以随身带着走，一边或开会或听报告，一边捻线，很多时间、场合都能利用。有的同志织毛衣，还有的同志做鞋子，到处是繁忙景象，热闹得很。有的人最初纺棉花硬是纺不成，一纺就断，只好改纺毛线，毛线不容易断。因为陕甘宁边区的畜牧业比较发达，羊毛的供应也很充分。当时延安还搞过纺纱比赛。中直直属机关纺得最好的要算任弼时，他纺的纱又细又匀，是头等纱，得过比赛第一名。关于纺纱，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位部队的老同志，黄埔军校毕业的。1942年从晋察冀到延安。发给他纺车时，他一见就大发脾气，“他妈的，搞这个名堂”，说着抓起纺车就从山上摔到山下去了。后来，在小组会上，大家为此还批评帮助了他。
　　大家学纺羊毛线，开始是用木棰捻，以后用纺车。不少人学会了纺羊毛和棉花线，还为自己织毛衣、毛裤过冬。有的人手巧，纺线质量最好，能纺缝衣机用的线，还得到了不菲的报酬，在向东北挺进的进军路上，还支援其他战友好几块银元。战友之情真挚可贵，令人难忘。有的人因为有家眷，还经常拣食堂烧过的煤核。有些同志抽烟，就种些烟叶。食堂的同志还喂了猪羊。来自大后方的七大女代表苏惠参加了妇女生产合作社，做几个孩子用的围嘴和绣花，每个月可多领几个钱改善生活。
　　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准备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到9月份，这次反共高潮虽然没成气候便已被打退，但是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仍然异常严密，所以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仍很困难。特别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刚到陕北来，小米高粱实在吃不惯。再加许多代表是经过长途步行或经过敌占区化装乘火车而来的，一路上连衣服也不敢多带。来自新四军的段焕竞就是如此。他和妻子李珊、女儿是穿过敌占区千里迢迢到延安，带的多半是孩子吃穿用的东西。到延安后分配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几乎是“赤手空拳”。10月份已经很凉了，公家只发给一床薄薄的棉被，一套准备穿三年的棉衣棉裤，缺衣少食。他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生产劳动。党支部统一组织全体学员到远处开荒，种小米、土豆、南瓜，还规定每个学员上交粮食和干草的数字，统一上交给党校四部总务处。除此外，段焕竞还自己到小砭沟的山上找了一块荒地，把它开出来后，也种上土豆和南瓜自己吃，那比小米高粱还好吃。另外，他还种了些烟叶，以便“提高学习情绪”。
　　搞生产是辛苦的，收工后回到窑洞，腰酸腿痛，赶快用热水擦身洗脚，抓紧时间再读一会儿书，然后酣睡一个一夜不醒的甜觉，到第二天又精神抖擞，照常参加各项活动。1944年的秋天，段焕竞不但按规定上交120斤南瓜，120斤干草，自己和老婆孩子也经常有甜甜的南瓜饼吃。穿的问题也要自己动手解决，没有工具怎么办?大家利用课余时间搜集了不少废弃的木料，向木匠师傅请教，自己制造纺车，学习纺纱摇线。每人还做了个捻线葫芦，学捻羊毛线，还削了几根竹针，准备羊毛线捻成以后，学习打毛线衣，可是没有经验，闹了不少笑话，纺线线断，捻毛毛散，捻成的线也大都是次货。段焕竞承认男耕女织，本人只会种地。李珊比他强多了，她很快学会，每天可以纺四两线。她捻的毛线也像个样子，居然在严冬来临之前打了件小毛衣给宝贝女儿穿上了。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收获真大，他们深深体会了劳动创造世界的丰富含义。
　　到年底，组织上决定李珊也到中央党校四部来学习，编入第十一支部。于是，只好在当地找一位老乡帮着在白天带孩子。再后来，就把孩子送进了大砭沟总政治部办的八路军子弟学校，那时，规定旅以上干部的孩子可以接收。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还请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批准，给一磅牛奶。问题比较“严重”的是：一到延安，李珊就发现又怀孕了，所以只好挺着肚子学习，重一点的农活当然不能干。1944年4月，又一个女儿降生了。开荒种庄稼决不是很快能解决吃饭质量问题，湘赣同志另有“改善伙食”的地方。这就是谭余保家。当时，谭余保住在杨家岭的老同志休息区，是中央机关党委专管的。所以，他有条件请客。关键是在南泥湾开荒大生产的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参谋长刘转连、团长陈外欧、团政治处主任颜金生，不但都是湘赣的，而且都是茶陵人。所以提供了足够的大米和副食品供给老首长。多年阔别，一朝相见，大家都有谈不尽的话题。伙食可以改善，可经常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力更生。
　　1943年8月从太岳区到延安的七大代表王锐，亲眼看到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也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他说，除了学校的集体生产以外，个人还得生产。食堂规定每年每个学员交多少斤菜，还要交3把扫帚。这些都得自己种。他们小组种的是土豆、大葱，都交公给了食堂。那时荒地也多，上点肥料就行。他一开始是纺毛线，后来是纳鞋底。有一种药材能止咳。他只要有空，就上山去刨这种药材，刨回来晒干了卖钱。早去延安的同志，离开延安的时候用存款甚至可以买头毛驴。延安成立了许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都是要分红的。大家就看哪个合作社办得好，分红多，就把自己的钱存到哪个合作社去。刘建章的延安南区合作社办得好，利润最高，分红最多，存钱的人也最多。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了。
