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秘书长任弼时

李蓉

　　任弼时为开好七大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准备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并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为王明。当时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任弼时是该委员会的25名成员之一。1938年3月，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作为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
　　1940年3月，任弼时和周恩来等从苏联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并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七大的筹备工作。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成立七大的大会秘书处等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样便正式“走马上任”。9月，任弼时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全面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参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在李富春等人协助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七大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从会场的准备、代表资格审查，到大会文件的准备等等，各项工作都亲自过问，督促进行。
　　会址的选择和大礼堂的建造，是七大准备的重要方面，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七大筹备工作就开始进行。有关部门的同志先后选过安塞的李家塔、枣园后沟作为七大的会址。1939年冬在安塞李家塔动工修建大礼堂。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可惜离延安太远，交通不便，只好放弃。
　　后来选择在延安枣园后沟修建大礼堂，石头就地取材，木料用的是拆城里钟鼓楼的木料。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区工作委员会干部部陈刚负责。据说枣园后沟的礼堂和七大开会用的窑洞都准备好了，又发现枣园后沟地方窄小，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质也不好，几百名代表住在一起，连水都不够用。于是，原修建的礼堂和窑洞改作他用。
　　1940年，任弼时担任七大秘书长后，不辞辛劳，和李富春一起寻找适合地点作为七大会场。1942年决定在延安杨家岭为七大修建大礼堂。延安自然科学院校务处的青年建筑家杨作才担任大礼堂的设计。修建过程中遇到很多的困难，包括一些人不理解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何要大兴土木。任弼时一面做解释工作，一面向中央提议：为准备召开七大，杨家岭大礼堂仍照原计划完成建筑。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终于使杨家岭的大礼堂得以完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后能够第一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提供了场所。
　　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对保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具有重要意义。任弼时主持了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他1940年3月负责七大筹备，5月便主持召开有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参加的审查中共七大代表资格的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逐个审议正式或候补代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提出是否符合正式或候补代表资格的初步意见。到1941年4月，审查委员会已开会20多次，审查代表252名，占当时各地选出并到达延安的306名代表的近83%。1945年3月中下旬，任弼时连续主持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审查结果是合格代表共计755人，其中新增补的246人，被停止或撤销代表资格的，或被原来的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49人。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审查干部过程中，因夸大敌情进而发动了“抢救运动”。一些七大代表也受到无端的怀疑和伤害，成为“抢救”对象。对此，张闻天等向康生提出意见，任弼时也向毛泽东提出：“代表中搞出那么多‘特务’，我们七大难道同特务一起开会吗?”1944年9月22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审干甄别工作时，任弼时不同意有人主张先讨论“抢救运动”对与不对的问题。认为：现在主要作好甄别工作，等甄别后再讨论经验教训。“抢救运动”时搞错了的人，本人自然不高兴，现在让他发点牢骚，然后才能打通思想。“抢救运动”发生问题，基本原因是对敌情过分的估计；群众起来了，下边有意见不敢说；没有真正执行九条方针。周恩来发言也主张现在主要是甄别，先不要讨论经验教训；并指出，他已经接触50余人的调查，看来调查的方法要注意，要具体研究，不能推论。毛泽东指出，审干工作结论不忙做，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在任弼时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经过甄别平反工作，一些七大代表的问题得到了澄清，轻松愉快地出席了大会。
　　七大各种文件和材料的准备工作非常繁杂，任弼时负责大会筹备后，对这方面工作也抓得很紧。文件的准备，包括组织、宣传、军事、职工、青年、妇女、财政经济、统一战线和华侨、政权、各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等方面。在为七大准备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案、党章草案、军事报告等等。他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如提出要加强分析国民党的成分、强调中共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决定因素、说明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中应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外国的束缚压迫等等。这些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吸收到了政治报告中。
　　在七大筹备过程中，任弼时还注意了解各地情况。1941年2月19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汇报；10月15日听取中共晋豫区党委书记何英才关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及发展情况的汇报。了解各地情况，也是七大准备的有机组成部分。
　　任弼时还负有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责任。1944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长篇演讲，提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他强调，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第一个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个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他还要求各级干部，要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任弼时认为：“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他指出，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快乐幸福的社会，那我们也一定会失败，不能胜利的”。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精辟。
　　1944年5月，任弼时受中央委托，负责召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本来是给七大准备的。它是一个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文件，是认真清算党内历次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文件，也是一个分清大是大非，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文件。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但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清算，也就是没有全面而深刻地分析错误路线在哪些地方错了、错的原因何在，等等。
　　1942年以后的大规模整风运动使广大干部和党员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认识到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对党的严重危害，开始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论。
　　1943年9月以后，中央领导层开始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讨论党的路线是非，接着分别召开了一系列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等地区，及红7军、红5军团历史座谈会。经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党的历史、辨别路线是非的工作，大家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认识更清楚了。
