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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教诲 前进的动力
杨和亭
自1935年10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到陕北以至解放后的数十年间，因工作上的关系，我曾多次见到毛主席，聆听过他的教诲。他老人家高大的形象，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他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际，历久不忘。现在，仅就记忆所及，追述几次会见中的片断，借以保存史料，并抒发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
在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2月初旬移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的好消息，像春雷，声震万里；像春风，暖透大地，人们争相传告，一片欢腾。多年来，奋战在陕北高原上的革命军民，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江西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无限敬仰。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我们身边，怎能不使人欢欣若狂呢!
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对陕甘宁苏区的建制作了调整。撤销了原陕甘晋省委和军区，成立了陕甘边省委，陕甘边省苏维埃政府和陕北省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我所在的原属陕甘晋省委领导的第一分区党委(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延水六县；我当时任分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也同时撤销。并接到陕北省委通知，要我到省委去另行分配工作。
12月初，我奉命到达瓦窑堡，住进陕北省委机关所在的米粮山。省委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王达成等同志对我说：“中央决定神府苏区改为神府特区，划归中央直接领导，派你去神府特区工作，担任特委书记；谢绍安同志为特委常委、红三团团长；张汉武同志(当时代名叫秦玉)为特委常委、团特委书记；张江全同志为宣传部长；调王兆相同志到红军大学学习，调整张晨钟同志到中央党校学习”。省委负责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坚决回答说：“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纵有千难万险，也能克服。”我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指派，准备到神府去开展新的斗争。
过了两天，接到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神府特区的工作，要我们去参加。接通知后，我们非常激动，随即同王达成、张江全同志一起去参加会议，谢绍安和张汉武当时因事未能参加。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会议地点在瓦窑堡对面的齐家湾。出席会议的除毛主席外，我记得还有张闻天、李维汉、贾拓夫、邓发、张浩等负责同志。我们一进门，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站起来，热情地同我们握手，问这问那。我含着热泪，望着毛主席高大魁悟的身躯，慈祥的面孔，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心中总念叨着一句话：“毛主席呀，可见到你了!”
张闻天等同志也都和我握过手。张闻天同志主持并宣布开会，他说：“今天，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神府苏区的问题，杨和亭同志也来参加会议。”毛主席接着讲话。毛主席讲话声音宏亮，态度从容，一字一句，条理分明。我记得他首先谈到国际形势，大意是；当前法西斯十分猖狂，意大利最近侵占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亚非许多民族的侵略、吞并和压迫更严重了。因此，国际斗争空前剧烈。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导致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讲到我国国内革命的发展形势时，他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华民族的步子加快了。因此，民族矛盾已上升到主要地位，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和从属地位。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促成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宋庆龄发表了篇文章，呼吁在三个条件之下，组织抗日救国政府。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激起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蒋介石是个卖国贼，他把张学良东北军调到西北来“围剿”陕甘宁苏区，他一定会孤立起来。
毛主席深刻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变化后，向我们说明了党的政策任务：现在的情况是，民族危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口号就是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要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建立人民共和国!
紧接着，他指示：对国民党军队，要加强宣传工作，争取左翼和中间力量抗日，要提出“剿苏区，打内战，这真不上算，打日本，救家乡，才是男儿好汉”；“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口号。我全神贯注地谛听着，琢磨着，思索着。对毛主席的讲话感到新鲜，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浅显而又探刻的大道理啊!
在讲话中，毛主席谈到对地主富农的政策时说：对地主，没收他的土地和财物后，要和农民分同等的土地；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分浮财。
当会议转入讨论神府的工作问题时，主席一字一顿地讲：“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那里的形势现在很紧张。”他满怀期望地看着我们继续说：“你们去后，一定要把党员动员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要深入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还会遇到困难，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坚持斗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最后笑着对我说：“派你去当那里的特委书记，那里是你们独立作战的地区，革命重任在肩呵!”
