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要求旁听七大

李蓉

　　参加七大的除了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还有部分旁听人员，主要是外国共产主义者和从事海外华侨等工作的党员。他们的参会，和他们主动而积极的争取分不开。来自越南的洪水，在泰国从事过华侨工作的陈子广，主动给有关部门和负责人写信，提出参加七大的要求。
　　洪水，1906年10月1日生，越南北安省嘉林县(后划归河内市)人，祖籍义安省。京族。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鸿秀、阮山。5岁读书，15岁考入河内北圻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利用假期到法国学习考察，结识越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胡志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不久回到越南，在河内附近的南定市教书，同时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到广州参加胡志明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革命青年“特别政治训练班”。在训练班学习期间，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为越南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一。1926年3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革命失败后，洪水于1927年8月退出国民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1928年初到泰国，在越侨中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6月第二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1929年在广东东江地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先后任连政治委员、党支部书记、团政治委员等职。1930年调到闽西红12军，任第34师的团政治委员。
　　1932年，洪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到江西瑞金，在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他也是学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积极分子和俱乐部负责人之一，曾经担任红军学校工农剧社的社长。1933年，他担任红一方面军第12军第34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后由于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路线被“开除”党籍。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保护下，他被安排在陈赓领导的红军干部团当教员。1934年10月，洪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恢复党籍。6月，他随朱德到左路军工作，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再次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长征结束后，在陕北恢复党籍。1936年6月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水于1937年9月任山西省五台县四区(东冶)战地动员委员主任、区委书记。11月调任中共晋东北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年底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和《抗敌报》第一任社长。后调到晋察冀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任教。1939年2月调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历任政教科副科长、特科大队政治主任教员、上干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和直属工作科科长。1943年4月到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3月14日，七大召开前夕，洪水致信周恩来副主席并转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要求或出席或列席或旁听七大。他在信中说明了想参加七大的理由，还回顾历史说，自1926年在广州与蔡畅大姐相识，一直到东江、闽西、中央苏区、长征，迄今为止，他的历史是许多首长都清楚的，中央的同志很清楚的，党是相信得过的。经中共中央同意，洪水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
　　1945年3月23日，曾任中共旅泰(国)特委书记的陈子广也致信冈野进，提出旁听七大的问题。他在信中说：七大会议快开了，我们南洋党没有正式选举代表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殊为可惜!我提议：南洋党的干部，具有如下条件者，请批准参加旁听，未知是否适当?陈子广提出参加旁听七大者的三个条件是：1、政治上坚定的干部；2、与当地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3、组织观念好的干部。他认为：如果够以上三个条件的干部，每个地区可挑选出一人或二人参加七大旁听。这样对南洋党的帮助上是很大的。他征求冈野进意见，并希望听到冈野进的意见和转达中央。
　　陈子广，1904年生，广东省海南岛琼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仅读过小学，后因家贫而辍学务农。1925年当海运工人。1928年旅居泰国，受国内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影响，投身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被任命为中共旅泰特委书记。同年因叛徒告密被逮捕入狱。1938年被泰国当局驱逐出境。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1942年任党校二部党支部书记。七大即将召开的消息，使他十分激动，于是提笔写信，表达自己希望旁听七大的要求。他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
　　抗战胜利后，陈子广随东北干部大队赴东北，由中共吉林分省委分配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阳春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桦南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双阳县委书记，永南县大队政治委员、永南县公安局局长等职。他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领导剿匪反霸清算斗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进京，准备担任外交工作。后因国内形势变化，又随吉林省进关干部大队南下，先后担任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参加解放海口市及组建公安局工作。以后任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冈野进，1892年3月30日生，日本山口县荻市人。曾用名野坂参三、野坂铁、林哲。出身小商人家庭。先后在神户商业学校、东京庆应义塾理财科学习。1911年3月写了题为《论社会主义》的论文。1913年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友爱会”(后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曾任出版部部长、机关报《劳动及产业》总编辑。
　　1916年，冈野进首次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始接受共产主义。1917年3月从学校毕业后，他担任友爱会常任书记，编辑《劳动及产业》和从事教育工作。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年仿效苏维埃的名称，参与组织名为“劳学会”的团体(当时苏维埃被译成“劳兵会”)，把工人和先进的学生联合起来。1919年9月以“友爱会”特派员身份去英国，研究英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7月英国共产党成立，8月参加英国共产党，作为伦敦支部的代表，出席了英共第一届代表大会。后在英共各种集会上演说，被英警方限3天离开英国。1921年5月从英国到法国、瑞士、德国。应红色工会国际秘书长罗索夫斯基的邀请，于年底抵达莫斯科。1922年3月绕道欧洲回国，在劳动总同盟做机关报《劳动》的工作。7月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劳动运动总同盟顾问。
　　1923年起，冈野进专做党的工作，后遭被捕。出狱后创办《产业劳动时报，》和《国际》两种杂志。长期同日本当局进行政治斗争。在1928年的大检举中再次被捕，直到1930年3月获释。1931年1月，他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3月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2年参与制定《关于日本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1935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主持翻译《苏联共产党小史》。
