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是新时期加强党建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

朱凯，郭林，李忠全著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始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历来都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我们党80年来的奋斗历程表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历来都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正确理论和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重要标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毛泽东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的实际，紧紧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新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积极探索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子，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尤其是针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顽强不懈地进行新的探索，又在理论上不断有新的建树，在实践中不断有新的发展。特别是面对世纪之交在全国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向新世纪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也是一次成功的党建科学实践。
　　一、我党历次整风运动的成功与曲折和新时期新的党建伟大工程
　　(一)我党整风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结合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通过集中学习教育，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这种整风的方法，就创始于抗日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所领导并成功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党内实行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效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正如前文所述，早在50多年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当时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突出问题，创造性地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整风学习活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都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刻总结党史经验，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严格剖析和反省自己，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过这次整风学习，全党上下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分清了是非正误，从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广大党员干部都自觉接受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和相互帮助，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获得显著提高，身体力行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党内实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工作创造性和战斗力，为党率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延安整风是一次党内普遍的、深刻的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我们党通过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真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从而达到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目的的一个伟大创造和成功范例。它既重新教育和训练了我们党经过艰苦革命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又集中教育和培训了抗战以来入党的大批新党员新干部，从而从整体上把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尽管在整风后期由于康生的插手，致使在审干工作中曾一度发生过搞“抢救运动”这样的“左”的错误，但党中央发现后随即坚决地予以纠正，认真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诚恳地向受了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这个小插曲毕竟是延安整风过程中的一个局部和支流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延安整风的巨大成就。当然，其中的教训却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延安整风及其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重要发展，是具有鲜明浓郁自身特色的党建科学实践与重大创新。经延安整风所锤铸熔炼而形成的整风精神，自此也就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政治优势，成为党在胜利前进中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并逐步发展壮大的有力武器和优良传统。此后，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处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特别注重党的理论与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整顿工作，总是适时地拿起整风的武器，认真教育、培训和提高自己的队伍，使之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以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例如：
　　1947年秋冬至1948年成功进行的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当时，中国革命已处在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毅然决定在各解放区深入展开土地改革的同时，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严格整编党的队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和作风认真加以整顿。重点是老区、半老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实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这次整党中，及时总结并推广了平山县“开门”整党整风的典型经验，即采用党员和党外群众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群众代表列席党支部会议，发表对党员、干部的批评意见，而党员、干部公开作自我批评，接受审查和评议，最后由上级党组织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分别是非轻重，教育团结大多数，并将混入党内的极少数坏分子清理出去。通过整党，组建起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强有力的基层党政新班子，并及时吸收党外的优秀分子入党，从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生产，保证了土改任务的顺利完成，更加有力地支援了空前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根据中央决定，巩固区的农村党组织经过整党后一律公开，以便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此同时，党中央又在全军推广了由西北野战军等一些部队利用作战间隙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深入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整军整党经验。全军各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军内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包括大批的俘虏兵)的革命觉悟、团结和战斗力，掀起了刻苦练兵的热潮，决心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英勇战斗。毛泽东盛赞我军进行的是一次“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1950年和1951年至1953年成功进行的整风整党运动。新中国诞生后，我们党已是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鉴于党的地位、任务和所处的环境条件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党中央决定利用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全党范围内实行整风，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其具体方法步骤是：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学习有关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反对和克服党内出现的居功自傲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和蜕化腐化苗头等。通过这次整风，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其后，党中央又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起利用三年时间，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分期分批地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这次整党着重思想整顿，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深入开展关于党纲党章和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事组织整顿，实行党员登记，由党的组织对每个党员作出考察鉴定，对犯有严重错误者给予恰如其分的组织纪律处理，对极少数经教育后仍不够党员条件者则让其自愿退党或劝退(即使对这些人也继续耐心教育，做到不伤感情，要求他们今后仍然可以做好公民、好干部)。这样，就极大巩固和提高了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同时，还重视把整党与建党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了农村和城镇的基层党建工作。其间，又紧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把“三反”与整党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尖锐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场严重的斗争。通过“三反”来一次全面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腐蚀的方针。随着“三反”的深入展开，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深藏党内的一些腐化变质分子都纷纷被揭露了出来。如身为党政高级干部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利用职权、腐化堕落、罪行累累的大贪污犯，证据确凿，民愤极大。党对他们也毫不姑息迁就，决不养痈为患，把他们坚决开除出党；毛泽东也亲自作出批示，依法判决他们死刑，公开执行枪决。此事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也是我们党执政后防腐倡廉长期斗争的胜利初战。通过这次整风整党，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党的组织结构、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工作作风等各方面都得到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其影响所及，也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扫、大荡涤，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总起来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1953年及其以前的几次大的整风整党活动都搞得比较好，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当然也不否认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某些缺点或小的失误，本文因限于篇幅故不拟详加讨论)，不但坚持发扬了延安整风的精神，而且密切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当时的具体条件，在内容和实践上又有所丰富和发展，有效加强了党的建设。但是，自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党所搞的一些整风整党运动，就错误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大了。其中的关键是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此后更是愈来愈“左”，到了“文化大革命”竟走到了极左。1957年春，党中央决定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以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集中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并热诚表示欢迎各民主党派和非党群众自愿参加，提批评意见或建议，帮助党进行整风。应该说，最初的出发点和愿望都是很好的。不料，整风开始后，就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跳了出来，大肆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猖狂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股反动势力和反动思潮予以回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可是由于党对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也由于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使然，党的各级领导还是车轻驾熟地走上以往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老路，把历史重大转变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又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恰当方式予以强烈反击，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而且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以致把相当一批学有专长和工作勤奋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极为不幸的后果。