我细心地聆听着毛主席的教诲，感到心情无比激动。他老人家的话，牢牢铭刻在我的心坎，是鼓舞我们前进的不可估量的动力。
此外，毛主席还讲了许多政策问题，方法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去神府前的具体工作找贾拓夫(当时是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志联系；军事上的事情，由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刘志丹同志负责解决；保卫工作同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同志商量；还特别嘱咐我们要加强对红军的领导，壮大红军的力量。
主席讲完话后，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也讲了话，作了指示。神府问题讨论结束后，我们就离开了会场。
会后，我们搬到中央机关去住。贾拓夫同志多次给我们详细地谈了去神府的具体工作任务和方法；刘志丹同志对如何坚持人民战争，如何巩固和扩大红军部队作了指示；王首道同志就保卫工作向我作了具体安排。他们的话都给我留下宝贵的启示。
说真的，任务我是不折不扣地接受了，但心里总是像潮水一般不能平静。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负责同志的叮咛，同志们的希望，在我的脑海中回旋着。我担心能不能把神府的工作搞好，会不会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中央负责同志一再鼓励我：“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鼓起勇气向他们保证：“对，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大约是12月中旬的一天，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我和张汉武、张江全同志离开瓦窑堡，用一匹马驮着文件，每人穿了一件皮袄(这是我们唯一的行装)，就起程了。第一天到了赤原县委住地李家岔。第二天，在高石崖找到红四团团长谢绍安同志，传达了中央指示，交付了刘志丹同志给他写的信。谢绍安同志遵照党中央指示和刘志丹同志的意图，率第二连(连长李秉万)护送，并和我们一同前往神府。经过横山的石湾镇以北，到米西县石窑沟、棉蓬坬时，米西县负责人杨彩斌等同志及该地的游击师师长牛岗和政委柴福军等同志，和我们会面，并介绍了前往神府行程中的情况。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息，继续行进。因无定河尚未结冰，两次渡河未达目的，遂决定绕向横山县响水堡的天然桥过无定河。我们赶到响水堡，发现桥头有敌军把守，只好返回范家高梁附近的一个村庄宿营。敌二十二军史老吆骑兵团的两个连进抵范家高粱“围剿”。谢绍安同志想乘敌立足未稳进行突然袭击，夺取敌人弹药。可是，两方交战后，由于敌众我寡，我们未能取胜，谢绍安同志也在战斗中不幸阵亡。我们当即撤出战斗，摆脱了敌人，转移到棉蓬坬。
护送部队受挫，谢绍安同志阵亡，前进路上，敌人重重封锁，无定河又无法通过，怎么办?我们在棉蓬坬商量决定，觉得有部队护送，反而加大目标，倒不如少数人化装，从榆林、米西交界处，由西向东行进到神府比较安全。于是，我们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明不等批示即采取行动，让部队立即返回原地。我改名汤羊兼，装作购买羊皮的老板，张汉武化装成小伙计，张江全(未改名为合伙掌柜)。米西县委给我们几十块白洋、十两大烟、十只羊、两头毛驴，一石小麦，还找来王玉琪、任怀清、任怀俊等四名石匠作向导。
我们由棉蓬坬出发，从党家岔和上下盐湾之间穿过无定河，经崖窑沟、折马家沟、刘仓坬、壕子沟、打大店、斗范梁等村庄，到了烟洞山、芦家铺，终于打听到了神府工委和红三团的消息。
敌人对神府苏区，也采取了同对中央苏区和陕甘苏区一样的反动政策，实行“肃反”政策和保甲制度，合并村庄，广修碉堡，分进合击，步步为营，使神府苏区遭到很大的困难和损失。由于白色恐怖笼罩全区，有的人悲观失望，有的人落荒外出，不坚定的分子投敌变节，红军大大减员，分散活动，苏区缩小到只剩下两个区，其他地方被敌占领，或变为游击区。
第二天找到了在那里的神府工委委员刘济民等同志，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听取了刘济民和区委的同志关于神府地区敌我斗争情况介绍后，把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情况，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对神府工作的指示，向他们作了简要传达，然后就派当地可靠的群众给红三团和工委送信联系。当我们和神府工委、区委的同志接上关系后，立即召开群众会和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张贴标语口号。记得标语口号的内容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剿苏区，打红军，真不上算!打日本，救家乡，才是男儿好汉!”等，这些标语都署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特务队的名。驻军佳芦河西白家铺、杨会塌、打火店一带的敌人看了，以为红军主力来了，吓得纷纷逃跑。
