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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陈冬尧 在马列学院
潘世征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延安形势紧张，三五九旅奉命西调。我和卫生部贺政委同去旅部接受任务。路过上寨，住在七一八团团部。正逢老陈和田英杰同志结婚。他们两个都穿了新军装，老陈还是打着灰裹腿，穿一双草鞋。团部里喜气洋洋，大家围着他们道贺，又逼他们一起唱歌。把老陈羞得象喝了酒一样，满面通红。我和老陈同征十一年，这算是仅有的一次看到他受窘。
回到边区不久，我们三五九旅有十五个干部调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里面有老陈，也有我。入学后，我们是同一个支部，不同一个小组，但我们住的窑洞离得很近。每天上课，吃饭，总要见几次面，奇怪的是，虽则见面很多，说话却少了。同志间都说老陈的风头转了，不知道他的话都到哪里去了。离上课还很久，他就提着一个长方凳子，夹着笔记本，走到靠近讲桌的地方，老早坐在那里等着，埋头看他的笔记。有时候，课前五分钟，王大化同志来教唱歌，他也还是带唱不唱的，时时埋下头去翻笔记。学习中一有问题，就近遇见什么人，不论认识不认识，他就提出来问。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弄明白不放手。课一讲就是半天，当中休息时，他也很少停下来；他总是利用这点休息时间，补记笔记，或是把没有弄清的问题，再回头看一下，准备抽出来问教员和同学。下课的时候，除了该他值日要先去打水打菜之外，他总是到最末尾才出课堂，他去打水打菜的次数也比别人多些，有时是他争着去的，有时是小组里的人推选他去。他去打菜的时候，炊事员同志常要专给他一些又黄又焦的小米锅巴，拿回组里，大家争着吃新鲜。
一个星期天，为了让炊事员同志休息，支部决定派同学帮厨，我们八个人负责做菜，老陈也是当中的一个。一开始，大家说我们是部队来的学员，应该比大后方来的同学做菜做得好些，我们今天一不煮洋芋块，二不熬洋芋片，要炒洋芋丝。贺正文同志是干过事务长的，他自告奋勇地要掌勺，他说他炒的洋芋丝象藕一样脆，只是要求切丝的要切细，烧火的要烧旺。这些事我们都一口应承。老陈说：“你们跟贺正文切菜，我一个人洗锅、劈柴、洗洋芋、烧火。”
大家忙着，案板嗒嗒响，一筐筐洁白的洋芋丝从水里浸过捞出来。老陈把锅洗得亮光光的，柴劈好，堆放在灶门口，把火烧得旺旺的，催贺正文快炒。老贺却坚持要等洋芋全部切成丝，然后一块炒。哪知活干得不慢，时间过得更快，生活干事张可曾同志笑嘻嘻地来打招呼：“你们这些伙头军，干得怎样了呵?再过一点钟开饭行吗?”
我们打量一下工作，八百人用的菜蔬，一半还没有弄出来呢。于是有的提议剩下的洋芋不切丝了，有的说切片也来不及，有的坚持要切丝，主张延迟开饭时间。老陈叉开两手问大家：“一个七八百人的大单位，能随便改变开饭时间吗?一批军队学员，能讲了不算吗?”
说着说着，他就走了。有人开玩笑说：“这下当团长的也只有退却了。”争论还继续着，办法没想出一个，老陈却领着十几个炊事员进来了，一面笑，一面要我们停止争论，说只要我们请客，问题就好解决，贺正文忙给炊事员卷纸烟，生活干事又说：“只要今天不误开饭时间，我们支部再帮助三天。”炊事员早就笑着，抢上来动手了。于是两伙合在一起，切的切，洗的洗，炒的炒，说笑间就按时按原定标准开了饭，大家问炊事员为什么和老陈这样熟，他们说，他们当中好几个都是七一八团调来的，老团长遇到困难，还能不上来帮一手吗!
