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O．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雷云峰张宏志

　　(1932年12月)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中共陕西省委迅速编制红军1个师或2个师，“首先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拨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红军的番号是第二十六军。“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也相应地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6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陕西省委派省委书记杜衡参加。会议中心是讨论建立北方苏区，最后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会议在研究陕西工作时，重申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并确定立即将陕甘边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杜衡为军政委，另派曹长清(孟坚)来陕接任杜衡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职务。会后，杜、曹回到陕西。8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正规团，争取在近期内编成一个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第一团(后改为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并通过了《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军决议案》。9月17日，省委又制定了《边区的军事计划》。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以及省委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创造陕甘边根据地，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北方会议的主导方面，是贯彻在中共临时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富农路线及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因而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也就隐伏下了危机。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通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听侯改编。随后，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22日，队党委召开党员大会，杜衡在会上宣布了临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杜衡给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戴上“上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并宣布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送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强令他们立即离队。杜衡还提出在改编中新任排级以上干部实行民主选举，侯选人只能从战士和班长中产生，由政治委员任命。这一规定，其实质是将陕甘游击队排长以上干部集体撤职，把干部的任免权抓在自己的手中。
　　24日，部队开到宜君转角镇。在这里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简称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团政委由军政委杜衡兼，团党委书记汪锋，团参谋长郑毅，团政治主任黄子文。团部设参谋处、政治处、经理处，政治保卫队，下辖一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计200余人长短枪150余支。
　　广大指战员对于杜衡的这些做法是有疑惑的。刘志丹，谢子长从大局出发，表示服从省委决定。但考虑到部队建设的实际，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等建议把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广大战士也强烈要求刘志丹留下。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加上杜衡自己又不懂军事，他才勉强同意留刘志丹、杨重远留军中听用，但不予任职。随后谢子长、阎红彦即离队去上海。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