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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要求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时期。在中共中央到达延安的第四个年头,即193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党的建设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豪迈地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个大手笔,它同过去18年党的历史相比,在党的建设上更具有针对性、计划性、整体性和根本性。在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过程中,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伟大实践,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今天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要求
  (一)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毛泽东曾经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革命,抗日战争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中国对付凶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一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向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向指导战争的领导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②。历史同样判定,“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③。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勇敢地承担起了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也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但这种领导也不是天然的,要担负起领导的重任,就必须首先把党自身建设好。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④他还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和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⑤。一句话,伟大的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共产党人成为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因此,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整体素质和领导能力,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复杂的斗争,对党的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建立和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条件。但统一战线内部充满着斗争,中国共产党面临一系列复杂而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复杂得多。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⑥。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因此,在党内既要防止犯“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又要防止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要尽可能保持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争取继续抗日、团结和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⑦,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具备应对复杂环境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双重任务,清醒地认识当前与未来,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重要的任务。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一再告诫共产党员,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引导到人民的胜利,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时阶段的任务与共产党员奋斗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承担着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且承担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即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和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毛泽东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⑧。并指出,只有认清两个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实现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建设一个伟大的党。“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⑨
  总之,诚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⑩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二)创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1.创立科学的思想路线,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马克思主义为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但并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方案。中国革命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这些特点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因此,创立科学的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初步在实践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但是,对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还是初步的,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党在斗争的实践中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继续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对中国革命也给予了许多错误的指导,这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的错误。第一次是从1927年八七会议至1928年4月下旬的“左”倾盲动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期间发生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三次“左”倾错误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危害最大,使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和根源,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导致的。这种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出发,从认识方法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初步揭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思想,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号召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②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③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和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创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实现的根本途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冲破教条主义“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中,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中国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跨越。
  2.用科学的思想路线武装全党,是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这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中央高层的初步确立。
  但是,也应看到,遵义会议后由于党的高层领导的变化引起的党在思想路线上的重大改变仍是初步的。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又发生了一次波折,这一波折反映出在全党范围内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是党面临的严重任务。
  抗战初期党内发生的这次波折是由王明回国引起的。1937年11月,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回国后,推行了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的、以右倾为特征的抗战主张。王明回国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内的倾向作了正确的分析。11月12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他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④而王明回国后,脱离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忘记第一次大革命以来党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他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轻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忽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的军队求得速胜。王明的右倾错误,其根源在于唯上,完全听命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临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处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其实,法共的这个经验并不是成功的经验,如果中国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立场,处处迁就资产阶级,实际上只能使无产阶级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让统一战线的命运听凭资产阶级去摆布,最后必然导致失败。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把他的错误主张说成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一段时间内使一些党内同志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谈到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提出的右倾观点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 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到王明回国时的状况:“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⑥“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⑦毛泽东后来分析王明错误主张的根源时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⑧不从中国实际问题考虑,唯书,唯上,这就是王明教条主义的重要根源。王明的这些右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害。党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实现的。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前夕,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中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重申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占区和敌后的方针,基本克服了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全会针对党内教条主义的现象,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标志着在全党范围内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开始,党已自觉地认识到在全党 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重要性,它预示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 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39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⑥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页。
  ⑦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页。
  ⑧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
  (三)党所处的环境和党员新的构成需要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旧中国由于现代工业十分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却占大多数。1927年党的主体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以后,党的主要力量必须长期立足于农村,处在分散而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这就决定了党的成分构成主要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人,不可能做到以工人成分为主。大批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决定了党的建设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大量进入党内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建设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寻找到一条不同于欧洲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方法和途径,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去实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此问题开始了积极的探索。1928年10月,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就深刻分析了边界党内非无产阶级化的严重问题。他指出:边界各县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上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湘赣边界党的建设的困难情形,列举了党内严重存在的逃避斗争、盲目暴动、地方家族观念、闹“土客”籍矛盾等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状况,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①面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党的道路有这么几种选择:一条是主要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去发展党员,但这必然会走上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走“城市中心论”的道路上去;一条是在农村中从城市大量引进工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再一条是党用思想教育来改造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在革命实践的锻炼中把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改造成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毛泽东在三者中选择了后者。
