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根据地概述——二、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及其重要会议和沿革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

　　二、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及其重要会议和沿革
　　中共陕北特委1928年4月成立，1935年2月撤销。1930年9月前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0年10月直属中共北方局领导，1930年12月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3年3月后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其间的重要会议及其它活动是：
　　(一)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陕北特委成立。
　　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即决定对各级党的组织进行整顿，按党员分布情况，把全省分为6路，每路设特派员1人，代表省委指导工作。陕北为第6路，魏野畴为特派员。不久，党、团陕西省委又派冯文江、焦维炽等到陕北整顿党、团组织。10月，党、团绥德县委恢复，冯文江任党的县委书记，焦维炽任团的县委书记；同月，中共佳县县委恢复，高光祖任书记；12月，党、团米脂区委分别改建为米脂县委，刘春园任党的县委书记，李馥花任团的县委书记；同月，党、团府谷县委成立，严念祖任党的县委书记，柴培桂任党的县委副书记兼团的县委书记；次年3月，党、团榆林县委成立，李文芳任党的县委书记，赵亚农任团的县委书记。
　　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全委会，考虑到陕北交通不便，为便利工作，指导灵敏，决定成立中共陕北特委，并派杜衡任特委书记。在此之前，共青团陕西省委于1927年11月28日决定设立团的陕北特委，并任焦维炽为团陕北特委书记。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4月在绥德苗家坪(今属子洲县)南丰寨古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柴培桂、赵通儒、景仰山、师应三、苗仰实等10多人。延安、延长代表因路远未到。会议由杜衡主持，开了3天，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工作任务等决议，选举成立陕北党、团特委。党特委分工是：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特委机关设米脂县城。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和中共陕北特委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陕北革命转入新的时期。
　　(二)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8年9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米脂县城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会议尚未开始，来参加会议的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会议被迫中止。贾、李在米脂被关押半月，杜、焦被押送到榆林，12月获释。史称“米脂中秋节”事件。
　　“米脂中秋节”事件后，中共陕北特委部分委员转移到绥德苗家坪小学召开临时特委紧急会议，共商善后事宜。决定将文件发给各县代表学习贯彻执行，要求各地提高警惕，保卫党、团组织的安全。决定由杨国栋、贾拓夫分别代理党、团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折家坪。随后白明善、霍世杰、刘澜涛、刘秉钧、李文芳等先后参加了党、团特委的工作。这次陕北特委虽然传达了体现党的第一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但因陕北交通不便，还没有完全传达下去就得到了纠正，所以影响面较小。
　　1928年是陕北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民不聊生，而军阀、地主、豪绅却乘机大发横财，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顺应形势，领导群众开展斗争。6月，绥德四十里铺上千农民群众砸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在镇上设的杂税局，并清算了承包杂税的土豪榨取农民的账目；县城内和城郊的3000农民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迫使国民党县长答应开放富户粮仓，赈救灾民。7月，中共府谷县委发动农民群众进行“交农”斗争，提出“不减租税，不再种地”的口号。10月，中共镇川区委派朱侠夫、朱子休等颂导五六百名饥民，掀起分粮吃大户的斗争。
　　(三)中共陕北特委张家岔扩大会议。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大会接受了“六大”决议，承认革命形势暂时还处于低潮，认识到陕北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党的目前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特委在这次会上批评了杨国栋独断专行的错误，并给以党内警告处分，但仍让他继续代理特委书记。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正式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特委机关随后迁往榆林。
　　张家岔扩大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部分委员于3月上旬在清涧高杰村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发动群众，以五抗(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为中心开展斗争，并利用一切可能，采取各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4月，清涧、延长、延川、延安县、区委书记在清涧耙子山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传达党的“六大”和省委四次扩大会议精神。
　　张家岔会议后，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三民二中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张家岔会议精神，并健全团特委的组织。决定贾拓夫任团特委书记，李文芳任组织委员，刘秉钧任宣传委员，增选常应黎(常黎夫)、赵觐龙为委员。不久，三民二中被井岳秀部刘润民旅封闭，团特委机关亦迁往榆林。
　　(四)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扩大会议。
