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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对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推动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发动整风时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整风首要的和核心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学风，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各种工作态度问题”①。也就是说，打破主观主义的束缚，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整风的第一个目标，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而“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②。首先，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马列主义的词句，容易装出马列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而使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被其俘虏，不容易识别其真实面目。其次，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投入激烈的革命斗争，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以工农特别是农民为主体，使其整体上的文化水准不高；由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其复杂，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这场伟大革命的成熟经验。同时，由于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和苏联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员的巨大影响，因而长期弥漫全党、极大地危害中国革命，并且在当时仍大量存在的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影响。再次，从克服主观主义的主要症结上看，如果克服了教条主义，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从而产生许多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并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到理论工作者的帮助，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反对主观主义，主要就是反对教条主义。
为了反对和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及其严重危害，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尖锐批判和对实事求是问题的深刻论述，极大地震撼了全党，在引发全党深刻思考的同时，从认识论上澄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说明了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为人们破旧立新，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指明了方向。
第二，精心组织，加强领导，在全党形成规模空前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高潮，形成树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克服主观主义的强大而热烈的氛围，对全党产生了深刻的教育和警戒作用，有力地推动和帮助了一些同志转变认识、克服主观主义的作风。延安整风运动是党中央领导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学习运动。在蔚然成风的学习氛围中，耳濡目染，精读细研，并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进行反省，收获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学习，全党普遍受到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通过学习，在掌握思想武器的同时，揭穿和识破了教条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以王明为代表的“理论家”的偶像被打碎；通过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不尚空谈，调查研究等观念，在延安和全党蔚然形成。
第三，联系党的历史，分析主观主义的严重危害，提高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延安整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反思，特别是通过对党在历史上两次胜利和两次严重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来破除主观主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这个特点，贯穿延安整风的全过程。
通过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反思，许多党的高级干部深切地感受到，在党的历史上，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趋向、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是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方法，以历次“左”倾错误为代表，以王明为典型；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实事求是地依据国情探索中国革命。两种思想方法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实事求是就胜利，主观主义就失败。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历史事实在否决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过程中，突出地显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巨大效力，这对党的高级干部、对全党产生了深刻的教育和启示。罗瑞卿的回忆颇能说明问题，他说：“老实说，我们当时政治思想水平很低，有很大的盲目性。对于党内的路线斗争，自己根本不知道，甚至是不关心。只知道干革命、做工作、学打仗、服从党和上级，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和上级的命令等等。……就我个人来说，关于党内的有关红军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其他一些问题的实质上的争论和斗争，只是1943年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参加七大，学习了一些党的文件，并参加过一些会议和讨论之后，才有了比较清楚和深刻的理解。”③通过大规模、深入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在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把全党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全党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明确认识到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实际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路线的思想方向。延安整风的主要成果，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思想认识，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做好了准备，从而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20世纪30年代由毛泽东提出来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中央高层的初步确立。由于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的传统，正如毛泽东说，这个“主观主义的毒害是有历史的”，“这个毒害相当深”，加之，又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因此要从根本上肃清教条主义毒害，要使全党自觉地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业。党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就开始这项工作，经过充分的酝酿准备，通过将近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作战的同时，终于实现了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任务，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③ 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6页。
(二)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一次严肃认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的运动，它在方式上采取了整风的方法，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自身存在的思想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和不足，以治病救人的胸怀和目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以高度的对党负责的精神清理党的历史积案和解决党内的冤假错案，从而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第一，通过整风，对党的历史上一些影响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使全党在党的历史问题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在整风之前，党内存在着许多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党在思想方法上，对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这些认识影响了党在思想上的统一，特别影响了党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的统一，这就必然会影响党的团结和削弱党的战斗力。
经过整风中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全党在思想上趋于一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党对历史问题认识的结晶。《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历史决议》的这些结论，得到全党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的普遍认可，甚至王明也在当时写信向中央表示：“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半年来全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①
延安整风中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没有对党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深刻认识和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对党的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也就不会自觉地站到正确路线上来。
第二，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积案的清理和对党内冤假错案的解决，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党员对党的向心力和同志之间的团结。在“左”、右倾错误统治全党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他们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凡对他们错误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的同志都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根据地的肃反斗争中也出现了扩大化甚至是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因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是当时党在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它极大地妨害着党的团结统一。
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清理党内积案的运动。整风运动开始后，1941年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要进行加强对过去被冤枉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随之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调查研究，重新处理党的历史上的各种案件，纠正了以前错误的处理和处理不彻底的问题。