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毛泽东又因此而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势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判断，反而提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并始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论点。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又对彭德怀按照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程序写给他的、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和要求切实纠“左”的私人信函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认为这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反党纲领，便在党内高层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新帐老帐一起算”，随即作出关于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次“整风反右倾”完全违背了延安整风的正确原则，在党内和社会上都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不但使从中央到基层的党内民主生活遭到极大的损害，而且使反右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直接引伸到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毛泽东指称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的阶级斗争”、“重大的路线斗争”。此后，“左”的指导思想又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更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人为地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甚至是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从而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此后，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接连不断进行所谓“整风”“整党”之类的各种“政治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伤害了一批又一批党内外的好同志。1965年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在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害。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再加上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大搞阴谋、肆意进行破坏，“文革”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党员干部深受迫害，给党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而其间搞的所谓“整党”、“建党”、“整风”，都有着许多“左”的严重错误，包含着许多极左的东西，同样给党造成了极其惨痛的损害和种种后遗症。当然，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同“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尽管是异常艰难和曲折的，但自始至终都一直没有停止过。
　　以上，我们简略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历次整风整党运动。笔者认为，1957年以后的几次整风整党运动之所以出现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和错误，关键就在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自己违反了自己的正确思想，背离了自己在延安整风时亲手总结出来的一系列科学的党建基本原则，其中的教训很多，十分沉痛，也是令人深思和很值得深入总结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有力说明：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运用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模式(无疑其中也有新的发展)进行整党整风都取得了较大成效(当然不排除其中也确实曾多次出现过若干“左”的苗头)的话，那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要使整风整党取得成功，首要关键仍然是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即依然要牢牢坚持延安整风所体现的科学党建原则，要始终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尤其要注意防止出现历史上党内斗争中曾多次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也就是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提倡努力学习，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健康地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以全面促进和加强党的自身队伍建设。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实行自己在延安整风中所确立的一系列正确的指导原则，致使后来的整风整党徒具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形式”，甚至仅仅是称名为“整党整风运动”，而在实质上却逐渐远离甚至全然违背了延安整风的科学精神，以致事与愿违，逐步铸成大错。
　　若再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其中又有两点特别值得深刻反思和引为史鉴。其一，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失误。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原有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业已消灭。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内一定范围里的阶级斗争以及国际方面的斗争仍将继续和长期存在着，对此我们不能丧失警惕。然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型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党的建设也应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可是1957年在全党整风的过程中，由于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又重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他又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直接引伸到党内，甚至引伸到党内高级领导层里，以致把党内同志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发生的不同认识、不同看法的分歧和争论(其实其中有许多意见都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就直指是党内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这样就必然会把原本原于党内正常的思想争论和认识分歧无限地加以上“纲”上“线”，当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对待。那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大前提下，大力推行党内矛盾全面阶级斗争化和路线斗争化，所谓“整风”、“整党”也就往往成了专门“整人”，以致是非颠倒，黑白颠倒，混淆敌我，斗来斗去，没完没了，从而造成全党思想上的大混乱，党内党外的全面大动乱。每一次“整”的结果，都制造出了大批大批的冤假错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阶级斗争党内化，把党内斗争路线化，是我们党的严重教训之一。
　　其二，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频繁运用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搞整风整党是又一个重大的失误。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而体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其实又是多种多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又往往采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对敌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便把这种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也运用到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去。可是，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其本身又具有某种自发性、盲目性和巨大的冲击性，所以必须始终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政策的指导，以坚决避免和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简单、粗暴、过激、过火的混乱行为，防止为少数坏分子所利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党曾多次采用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开展各种工作，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成效总的来说也是比较好的。可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党理应努力探寻和平建设时期各个领域各项工作的内在客观规律性，不应也不能再简单照搬已往所惯用的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旧经验旧方法，而是应当从新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并创造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各项事业中能够更好地体现群众观点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新的实现途径和有效方式。但是由于旧的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惯使然，不少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总爱把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当作实行群众路线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于是此后的各种群众运动、政治运动更是接连不断，连整风整党也是如此，再加上指导思想越来越“左”，以至每次这样的“运动”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每次都要伤害一大批人，严重挫伤了许多同志的积极性，实际上也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来“解决党内问题”，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到“斗、批、改”时的所谓“整党建党”阶段，竟用“群众大批判”开路，出现由党外群众表决来决定开除某人党籍或吸收某人入党等许多咄咄怪事。所以，全党对此也必须深引为戒，以后再也不能用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党的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工作了。
　　(二)邓小平率领全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此前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举冲破了多年来“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和“两个凡是”论者设置的新的精神禁锢，再次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标志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自此大步跨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同时也开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就在党内广泛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首先开始着手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刚开始的拨乱反正遇到了当时中央主要责任人所设置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障碍，其实质就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所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于是，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毅然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号召全党同志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再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新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从“两个凡是”这种新的精神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深入党心民心，这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全党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在此前为召开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极其重要讲话，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宣言书。
