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

李蓉

　　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从七大代表的选举开始就在进行。因为七大筹备时间特别长，代表的审查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审查代表资格，既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一项基本程序、一项重要的组织准备；也是确保代表质量、开好大会的重要组织保证。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非常严格。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大致经过了各地的审查、有关部门的审查和中央的审查几道程序，才得以完成。在审查中，凡是发现有问题而未能通过的，都被取消了代表资格。
　　七大代表选举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在各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一般都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代表提名和候选人进行审查。有的党员虽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提为七大代表候选人，但因为审查委员会提出异议，其否定意见被大会接受，便没能当选为七大代表。这是对七大代表最初的审查工作。1939年8月陕西省党的代表大会上，省常委提出了候选名单。审查委员会对两名候补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后提出了异议，最后大会接受了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否决了这两人的代表资格。
　　各地到延安参加大会的代表，不论正式代表或候补代表，都有原来选举地区党委的证明文件。有的是电报，有的是证明信，仅有很少的代表由代表团写了临时的证明信。这些证明文件实际上也是组织上的鉴定，对七大代表的主要经历、工作表现等等，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估。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七大代表进行审查的过程。有的地方如晋察冀还做成代表鉴定表，将代表的个人情况、鉴定结果等内容制作成表格，让人一目了然。鉴定材料经地方组织讨论后报送中央。如陕西省194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各代表鉴定，经过讨论后即派人送上。1940年5月晋察冀边区出席七大的代表团赴延安，随团携带的重要文件中包括全部代表鉴定表。当代表团在赴延途中经过同蒲路遭敌袭击时，为避免代表鉴定表落入敌手，将其烧毁。
　　七大代表资格的鉴定，直接关系着选出的代表是否真正具有代表资格。中直军直代表团枣园组的组长陈刚，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坚持进行斗争，曾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出狱后先后担任中央特派员、中央交通科负责人，负责国际国内情报和交通联络。他的七大代表资格鉴定上写着：“陈刚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刑堂上，坚贞不屈。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在最秘密、最困难、最危险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这样的鉴定，使他毫无悬念地通过了资格审查。
　　代表资格审查的鉴定如何写，似乎没有规范要求。1939年5月新四军向中央报告的一位七大代表的材料，其鉴定是分成三个方面来写的：1.党的观念强；2．有相当理论基础，来新四军后进步很快；3.工作能力强，深入下层接受群众。这份鉴定，言简意赅，观点明确，内涵丰富，很能说明问题。所以，这位代表也很顺利地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
　　七大代表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指定部分党和军队政治、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于1940年上半年成立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任弼时主持，专门负责代表资格审查。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有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从1940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备七大的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全面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陈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谭政，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党务委员会副主席、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蔡畅，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妇委书记。胡耀邦，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被共产国际指派回国参加中共七大的师哲，后担任任弼时的秘书，也为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从1940年5月起，任弼时多次主持召开小委员会会议，对各地党委上报的340名七大代表逐个进行了详细而认真的审查讨论，逐个审议正式或候补代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提出是否符合正式或候补代表资格的初步意见。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从1940年5月29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41年3月2日，已开会20多次，审查代表252名，占当时到达延安的306名代表的近83%。
