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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实践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酝酿:“学习运动”的兴起
  延安整风是在党提出和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过程中提出来的。鉴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错误在思想上教条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开始系统考虑在党内清理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实现这一任务的核心,就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法上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使全党学会运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思想和方法。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同时,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②“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毛泽东希望在这次全会以后,全党来一个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竞赛,通过全党的理论学习来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方法,通过理论学习来克服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将这种方式称之为“学习运动”。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首先在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运动。为了把学习落到实处,1939年2月17日,党中央设立了干部学习教育部,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同年3月,中央宣传教育部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在延安的干部编班、编组,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194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工作的重要地位,切实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同年3月,党中央又规定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为“学习节”。要求各单位及时总结学习经验,表彰、奖励学习好的干部,对无故缺席或不认真学习的,给予批评教育和必要的纪律处分。5月20日,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召开动员学习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干部发扬“攻读”精神,要在工作、生产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而且他同中央其他领导带头学习,从事艰巨的理论研究和浩繁的写作工作。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毛泽东还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在杨家岭他办公的窑洞里,每周星期三晚上,总有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哲学问题。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还成立了新哲学学会,许多机关成立了哲学小组。陈云领导的学习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专门学习哲学,艾思奇担任辅导,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萧劲光等也经常参加学习。
  由于这次学习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因此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党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和总结也愈来愈深入。这种学习运动触及党的思想路线的层面,进而引发了党内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对立和斗争。
  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过去撰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他还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④这表明,王明还在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作辩护。王明还企图把这本小册子充作党建教材,继续在党内传播他的思想。
  为什么在党的历史上起了很坏作用的小册子,还能在延安再版?一方面说明王明对自己在党的历史上所犯“左”倾错误及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缺乏认识,还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党内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认识不清,对他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面目还没有识破。尤其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也缺乏统一的认识。例如,1940年12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作了全盘的概括和总结。其中指出:“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⑤毛泽东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曲直,不要盲目。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高级领导干部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等待这些同志提高认识,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不再提“路线”二字,只是“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⑥。事实上,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这种情况,说明在党的领导干部中,需要认真地开展一次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研究,从对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的挖掘上来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对党内“左”右倾错误来一次认真的清理。
  从当时普通党员、中下级干部状况来说,党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吸收了大批新党员,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人猛增至1940年的80万人。这些新党员虽然有强烈的革命性,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到党内来,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决定了他们的革命带有较强的盲目性。这时,党虽然非常重视用教育的方法来巩固党,但是,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和中下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都缺乏应有的认识,这种状况使他们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教条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使一些同志常常受蒙蔽,成了拥护、支持他们的工具。
  尽管毛泽东等人从各方面批评了教条主义错误,但收效不大。要从根本上巩固党,必须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通过恰当的形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因此,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形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 《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763页。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动:高级干部开展整风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开始的。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党中央首先在高级领导干部中进行整风。
  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取得党的高层在思想路线上达成共识。其特点是从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34年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入手,由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转而切入对政治路线的认识,再进入到对政治路线赖以产生的深层原因——思想路线的分析,这个突破口及行进路线选得好,对整个整风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个报告标志着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正式开始。
  毛泽东在报告中,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发,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精辟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毛泽东指出,学习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①。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其中一部分做研究工作的人对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一部分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作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②毛泽东在报告中准确、科学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③毛泽东的报告观点鲜明,言词尖锐,是党的整风的重要文件。但在当时,在高级干部中对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还缺乏深刻认识,因而,这篇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未引起充分的注意,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纸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些情况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为解决高级干部的思想问题,党中央做了大量具体而扎实的工作。
  在组织措施上,为了加强干部对中国实际的了解,中共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同时,为了加强对党的干部思想方法的提高,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由毛泽东任组长,以便加强对党的理论学习的指导。
  在政策措施上,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由王稼祥起草,这一决定着重强调了遵守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性,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本位主义和思想上的个人主义现象。《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起草,该决定就中央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机关、各根据地政府机关等设置调查研究机构问题、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关于在职干部的学校对干部调查研究的教育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在对历史经验总结上,中央把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党的高级干部,要求认真阅读,结合党的工作实际和历史进行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六大以来》文献的阅读和研究对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胡乔木曾回忆道:“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④。
  毛泽东在1943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⑤