　　这次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开始实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事实上已经形成。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实践为标准，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40多年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和批评了多年来的“左”的错误，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强调我们党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获得的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重要文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其作用和意义堪与延安整风时期所作出第一个党史决议前后相辉映，而且在科学总结党史经验方面又有重大发展和创新(如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等)。它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至六中全会，虽然未曾被正式称为中央的整风会议，实际上这些重要会议都始终贯穿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整风优良传统，既科学总结了过去，又指明未来前进的方向，其成就与重大意义并不亚于当年的延安整风、尤其是当年的中央和高级干部的整风会议。正如陈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和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面临的环境、任务和党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能够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能够适应新时代新时期要求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在大力开拓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同时，又富于创造性地、比较系统地第一次初步解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不断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党建思想，从而开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尤其是我们党自身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果断地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同时又坚决维护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并密切结合新的实际和新的实践，坚持弘扬和发展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一切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子和办法。为此，他率领全党进行了顽强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如他反复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的整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保证之一，是我们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要伴随着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枝节上解决问题，我们党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加强党建要靠教育，靠制度建设，今后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积极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而且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要鼓励自我批评，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这个武器一定不能丢；今后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建议取消原有的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这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高级领导干部尤其要重视接受过去的教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警惕和高度重视防止“左”；既不能走老路，再搞什么政治运动，又要坚定相信和依靠党内外的广大群众，力戒搞形式主义，务求实效；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坚决反对腐败，坚持不懈地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要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又要大胆创新，使之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发展，等等。这些重要而新颖的论断，既是对我们党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他在新时期对我党整风理论和优良传统的重大丰富、发展和创新，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党在执政以及从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队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探索、实践途径。
　　1983年秋至1987年春所进行的全面整党，就是进入新时期后我们党为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当时，“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驰、软弱涣散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党内盛行着种种不正之风，以致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而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又处于空前活跃和深刻变动之中，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就提出：“现在我们的党员有三千八百万，可是其中有一部分不合格，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修改党章，对全党进行教育，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①在同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强调指出：这次全会之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老干部也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嘛。②1982年9月，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党要抓紧的四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根据十二大的决定，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正式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下决心使用相当一段时间，在党内分期分批地实行全面整党。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全党上下、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十二大关于进行全面整党的决定，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这就要求我们党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切实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问题，整党绝对不能走过场。③根据中央有关决定，这次全面整党的任务是：(1)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2)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的官僚主义；(3)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4)纯结组织，按照新党章的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自同年10月起，整党工作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分为数期，自上而下地逐步展开。通过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有关决定、新党章等重要文件，检查、总结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努力实现党风的好转，在整党后期，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进一步纯洁了党的队伍。到1987年5月，这次全面整党基本结束。总的说来，通过这次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可是，由于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不断出现许多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由于当时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对整党重视不够，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武断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这样具有某种片面性的主张，以致对整党的进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尽管如此，全党大部分组织的全面整顿工作搞得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新的实践中初步创造并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突出问题的一些新鲜的重要经验，这就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初步基础。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80年代中后期，由于前后两任总书记都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上出现重大失误，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再泛滥。到1989年春夏之交，又导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在北京地区甚至演变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北京和全国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同年6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赵紫阳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江泽民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四中全会明确宣布：要继续坚定不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坚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此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认真克服和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
　　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聚精会神地狠抓党的自身建设。针对在动乱中暴露出来的一部分党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组织对动乱、暴乱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查清理，清除了党内的隐患。结合清查和清理，还进行了干部考察工作，重点是考察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在这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中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根据考察的结果，对一些组织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以保证各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核心。此后，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对全党首先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并先后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决定。这实际上是新时期继80年代前期全面整党之后进行的又一次整党整风。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是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上郑重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④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总书记针对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特点和错综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反复强调：我们既面临着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他还指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党内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任务相当艰巨，集中起来，就是要解决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为了进一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密切联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实际，又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例如：组织全党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狠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和优化，整顿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等等，都抓出了明显的成效。当然，虽说全党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与十五大提出的新的党建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相比，确实还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借鉴、总结和吸收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近些年来创造的新鲜经验，依然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新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党建总目标，联系党内实际顽强不懈地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而面对新、旧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集中一段时间，以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就是我们党面向二十一世纪为进一步加强自身队伍建设而进行的一次新的创造性探索和伟大实践。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26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页。
　　④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9-11页。
　　

延安整风与"三讲"教育研究/朱凯，郭林，李忠全著.-西安: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印，2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