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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陈冬尧 行军琐事
潘世征
初次见面，以为陈政委严厉；熟了，就知道这不过是一面，还有一面却是亲切。没有多久，他就和我们无话不谈了。我们有时就叫他老陈，或者直呼他的名字：陈冬尧。有一次，他把他名字的来历告诉了我。原来他小时候不叫冬尧，叫冬苟。湖南茶陵的乡村里，不少人的名字都带个苟字，或是仔字、珠字、妹字。苟和狗音相似，当他替一家姓谭的大地主做长工的时候，有一次地主家少爷当面叫他狗，他给了少爷一个耳光，跑回家不干了。第二天老陈父亲提着一只老母鸡、一壶酒去赔礼，又把他送回姓谭的家里。从此，无论谭家少爷怎样叫苟呀狗的，他只是瞪着眼睛，咬着牙根，一声不响。
“苟(狗)不教(叫)，性乃迁。”少爷越发猖狂了。
老陈跑回家里，要父亲给他改一个名字。他父亲说：“你改一个名字，他就不把你当狗吗?”于是就没有改。
一九二七年，毛委员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给谭思聪、谭家述五条枪，要他们在茶陵搞武装斗争，老陈就在那时候参加了游击队。
“把苟字改掉吧，现在不是狗了。”知道老陈底子的人，劝他。老陈回答说：“不必改了，说狗不叫的少爷，早被游击队打走了。”
打完严塘，谭思聪介绍老陈入党，随即命令他当班长。要填表了，老陈找谭思聪问：“我这苟字怎么解释?”谭思聪想了想，说：“这苟字，要看怎么用：苟且，是妥协，没有斗志；苟延，是拖……”
老陈没有作声，回去就把苟字换了尧字。他是冬天在尧水地方加入游击队的，“冬尧”两字正好做个纪念。从此以后，陈冬苟就变成了陈冬尧。
这三个字也真响亮，行军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人叫。大家有事无事都愿意找他。凡是有关党政工作的，宣传鼓动，纪律检查，扩大红军，他管；就是有关行军宿营的行政管理，问路找向导，看地形，布置放哨，吃饭睡觉，落伍收容，也一概都由他管。他让莫院长专心负责直属部队的卫生医疗；首长们的健康保证工作，让我；几个医生和看护排的一个班，专管随队伤病员的医疗、招护；自己把一应杂事统统包揽。他的嗓门象一面响锣，一两百人的队伍，不论他在前在后，都能听到他讲话。也不论本单位和别的单位，伤病员和工作人员，他都要管，要讲。就连飞机在头上转，炸弹丝丝往下落的时分，还见他站在那里叫：“卧下，同志们，不要乱跑!”直到同志们都卧下了，炸弹落下在冒烟了，他才扑通一下卧倒。等轰的几声，炸弹响了，他又立刻爬起来，看看有谁负伤了，组织抢救。
部队进入宿营地，在三小时内，要吃一餐，带两餐；还要了解情况，准备继续出发；又要争取时间休息片刻，十分紧张。院的几个干部还要在这个时间里碰一碰头，研究和解决问题。有一次周管理员提出，该让炊事员休息一下，他们挑担子行军都打瞌睡。“对，这个问题我负责解决。”政委一口肯定。“这个问题归我。”莫院长想争过来。但是出发时间到了，不能争下去了。
行军的时候，整天没有听到政委的声音。宿营时，大家集合在坪里等着分配房子，周管理员却在旁边喊了：
“同志们，吃一顿糙米饭吧!没有什么菜，只有盐水辣椒汤。”
原来政委这天早有计划，他约了周管理员，来了次猛行军，比大家早一小时赶到，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炊事员终于也能休息了一会。
以后，这就成为常事了。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也不能忘记。
一次，陈政委走在医院队伍的后面负责收容。他看见右面山坡上聚着一堆人，就急忙走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政委，你给我们作主吧!我们实在渴了!”老陈一近人群，就有人这样叫他。他一看，都是一些有伤的、有病的同志，但是没有一个是坐着或躺着的，大家围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梨树站着。树底下，还有些零零星星的梨子落在地上，有的烂了，有的是新鲜的，没有人动一只，没有人尝一口。
“快走吧，同志们!不能违犯纪律。不吃!”
见老陈回答得这样肯定，人们有的便开始走了，可是有的还立着不动。一个手上挂着三角巾的伤员向政委轻轻地说：“政委，我们都不吃可以，给这个发烧的同志吃一个吧!”
老陈一看发烧的人，认得是四十九团二连的炊事班长老范，他烧到四十度，带病跟着队伍走；昨天，老陈分配担架给他坐，他不坐，分配马给他骑，他没有骑。一向果断的老陈这时沉默了一会，又低声和我商量：“要是让老范吃一个，那么，其它伤虽病员，不是也可以吃一个吗?那么，那些困了饥了渴了掉队的同志不是也可以吃一个吗?”我摇摇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同志们，找到老百姓吗?”老陈问。
“找过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人。山上有个苗族老大爷，又聋又哑，还有病，走不动。”大家说。
“同志们，你们坐下，我去看看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老陈扶着一个苗族老人下山来了。“一百铜元两个。一人许可吃一个。发烧病人许可吃几个。有钱的给钱，没有钱的算我的。”老陈一边说，一边把一块银元摆在苗族老人的手掌心上。
苗族老人不但不聋不哑了，而且丢掉拐杖，自己上树给同志们摘梨。队伍从梨树边走过，谁拿一个梨，就在地上放一个五十文或一百文的铜板，有的没有铜板，干脆就放个小银元。看着事情办妥了，老陈才拉着我一起离开梨树，向前追赶队伍。
行军战斗越来越艰苦了，医院领导作了决定，要帮助每一个伤病员不掉队。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分别插入伤病员的行列里，搀着、扶着、背着伤病员。陈政委和担架队于指导员包下了一副担架。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把式，上山下坡，山陡路滑，都不掉队。干指导员身高力大，但陈政委也不示弱。上山，老陈要抬后面。他两只手把担架举过头顶，这样担架就平了，伤员躺着舒服。下山，老陈就要抬前面，把担架放在肩上，两手紧抓杆子，两腿使劲挺直，一小步一小步往下迈。这样抬担架是很吃力的。有一次，被抬的伤员忍不住连声地叫：“政委，为革命，请求你把我放下。你们走!就算敌人的子弹靠我心窝再近一寸……”
老陈很生气，放下担架，揭开自己盖在伤员脸上的斗笠，对伤员说：“同志，你胡说什么!我们全军在向敌人斗争，向困难斗争，你的任务是向伤病斗争，党决定，由我们帮你。我们要一块儿争取胜利。为革命牺牲，谁都要有准备；可是不到时候，就不讲那话。”
伤员静静地躺下了。老陈、老于又抬起了担架。天黑了，下雨了，同志们破竹子、捶杉木皮、撕雨伞，扎起了火把，顿时，千万火把燃起，宛如一条火龙，把个黑暗世界照得通红。部队精神奋发，从来不唱歌的老陈，这时也唱了起来，这大概是湘赣苏区的一支民歌：
笛子吹起来呀，唱个歌儿听!
出门那个革命，意志要坚定。
对敌人，要狠心；
待人民，要亲近；
打冲锋，要勇猛；
遇困难，要英雄；
要有功夫，就给妹妹来个信。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