　　在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过程中，为了能对代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作出公正的结论，任弼时等通过个别谈话和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对代表进行了解，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工作非常细致。任弼时认真分析材料，遇到在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旁证，向熟悉情况的人了解，再和本人谈话，耐心地听取本人申述，即使是和已经掌握的情况不相一致的辩解，也让本人把话说完，然后心平气和地指出本人申述中的矛盾，讲清道理，最后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
　　1940年6月3日，任弼时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一起同从鄂中到延安的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委员陶铸谈话，了解干部情况。6月20日，再次与陶铸谈话。陶汇报了他主持、董必武倡议、组织的湖北省应城县汤池干部训练班和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9名委员的基本情况。任弼时的热情、诚恳和耐心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师哲在回忆录中说：“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决不随便抛弃他们，决不一棍子打死。”他还说“无论对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因惧怕而畏怯，而疏远，以至不敢讲真话，那你就无法弄清实情和澄清问题了。”
　　七大代表抵达延安后，在大会延期而安排学习的过程中，由中央成立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代表资格进行审查，或者说是在地方审查的基础上进行复查。参加审查工作的干部，除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外，还抽调不少干部参加，有些通过了资格审查的七大代表也被抽调帮助工作。
　　冀南地方党组织的七大代表到达延安后，由中央组织部对每个代表做审查。审查的步骤是：中央组织部派人找他们个别谈话，让每个人填写干部履历表，写自传。中央组织部向有关同志做初步调查。然后由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对每个代表的代表资格写出书面结论，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做出审查决定。1940年9月，冀南代表王从吾到达延安后，审查小组对他进行了初步审查，审查的结论如下：“王从吾，河北省濮阳人，男，31岁，师范学生，家庭是中农。来延安前任冀南区党委代表兼豫北地委书记，后经过北(方)局时，决定担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但未开始工作，是冀南的正式代表。一、家庭状况：(略)二、本人简史。(略)三、小组审查结论。因为王从吾的阅历比较丰富，审查的内容也就比较繁杂，共分了6个部分。具体如下：
　　“1.1927年秋，因国共分家，负责人离开濮阳，王从吾同志与党失掉关系三四个月，负责人回来后又恢复了关系。2.1928年冬，在濮阳群众大会时，有些同志被捕，王从吾同志逃出，估计当时情形是可能的。3.1929年10月在七师读书时，因在城内发传单，被老百姓捉起，送到县师范，后由师范送到七师。因县政府向七师要他，学校用开除名义使他逃走，因当时七师校长及教务主任是党员。这点，我们认为是可信的。4.1933年春，在南乐路遇叛徒，结果逃走。我们估计，这个事情没有问题。因为：(1)当时冀南党没有发生问题，逃走后不久即又参加工作。(2)他在1936年被捕时表现很坚定。5.1936年4月，在大名西南区被捕。原因被当地党员路恩梓(叛徒)告密而被捕。起初押在牙利集公安局，后押在县政府。据说判决8年。抗战以后10月时，当地驻军从犯人中挑选担架队，被选上，因而乘机逃跑，找到濮内滑边区党的组织恢复关系。关于此次被捕及出狱，我们审查无问题。根据以下几点：(1)他知道关系很多，但在他被捕后，直南党没有发生破坏，有栗再温同志证明；(2)大名的环境并不十分严重，因直南暴动的中心不在大名，同时暴动已经被镇压下去；(3)告密的不知道他的全部历史；(4)后来仍在原地工作，表现忠实、积极，有马国瑞、于光汉证明。6.1923年加入大仙会和入党后在1935年加入青红帮，前者因当地豪绅强迫人民参加，后者是得到党的允许，为了应付环境，我们认为无问题。”
　　审查小组的审查结论是：适合代表资格。审查结果于1940年12月25日在代表团小组会通过后，上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于1941年1月30日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同意小(组)委员会关于王从吾的1940年12月25日的结论，适合代表资格。