通过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问题的回顾和检讨，通过召开各个根据地历史的座谈会，延安整风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党中央和各个方面、各个系统的历史，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纠正了以前错误的处理和处理不彻底的问题。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对一些同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为被错误处置的同志申述了公道。指出：“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并郑重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研究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②由此，比较系统、比较彻底地为遵义会议以前被诬陷的同志平反昭雪。
随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历史决议的规定，中央有关部门继续对于一些干部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或被冤枉的情况，经过调查、核实，也大都给予了恰当的解决，或平反，或重新作结论，或对其大部分问题作出结论，个别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这些冤假错案的解决，使一大批过去受到伤害的同志得以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愤，焕发了他们的政治青春；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消融了一些同志之间的芥蒂，重新达到了他们之间的团结。
第三，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人，争取和团结他们一起工作，最大范围的实现了党的团结与巩固。延安整风伊始，毛泽东就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开展思想斗争的方针。他强调：“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③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救人，曾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有过激的言辞，“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但坚持了“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党在过去太着重追究犯错误者个人责任的做法，认为今后应该避免这种缺点。决议明确地指出：“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并强调：“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④遵循这样的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否决了整风中提出的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否定中共六大和全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前一切工作等意见，决定在决议中不写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不写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不写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不写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毛泽东说：“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⑤历史决议对犯错误的同志的结论力求宽大。
围绕这些问题，首先和突出地表现在对待王明“左”倾和右倾错误的问题上。王明第三次“左”倾错误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抗战爆发后其右倾错误又给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造成很大的干扰，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党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但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后，毛泽东对他采取了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毛泽东说：王明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⑥。当王明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发起挑战后，面对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基本立场是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仍然对王明十分宽容和爱护。一是在决定把王明提出的问题拿到政治局讨论时，毛泽东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二是对王明武汉时期错误的定性比较轻。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或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征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但结论就是一句话：“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并委托任弼时向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⑦但是，此后王明玩弄两面手法，在公开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为自己鸣冤叫屈，向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说毛泽东的坏话，挑拨离间，要求新回中央的刘少奇主持公道。同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王明这些挑拨离间的话，遭到上述同志的拒绝。
在获知王明在背地里的小动作后，毛泽东对其这种两面派手法，非常不满。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对王明的第一次公开的批评。同时，毛泽东渐渐提升了对王明错误的性质和危害的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3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抗战初期党的政治路线展开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大力争取王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中央派李富春等人与王明谈话，促使他认识错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先后与王明谈话，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在王明表示出认错态度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对他大力争取，在党的七大上提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博古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推行负有很大的责任，延安整风中许多同志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你有错误就检讨嘛。博古数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他诚恳认识错误的态度，获得了大家的原谅。他在讨论通过历史决议时发言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我们要从头学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张闻天、凯丰、李维汉等深有同感，博古的话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延安整风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得到了普遍的实施。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给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其后他深刻地检讨错误，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虽然他当时不在国内，但党中央仍对他的组织结论从宽，并把他提名为七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
当时，一些曾在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中犯了比较严重错误的同志，有很大的思想包袱。历史决议的规定使他们放下了包袱，他们通过整风运动认识了错误和犯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在后来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这作为一条经验加以总结。他说：“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党内要尽可能的团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⑧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⑨
第四，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毛泽东在1920年曾经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团结战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品性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中，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明确了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也使党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伟大作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⑩“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并预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1)。毛泽东所代表的方向、毛泽东所代表的思想是什么呢?实际就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积极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和由此路线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不久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党的七大的重大贡献。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探寻中国革命的规律，同党内的教条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并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正确地提出和解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而形成的，而全党对它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则是通过延安整风而达到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反映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党在思想理论上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成为党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成为凝聚全党意志的重要精神支柱。
党的七大体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标志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现。
① 曹仲斌、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7页。
⑤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15页。
⑥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
⑦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32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3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3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三)提高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培养了一大批党的骨干力量
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政治品德、思想意识、组织观念和工作作风在阶级性上的集中表现。党性锻炼就是对党员本质的改造。延安整风运动是以全党普遍的党性锻炼贯穿始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党性修养教育和党性锻炼运动。