  在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是党在整风初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共23人。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就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⑥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列主义。毛泽东对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王明回国后党内主观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⑦。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不但结合党的历史分析了主观主义,而且对主观主义的来源也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党内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泽东还强调提出中央高层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克服主观主义,“首先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⑧。
  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大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他还指出:“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⑨博古在会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⑩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王稼祥分析了产生主观主义的根源,认为主观主义的产生,“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11)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最主要的负责者。
  当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时,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此后,王明一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
  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同1940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大大前进了一步,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12)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还在会议进行当中,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和各根据地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件。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整风,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重要的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高级干部思想通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⑤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0-631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375页。
  ⑨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⑩ 《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1)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12)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5页。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全党整风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的,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是全党普遍整风阶段。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阶段转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深入到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由解决对政治路线问题的认识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的阶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延安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根据党内现实和历史的教训,吸纳张闻天的意见,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概括为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但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了解中国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毛泽东指出,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毛泽东还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有很可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就有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而“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毛泽东指出:“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①毛泽东指出,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毛泽东指出,党内相互关系要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党外关系也要消灭和克服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全党普遍整风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方针和方法。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恰相反的。具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实施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③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整风的方法和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整风初期,一些党员和干部并未深刻理解党发动整风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一位团政委张百春在谈到自己对整风的认识时说:“在冀南时,接到‘二一’报告(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编者注)以后到旅部去,听教育科长说:‘要整风,学风、党风、文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都要整’。我当时想:主观主义是学风,我没有住过学校,学风没有我;宗派主义是党风,我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和谁通信,党风没有我;至于党八股,我没有写过文章,也没有我。”④整风开始时有这种幼稚的想法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同时,也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说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⑤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这一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⑥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道: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⑦。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学习中,广大党员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学习,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思想上取得巨大的收获。例如,有一位同志在学风总结中写道:“我抱着去西天取经回来当骨干的思想进了马列学院。在马列学院一心读书,博览马恩列斯著作,专找古典著作以至英文版原著看,背诵英文《共产党宣言》。做笔记,记索引,编提纲,像新术语词典那样地把名词、术语编纂成册……毛主席在整风报告里反复讲,不应该死读马列主义条文,而是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按照毛主席的说法,看看我回到前方部队后,在工作中是怎样应用的呢?譬如在冀南军区轮训时,有一个军事教员主张相信共产党是为了生前,信奉天主教是为了死后。我批评他这种错误言论时,讲了什么是唯物论、唯心论,没有根据他的思想行动,批评他的这种错误言论,揭露其错误实质。会后有的同志对我说,你讲的理论深,但是,听不懂,不知道他究竟错在哪儿……从根本上来探讨,是否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的原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不是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实际工作问题,调查研究,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方针、计划,创造出理论来。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因此,这种教条主义又是形而上学的。”⑧像这位同志一样,通过整风学习以后,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飞跃的党员和干部,在延安不是少数。
  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十分重视。抗战爆发后,有不少文艺青年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在国难当头的日子,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战和人民大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的。周扬曾经回忆说:“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了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⑨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也投入了很多精力来加以解决。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除分别交谈外,还约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姚时晓等几位党员作家到杨家岭他的住处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些缺点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⑩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11)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12)毛泽东在约文艺界朋友谈话中,也就文艺界的问题阐发自己的观点。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13)
  艾青将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同刘白羽的谈话中,刘白羽在汇报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14)。
  经过几个月的认真调查和充分酝酿,毛泽东弄清了情况,也逐步形成对文艺政策方面的看法。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请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舒群草拟一份准备约请与会的人员名单,他又补充了自己认为应该与会的人的名字。随后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制作并发出100多份,由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署名的油印的粉红色油光纸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毛泽东、凯丰 4月27日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有100多人到会。这次会议先后召开了三次大会。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接着论证了文化大军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回顾了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的发展和评价了它的历史作用后,深刻地指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这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毛泽东结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转变感情的过程,给与会者留下了强烈的难忘的印象。接着大家毫无顾忌地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人性论,有人提出爱是永恒的主题,也有人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气氛活跃,畅所欲言。
  这次会议对文艺界整风开了个头。毛泽东《讲话》的“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15)第二次会议是5月16日召开的,会场还在中央大礼堂,仍然是大会讨论。与会者争相发言,且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毛泽东、朱德等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并时而深刻时而诙谐地插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心情非常舒畅。”(16)