　　同是冀南的七大代表、1935年入党的陈化争，在1940年底的代表资格审查中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当时审查他在1936年四五月份与上级失掉联系后在赵县与张霖之、郭森、程毓林接上关系是否属实时，因为证人都不在延安，审查时就出现了“无限上纲”和过激的言行。审查时，一位同志质问陈化争，为什么某某、某某同志牺牲了，你却活着?并且还到了延安?陈化争气愤地回敬道：“难道你希望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大家都到不了延安才对吗?!”审查他的人火了，拔出了手枪；陈化争也火了，抄起了板凳。旁边有人把他们劝开了。1943年，他被编入临时支部学习。直到1944年春，党支部通知他，问题搞清楚了，他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这样，他又回到第七支部学习。通过了资格审查的陈化争，还参加了甄别别人问题的工作。经过审查，有个别代表向党坦白交代了在敌我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有自首行为。这些人被取消了七大代表资格，有的则是自己主动向组织提出撤销其代表资格。
　　1941年4月以后，任弼时主持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没有再继续工作，中央也没有再设立别的机构审查代表。经各中央分局报送中央的七大代表，主要由中央组织部组织力量进行审查，部队的代表主要由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等部门进行审查。总政成立了以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任主任的审查委员会。
　　1930年参加红军、1940年10月到达延安后进军政学院学习的王英高记得，审查代表资格时要求每位代表都写出自己的履历。这是他第一次详细地写自己的历史，费了很大的劲，才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对自己开始进行正确的评价。审查委员会在了解审查过程中，还找他谈过两次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询问一些情况和启发他没有回忆到的地方，或者纠正他回忆错了的地方，然后又退回履历，要他修改，作为正式履厉。最后审查委员会做出了审查结果和评价。据说评价极好，可惜他没有看到。就是自己写的履历，也没有留下底稿。他后来还感到有点可惜。
　　王英高作为部队代表，对他进行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是胡耀邦也就是部队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找他谈的话。后来他和胡耀邦从冀东到石家庄同行将近1个月，一次同桌吃饭时说起过去的情况。王英高对胡耀邦说：“我在延安就认识你，那时你是组织部长，我到延安开七大审查代表资格时，我记得你还找我谈话。”胡耀邦说：“我觉得我们很熟识，就是想不起来，现在谈起来，我想起来了。”
　　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1939年6月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张鼎丞，1939年8月当选为新四军出席七大代表。1941年2月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1年春，他致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审查会主任胡耀邦，说明其自传中提及的证明人的情况。据《张鼎丞传》记载，这年5月，总政审委会作出如下结论：“张同志一九二七年党员，在长期斗争中坚持积极为党奋斗，对党的路线执行到底，未犯过重大政治错误。根据上述张同志有正式代表资格”。6月16日，总政组织部出具的一份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资料，简要而清楚地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和内容，主要包括七大代表参加革命前的经过，历史上是否犯过严重错误，历史情况是否清楚，政治上是否坚定，对革命工作是否一贯积极负责，性格特点及不足，领导方式的不足等等。这份材料还附有3个人对此上情况的证明，足见审查的严格和细致。
　　1944年起，中央党校、西北局组织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简称联政)组织部等也做过七大代表的审查工作。1943年11月进入中央党校一部第9支部学习的一位七大代表，于1944年1月接到通知要审查历史，说是前方来的七大代表统统要审查。于是他把重新写好的自传交给支部并经过严格的审查。5月26日，联政组织部部长傅钟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写信，即在党校学习的联防军及其他地方七大代表名单交彭真处审查。信中说：联防军现在党校学习之七大代表，既由你们负责审查，今送上名单一份请收阅对查为荷。信中还说，这些同志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少数不完全的材料保存在联政组织部，如党校需要参考，请随时告知我们即可送来。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有“如党校需要参考”的字样，可以说明，此时中央党校接替了联防军对七大代表的审查工作。