第一，从思想理论认识的高度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锻炼和党性锻炼。延安整风运动是以克服党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克服主观主义，不但是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也是解决党性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党性才会巩固”。他把是否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看作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党性的重要标准。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①正是在这样思想认识的高度上，全党展开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使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洗礼，在党性上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锻炼，提高了党性修养。
第二，从党的队伍的实际状况出发，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增强党性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的落脚点。延安整风中，党中央把提高党性修养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向全党提了出来。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解决“一条心”和“半条心”的问题，即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开展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问题；加强思想改造，抵制和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问题提得鲜明、突出、有针对性，并大张旗鼓，对广大党员产生了深刻的思想震撼。
为使全党发现问题，提高认识，引起警觉，中共中央相继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如1941年7月1日发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着“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和“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倾向，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反对和克服这些非无产阶级的不良倾向。同时还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自己适合党和革命的需要；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组织的领导人，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锻炼。1942年9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对党的中高级干部擅自发表政见、下级组织对中央和上级组织的阳奉阴违、军队与地方党政关系不协调等现象提出批评，强调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并再次重申党的纪律。1943年8月，结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部署，规定专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来进行这一活动，把对国民党、蒋介石、三民主义的问题彻底弄清楚。同时指出，这一活动“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有极端重大的意义”。这个决定及活动，对提高党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重申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干两个革命——第一步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帮助党员和干部认识两个革命的关系，理解党的远大目标与现实斗争之间的关系，澄清他们的疑惑，坚定他们的革命信念。
党中央明确地提出了检验党员党性修养的标准，供党员在学习和改造中自我检查、自我督促、自我完善。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具体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二是“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三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四是“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②。
如何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对党的思想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少奇在讲演中强调共产党员要进行各方面的修养，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处理多种问题的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等。在延安整风中，该书被毛泽东选为干部必读文件，人手一册。毛泽东说，刘少奇“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③。与此同时，中央还采取了许多措施，通过一些重大的活动克服当时的突出问题，形成在全党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倾向的热烈声势。
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着延安文艺界的思想状况，为解决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党性修养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这次座谈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入党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毛泽东的讲话，虽然是具体针对延安文艺界的，但它实际是面对全党的。1943年10月这篇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后，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立即把它列为整风必读文件。它对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为彻底纠正党政军“三权鼎立”的现象和破坏统一的倾向，为在全党产生典型示范作用，中共中央在1942年10月领导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召开，共开了88天。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系统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出席会议，中央学习组、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领导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委托任弼时、王稼祥指导。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上指出：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等五项目的。会上，许多同志以整风的精神揭发事实，开展批评，作自我检查。任弼时代表中央在向大会的系统报告中，根据调查和会议揭发的事实，对一些党性不纯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某些领导干部对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不尊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党员对党团不尊重，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闹“青年主义”，闹独立性，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这一最高原则”，“取消党的领导作用”。边区军队中，有些高级干部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似乎军队与党是平列的，甚至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是“思想方法的从前和阶级立场的不坚定”，将对于党的队伍及其领导的军队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④。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委托贺龙在会上传达)的报告，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经、整关系、整学，从县团级干部到边区高级领导人，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独一旅旅长高士一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他说：参加这次大会是最彻底的整风，不但脱了裤子，还洗了澡，擦了背，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揭露了，都医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宝贵的教育。延安整风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最终把落脚点放在全面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水准上来。因此，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运动。
第三，从整风运动的实践效果来看，通过自我反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党员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一是党员干部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思想改造，实际上是克服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转变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是，触及自己，自我革命，这无论是对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对老党员还是青年党员，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杨植霖的思想转变很有代表性，他回忆说：“思想改造，是思想革命的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一开始听到‘改造’二字很感刺耳，我自己就觉得搞了许多年革命，坐过牢、打过游击，到头来怎么还得改造？别的同志也有此想法。但是拿无产阶级思想、党的要求一对照，又觉得很应该改造。……用毛主席整风报告和其他著作作为箭射自己这个靶子，收获很大，把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许多无产阶级的箭握在自己的手中，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个靶也就有了力量。这时对‘改造’二字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实在是个救命之宝，并且认为每一个真想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迎思想改造，特别欢迎别人帮助自己进行思想改造。”⑤认识到需要进行思想改造，自觉要求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是党性得到提高的一种表现，是延安整风在党性锻炼方面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二是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得到一个根本的改造。延安整风是一场自我的思想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许多知识分子说，整风使他们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民主集中制的作风；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作风。这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延安整风中党员党性修养提高的理论概括。
经过整风，经过思想改造，绝大部分同志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思想意识得到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和中坚。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战斗力更加提高，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前进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②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5、236、237页。
③ 杨尚昆：《卓著功勋，彪炳千秋》，载《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9日。
④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263页。