　　中共陕北特委机关搬往榆林后，杨国栋政治上右倾，军事上不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生活上更加腐化。对于杨国栋的这种作风，特委成员曾多次提出批评，但效果不大。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多人。会议批判了杨国栋的错误，撤销了其代理特委书记职务，派往后九天杨庚五部做兵运工作；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会后不久，刘志丹去保安(今志丹县)做民团的工作。
　　1929年8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①决定派临时省委委员吉国祯(纪国祯)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刘志丹不再担任临时省委候补常委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在此之前，临时省委还决定派苏士杰(苏醒民)担任党的陕北特委军委工作，临时团省委②派张文华担任陕北团特委书记。吉国祯、张文华、苏士杰到达榆林后改组了党、团陕北特委。1930年2月，榆林中学校长马济川(中共党员)调任绥德第四师范校长，吉国祯、苏士杰亦由榆中改到绥师任教。党的特委机关遂迁至绥师，张文华以榆林私立职业中学学生的身份继续留榆工作。
　　1929年陕北继续大旱。中共陕北特委加强了对灾民斗争的领导。夏初，在中共党员李景林领导下，以张宗贤、张建材为首的绥德三皇峁(今属于洲县)的数百名盐工、灾民，围困国民党地方当局设的盐局，抗议增加盐税。6月，绥德数千农民有组织地进城示威，迫使国民党驻军和绅士开仓救济灾民。同时，佳县组织了“农民之友会”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吴堡岔镇群众清算国民党县财政局长兼岔镇区长薛有年的经济账项，延川马儿沟数百农民向国民党县长交农具，安塞县数千人掀起声势浩大的三抗(抗粮、抗捐、抗税)、三要(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运动。这些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在中共陕北特委张家岔、红石峡两次会议后，兵运工作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佳县首选送贺大增、马增前、高再邦、张俊贤、张德超、乔鼎铭等到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工作。横山区委派张东皎、高岗、张生智、高鹏飞、石子健、白怀瑾等分别到甘肃、宁夏国民党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进入神木高志清骑兵师手枪连搞兵运工作的有高学孔、刘德禄、高仰观、杨春兰等。到后九天杨庚五部搞兵运工作的有马云泽、赵文蔚等50多人。从1929年到1930年陕北特委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国民党的部队内陆续建立了10多个党的秘密支部。
　　(五)中共陕北特委合龙山扩大会议。
　　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③提出“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口号。通过《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认为陕北党的工作有基础，可以做全省工作的中心区域，以绥德、米脂为中心，配合横山、佳县灾民斗争，并以延安、榆林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发动陕北游击战争。并决定调吉国祯、张文华回省委工作，改派省委候补委员赵伯平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张仰成为团陕北特委书记(因病未到职)。在赵伯平未到职前，陕北党、团特委工作由苏士杰、刘澜涛、常应黎主持。
　　9月底，赵伯平到达绥德。同时，中共北方局交通杨璞与中央新派的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祯和高维翰(李杰夫)，带着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任务也到绥德。
　　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古庙里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20多人出席。高维翰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赵伯平宣读了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会议决定合并党团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会议未结束，被敌发现，在人员疏散时，刘澜涛、张德生被捕(后经营救，是年冬释放)。赵伯平等部分委员去绥德义合镇继续开会，决定印发张贴反抗国民党、进行暴动的标语，制造暴动舆论；发动驻神木县高志清部手枪连实行兵变。这时特委机关又由绥德迁往榆林，马明方、常学恭、毕维周等先后参加特委工作。
　　10月18日，中共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12月，北方局特派员王芾南(王林)到陕北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撤销了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特委和群众组织的正常工作。同时宣布陕北特委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六)中共陕北特委组织代表团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
　　1931年初，罗章龙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分裂党。在此情势下，中共河北省委出现了与“中央非常委员会”相呼应的“紧急会议筹备处”。2月，河北省委派杨璞，“紧急会议筹备处”派白明善，到陕北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他们的陈述后，决定不允许他们再向下级组织进行宣传。不久，又传来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要求继续举行起义和进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为了搞清事情真伪，以王芾南、赵伯平、常应黎组成陕北代表团，于3月下旬赴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请示汇报工作。特委工作由孔祥祯主持。
　　代表团离榆后，团特委为纪念红五月活动，发动榆中学生到处张贴标语，10多人被捕，迫使陕北党、团特委主要负责人孔祥祯等离开榆林，特委工作一时处于瘫痪状态。
　　代表团的请示汇报任务完成后，王芾南另行分配工作，赵伯平、常应黎和张资平(接替孔祥祯职务)，分两路返回陕北，沿途巡视了府谷、神木、吴堡、米脂等县的工作。7月，经过组织整顿，总结经验教训，特委机关由城市转入米脂姜兴庄农村。此后特委通知各地党、团组织，迅速全部转入农村，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并要求尽量少开会，党的指示采取办冬学等方式向党员传达。佳县南坬很快办起了冬书房，保护了同志，开展了革命活动。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陕北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一些破坏，但党在农村的工作却得到很大发展。陕北特委下辖有府谷县委，神木、米脂、佳县、吴堡、绥德南区、北区、清涧、安定等8个区委，还有横山、榆林、三边等3个特支和三皇峁支部。共计有支部81个，党员765人。同时先后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安定、米脂等县秘密地建起联络站、点17个，农会几十个。农民运动继续发展。