　　1944年3月，有关部门还将联防军提供的343名七大代表名单分为若干类，有需要证明的代表、审查无问题的代表、未经审查的代表、历史有嫌疑的代表、有党派问题的代表、调出校外工作的、政治上有问题未经复审的代表，等等。其中审查无问题的代表占34.4%，未经审查的约占25%。也就是说，在1944年，因为1943年“抢救运动”的影响，有不少七大代表被认为有问题。但事实上，经过审查，被认为历史有嫌疑的32人中至少有17人出席了大会；被认为有党派问题的5人，出席会议的4人，可见所谓党派问题大部分不成问题；因政治上有问题未经复审的49人，其中以后出席大会的至少有14人。所有这些，反映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中的部分实际情况。这份名单说明，对七大代表来讲，审查工作不是当作一般干部来审查，而是审查代表资格是否合格。
　　代表资格的审查通常是层层把关，要经过几次审查。简单来说，代表经过地方党代会选举或指定产生后，不仅要报上级备案，还要通过各级审查。地方党组织的批准无疑是最基本的一环。各分局负责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具体工作的，主要是组织部门，部队则主要是政治部的组织部。部队的代表除了要经本部队的政治部审查，还要经过总政治部审查才能报给中央批准。如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七大代表，在党代会选出后，还须经联防军政治部审查、总政治部审查和中央批准，至少有3道程序。
　　杨国宇以日记形式记载了他接受七大代表资格的过程，摘录有关部分如下：
　　1944年1月1日，延安新年放假，有家属者在党校买点东西回家过节，也有女同胞提包带孩子到学校的。我同石清在窑洞里，他纺线，我抱着《两条路线》看一段，摘记一段。1月5日，支部通知我写好自传，我把写好了的交支部，还没看内容，就说太简单了。从现在起要审查我的历史(前方来的七大代表统统要审查)。我自己本来就很单纯，清白，可自己也不自觉地心跳起来，只好重写。抄写得也整齐。1月31日，这几天，除看《两条路线》外，也不知是哪一天。以后，无特别事，只是一心只读党的书，再不记日记，改为月记。2月，延安，为一条水牛三条腿，来龙去脉讲不清。尤其那个陕西同学，他是小组长。你说说一个牛能活多少年，你爷爷起，就有水牛。到你手里还是那条水牛。再说，牛都是四条腿，你家的牛为何只有三条腿。的确，我不当家，只是听父母说的。怎么也讲不清楚。
　　有一天，我已不想当代表，于是在支部里开了张证明信，我走出党校大门，直奔杨家岭。这里更严，总算打通了电话，找到刘伯承师长。刘和汪荣华住在窑洞里。我对刘说：“想回太行。”刘问：“为什么?”我很难过，一时答不出来，汪荣华插上来说：是不是延安找爱人困难。绝对不是。刘问：那为什么?我说我讲不清我的历史。刘：你历史是清白的，你一定同别人发牛脾气了。你们支书是谁?伍云甫。刘：伍云甫是个好同志，你耐心向他讲讲道理。于是去找书记伍云甫。他说你好好想想，我们南方有这种情况，一条水牛，为什么活那么长，比如说水牛用老了，到市场少花几块钱，即可换条小水牛，从祖爷到你手里当然还是水牛。我连说：是，是的，我们四川跟你说的一样。接着他又说：为何一条牛只有三条腿，两条腿的。你家田多出三条腿的钱，他家钱少，田地少的出一条腿的钱，两家合买一条水牛你家占四分之三，当然是三条腿。我高兴得不知怎么感谢这位文质彬彬的老同志。我家的风俗，同你那一样。那不见得，你得好好想想，要耐心，不要同人家发脾气。
　　过了两天，我照伍云甫同志讲的意见，一条条地写出来，准备回答。如要交稿子，我是现成的。为了很快解决我的问题，还是先交小组长张文辉看看。又过了一天，小组开会了，我刚讲到了一半，小组长即说：你早这样讲，不就早解决了。大家脸色也与以前不一样，我提出对我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你一句、我一句说什么你的历史很简单，你没经过整风“抢救运动”。历史清白的要虚心。你一句、我一句都是对我的勉励，我决心做个好党员。我的问题，算是通过了。晚上张文辉给我一个红色的带有镰刀斧头的毛主席像，下面印着学习二字，是利用废电影胶片粘成的，算是党校校徽。我挂在胸前，从此我可以进出党校一部大门了。
　　中央党校等部门的审查，为七大召开前中央对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做好了准备。七大召开前，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又一次成立，由彭真任主任。这次审查的第一步由各代表团担任。因为各代表团对本团的代表比较熟悉，了解比较全面。在审查中发现一部分代表或多或少的有些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代表的资格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保持大会的严肃性，又要照顾各人的具体情况。问题是怎样处理对于党对于革命有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全面一个一个的研究才行，不然就不容易处理妥当。1945年3月中下旬，任弼时多次主持召开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讨论这些问题。开始大家主张严格一点，所有有问题的一律不出席；以后看到具体情况，觉得很难行得通，很难整整齐齐地用一个尺子来解决。毛泽东又指示，要分别情况，按其实质处理。各代表团负责人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多次交换了意见。中央决定由各代表团负责审查。
　　1945年3月，华中七大代表团主任陈毅曾经给华中局发电报，请华中局最后决定一同志是否参加七大问题。原由是该同志到延安后，经审查无党外问题，1943年“抢救运动”中受到牵涉，经甄别不合事实，被提名为七大的补选代表后，代表团有同志反对。于是，代表团致电华中局请示意见，并特意说明“请华中局最后决定”。这说明地方党组织在七大代表推选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能看出中央在代表问题上十分慎重，十分尊重地方党组织的意见。这封请示电报由陈毅拟稿，由七大秘书长李富春批发。在得到华中局的同意后，该同志最后出席了七大。
