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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陈冬尧 英勇牺牲
潘世征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三五九旅接受新任务，南下江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我们三五九旅，由军委授名为南下支队，在延安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主席、少奇、恩来、弼时、朱德同志等亲临阅兵。毛主席在临别讲话中指示我们：现在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一唱一和；南方人民正在遭受深重的灾难，中央要你们到南方去，你们要和中原军区李先念同志和两广游击队联在一起，在广大的湘鄂赣地区，平毁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解放那里的人民和被日本人占领的城乡。日本人占城市，国民党占山头，你们就靠水边建立根据地。你们要象柳树一样，有水的地方就能插活，这水，就是人民，所以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但是柳树容易随风倒，所以你们又要象松树一样坚强，经得起风霜，松树打霜落雪时叶都是青的。你们要筑好一道墙，日本垮台，峨嵋山上要发大水，你们就和那里的人民武装一起，把它拦起来。……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克服一切困难，把红旗插到敌后!”老陈见到我说。七一八团改编为南下支队第二大队，他是大队长。
穿上棉衣，部队便出发南征了。干部家属亲切地送别出征的同志。老陈为每个家属批了二百元边币，只有自己的爱人没有给，这件事大家不知道，直到出发后被大队政委罗章同志发现，才写信给留守处叫补了。
部队渡黄河到晋西北，穿过同蒲路封锁线到太岳区，继续南下。过封锁线时，老陈带着侦察班，走在全军的最前面。黄昏，部队一出发，他就带头跑步走，一夜步行一百八十里，避开日本鬼子的铁甲列车，把部队安全带到目的地。夜渡洛水时，又值二大队前卫，老陈和罗政委都走在前面，侦察员们正在河边上寻找渡河点，天快要亮了，情况紧急，老陈和罗政委当机立断，不由分说，首长脱下棉裤，不顾奇寒，不管深浅，踏开冰河，冲向河心。战士们一看大队长、政委下了水，那还用说，便连棉裤也不脱，紧跟着跳下水，奔向彼岸。从此，涉水过冰河在部队中便习以为常。
突破重重封锁，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进入大悟山，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合。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南渡长江，转战于鄂南敌后。在阳新大田畈一战，歼灭日寇四百余人，在天幕山、大源镇歼灭罪大恶极的顽伪一部，解放平江，立足于湘江南岸，威胁着长沙、湘潭、岳阳一带日寇。就在这时候，蒋介石调集数万顽军，不打日寇，却由东、南、北三面向我军发起进攻，我们部队回旋于岳阳、临湘地区。
六月初旬的一个下午，部队集结在岳阳、黄岸地区几个村落里，准备夜行军。据报，国民党九十九军企图阻我南进，先头师已进抵离我不远的地区。黄昏时，我们部队进入行军序列，二大队为前卫，中间是“司直”，后卫是一、三大队。天刚黑，前面机枪响了。原来敌人向我发起了猛攻。两军遭遇于小湄地区。顽敌凭着村落、山头向我射击，由于这些村落散布在山丛中，东一座，西一座，我军就处于敌人的三面火力包围中。前卫连的同志一面战斗，一面向跟随前卫连行动的大队长和政委请示。老陈握紧拳头，用右手一挥，说：“打过去!”就亲自指挥部队，凭着勇猛和机智，在黑夜中沿着曲曲弯弯的河坝小道，向敌人纵深发展，为全军打开一条通路。第二天拂晓时，部队已经打到敌后。
乘着白天，敌人又掉过头来，向我掩护部队发起反攻。这时二大队又变成了后卫。老陈指挥着二大队，一面掩护全部队继续行进，一面迎击敌人的反扑。他随着反击连队，抢过一座小桥，冲向对面山头。敌人的机枪子弹直落在他的脚跟前后，他命令大家卧下，而他自己还直立着，注视着敌情变化。待敌人机枪火力刚一间歇，他就带着部队抢占了对面山头。这样，敌人火力便集中向他所占的山头发射，我们的大部队得以迅速和安全地摆脱了敌人。在打垮敌人第六次冲锋也是最后一次冲锋以后，老陈和他的大队的参谋长尹保仁同志同时负伤了。
两副担架抬下来了。我紧跟着担架进入竹林中的一个小院落。司令员正在台阶上坐着，审问一个俘虏军官，一看到我们进来，随即起身和我们一道进屋。两副担架就搁在堂屋里的板凳上。尹参谋长看见司令员和我们，便从担架上坐起来，伸出双手来和司令员握着，说团长伤重，你们看看他吧。老陈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把亲切的目光投向我们。司令员和我们都弯下身去看他，司令员握着老陈的手，老陈轻声地说：“司令员，情况紧，你叫部队继续行动吧!”“冬尧，有全军，你放心。”司令员说。