　　(七)中共陕北特委组织代表团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中共陕北特委虽已改属中共河北省委，但自陕北代表团赴北平汇报工作返榆后，河北省委长期未与陕北特委联系，陕北特委派往河北省委进行组织联系的人又被留在省委工作，事实上陕北党组织与上级组织的关系中断了。在此情势下，鉴于陕北党组织原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北特委的隶属关系改变后与中共陕西省委保持着横的关系，所以陕北特委于1932年11月以赵伯平、崔逢运(崔瑞生)、鲁学曾(鲁贲)组成代表团，途经山西到西安找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要求解决陕北党、团组织的归属问题。因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只是横的关系，帮助崔逢运、鲁学曾去北平与河北省委恢复了组织关系，同时调派赵伯平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
　　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石心)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陕北特委改属其领导。马文瑞、王兆卿参加陕北特委工作。崔逢运、鲁学曾、毕维周等约于5月底先后返回陕北，传达上级指示。
　　(八)中共陕北特委高起家坬扩大会议。
　　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成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鲁学曾，交通崔逢运，游击队代表高朗亭，绥德代表崔田夫、崔田民，府谷代表贾怀智，佳县代表张达志、高长久、张岗、高禄孝和其他代表王国昌、赵福祥等20多人。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北的工作指示，总结特委一年多来的工作，分析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革命斗争形势，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并决定加紧开辟安定、绥清、神府3个游击区域，扩大和建立游击队；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选举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学曾、崔逢运、高长久等11人为特委委员，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周，秘书长崔逢运，军事书记王兆卿，农委委员张达志，团特委书记鲁学曾，马文瑞、崔田民做团的工作。会后，特委委员毕维周、王兆卿与米脂区委负责人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和中共党员高禄孝等6人被国民党米脂地方当局逮捕，8月3日英勇就义。
　　为了更好地贯彻扩大会议精神，坚定信心，做好工作，特委于8月中旬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紧急会议，认为6位同志虽然被敌残杀，但陕北党、团组织未受破坏，各地同志仍在积极活动。于是决定：派常学恭去北方代表处汇报工作，特委委员分头到各地巡视，整顿组织，传达扩大会议精神；加强保密工作，讲究斗争方式；特委机关由佳县乌镇迁往南坬村。
　　(九)中共陕北特委南坬村、团联席会议和神堂沟会议。
　　1933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在北平主持召开陕北问题座谈会。宣布到北平汇报工作的常学恭、崔逢运、鲁学曾留平另行分配工作，派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参加特委工作。
　　1934年1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坬村召开党、团联席会议。郭洪涛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与会同志不同意北方代表关于“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的错误批评和指责，决定仍按高起家坬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各项工作，党、团组织分设，自成体系，并建立各种群众组织。
　　由于形势迅猛的发展，中共陕北特委于4月上旬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会议，再次抵制了所谓“陕北党犯了富农路线”等错误的指责，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在陕北创建1师红军，武装开辟村庄，使苏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贯彻神堂沟会议精神，特委于5月初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游击区和游击队代表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新苏区的决议》。
　　在此期间，各县党、团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成立中共绥德、清涧、神木、横山、吴堡县委。
　　(十)中共陕北特委寺墕里会议。
　　1934年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部署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工作。决定正式成立各级工农政权，并分配土地，进一步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会后，特委书记崔田夫赴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汇报请示工作，要求派干部加强陕北的工作，并给红军番号以统一陕北的红军组织和领导。
　　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撤销，陕北的党组织交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在近7年的时间里，中共陕北特委经过坎坷的道路，在艰苦的斗争中曾建立过中共绥德、府谷、榆林、绥清、清涧、佳县、米脂、米东、吴堡、横山、赤源、神木、米佳镇、安定、延川、秀延、延安、延长等18个县委和绥清、米脂、镇川、三边、安定、延安、延长等区委，并领导建立苏维埃政府、红军游击队，成为陕北地区党、政、军、群组织的领导核心。
　　注释：
　　①② 1929年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党、团省委领导人大都被捕入狱。3月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成立。
　　③ 1930年7月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改为中共陕西省委。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