一般的星期天，老陈便很少和我们玩在一起。我们是单身汉，他在星期六一下课，就夹着被子到大砭沟去等田英杰，一块儿到保安司令部借的窑洞里去过礼拜六。星期天上午，如果我们去枣园菜地种菜，他总是一早就起来。有一回，我们正开始浇菠菜，他来晚了点，又没有带水桶或脸盆来，急了，就去抢女同学用的工具。可是谁也不给他，天凉，大家不让他下水，公推他做文化娱乐干事，唱歌、讲故事。老陈哈哈大笑道：“打冲锋可以，唱歌、讲故事可要我的命了。”说着，也不等大家劝阻，卷起裤腿，通通就下了水，用两手来掏挖水沟，让河水顺畅地流过来，大家好用工具更快地舀水浇地。
黄河河防吃紧，日寇蠢蠢欲动，我们十五个人不等结业，就要调回部队工作。为了给各人作学习鉴定，支部分配我去了解老陈的学习情况。一进他的窑洞，就看到桌上摆着一大堆笔记本。我刚伸手去拿，就被他一把按住。他随即把所有笔记本都压在自己屁股下坐着，脸红脖子粗地叫着：“不能看，无论如何不能看!”我们呆住了，只得向他解释，我是支部派来了解学习情况的。这一说真灵，他立即把笔记本全部拿出来，而且一本本排在桌子上，郑重其事地叫我看。
我翻看了几本，字写得很大，也很潦草，虽不是鬼画符，也算鸡爬雪。但一行行还整齐，内容也很少脱漏。而且在笔记本上到处都画着红杠蓝杠、点点圈圈。照我的看法，数《党的建设》记得最好，《西洋革命运动史》差些。每个笔记本都是开头的乱，后来的清楚。我说：“有进步!”他说：“进步我是承认的，要不，小米饭就白吃了。但是进步还是没有你们快，说好更谈不上。”接着他便和我谈起这次学习来。
“这是党第二次送我学习了!”他说，“第一次在‘红大’，讲条件，‘红大’更艰苦，学习中还有两段行军，但是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却是痛快极了。毛主席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罗主任讲的红军政治工作，都是我多少年来没有搞清的问题，搞清了，所以学习的收获大，印象深。文化学习也是在‘红大’打下基础的。这次到马列学院，每天不是上课听报告，便是夹起笔记本进图书室，对我老陈来说，一开始便是如何跟上记笔记的问题了。不瞒你说，这真是够挠头的了。约莫三个月工夫，这个关才算是闯过来了，我也有了点自由，可以想点问题了。按我自己的看法，《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史》学得好点，这就是因为在这两门课上，我的自由多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次之，《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西洋革命史》又差一点。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还是各种报告，象关于统一战线、白区工作、监狱斗争、少数民族问题、国际形势问题等。但是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毛主席给我们讲的《新民主主义论》了。”说到这里，老陈又改变了刚才的斯文模样，一只脚踩到桌子上去，眉飞色舞起来了：“你记得吗?我们十五个人刚来，旁听三、四两班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辩论，听着那些反面意见讲得象煞有理似的，我火就来了，革命斗争哪有旁听的!我也上去讲了。可是，那时‘子弹’不充分……”
老陈讲的那种情景，仿佛又在眼前出现，我笑了。老陈接着说：“后来毛主席来讲课了!他问我们这一场辩论正派驳倒反派了吗?我们说驳倒了。主席又问驳得彻底不彻底呀?大家不作声了。主席说：我今天来给你们讲一堂新民主主义文化，看对你们的辩论有帮助没有?真理只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怕驳的。听主席讲了这一堂课，我才知道什么是真刀真枪，什么是理论武器!”
老陈又平静下来，说：“要说这次在学院学习的收获，那就是，我子弹袋里的子弹到底比从前多一些了。”
这是我们在马列学院的最后一次长谈。回到部队以后，罗正坤同志写信告诉我说：老陈回到米脂团部的第二天，就在一个大会上，给干部战士讲了四个小时的辩证法，讲得深入浅出，受到了大家欢迎。开始有人怀疑战士能不能懂，老陈说：“凡是我能懂的，战士也能懂。”罗正坤同志信上又说：老陈回到部队风头又转了，不仅比在马列学院学习时活泼多了，而且比他入学前在部队时，还要活跃得多。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