  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召开的。毛泽东在大家发言后,为大会做总结讲话。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入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毛泽东一下子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17)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深刻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18)毛泽东还指出:“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的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19)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21)。毛泽东作结论发言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会场从室内挪到礼堂外边的露天下来了。煤气灯放射着耀眼的白色的光辉,大家安静地围坐着。何其芳回忆当时的情景 说,毛泽东讲话所揭示的内容,“问题是重大的,而且是很尖锐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却讲得那样和蔼,那样亲切,就像一个慈爱的长者”(22)。公木回忆道:“到5月23日下午,毛泽东作结论。大气磅礴,高屋建瓴,首先有针对性地提出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要从实际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方法论问题,简明扼要而从纵深广阔地摆出当时文艺工作者面临的现实。然后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或者说在此前提下,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包括文艺方针、政策、路线问题。条分缕析,深入全面,严谨的逻辑,流动的风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光芒,不只显示出发人深省的理性说明力量,而且实具有沁人心脾的美学感染潜能。”(23)朱德也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针对有些人自夸要做世界第一作家的观点,明确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有些人反对转变立场的观点,他说:“岂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号召大家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针对“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说法,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24)朱德的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总之,毛泽东、朱德等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譬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认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的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与文艺界整风分不开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④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⑤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⑥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⑦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9页。
  ⑧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17页。
  ⑨ 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⑩ 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12)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13)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4) 参见《延安的锣鼓》,载《人民日报》1992年5月4日。
  (15) 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16) 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7) 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22)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23)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页。
  (24)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页。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1943年秋,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9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阶段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的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的深入总结,从一般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是提高党的高级干部执行正确路线自觉性的需要,也是整风的重要目的。党提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也有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整风运动继续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当时各国工人运动面临着内部和国际的复杂形势,在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及历史条件,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以及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认为统一的国际组织指导各国革命没有必要,所以提议解散共产国际。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①2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②。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制,中共的领导机构和重大决策,都要由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国际有对各国革命指导的权力,从1925年3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的讲话中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来,斯大林在会上讲话中指出:“至于共产国际的权力和它对各国党的事务的干预,我坚决不同意某些同志所主张的缩小这些权力的意见。……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③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作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了。应该说,共产国际在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解散的决定,是有利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的。因此,这件事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1943年7月,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眼前的种种具体实事加以说明。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共产党员提高了觉悟。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党员干部对王明所推行的右的错误以及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提出的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的错误观点看得就更清楚了。
  全党在思想整风中,深刻认识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代表,他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是这一结合的结晶。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是党在整风学习的实践中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认识。刘少奇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观点,这些认识和观点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在会议的发言讨论中,与会者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在发言时讲道: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在对王明抗战以来错误的批评总结过程中,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一次讲话中把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概括为四条: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也进行了分析。周恩来在10月6日的发言中,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出现几次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④。
  毛泽东在10月13日的发言中,系统地回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毛泽东说:“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上“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他又讲道: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他说:“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又说,经验主义者容易受教条主义者迷惑,教条主义者常常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蒙蔽人们⑤。毛泽东在9月初的一次发言曾谈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错误问题。针对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时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的做法,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制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⑥。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多次谈到党内批评的方法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⑦他讲团结问题时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团结。他在讲到党内斗争的方法时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⑧刘少奇在谈到党内斗争问题时指出,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⑨。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认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在会议讨论激烈时,也曾一度有些过火的倾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但不久即得到了纠正。经过九月会议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基本弄清。对于党的历史上一些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中央书记处1944年2月21日开会进行了讨论,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组织结论必须力求宽大,即:“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必须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当时在打倒共同敌人问题上,党内是一致的,分歧点是如何打倒敌人。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中央书记处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这些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1944年3月初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的评价。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了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他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⑩