这时，卫生员轻声告诉我，团长的伤口在右腹部，参谋长的伤口在大腿和阴囊，都包扎过了。我随即叫人去烧开水，等候喝、用，等药担子一到就进行手术。要警卫员们把老陈的担架移到左边屋子，我跟着进去，轻轻地揭开被单，看见老陈腹部的绷带已经全部被血染红。我握着他的手，数着他细微的脉搏。他脸色苍白，嘴唇干枯，一向炯炯有神的眼睛凹进去很深很深。他一只手紧握着担架扛子，看样子想翻身，可又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动弹。一阵阵的恶心，一阵阵的呕吐，把刚给他喝的一点点水，都给呕出来了，滴水难进。我要他休息，他却一定要和我讲话：“老潘，请你报告司令员，要副大队长贺盛桂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和罗章同志一起领导二大队。二大队经过华北抗战、保卫陕甘宁、南泥湾生产和这次南下的考验，是能够担当艰苦任务的。”
我给他用加强心力和镇静呕吐的药，同时劝他少讲话，安静休息，准备动手术。可是他回答我：“老潘，我知道，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了。你不必安慰我，也不用难过。在革命斗争中，总有流血牺牲的，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们不是随时都准备着的吗?你回想一下，在长征中，在抗日前线，我们不是常把牺牲的同志埋了，又继续前进吗?在延安出发的时候，我说，照个相吧!看完成了任务，哪个还在，哪个不在了!在斗争中，你倒下了，我踏过去，我倒下来，你前进，这就使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地争得来了。目下情况非常严重，部队行动稍有迟误，就要遭受重大损失。你要坚持为我动手术，为了我一个而使整个部队遭受损失，对革命不利，这样做，你要犯错误的。”
他口齿清晰，目光闪闪，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向我做说服工作。他看我没有表示同意，又郑重地对我说：“老潘，我这人，你知道，对同志从来都是直统统的。我们不是一见面，就因草鞋问题，我讲你是‘秀才’吗?那时候，你还脸红，不满意呢!后来，我们就熟了，在一起的时候，你对我有过很多意见，我对你有不少批评，但是归根结底，谁对谁都没有意见。整风以来，大家有什么事情，还作兴预先打个招呼，提醒一下；现在，我的意见，也是向你提醒一下，来个有言在先。这次，不容你有很多时间去考虑了，你要不听我的话，那就可能要对你永远有意见了。你们作医生的，该比我明白。”
他的话叫我如何回答呢?我只觉得满腔热血无处可流，我虽然尽量抑制着，但终于流下了泪。这时他反而鼓励我不要伤心，好象负伤的是我，而他是给我治伤的医生。停停，他竟给我讲起关政委的故事来了。这个故事对于此时此地的他和我都有益处，就没有阻止他讲。他回忆着说：
“那天我们在延安开会，因为延河涨大水，有些人过不来，休会了。听说关向应同志病得很危险，大家都想去看望他。可是中央医院在河对面，也是过不去。我们就沿着延河走，经过清凉山、王家坪、杨家岭，一直走到中央医院的河对面，就是过不去。我们想，隔着河看看也是好的，就站在那里。那里连关政委住的窑洞的门帘都可以看见。只见门帘掀动，人出来进去的，就是不知道关政委到底怎么样了。我们都站不住了。于是，有人提议，会水的同志何不凫水过去呢?说着有五个同志就脱下衣服，顶在头上，手连手，人挨人的扑通扑通跳下水了，我也是其中一个。刚到河中心，遇上了急流，就把我们冲散了。两个冲向河对岸了，两个叫水卷回头了，我被汹涛骇浪卷在河中。我的水性说不上坏，反正不至于沉下去就是了。遇上这样的大风大浪，就要真功夫了。两边的人都为我着急。那边的人，叫我，向我招手，要我急速抢过去。这边的人，叫我，向我招手，要我抢回来。可是我呢，根本听不到两岸的叫声，一鼓作气地和浪涛搏斗，向前猛冲，到离岸约两三丈远时，王子良同志拉了我一把，才把我拉上岸去。我们穿上湿衣服跑进关政委的窑洞。一看到关政委，心都放下了。原来关政委身体和精神都好多了，正坐在床上吃饭。我问：‘关政委，不是说你前几天病重么?’关政委回我说：‘不只病重，还要去见马克思呢!’我们问他怎么又好了呢?他说：“你们知道毛主席前几天来过吗?那时候我又咳嗽，又出盗汗，一想起一二〇师、晋西北根据地、中国抗战、国民党要妥协投降，好多事呀，心里放不下。想问题成了习惯，不想也不行，搞得饭也不能吃了，觉也不能睡了，病越来越严重。这事情叫毛主席知道了。他就来看我。毛主席对我说：向应同志，你要快活!要是疾病硬要停止你的工作，要你去向马克思汇报，那你就放心去好了。现在中国的党，中国的革命，尽管还有很多困难，也还会有曲折，但是它一定要胜利的。主席和我这一说，我对死也快活起来了。现在我能吃能睡，看样子，向马克思汇报，还可以多带点材料呢!’……”
老陈讲完这一段，又催我说：“去!向司令员报告，部队快行动，不要等着为我做手术。告诉司令员，除了这一点，别的我什么都放心。我也是快活的。”
药担子还没有来。我跑到司令员那里，把老陈的情况向司令员和政委报告，也把老陈的话照样说了。司令员听了报告，握着拳头，向上一举，大声地说：
“陈冬尧骨头硬!”