⑤ 杨植霖：《深刻的体会》，载《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四)激活了党的创造性，提高了党驾驭中国革命全局的能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这是毛泽东在酝酿发动整风运动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的，这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风运动结果的期望。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测。
这个面目一新，首先体现在党中央新的领导体制的建立上。遵义会议事实上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由于教条主义没有得到清除，党在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是非没有澄清，教条主义者在党内还很有市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历史地位还没有为全党所理解和认同。因而，在此后的较长时间里，许多党员甚至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党的领袖是谁，“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的形成。”②在党内，实际上存在着思想混乱和领导体制的不健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③整风运动在清理教条主义影响的同时，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分辨是非，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并在认识上初步达成一致，而对毛泽东的领导，大家都作出高度的评价。陈云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王稼祥认为，过去中国党毛泽东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弼时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创造。李维汉说，毛泽东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由实践到理论，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大家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心悦诚服，表现了发自内心的拥戴。
同时，随着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一些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张闻天深感工作不适应，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从1942年初起就离开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的工作。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原有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很不健全。
这种情况推动了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④。这是在组织上第一次明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据邓力群回忆说：“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识，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⑤同时，刘少奇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也为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所注意。因此，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同时，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
党的中央领导层的这一重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第一代正确领导核心的雏形，说明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为全党所认识和拥戴，一个众望所归、正确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在形成，中央领导组织不健全、组织程序不完善的状况正在改变。
在这个基础上，经过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一步检验，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周恩来组成会议主席团，领导全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席团，就是后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可以说，至此，第一代正确领导集体基本形成了，这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正如杨尚昆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⑥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则是延安整风的必然结果。
首先，这个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经过中国革命的严峻考验、成熟的富有创造性的正确的领导集体，它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具有驾驭中国革命复杂局面和应对任何挑战的能力，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辉煌业绩。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
其次，党的新面貌反映在全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作风上。延安整风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严重束缚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统治，打破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造成的党内思想禁锢的局面。由此，使全党的思想获得了解放，而且是空前的思想解放。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周恩来对此予以很高的评价：“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⑦禁区的打破，使党内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得以生长、发扬，党的精神风貌发生重大变化，充满生气，中国共产党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开始在全党得以实现。
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和总结，通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清算，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为广大的党员所明了，这就为统一党的思想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曾说过，如果同志们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党内很多争论是可以不发生的⑧。党的历史上的大的分歧，都根源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即片面地、主观地、表象地看问题，因而做出许多错误的决策，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同志，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此也引发了各种争论，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严重地影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现在，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标准，看待问题，分析是非，辨别得失，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正确者得到肯定，恢复本来面目；错误者明白缘由，认识得到提高。大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考虑问题、理解问题、认识问题，达到了思想的统一。而思想的统一，就带来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统一，从而增进了全党的团结，使全党呈现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再次，党的新面貌反映在全党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上。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对于全党的绝大多数人讲，此前接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有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了解和掌握也有限，延安整风使他们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比较透彻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理论，初步地但又是真正地学习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并掌握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进行中国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整风运动中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副主任、四部主任的张邦英回忆说：整风之前，“由于缺乏理论，常常是上边怎样说就怎样办，有很大的盲目性。……(整风运动中除了学习整风文件和回顾党的历史外)，下大工夫读了中央指定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两种策略》等十几本马列著作。自己的理论水平与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对以后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起了很好的作用”⑨。当时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的邓力群回忆说：“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生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在那个时候造就的。”⑩延安整风不仅提高了普通党员和青年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还提高了党的高级干部和老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忆说：延安整风中，“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1)整风时曾在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中央学习组学习讨论的薄一波对整风感受很深：“通过这次系统的、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在延安的学习体会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几十年来它一直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12)党的高级干部和老干部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对众多党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将对党的整个事业产生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总之，经过整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正确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核心，有了一大批掌握思想武器、获得治党治军治政的本领的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的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② 《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⑤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⑥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⑦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⑧ 彭真：《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精髓》，载《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⑨ 张邦英：《三大作风永远是党的精神财富》，载《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⑩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1)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12页。
(12)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79页。