1936年1月，我们在神木三区罗家墕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工委书记张晨钟、红三团团长王兆相以及贾怀光、毛风翔、刘长亮、贺伟、贾如胜、李治洲、王恩惠等负责同志。会上，我详细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家听了无比高兴、群情振奋，表示要坚决按照中央和主席讲得办。苦战在神府地区的军民，在这一指示精神的鼓动下，信心百倍地同敌人展开斗争，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开会的这天，罗家墕对面的毛家坬来了敌人一个骑兵连和几十名常备队员，我们当晚奇袭这股敌人，在申家里打了一仗，敌骑兵连逃跑了，常备队四十余人被全歼，缴获了几十条枪，俘敌四、五十人。第二天在东沟开了庆捷大会。
申家里战后四、五天，驻陈家坪的一连敌军企图偷袭我们。事先被我侦知，结果在乔家辿被我红三团击溃，敌人狼狈逃窜，陈家坪据点被我拔除。苏区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大约两个月后，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又派张秀山、刘明山、白兴元、邓万祥等同志率领独立营到达神府。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人事上又作了一些调整：张秀山任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明山任特委常委、红三团团长，毛风翔任团政委。从此，神府特委和红军的领导力量加强了，我们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又过了一个月左右，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朱任穷和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等同志率部转战到神府。刘志丹同志给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广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发展和巩固苏区，把神府地区的革命斗争更加推向前进。在刘志丹同志指挥下，打了几次胜仗，在杨家墕歼敌二十二军杨向技一个营；在沙峁镇赶跑了绥远敌军黄马队一个团，使太和寨等地敌人闻风丧胆，逃跑了。红军声威大震，人民欢欣鼓舞。
神府苏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军民同心协力，共同战斗，革命烈火越烧越旺。4月15日，即成立神府特区革命委员会，乔钟灵同志任主席，杨孝先同志任副主席；1937年1月28日，正式选举成立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副主席刘兰亭。此外，还先后成立了党的神木、佳卢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府谷县工委，神木城工委，佳县、榆林工委和绥蒙工委。
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渡黄河东征后，神府苏区的武装力量继续发展壮大，起先成立了红四团，团长王兆相；1936年秋又成立了神府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还成立了3个独立营和20多个游击队。同时，建立了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张秀山，我任政委。1937年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神府的部队改编为两个团，即警备六团和保安四团。
神府地区的工作，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成绩确是很大的，做到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的胜利，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艰苦斗争的胜利。
在杨家岭的一次重要谈话
1944年春天，毛主席为了解绥德教育工作情况，曾约我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面谈。我又一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聆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问题的一次重要谈话。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早已引起毛主席的关切。正好我们绥德专区开了一个教育会议，讨论了改进教育工作的意见，研究了教育方针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口号，即：教育要同政治结合，国民教育要同社会教育结合，教育要同劳动生产结合，教育要同家庭结合。不久，我去延安开会，新华社的记者来访问，谈到教育问题时，我就把绥德专区的情况作了介绍。
出乎我的意料，《解放日报》很快就在头版头条位置上报导了我们的经验，标题是：《杨和亭副专员谈教育问题》。我感到十分惊讶，内心忐忑不安，我们搞的工作并不怎么好，竟引起党和政府这样重视
我正感到纳闷，边区教育厅长柳湜同志突然来找我，他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导后，很感兴趣，打电话让我叫你到他那里去谈一谈”。这一来，我心中更加不安，觉得惭愧，工作做得并不怎么好，拿什么去向毛主席汇报呀!