立在司令员旁边的人都静静的，副参谋长过来问我，手术要多少时间，我说除了准备的工夫还要两三个小时，手术后最好一天一夜不抬动。他听后沉默了。
半小时后，药担子到了一个，医生们也来了，大家赶紧为老陈注射葡萄糖液，我抽空给尹参谋长做切创与缝合。卫生员同志不当心把酒精棉球碰到他的伤口，他痛得一跳就坐起来，直喊：“不要乱来!”不叫动手了。几个人劝他不服，也按他不下去。忽然老陈的警卫员走来，对尹参谋长说：“团长交代的，要服从医生的命令!”尹保仁同志一听，就躺下去了，并且说：“随你们怎么搞吧!”就一声不响地让我们做完了切创与缝合。
给老陈注射葡萄糖液约半公升以后，来不及动手术，便抬起担架随部队后卫出发了。顽敌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进攻，离担架不远的后方。机枪咯咯地响着。尹保仁同志坚持不要担架，让出担架民工抬团长，战士们自动地来了十几个人替换民工。为了让担架走得平稳些，我扶着担架，握着老陈的手；太阳热得象火灼一样，战士们张着被单给团长挡太阳。老陈呕吐还是不停，还是滴水不能进口。
部队进入一个村庄，稍休息一会儿，准备继续战斗前进。尹保仁同志回大队去了，老陈的担架放在一间屋子的地上，担架底下铺了稻草。我和警卫员各守在担架的一边，在烛光下面，我又为他注射葡萄糖液。“不要给我打，留给别的同志用!”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想静躺一会，但呕吐一次次把他惊醒。警卫员把燃完的红蜡烛拿走，又换支新的。我仍握着他的手，数着他的脉搏。时而觉得他在紧握我的手，时而又觉得松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悄悄地来看过他几次，又不言不语地退出去了。警卫员同志把一张矮竹椅子递给我，叫我把头伏在椅子上。我推开椅子，把头轻轻地伏在老陈胸前，静听着他的呼吸，渐渐地微弱，有时微弱得使我提心吊胆。呕吐的次数减少了，间隔也越来越长。一会，他静静地睡着了，红红的烛光上剩下一朵若明若暗的火花。他的安静，使我的神经极度紧张。
忽然，老陈自己坐起来了，我们急忙扶着他躺下。警卫员连忙又点燃了一支红蜡烛。老陈叫警卫员给他水喝，一气喝了大半碗，并且没有呕吐。烛光照着他的脸，显得特别红润。他要吃饭，说是饿了。又要我去请司令员、政治委员来，说是对作战部署和干部配备还有些建议要讲一下。他的声音亮爽极了，说他现在感觉很好。我赶紧要警卫员去请司令员、政委，我仍留在他身边看着。作为一个医生，我预料到严重的时分就要到了。警卫员看到团长精神好起来，走路都在跳，一跑出门就喊：“团长好起来了!”就在这一刹那，陈冬尧同志的呼吸停止了。
司令员，政治委员，还有许多同志飞快地走进屋里，迎着他们的是满室的静寂。大家立刻沉入在静默里，立正，沉痛地低下了头。警卫员哇的一声大嚎起来。我仍然侧坐在老陈身边，握着他的手，仿佛觉得他的脉搏仍在跳动不息。烛火熄灭了。
政治部副主任，低诵一首大家熟悉的诗：
牺牲换人类幸福，
革命乃吾侪生涯。
且将点滴血和泪，
洒遍天下自由花。
司令员代表全体同志，庄严地向陈冬尧同志告别，他举起手臂大声地说：
“冬尧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而我们，将永远活在你的事业中。”
政治委员嘱咐我们，将冬尧同志安葬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在他的脚前植一株柏树，在他的头上种一棵松树。冬尧同志，松柏长青。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部队继续向前进攻!
从我和冬尧相识到冬尧牺牲，整整十一年。从冬尧牺牲到现在，又是十多年了。冬尧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多久就想把我关于冬尧的回忆写出来，现在终于写出来了，却不过是些片断。我愿更多的同志来写冬尧，让我和我们大家得以更好地学习他的勇敢无畏、干劲冲天。学习他对党的无限忠心和对同志对人民的无限热情。
①陈冬尧，一名陈宗尧。抗日战争时报上用的是“宗尧”，但大多数老战友还是习惯地叫他“冬尧”。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