  毛泽东指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11)毛泽东的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道:“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12)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在党的高级干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机成熟了。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党的文件,它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在《决议》修改稿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延安整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13)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做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它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克服和战胜面临的种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也对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老干部是一次重新的教育和培训。对于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也是一场及时地深刻地思想、理论的教育和培训。整风运动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这就为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伟大实践,它创造了从思想上和世界观方面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经验,它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58页。
  ④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2页。
  ⑤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⑥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9页。
  ⑦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2页。
  ⑧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⑨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1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12)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3)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70页。
  (五)关于延安整风过程中的审干问题
  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就提出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审查问题。毛泽东把整风、审干比作擦亮党员干部两只眼睛,“你们参加整风以后,一只眼睛就亮了;参加审查干部以后,另一只眼睛也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可能胜利呢?”①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学校、机关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在审干工作中,由于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把一些干部、党员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致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最终出现了以“抢救失足者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延安整风期间的审干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此后,1942年11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务斗争。中共中央当时认为,开展反特务斗争的最大障碍是自由主义。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指出有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机密行动泄露出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中央认为,这种“小广播”决不是小事,而是极端危害党的大患,是党内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党员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甚至是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问题。为此中央号召每个党员深刻反省自己,严正地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有“小广播”的错误,并要求填写“小广播调查表”,调查社会关系,进而规定各人写思想自传和历史自传,由思想反省、历史反省,展开坦白运动。
  如果说1942年12月以前的工作都是为清查坏人做准备,那么从12月开始,审干工作进入反特务斗争阶段。1942年12月至1943年4月,审干工作的反特务斗争方式是在内部由少数机关对少数人秘密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康生在西北公学以逼、供、信,“车轮战”的方式,搞出了一些所谓“特务”和“特务组织”。比较典型的是张克勤案。张克勤是兰州地下党员,在严重逼供的情况下,编造了一套为交代过关的假口供,说国民党对共产党在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说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说他本人就是被其父亲发展,与他父亲单线联系、长期埋伏的特务。康生获此逼供材料,认为是审干工作一大突破,认为“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湖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的一些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
  4月初,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因公要到延安,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公冕接头往来,4月1日晚上,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在康生具体指示下,逮捕了在审干过程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200多名。
  从1943年4月到7月,审干工作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进行,由少数机关转变成群众性的运动。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以惊人。”要求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②。这个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由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在大会上坦白交代,发动群众。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决定成立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实际工作由康生主持。6月24日,中央就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反特务斗争问题给有关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主要领导同志充分认识国民党及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政策的危害性,懂得审查干部任务的严重性。
  从1943年7月到8月15日,审干工作发展为“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③对于审干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党中央曾有所觉察,并提出审干工作的正确方法问题。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曾向有关负责人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后,毛泽东7月1日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⑤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左”倾扩大化错误没有能够有效制止。在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错误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这些同志和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予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错误⑥。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这九条方针正式下达对审干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曾回忆说:“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⑦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审干问题,会议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并决定对坦白分子予以甄别。1944年1月,中央正式发出对错案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延安和各地区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认真进行甄别工作。甄别的结果表明,抢救运动和防奸运动中,有的是党内错误或仅有党派、自首等问题,有的完全弄错了。经过认真的甄别工作,被冤枉的或弄错的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还有一部分人的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保留个人意见,就暂时挂了起来。到1945年,甄别工作基本结束。在甄别工作中,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自我批评、赔礼道歉。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⑧同月,毛泽东在对即将赴前线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又一次向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敬礼赔不是。毛泽东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再次承认“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去年的“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⑨。1945年2月,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在审干中,“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⑩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情,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的团结。陈野苹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想来当年延安中央党校的全体同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整风学习结束以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在‘抢救运动’中,把很多同志搞错了,伤害了同志们,同志们受了委屈,我在这里向大家赔个不是!说着就当众行一鞠躬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泪,我也泫然眼酸,强忍滢泪。大家得到莫大的、无限的安慰,心里的一点积郁,立即冰消融解了。”(11)
  延安审干工作的教训是深刻的。总结起来,其经验教训主要有:第一,必须坚持对党的干部主流的客观估计,越是在客观形势复杂,遇到困难巨大的形势下,越是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第二,审干肃反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具体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判断敌情,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三,审干肃反是一件深入细致的工作,绝不能搞突击式的群众运动。第四,党的上级机关犯了错误之后,要马上改正,毫不隐讳地严肃批评自己的错误,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赢得广大党员、干部的谅解。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④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⑥ 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⑦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
  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11)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延安整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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