　　1940年4月，冈野进和从莫斯科治病的周恩来等同行，从莫斯科经中国新疆到延安，对日本军队进行反战宣传。他被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顾问，主持成立由日本士兵组成的“反战同盟”，10月创办日本工农学校并任校长，主讲日本国内问题及时事、联共(布)党史等。1942年6月成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3年5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结成日本人民战线的号召。1944年2月组织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并参与发表告侨居各地日本人民书。
　　收到陈子广的信后，冈野进当天即专门致信七大秘书长任弼时，询问七大能否允许外国共产主义者和华侨党员出席旁听。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他还进一步提出，日本人共产主义同盟盟员中，派遣两个领导分子轮流出席旁听。如果两人不可能，就让一个日本共产党员旁听一两次；同时在朝鲜人的中国党员中，派遣两个领导分子轮流出席旁听。他还将陈子广的书面意见一并转送任弼时，请求考虑。
　　经过研究和批准，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在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主义者和华侨党员中，有苏联1人，日本4人，朝鲜2人，越南1人，泰国1人，印度尼西亚2人，菲律宾、印尼1人，还有少数民族代表和从事华侨工作的共产党员以及台湾各1人，共15人旁听了中共七大。
　　还有一名在马来亚生活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徐继良(又名何浚)，先是列入旁听人员名单，后被增补为七大候补代表，临时调到了大后方代表团。他13岁时因家庭贫寒背井离乡，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当学徒谋生，利用工余时间在平民夜校读书。1926年底参加当地红色工会，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转为中共党员。后到新加坡出席全南洋党团代表大会，当选为南洋临时党委委员。1928年6月后任共青团南洋临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书记等职。1931年9月受中共南洋特别支部委派回国工作。先后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团漳州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党委委员、第一连政治指导员、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闽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任中共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抗战时期担任中共潮梅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七大开幕典礼上，冈野进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发表了《建设民主的日本》讲话。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日本。后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等职。1993年11月去世。主要著述收入《野坂参三选集》，写有回忆录《风雪旅程》等。
　　列席中共七大的日本人还有一位叫山田一郎，后来叫佐藤猛夫。他1910年12月28日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1937年4月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在日本东京同爱会病院医局(研究室)工作。1938年5月应征入伍，在世田谷陆军第二病院服役。12月晋升为千叶县佐仓五七联队第一大队中尉军医。1939年5月被派到中国。8月在山东汶上县附近梁山被八路军俘虏。1940年春被送到河南省涉县王堡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经过教育，他加入被俘日本兵组成的“觉醒联盟”即后来的“日本人反战同盟”。6月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他不仅从事医务工作，还阅读进步书籍，关心时事，积极参加反战同盟活动。1942年6月，这位日本友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年预备期，1943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43年3月，他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日人反战同盟大会，被选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冀鲁豫边区分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春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的讲师。在此期间，他参加整风学习和八路军反“扫荡”斗争。得知日本将会战败的消息，他主动要求到延安学习。
　　经过两个月的行程，山田一郎于1944年12月到达延安。第二天，他就拜访了住在王家坪的冈野进，表达了想进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愿望。学习期间，他和工农学校的教务主任高山进被邀请旁听了中共七大。尽管他的中文有限，无法全听懂，特别是毛泽东等南方人讲的中国话，更是一多半听不懂。尽管听不懂，他还是为这次大会感到新鲜、惊喜和激动。
　　1946年1月，山田一郎作为冈野进的随从人员回到日本。2月加入日本共产党。不久担任三田医院内科主任。9月，他主动申请到日本共产党诊所工作，任所长。1947年4月诊所改名为代代木诊所，1952年改为医院，他分别担任所长和院长。他还当选为日本共产党涩谷区议会议员，始终对患者提供热情周到的医疗服务。1985年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曾担任全日本民医联副会长、新日本医生联盟会员、干事等，保险医协会会长、干事。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著有自传体回忆录《幸运的人》。
　　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向我提起这本书并送给我这本书时，不由得惊喜万分。原来，这位专家到日本访问时见过作者。我没有这样幸运的机会，只好拜托他再到日本时，代我看望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可惜后来的消息是：老人病重住院，不能接见客人。再后来的消息是：老人病逝，没有办法和老人的家属取得联系。这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七大代表中，开始还有部分华侨的名额。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七大代表名额时就考虑过华侨代表的名额。七大代表的最初方案为260人，后增加90人，后定为350人。除了北方局、南方局、八路军、新四军、东南局、中原局、陕甘宁边区、陕西、甘肃、四川、东北三省的代表名额外，还将华侨单列出来，分配的名额为5人。
　　1939年6月，中共中央在再次分配名额时，将华侨代表列为“特别旁听”之列。张闻天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等问题时，考虑到各地希望增加代表名额的要求和六中全会可以临时增加代表的决定，增加了代表名额100人，代表总数达到了450人。各地的代表数目也随之调整，但华侨代表则由原定的5人，减去2人，变为3人，并改为特别旁听。同年7月，中央又决定，各地可按原分配数增加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即150人，这样正式和候补代表共达600人。因为华侨代表改为了特别旁听，所以也没有再提及华侨代表是否也要增加的问题。1943年8月中央决定再增加120名代表，代表总数增加到720人。但除太行、太岳、冀察晋边区、山东、冀南、晋绥、陕甘宁地区，各增加若干代表外，也没有提及华侨问题。
　　当时的代表数大都是根据各地的党员数目而来。七大召开前，中央根据各地党员数日的变化，又将代表数目加以调整。当时全党共有党员1211186人。一些地区党员增加了，而原分配的代表数目比较少者，则增加代表。如此调整的结果，各地代表的名额分配有所变化。
　　中共中央对华侨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就向海外华侨宣告，要采取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相关政策主张，也包括海外华侨政策、外国侨民政策，等等。七大提出的具体纲领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各个方面，明确提出要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同国的华侨等等。但当时全党的工作主要是国内的抗日战争，所以虽然在华侨中开展了部分工作，但力量有限。根据党员数量决定代表名额的原则，海外的党员代表自然也有限。或许因为华侨问题的复杂性，华侨问题没有再在文件中有所提及。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