　　党校的学员按照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参加了生产劳动，各部驻地附近都有土地，大家时常上山自己动手开荒生产，种粮、种菜，使党校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也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负担。
　　朱德对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贡献是很突出的。他1940年回延安后，先是住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的隔壁。1941年春，由于七大延期举行，他搬到王家坪也就是以后中央军委机关和总司令部的驻地。这时有情报说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于是党中央决定调部队来保卫。朱德就去南泥湾看地形，把当地的沟、川、所有山头都走遍了。朱德发现，南泥湾的土质肥沃、森林茂盛，可是老百姓很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后，建议部队来了之后，有仗打仗，无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以后，八路军第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开进南泥湾，朱德几次去南泥湾和王震商量开垦和解决驻军的吃住问题。部队初到南泥湾的那一年特别辛苦，一年就开发成有住有吃的好地方，第二年就更加富裕了。第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种瓜菜、种豆类，还种部分稻子，真正把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困难，而且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们还把种出的瓜菜粮食，送给党中央，住在杨家岭的同志都吃到了。他们以实际行动做示范，带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也开始搞自己的小生产：种菜、养猪和鸡，改善生活。朱德还把青西红柿摘了，用盐水泡起来，以备冬季吃。他的一个警卫排，全部调去南泥湾办了小农场。一年后这个排不仅能自给，还给部队提供了蔬菜和木炭。
　　但是，对生活的困难和大生产运动的正确认识和自觉行动，也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有的。一位来自八路军第129师的七大代表1941年到延安，因为七大延期，先进入军政学院学习，后入中央党校。开始学习的时候，生活艰苦，供给困难，夏无单衣，冬无棉服，身上仅只一套破粗布袄，洗澡时还要到河里洗，直到衣服晒干才能上岸回学校。本来，革命处于艰苦困难时期，虽苦犹荣。但学校中学员来自各方各部，有的部队的学员衣服够穿，物质亦较充足，不像别人那样寒酸。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员思想上开始不满，为何同是革命，同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别的单位对干部照顾得很好，而且周到，自己部门为什么对干部不关心?!为此，他常发牢骚，认为假如继续在原部门工作，前途渺茫，甚至产生不愿再回部门工作的想法。他后来逐渐认识到，日子过得艰难困苦，根本是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勾结包围缩小解放区所造成的。党正确地分析形势，提出实行生产自给、精兵简政的方针，用艰苦的努力战胜困难。
　　大生产运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也改善着人们的生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抗日军民发奋图强，自己动手，经过艰苦努力，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没有吃的，自己开荒种谷子；没有穿的，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没有住的，自己动手挖窑洞。1942年，延安有的机关蔬菜自给占50%，1943年达到了100%。到1944年，机关部队学校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需要问题。生活改善了，卫生条件也有改善，有的单位盖了澡堂，两个礼拜洗一次澡，发澡票，每人每次一大木桶热水。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延安种的西红柿，又多又大，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进到延安来，见了很羡慕。临走时，就让他们的飞机随便装，这是有力的宣传，影响非常大。延安的工厂用军民纺的线，生产出呢子服，虽然很粗，但很好看，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来了，也给他们做一套。外国记者来采访，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真有办法”通过大生产运动，抗日军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改善了，人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上下团结一致，这样的队伍是无往而不胜的。大生产运动有效地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边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