　　审查代表还要有材料、有自传等等，才可能对代表有全面的了解，否则就会影响审查工作，并可能造成混乱。有的代表材料不全，有的代表无自传，有的代表有材料但内容不统一，如有的材料上反映为正式代表，有的则是候补代表。如晋绥联防军有两名代表便是如此，西北局登记为候补代表，总政登记为正式代表；实际上是总政有误。还有一些材料在来延安途中丢失，如前述晋察冀代表团1940年到延安的在路上遭到敌人伏击而损失了材料。所有这些，都要通过代表资格审查而加以澄清和解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在提供七大代表名单时，发现了过去一些代表情况的舛误。如有的代表在地方上登记是候补代表，但被总政登记为正式代表；有的人在西北局登记为候补代表，总政登记为正式代表。这说明七大代表的审查或核实有时是反复进行的。
　　前面提到的清华大学的同学郑天翔和赵德尊，两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是单线联系。赵德尊离开清华大学时，把郑天翔的党员关系交给另一位同志。只有他和这位同志知道郑天翔的党员身份，别人都不知道。延安审查历史时，问郑天翔谁是他的介绍人。郑天翔说是赵德尊，在哪个支部。谁知道去问赵德尊时，他却忘了。当初了解郑天翔情况的另外一个人也找不到。于是又来问郑天翔，到底是谁介绍入党的?他仍回答说：赵德尊。在哪里入的党?“清华”。过几天又来问重复问，郑天翔的回答还是非常很肯定。不久，赵德尊想起了介绍郑天翔入党并领导他工作的事，提供了证明，这样问题就圆满解决了。事后赵德尊还向郑天翔表示歉意。郑天翔说过，当时如果没有赵德尊，就没人证明他的党员身份。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联防军的七大代表，除了经部队系统审查，中央党校也负有审查责任。1943年12月14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整风学习的会上讲：现在七大代表130人未进行审查，限3月底审查完毕。这时，毛泽东插话说，“在党校的七大代表是在学习中进行审查的。实际上将来也要根据党校审查结果作为结论。”这说明了中央党校在七大代表审查过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因为要由中央党校的审查结果作结论。同时也说明七大代表审查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一边参加整风学习，一边进行审查。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实际上也是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
　　中央对七大代表的审查，还是在各级各部门审查基础上最后的一个环节。1944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的七大代表名单中，有若干情况的说明：有的人已经总政审查同意，尚未经中央批准(如陈奇涵）；有的在1943年秋联防军高干会被选为正式代表，尚未经中央批准；还有的尚未经总政、中央审查批准(如王定一)。可见，作为部队代表，在被推选为代表后，在程序上还要经过至少两级批准，一是总政，二是中央。同时也说明，七大代表的审查不仅要经过相关的部门审查，而且还要经过中央统一审查。只有两次通过这道程序的代表，才能作为代表出席七大。
　　有个别代表在审查中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或暂时“挂”起来。如在中央党校一部第11支部学习的一名七大代表，曾被敌人逮捕受刑，后来自首并答应帮助敌人提供情报。审查时大家对他的交待材料多有怀疑，党支部多次找他谈话，反复向他交待党的政策，耐心地启发和帮助他觉悟。他终于交待了问题。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对他的处理只是取消了七大代表资格。后来他在东北战场上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又如闽粤赣边区选出的正式代表谢南石，因以前被敌人逮捕时写了自新书，被撤销了正式代表资格，由新四军的陈仁麒补上；候补代表乌湫因后来表现不好，被撤销了候补代表资格，另选了何浚补上。河北、湖南也各有一名代表在审查中发现有问题而被取消了资格。作为广西唯一的一名七大代表陈序，到延安后因为审查中有些问题没有明确结论，被“挂”在那里，没有能够出席大会。但是，陈序和许多因故未能出席七大的代表一样，仍然把当选过七大代表作为自己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而光荣的事情。
　　经过这样一些变化，在七大召开时，原来已经选出而未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224人。这些名额由候补和增补的代表递补。经过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代表总数为752人。其中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大会开幕后，又增加新赶回延安的唐天际、张际春以及原因病没有算入的关向应3人为正式代表，故代表总数为755人。原定809名的代表名额，实际上没有满员。
　　彭真在七大上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说明了代表的选举产生“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有严肃性谨慎性，又要照顾到具体性”。这次审查的结果是：正式代表544名，候补代表208名，其中增补的为246名。他们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取消代表资格者49名。代表党龄：1927年前入党的210名，占27.9%，1928年至1936年入党的444名，占59%，1937年至1941年入党的98名，占13%。代表年龄：平均36岁半，最小的是方朗，23岁；最大的69岁，是徐特立同志。代表的文化程度：中学以上422名，小学319名，识字少的11名。代表职别：军队324名，党务干部315名，政(府)民(众团体)教(育、教师)最少。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