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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土地登记中关于地权的几个问题
赵艺文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
“婚姻田地不让人”，土地问题在农村中经常发生着纠纷。赤水土地丈量中，我们调解纠纷千余件，现就其可以代表一般现象的几个问题，写出来以供其他各县进行土地登记时参考，如有不当之处，尚希指正。
一、地畔(地界)问题
赤水土地平坦，排列得相当整齐，川坡地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大部分为软畔子地，同时当土地转移时，双方议定后，即按上年耕种的习惯为界，如果犁头“尖”的人，往往会揭了别人的地，所以地畔问题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宁可把土地荒芜，拼着双方都不能种，经年累月，打起官司来。该县三区七乡刘家堡刘积法与刘公堂的下斜畛地畔纠纷，即是一个典型例子。民国十八年他们即在淳化县告状，经过三次审判，未得结果，以至土地一直荒到此次丈量，双方还是没有耕种。
发生了地畔纠纷怎样办呢?乡俗是：“地寻九邻”，但寻找时必须辨别：(一)是否为一份业。因为“千年黄土转百主”，在分化或买卖过程里，常有抢买土地或以地抵债，虚报亩数的情形，因此发生契约亩数与实际亩数不相符合。如四区六乡新庄子韩正财与韩子才地畔纠纷：韩子才民二年以自己腊家坟地七亩兑了范天喜韩家坟七亩坟地，韩子才父亲死后埋在这里，栽树四株；张学贵与(于)民十五年娶妻韩刘氏，因无财礼，以自己韩家坟十八亩一段廿亩作价给韩正财为业。如以韩子才坟畔为标准，韩正财揭了韩子才地，但从韩正财耕种地畔看来，韩子才坟却埋在韩正财地里，过去曾几次争执，没有解决，此次丈地时，经评议会调解：韩子才兑地在先，韩正财经业在后，原不是一份产，同时韩正财廿亩内有二亩虚亩，现丈为十六亩六分，以十八亩计，每亩为九分二，韩子才七亩丈为六亩七分，每亩为九分五，并不多地，因此各依旧界，不能寻地；(二)*(左土右僉)下不能在*(左土右僉)上寻。因为在耕种当中，只有地伤*(左土右僉)，而没有*(左土右僉)占地，如果遇到高坡或卧*(左土右僉)之处发生争执，应以上七分、下三分处理之；(三)靠大路的地不能寻地。路边的地过去买卖时，四至在路心，而丈地时仅量实际耕种面积，故靠路地一般的丈量亩，都比原有的亩少的多。因此丈量时如不注意上列条件，便会发生不合理的现象。
我们此次丈量时，群众就担着石头，提上灰筐，拿了马兰草树立了地界，说：“政府真是想着给咱们办事哩!如今地畔清楚了，以后免得大家争吵!”
二、领地问题
赤水山地多为古代马场子，没有私人土地，凡领种者古时规定，只准推不准卖。后因回汉斗争，人多逃走，无法经营，官府乃准私人占荒，因之官场小吏及当地恶霸乘机取巧，独占荒山，或私自转卖给他人。近几年来，由于边区政府生产运动与移难民政策的实施，许多荒山，变成良田，于是地权纠纷随之而起，在领地方面大体分为：
(一) 共同领荒，不同年代开垦，彼此耕种亩数多寡不一的纠纷。例如张得功、张建邦、张忠兴原住土桥南乡，民十四年七月由张得功出名，张建邦作保，出了廿五元手续费，并每亩承担一百四十文钱粮，领到四区大乡沟儿梁荒地八十亩，实际亩数超过的很多，后来张忠兴又出八元五角搭了一份，当时三人只把近地各分了三十亩，远荒约定谁有劳力谁多开。这年九月张建邦、张得功两家就搬到沟儿梁开荒种地，张忠兴没有来。到了廿年二月张忠兴才搬到沟儿梁开荒十多亩，廿二年三月忽又病死，其妻招李某为夫，廿三年夏带着幼子张吉儿搬到山下李家去；后半年张得功、张建邦也因山里土匪骚扰，搬回了土桥。
廿八年张建邦又同张得功的伙子戚清连等回到沟儿梁继续开荒，几年的经营，张建邦又种地九十八亩，张得功种九十亩，三十年张忠兴之弟张忠金也到沟儿梁种地，经人说合，张建邦让出所种张忠兴之二荒地十五亩二给张忠金，并另外开荒十四亩共廿九亩二分。今年张吉儿由李家搬回，张忠金又分给他十亩熟地，开荒四亩七分共十四亩七分，丈地时张吉儿以共同领地自己种的少，张得功、张建邦种的多，要求平均分地。经村农大会讨论：张得功、张建邦到沟儿梁比张吉儿早，故开的地多，如以领地亩数来说，三家都已超过卅亩以上，不应平均分地，但张吉儿今年初搬到这里，有些困难，张得功张建邦应给以人工牛力帮助，使其家务很快建立起来。