(五)培育并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重作风建设，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许多的好的作风。延安整风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过程中，批判和否决了它们的恶劣作风。同时，强调了“党风”的建设，弘扬了党在历史上的好作风，培育了新的作风，并使之系统化，形成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体的优良作风。
延安整风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之来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解决了党内最突出的矛盾并弥补了建党以来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这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点，是延安整风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斗争，高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突出地论证和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思想，他给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1942年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题词是“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在报告、讲话和文章中屡屡地阐发了这个思想。
整风运动中通过党的历史的回顾和反思，突出地鲜明地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所产生的根本不同的两种结果，把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实事求是的正确清楚地揭示给全党，在全党产生了深刻的震撼。可以说，贯穿延安整风全过程的鲜明主题就是弘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而延安整风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毛泽东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在全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性质、宗旨的表现，也是党走向兴旺发达的政治保证。党从成立起，就一直把解放全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一项政治任务，并在斗争中注意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并赢得群众的支持。但是，党内历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照搬照抄，在一些政策、方针和策略上，违背了群众的意愿，侵犯了群众利益；而其宗派主义的表现，隔离了党和群众的联系。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影响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极大地妨害了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
延安整风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过程中，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明确地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向全党提了出来，列为整风中在党内进行普遍教育的问题。
其后，毛泽东多次论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他指出：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取得胜利的源泉：“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①党和人民的团结，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②毛泽东还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质特性。他说：“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③实事求是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过程。主观主义背离国情，实际上就是背离了人民群众。在推动整风运动深入的过程中，在深入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路线对党的极端重要性，将之明确作为党的工作方针和领导方法。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工作方针时提议：“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④中央采纳了这一提议。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指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践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并强调指出：“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⑤。至此，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全党确立。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进行延安整风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整风取得巨大成效的锐利武器，也是延安整风始终坚持的一个方针。在酝酿开展党内整风时，毛泽东就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开展党内批评，他说：“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在1941年7月1日发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自己适合党和革命的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被确定为进行延安整风的基本方法。以后，在整风运动的每个发展阶段，中央都强调了运用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全党普遍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多次指出：“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⑦“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⑧1943年4月13日，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第三号)中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和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⑨。
为了推动整风深入，彻底肃清党内的不正之风，中共中央又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第一，加强自我批评。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部、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二九师、晋西北、重庆等地党组织的指示中，指出：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⑩。第二，扩大党内批评的自由和范围。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他说，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11)。第三，允许和提倡党外的批评。“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和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12)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批评的典范。在四年多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多次作过自我批评。1941年3月2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13)。1943年3月1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我批评说：“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14)1944年在薄一波的一个检讨材料上，毛泽东自我批评说：薄一波文内所说：“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15)当延安审干工作和“抢救运动”中出现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后，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曾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党的七大及其他一些场合，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同时，毛泽东运用批评的武器，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正如薄一波所回忆：“毛主席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是无情的，但不是‘无情斗争’，而是无情地揭露和分析错误的事实及其产生的根源，彻底地分清是非，以利全党同志从中正确地吸收教训。”(16)延安整风运动中，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都作了自 我批评，过去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多次作自我批评(王明最后也口是心非地作了检查)。同时，在中央领导层和高级干部中开展了积极的批评活动。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也广泛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普遍而言，批评是积极的，严肃的；自我批评是诚恳的，自觉的和深刻的。中央党校二部的总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真正进行了自我批评的有90%，其中一部分是很深刻的。有些同志大胆地彻底地揭发了自己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许多严重错误。例如，政治上动摇，要求退伍当老百姓，企图逃跑或自杀，严重的个人主义，贪污腐化，闹地位、争享受；对党的政策不研究，执行时犯错误，使工作遭受严重损失；不信任党的组织，不服从党的领导，漫骂党，缺乏群众观点，不相信群众，看不起群众，领导上主观主义，工作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这些自我批评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有一定具体内容，其中有些反省是深刻的，分析了错误的原因及改正错误的方法，有些曾是长期对党隐瞒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也作了反省。”“由于用了脑子，进行了自我批评，大部分同学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不坚定的现在坚定了，要求退伍的不再要求了；不安心学习的现在安心起来了，对党不满的现在满意了，半条心的人逐渐和党变成一条心了，思想意识比较好的现在进一步提高了。大部分同志不但思想方法上有了进步，而且党性也有了进步。”(17)这个思想斗争方法的广泛运用，就在全党形成了浓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的这些优良作风，党的七大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8)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和运用，促进了党的建设。它使党的建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是党凝聚力量、增进团结、发挥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争取人民、团结人民、赢得人民的重要条件。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和党的威望所在。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现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902页。
⑥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⑦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⑨ 杨植霖：《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⑩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11) 参见杨植霖：《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
(13)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5)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16)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页。
(17)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280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延安整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