柳湜同志陪同我到了中央办公厅。毛主席一见，就向我们亲切地伸出了温暖的手，我双手紧紧地握着主席的手，连忙向他问好。主席让我们在办公厅会议室就坐，随即开始谈话。
毛主席首先说：“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是不适应群众的需要，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接着主席就要我谈谈几个结合的问题，并要我谈详细点。
当我将绥德专区教育工作的情况和教育会议是因何提出四个结合的问题作了汇报，并请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指正时，主席言简意赅地说；你们提出的几个结合是新的提法，是重要的问题。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有了这一条，就不会弄错方向。其他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经主席点明，我似乎懂得了一点。但对主席讲的这一段话的深刻意义，当时并未全部理解。
毛主席又说：“教育方面现在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解决。”这时，他回过头来对在坐的胡乔木同志说：“乔木同志根据这些情况，写一篇文章吧!”
毛主席和我这一次谈话不到两个小时，因为话题集中，时至今日我印象很深，记得清楚。尤其使我深受教育的是，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基层工作的经验，善于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以提高，使之成为指导我们革命的理论。
我回到绥德后，立即传达了毛主席韵指示，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整顿和加强了教育干部队伍，使得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在枣园的一天
1944年12月下旬到1945年1月中旬，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那时，绥德专区出席会议的代表由地委书记习仲勋和我带队，我们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
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全边区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同党、政、军领导同志共济一堂，讨论了边区的建设问题，总结交流了工作经验，加强了党政领导部门与边区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代表人物的联系。这次会议，无论对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事业，还是对提高我们干部的经济建设理论水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毛主席在会议上所作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著名讲话，就是这次会议群众智慧的结晶。
毛主席肩负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是异常繁忙的。为开好边区劳模会，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在会前了解了全边区以至各抗日根据地的丰富材料，而且在会议期间，也用了大量时间，召集出席会议的代表开座谈会，力求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并具体指导我们总结工作经验。
记得大会期间，毛主席专门用了一整天时间，在枣园约各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陈云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天，我们吃过早饭，沿着延河，顺着去三边的大路，来到枣园。我们来到毛主席办公室，室内春意盎然。毛主席热情欢迎大家，我们兴奋地向主席问好。谈活在无拘无束中开始了。毛主席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他没有向我们问一般情况，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群众赞成的有哪些?不赞成的有哪些?
这样一来，我们原先准备的那一套，就用不上了。大家就根据自己工作中的体会，你说一条，他说一条。等大家发言以后，主席就加以综合概括。他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吃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烟自主，废除了买卖婚烟；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这些都使群众满意。他感到不满意的方面：还有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工作搞的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等。”
然后，毛主席又用开导的语气说：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如果你们按政策办，给群众交待清楚，群众会接受我们的政策和意见的，这些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主席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没有正面批评，而是用启发的方式，提高我们的认识，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增强了我们的政策观念和是非观念。
接着，谈劳动英雄的作用问题，大家谈了许多，毛主席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三条：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梁作用。对每一条的内容，只用几句话，就把意思说的既准确又完整，大家佩服毛主席的伟大才能。
我们是在地方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为了帮助我们做好各个地方的工作。他还专门给我们讲了实行“三三制”和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问题。他说：在我们党的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来做，不能光靠党员来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又说：统一战线，这是一大法宝。我们党员是少数，要靠党外人士做工作，要和党外人士搞好团结。
主席诲人不倦地给我们讲党的政策和策略，深刻而又令人信服，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大多数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才能完成党的任务，才能实现党所制定的目标。
生产建设也是这次谈话的重点，毛主席讲了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搞经济建设，从想法到做法，都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他说：我们当前是处在“个体经济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根据农村的分散特点，对生产和供给要采取“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轻农村人民的负担，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一律要参加生产。毛主席这种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使我们终生难忘。
中午，毛主席留我们在枣园吃饭。记得吃的是大米饭和猪肉，这在当时就是一顿丰盛的美餐了。主席同我们一起吃，边吃边谈，他是一个幽默而富有风趣的伟人，在他身边毫不觉得拘束。饭后稍事休息，又接着谈了教育和消灭文盲的问题，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都谈到了，谈话一直进行到夜空满布银星的时候。
在党的“七大”会上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我作为绥德地区选出的代表，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这次大会。