(二) 没有约据，又不自行经营之领地。如四区六乡前湾七家移难民，开荒七十多亩，为时数年，从无人过问，土地丈量时，忽有土桥鱼鳞桥张积顺出面说是他祖先在同治年间的领地，但领了多少，过去纳多少钱粮，都不知道。象这种领地，在土地登记时，应该谁开的地权归谁，因为政府曾宣布来历不明之荒山，一律归公，荒山上开垦之熟地，归开垦者所有。
(三) 领后之拉荒地。如四区五乡镇头村姚玉财于民十二年四月以一石五斗麦，五斗谷，并八斗二升六合钱粮，领了沟儿梁一百廿十亩地，搬到那里开垦，到民十九年共开了七十六亩，后因其妻病故，以及地方不宁，又搬回镇头住，所开之地，当时除自己种了十六亩和租给焦齐德廿亩外，余又荒芜。廿八年姚又以包山租形式，全部租给张治昌等五家移来难民耕种，张等承租后，开了老荒地七亩二分，二荒地四十亩。此次登记时，其地权经姚同意：熟地归地主，老荒地归开垦人，二荒地各登记一半。至租子问题谁种熟地谁给地主按政府法令直接交租。
过去安置移难民，开垦了不少的荒地。据三区四乡统计，共一七七六亩六分，占全乡面积百分之十一点六，这些荒地内有公私荒地之分，如果说以前移难民工作是组织动员的话，那末现在如何使移难民作长期打算，即是首要的问题了。故我们土地登记时，凡移难民所种公荒，即随时登记，发给其所有权证，如遇私荒则应按不同情况，适当的斟酌登记一部或全部，难民对此是很满意的，曾说道：“哪里黄土不埋人，边区政府帮助俺粮食，免除负担，还发给了土地，到哪里找这样好政府去?”
三、租佃关系问题
租佃关系中的地权纠纷：(一)废除地问题。土地改革时期，曾宣布“借钱搭地作废”，“废除旧债，收回土地”，因之经过土地改革地域，而未分配之土地，凡在“双十二”事变前三年未交租者，即为废除地。此废除地绝大部分，都是“子田滚债”，最后滚为“猪娃不离圈”的租佃关系。如一区六乡北村冯祥恩民国十八年借刘桂起糜子一石六斗，同中言明，加五行息，到期无法归还，将自己七十亩地当给刘桂起，由刘添了六十元作为当价，仍租给冯祥恩耕种，后冯欠租八石，又换成卖地文约，仍由冯租种着，现确定其地权归还冯祥恩所有。
过去个别地域，在执行中没有与减租配合起来，进行只凭一面之辞，无论其是否合乎条件，即宣布废除，但暗中却形成应交租的没有交纳，不应交的仍旧照付。此次登记时，我们通知边友区地主廿多家，请其携带约账，连同证明人召开主佃座谈会，结果合乎条件的四四六四亩三分归佃户，不够条件的四三三六亩三分仍归原地主，除去旧欠，换写新约，这样打破了过去“佃户怕地主，地主怕政府”的心理，淳化县地主王××曾说：“政府对待咱们好象一家人一样”。
(二) 土地改革时期，凡佃户隐瞒租种的亩数，其未分配之部分，决定不再分配，地权仍归原地主。如一区四乡田北堡村李正管伙种地主王树德二百九十一亩，过去分地时，李正管报告仅租王树德二百四十三亩，包庇了四十八亩地没有分，并每年给地主装租子，此次登记，确定其地权仍归王树德所有。
四、典当与借贷问题
“地当千年活”。近数年来，人民生活改善了，过去之当出地，纷纷要求赎回，但有些内情曲折，纠葛亦属复杂。如二区三乡西咀彭克勤与张金城典地借贷的纠纷：彭克勤原名王保元，是王金科王金柱之弟，光绪廿六年，他的父亲病死，母亲王陈氏因寡妇幼子，又遭荒年，无法生活，招彭承泰为夫，靠彭照管家务，渡过了荒年，生活好了起来。彭死后，王陈氏无以为报，乃将王保元给彭顶门立户，改名彭克勤。
张金城是张有财之子，民十八年二月，关中大旱，他的父亲和赵应花等六人发动灾民吃大户，带人到王金科家强借粮食几十石，其弟金柱一时着急，跳崖殒命，金科到县去告，经村人说合，由大伙出葬埋费，张家当时将自己前当给王家的六十亩地，除留六亩为活业外，其余土地和三孔窑，水窑场面等完全卖给王家。后来王家三兄弟分家，分归彭克勤管业，但三孔窑洞始终仍由张家住，没有让出，后彭克勤又借给张家一石七斗麦未还。