  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以乡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与此同时,他也创造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在开辟农村根据地斗争中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路。这一建设党的原则主要是:第一,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后,党应该、也必须从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以扩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力量,同时要严格入党条件。第二,农村党的无产阶级化的根本途径主要是加强思想建设。第三,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在党内进行坚持不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使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第四,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应制定必要的制度和政策,以巩固思想教育的成果。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和原则的形成,给以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党员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条件下,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指明了方向。党必须敢于在农村中大批发展党员,同时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方法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
  抗日战争的到来,把中国共产党推到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地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数量。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首次提出要“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任务。他针对当时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响”的矛盾,强调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②。1938年2月至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15日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明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③。
  中央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全面抗战开始时,山西省只有党员360余人,到1939年春,仅晋西北的党员就达1万余人;1939年9月,晋东南的党员也由根据地初创时的1000余人增加到3万余人;到1938年底,晋西南的党员已发展到1.1万余人。1937年9月河南省委重新建立时,全省只有党员150余人,到1938年10月已发展到8000余人(不包括豫北)。上海的党员1938年2月有300人,到1939年10月已发展到2300人。广东省委1938年4月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到1938年10月,仅琼崖地区的党员就由抗战初期的600余人猛增到5000人;广州和香港等地的党员由1937年下半年的350多人发展到2500人。四川省1937年10月仅有党员三四百人,到1938年11月已发展到3250多人。
  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38年冬,军队中的党员比例已超过20%,连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党员。到1940年,八路军老部队中的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的30%~40%,新部队也达到25%~30%。新四军刚集结时,党员数量占全军总人数的25%,到1939年2月,已占到40%,各级党组织也都建立和健全起来。
  与此同时,在“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中央组织部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即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开学,共招收学生5562人,其中知识青年党员530人,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11%,到12月结业时,知识青年党员已发展到3304人,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70%。在陕北公学,1937年至1938年共招收学生6000多人,发展的新党员有3000多人”④。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党员队伍的大发展,使党的组织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在党员数量猛增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党员培训和教育,提高党员思想理论素质问题。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巩固党的问题。他指出,去年3月会议以来,“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⑤。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明确指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并加强党的纪律。因此,随着党在组织上的壮大,一个以思想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党的任务被提到党的工作议事日程上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笫64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四)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任务的提出与实施
  1.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
  在党致力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从党的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法,最早是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正式提出来的。当时,党中央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出版了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为它写了《发刊词》。在这篇《发刊词》中,毛泽东从党的建设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联系党的建设的当前实际,从党的建设的全局高度,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任务,并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同年12月,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重申这一建党任务。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从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首先,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和党自身建设的状况,明确了党的建设的主题和任务。毛泽东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①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由于抗日战争中党所处的环境更复杂了,加上党的队伍迅速扩大,这一切要求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以保持党的广泛性、群众性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②其次,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历史进行了科学总结,对如何建设党,即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毛泽东在指出建设党的主题之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③从这一思考出发,毛泽东做出了如下回答:
  第一,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在实现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建设党。毛泽东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从党的建设规律的高度,深刻指出:“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④毛泽东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阐明了这一论断,指出:党的历史证明,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不能不联系于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即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党的建设成败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兴衰成败的一条重要规律。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建设工作的前进或后退,而党的政治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部分是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问题。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都是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党遭受挫折与失误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十分重视这些时期的路线问题的深层原因。第二,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在分析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党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把握问题上,一个重要的思想落脚点是回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分析上来。把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程度,二者相统一理解的程度作为衡量党在思想上是否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标准。毛泽东在回顾党在幼年阶段时指出:由于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致使革命遭到失败。党的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阶段。这一阶段尽管资产阶级叛变了,敌人又天天迫害我们的党。但“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⑤“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⑥在党的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这一阶段,“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⑦毛泽东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中,紧紧抓住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和基本事实,即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和前提,党的政治路线依赖于党的思想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能不能正确地进行党的建设,能不能制定和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政治路线,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核心是能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能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把党的政治路线同党的思想路线紧密联系起来,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把党的思想路线建设看作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对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强调党的思想路线重要性的同时,还指出要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还要依靠党的组织的坚强有力,依靠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依靠大批干部在党内涌现,而且要成为党的中心骨干,依靠全体党员、干部不屈不挠地为政治路线而奋斗,以及党风的正派等等,而党的建设就是实现这些条件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指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⑧总之,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向全党发出实施与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号召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长期深入思考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纲领,它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2.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现条件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的伟大工程。但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的任务,是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的。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⑨。这些条件主要是:
  第一,从党中央领导机关来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党的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为毛泽东获得领导全党的经验,从全党角度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领导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创造了必要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特别对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有深刻认识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实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条件。
  第二,从全党来看,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实践,尤其是党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考验,积累了领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领导全党深刻总结和认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从而推动和实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奠定了重要的认识基础和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⑩他强调指出:“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11),我们已经能够对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12)。可以看出,没有如此丰富的斗争实践和经验教训,要真正实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第三,从理论准备来看,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有了基本的准备。实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基础。这一时期党在理论建设上有了一批相当重要的理论成果,比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等,还包括这一时期党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形成的文件。这些理论成果涉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对于实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我们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逐步巩固和扩大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党可以站住脚,安下家,这就为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毛泽东后来在整风中讲到根据地的作用时说:“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有它的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13)
  第五,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改变。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规定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特别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要求“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就使我们党可以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根据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有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党的内部的大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604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延安整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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