4月23日，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五人为主席团，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大会期间，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陈毅同志《大江南北的战争》的报告，因印有正式文件，只作了简短说明；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讲了两个半天。对上述报告和讲话，代表们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根据报告和讨论，大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最后，选出了新的党中央委员会。
在“七大”举行期间，我虽然没有机会和毛主席个别接触，但他在大会期间的活动，他的报告和发言以及对革命的重大决策方面所起的作用，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在会议举行的四十八天中，毛主席致开幕词，作关于政治报告的说明，最后致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间还作了几次讲话。他的报告和讲话，始终贯穿着团结胜利的精神。在开幕词中，毛主席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形势，强调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毛主席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贪弱的中国。毛主席挥手高呼：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主席号召我们应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主席更是不计较个人恩怨。对王明问题，当代表拒绝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时，他反复给大家做工作，大会讲、小会讲，说：“王明的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但是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毛主席从王明问题开头，进一步引伸到党内团结，他耐心的教导我们：“山头嘛，有呵。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这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农村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有联系。因此，只有承认山头，才能逐步缩小山头。”他老人家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给大家做工作，要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同时，为解决党内团结问题，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一个月左右的高干会议。毛主席总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为党内团结和党内民主操心备至。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毛主席及他的战友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指导下，党的“七大”终于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的历史功勋，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已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明，并将在我国革命的史册中，永放光芒。
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我受中共新疆中央分局的委托(当时我是中央分局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前往北京参加会议。4月25日我乘飞机赶到北京时，方知来迟了一步。我当即赶到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已经到齐，会议即将开始了。
我一到会场，毛主席立即同我热情握手，并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赶忙回答：“是从新疆来的”。这时，我本来要向主席问好和作些自我介绍，可是在万分激动的心情下，还未等我开口，主席就接着说：“你就是1935年冬季中央派去神府工作的杨和亭同志”。我说；“是，是。”我仔细地看着他老人家，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还象二十年前那样神情焕发，那样神采奕奕，那样和蔼可亲。我感到幸福，感到光荣。从1935年到1956年，二十多个春秋已过去了，他仍然清楚地记着我的名字，我佩服他老人家惊人的记忆力!
会议开始后，毛主席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还没有形成文件，毛主席依照提纲讲，我们认真的做笔记。
毛主席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这个基本思想就是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主席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会议进行中，毛主席在大会小会上作了多次重要发言，他视野开阔，论述精深，谈到的都是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生动的语言，风趣的比喻，总是引人入胜。如谈到坚持请示汇报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时，引用了盖叫天的墓被群众捣毁的问题做例子。我记得他当时说的大意是：盖叫天是中国著名的京剧演员，他在杭州西湖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墓，修了牌坊，牌坊上镌一副对联和匾额，对联和匾额贯穿了盖叫天三个字。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这很生气，就把墓给毁了。结果，盖叫天本人有意见。这件事，浙江省委应该事先给中央报告一下嘛!所以，请示报告很重要。主席接着又说：“还有一些事情，不经中央同意就自己干，这不好啊!这是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主席的话，没有丝毫声色俱厉的表情，完全是商量、研究的口气。
会议快完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刚好从莫斯科回国，就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和我党中央的对策，给我们作了报告。对此，毛主席也讲了话，谈到我们和苏联的关系问题，对斯大林的功过做了正确评价，提到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的论断，这些都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总之，我对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感到非常高兴，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特别是聆听了毛主席教诲，至今记忆犹新。《论十大关系》这个纲领性文献，不仅对指导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伟大作用，而且对现在实现“四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能为党为人民做一点应作的工作，是党和毛主席教育的结果，毛主席的恩情重如山，深似海。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贡献力量。
*作者：杨和亭，本县杨家园则人，原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现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此回忆录曾刊登于陕西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
党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郭杨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