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议程的调整和确定

李蓉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议程，主要是依据党章规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同时按照大会的任务和内容来确定的。大会的议程，是召开大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保障。七大的议程有一个变化和调整的过程。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定成立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并安排了一些议事日程。决定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对七大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需要准备的内容中，包括成立大会四个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分别起草。按这个会议精神，七大的第一项议程是十年结论；第二项议程是统一战线；第三项议程是职工运动；第四项议程是组织报告。会议还“要求和责成所有地方党部领导全体同志立即积极进行关于七大议程各问题的广泛热烈的讨论”。
　　同年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在4月14日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拟定七大的议事日程为：(1)十年斗争的基本总结和当前斗争的基本方针；(2)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3)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4)在新工作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5)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三月会上提出的七大议程实际上由四项调为五项。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的七大议事日程，得到共产国际方面反馈。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王稼祥选集》，收录了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其中提到：“中共七次大会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正是在共产国际并不太赞成过多地讨论十年内战中的问题，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七大的议程作了调整。这就是将原决定的第一项议程(十年斗争的总结)与第二项议程(统一战线)合并。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对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一些改变，将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不作工作报告了。这样，六届六中全会重新决定七大议程和分配报告人如下：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报告，王明；军事报告，朱德；工运报告，刘少奇；青年报告，冯文彬；妇女报告，邓颖超；国共关系报告，周恩来。从这个安排来看，七大议程应该包括七个报告，即政治报告、组织报告、军事报告、工运报告、青年报告、妇女报告、国共关系报告。
　　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按原计划5月1日召开七大，会议议程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并作三个相应的决议，职工问题作专门演讲。这个安排实际上是对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一个调整，保留了前三个报告内容；但更突出军事报告的地位，具体表现是将军事报告由第三位提到第二位，组织报告则由第二位变为第三位，而且报告人也有变化。毛泽东后来还提到，决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工运作为演讲，青年、妇女、国共关系只作相应的决议。
　　1944年，七大准备工作紧锣密鼓，提上了议程。2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决定：关于七大的议程，拟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问题(包括政工)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彭德怀、陈毅、高岗各准备一发言。关于七大议程的思路，基本上是采纳六届六中全会的意见，即以政治、军事、组织三个为主报告，其他内容作为发言。
　　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七大问题，决定组织各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军事报告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组成，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由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组成，刘少奇负责召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任弼时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上作统战工作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周恩来原负责的组织报告改为刘少奇准备。此次会议列出的大会报告为军事、组织、统战、党的历史问题，加上政治报告，共为五项。其中，统战和党的历史问题是新加的。
　　当时还设想，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7月份内召开七大预备会，8月份内开大会。各种公开的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必须是能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必须是说理的，人家驳不倒的；必须是已经成熟的中心问题。各种报告及指定发言要在5月内写出提纲，6月上半月写成文稿。正式大会前先开预备会，时间一个月。大会的部分议程公开举行，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等。
　　5月21日下午1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关于七大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拟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任弼时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还拟安排高岗、彭德怀、陈毅分别作关于边区、华北、华中三个地区工作的讲演。这里所说的七大议程，包括了5个报告和3个讲演。
　　下午2时至8时，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谈到关于七大议程准备的一些变化。他说，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定了一个准备委员会，并安排了一些议事日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一些改变，将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不作工作报告了。到1940年，又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决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最后又改为刘少奇作组织报告。过去的准备委员会未做工作，这工作是由中央自己做的。目前，各个报告准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即将开始工作。全会通过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报告如军事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问题、统战工作，分别成立4个委员会进行起草。
　　6月5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城市工作。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城市工作突现出的重要，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决定组织以彭真为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并建议七大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以后由于情况变化，这项议程被取消。但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关于城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却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城市接管工作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9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此期间，七大的各种文件、材料的准备工作仍在加紧进行。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对于七大的议程也有一些新的考虑。9月22日，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历史问题不在七大讨论，七中全会讨论写一决议，再由大会通过，七大则只搞政策、纲领，七大变成团结的会”。但毛泽东对历史问题不在七大讨论的意见，在此后一段时间似乎并没有真正落实。
　　1945年3月16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七大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大会正式议程为6项：(1)毛泽东作政治报告。(2)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然后大会发言。重要发言有：周恩来报告统战问题，彭德怀报告华北情况，陈毅报告华中情况，高岗报告陕甘宁情况。(3)党章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刘少奇。(4)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任弼时。(5)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6)选举中央委员会。
　　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在取得各代表团同意后，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七大的方针是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这样，七大议事日程最后取消了历史问题的报告和讨论。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七大议事日程等。
　　4月21日，七大预备会议通过的大会议事日程为：(1)毛泽东作政治报告；(2)朱德作军事报告；(3)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4)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上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指出：为了切实准备七大，六届七中全会考虑了七大的议事日程，认为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基本还可采用。第一项，仍然是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项“动员工人阶级参加抗战工作”，现无必要了，因为关于这方面现有的问题并不太多，可改为军事报告，因为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第三项改为修改党章为中心来讨论组织问题；第四项仍然是改选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拟定，提出以上四项为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
　　从上可见，历时1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原定议程有所变动。变动最大的是两项：一是将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统战工作的报告，改成了大会发言。二是将1945年3月16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的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改为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第一项变化，即将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从主报告改为大会发言，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所作的概略说明，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钥匙。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应该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路线基本内容的三个方面。由于不同时期的情况不同，党的政治路线不会也不应在这三个方面平分秋色，而应有所侧重。我们从政治报告的标题即可看出，七大阐述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报告的侧重点，是放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而对武装斗争，则有军事报告；对党的建设，则有修改党章的报告。因此，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党章报告合起来，已完整的阐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将统一战线问题作为专门的大会报告，显然不太合适。
　　将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大会的“重要发言”，作为对政治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的补充和扩展，显然更为恰当。在党的代表大会中，政治报告是主报告，是最重要的。它是大会的基调，其他报告或发言都服从于、服务于它，围绕它而展开。七大上对于各个报告和“重要发言”的安排，就是按这个布局设计的。根据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在1944年9月之前，七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并没有具体的确定。据胡乔木回忆，194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并得到大后方热烈响应后，才于1945年3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把联合政府问题作为七大政治报告的主题确定下来。政治报告的主题一经确定，所有大会的议程都要围绕这个主题作相应调整。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改为大会发言，应该说是这次调整的结果。
　　七大议程和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七大召开的日期一再推迟，时局变化，党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也有变化；二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特别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前，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程序上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七大筹备情况，包括对大会议程的考虑。如七大不讨论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虑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