张家曾屡次要求赎回六亩当地，彭则要张搬让窑洞并索借麦子，双方争执不能解决，今年丈地时，旧案又重行提起，经评议会调解：(一)三孔窑按理应归彭克勤，但张家没有窑住也是问题，难民来到边区，老户还给帮助，何况张是老户，因此确定由张家出些地给彭家兑窑。恰巧彭家有地一段，三面靠张家的地，一面靠*(左土右僉)，出入都走张家的地，为了免除以后纠纷，就在这块地上拨了四亩给彭家，而彭家也有出路，张家也有窑住，两全其美；(二)张家当给彭的六亩活地，当时当价七十串，折银洋十元，现合法币一千，由张家照价赎回；(三)张家借的一石七斗麦子，有借约为据，理应归还。如是此案才告了结。
再在典当纠纷中，首先应当注意年限问题，因为该县过去卖地不推旧约，并且一般的不过银项，如果因年代久远，考查不明，即以六十年为限；但如确有实据，则其地权仍归原业主，这样即可避免纠纷发生，又使调解有一准绳；其次是货币日益跌价，按原当价折合，亦应予以规定，不然，便会发生一方吃亏，一方占便宜的不合理现象。
五、继承问题
习惯上继承问题，是按宗族远近来确定的，但该县继承有承祧，招婿送终，招夫养子，以及“随母下堂”之分，因而有所谓“三姓不真”的凑合家，关于这一类的财产继承，仍须按照过去规定的条件与实际情况，通过族长会议来解决。如四区六乡沟儿梁袁得怀，于民十八年娶妻项焦氏，其子项益学八岁随母下堂到袁家，廿三年焦氏又生一子，名袁丑娃，廿八年袁得怀死，丑娃亦亡，二十九年焦又招张学诗为夫，生了一子，名张狗娃，卅二年焦氏死，狗娃又亡。现袁家仅留项益学张学诗二人，此次登记土地，有袁得怀的近门本家袁时兴，出面与项益学争袁家的九十亩地，后经袁姓族长会议认为：项益学虽非袁家骨肉，但袁得怀及焦氏十年俸老，实际由项承担，理应分地一半，其余一半由袁时兴的二子蛮子继承，祧门顶户，祭祀祖先；张学诗有土地廿亩，仍登张之名下，以作养老送终费用。
六、土地改革后地权纠纷问题
在土地分配的地域，为了保证农民已得利益，原规定“……已没收了的土地，不应还原，分配了的房屋，不得翻案……”，但如果分得该土地者，因故未从事耕种，原地主按年自行经营，则应分别酌情处理。例如：(一)五区五乡甘草坪吕新峰山地卅亩，民廿四年分给吕红兴后，吕没经业，而由地主吕新峰自己耕种，廿九年吕新峰又将此地出租给吕红兴，到了卅一年变成租当各半，此次登记，确定其地权仍归地主所有；(二)另外五乡荆家山吕新峰有地卅亩，分给贾积庭耕种四年，廿九年因故迁至土桥，吕又把贾之分得土地要回自种，卅年吕又转租给程定娃，现确定其地权归贾积庭所有；(三)五区五乡潭沟程进林，光绪廿六年将自己将军台山地二百零二亩作价二百元，当给焦家河焦某，后焦又转当程东九，民十八年又以原价转当土桥永兴和，仍由程租种，廿四年分地时即分给程东九等三家，除程东九种了七十二亩外，余皆搬走，卅年又有程国藩程学兴吕红娃等移到将军台开种，程进林不明情况，卅二年去友区土桥找永兴和想以原当价赎回此地，永兴和乘机敲诈，向陈索取旧欠租麦秋茴香共一百五十石，程不得己，央人说合，折洋一万七千四百元，并出酬客费用七千六百元赎回此地。
后来程才知道此地已经分配，上了大当，曾报告乡区政府，丈地时，经村民大会讨论，认为：分地应归分地户所有，种地人所开之地，地权属于开垦户，程进林投机取巧不法行为，应受政府指责，但念其老实无知，被人敲诈，家庭遭此损失，由程东九补助粮食一石，程国藩等三户共补助一石，以资救济。
七、结语
土地纠纷，在赤水表现着非常复杂的形态，但按其基本性质不过：(一)由土地所有关系与转移或分析过程所产生的土地所有权的纠纷；(二)由土地典当与抽赎关系所产生的典权纠纷；(三)由土地租佃关系所产生的租佃纠纷。这些纠纷，实际发生后，往往交错在一起，如果只凭法令(条例)来判决，还不能全部解决问题，必须依靠评议会，族长会议或村民大会去调解，同时于会前详细调查纠纷之根源；在会议上尽量启发引导大家出来解决问题，务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目的，最后双方无异议时，当场立写合同，树立界石，再发给所有权证，因此群众说“外边(友区)丈地为了钱，边区丈地是给老百姓平和事情，这下有了执根(指土地证)，儿孙都不会起事啦”!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三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