　　在此基础上，中央决定起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要对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全面抗战爆发期间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回顾总结，以进一步明辨是非，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
　　接受任务后，任弼时夜以继日，在1941年毛泽东起草的稿子基础上修改出决议草案初稿，强调指出：“我们党经过二十多年的英勇奋斗，不仅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因此，全党“首先要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任弼时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1992年第2期《文献与研究》发表他1942年写的《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其中提出：要以中国革命经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原理。他还指出：“精通马列主义，必须善于区别字句与实质，必须领会其实质，必须善于运用这种实质于具体环境，并且要善于以革命的新经验来丰富它、发展它、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这些论述，真实地反映了整风运动对任弼时提高思想认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的高度自觉，也反映了任弼时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的认识。
　　任弼时主持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历时1年，数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总其大成。历史决议“对过去党内的错误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一贯正确性，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事实证明，任弼时提出的观点富有远见。历史决议采取与毛泽东代表的正确主张相对照的方式，系统地分析了党内出现的几次“左”倾错误，主要是政治上所犯的三个错误：第一，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上犯了错误，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了严重的关门主义。第二，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问题上，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总是希望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第三，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犯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
　　各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主要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已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这个历史决议经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后，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七大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任弼时不仅是七大大筹备过程中的秘书长，在七大会上也被推为正秘书长。1945年3月16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确定七大开幕式程序之一为推举大会主席团及正副秘书长。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七大秘书长名单：正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次日的七大预备会议通过这一名单。任弼时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亲自起草《会后通知事项》，经毛泽东批准发出。该通知规定：凡是交大会分组讨论的问题、大会分发文件问题、秘书处业务问题以及大会日程问题都以书面形式通知，因而使会务工作更加规范。这期间，准备各种会议文件，包括各类通知、会议的名册、名单，制作大会的证件，选择和布置会场，设置工作机构，接待、安排750多名代表加上近200名工作人员的食宿，准备大会的各种用品等等，会务准备工作极为繁重庞杂。在任弼时的统一协调和其他同志的协助下，大会准备工作井然有序。
　　4月21日，七大召开预备会议，任弼时作七大准备工作报告。他指出：从六大到七大，已将近17年，照理讲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有两方面相当伟大的收获。一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二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
　　七大在1937年12月决定准备召集时，党员全部只有五六万人，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合起来不超过10万，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粗具规模。现在全国党员有120万，军队近百万，人口近1亿，政策是正确的。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
　　七大在思想准备方面的收获也是相当伟大的。六大后，“党内思想是相当混乱的，在全党占过统治地位的错误，有立三路线及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是受到压制的；这种情况直到遵义会议才改变过来，但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仍很严重”。1941年，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思想领导，1942年，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后，全党开始整风，接着是路线学习、审查干部。“这一切使党内思想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审查干部使党的组织上更纯洁，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将使七大的决议更能贯彻执行。“这种思想上的准备，时间经过三四年，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任弼时认为，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但绝不会有今天开得这样好。所以说，七大推迟召开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他还就七大的组织准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等，向代表们作了说明。
　　4月23日，星期一，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任弼时主持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冈野进等讲演，彭真作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大会期间，任弼时参加大会主席团会议等若干工作，还具体主持了七大的选举工作。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七大承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议程和任务，也是党内外关注的大事。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将是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得到贯彻，党的纲领、任务得到实现的重要组织保证。任弼时在中央的领导下，和刘少奇等组成一个非正式委员会，负责与各代表团商定中央委员初步候选人名单和选举手续即程序、条例。任弼时深入各代表团，掌握思想动态，并将各代表团对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意见集中起来向七大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报告。针对这些意见，毛泽东专门发表对选举问题的讲话，使代表们的认识得到统一。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条例草案也经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使选举的具体程序得到认定。
　　在酝酿候选人的过程中，任弼时注意及时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他了解到，有位原任红2军团团参谋长的七大代表对某候选人有抵触情绪，就亲自做思想工作，化解矛盾。经过精心准备，大会选举顺利进行。6月9日，七大召开第十九次全体会议，任弼时任执行主席，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央委员。选举后的第二天即6月10日，七大召开第二十次会议，任弼时作关于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的报告。6月11日，任弼时又在七大第二十一次会议即闭幕式上，作候补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以及选举结果的报告，并介绍到会的新中央委员。
　　七大选出了包括任弼时在内的由77名中委和候补中委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七大的选举最终产生了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领导全党率领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任弼时也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中最年轻的一位。
　　任弼时在七大的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担任秘书长这一重要角色，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以他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其他许多同志一起努力，为七大的顺利召开，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