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戎”——中亚取代波斯成为影响的中心

　　1.3 中亚取代波斯成为影响的中心
　　1.3.1 塔里木盆地的地理形态与商贸道路
　　敦煌向西是罗布沙漠(Lop desert)和干涸的罗布淖尔(Lop-nor)，然后便是长900英里左右、最宽处达300英里的塔里木盆地，而其中大部分又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所覆盖。这里的北部以天山为界形成屏障，南部则是南山(李希托芬，Richthofen)的东延昆仑山。绵延千里的商道穿过似乎人迹罕至的沙漠之国，打破隔绝，将中国与人口稠密的近东和印度连接起来。最早的南道沿着罗布淖尔湖边，经过米兰(Mīrān)、尼雅(Niya)、和田(Khotan)、约特干(Yotkan)和叶尔羌(Yārkand)；北道从哈密稍偏西北前行，经过吐鲁番、焉耆、库车、克孜尔(Qizil)、阿克苏(Aqsu)、图木舒克(Tumshuq)和喀什噶尔(Kāshghar)；还有一条古老的中道经过罗布淖尔北通往楼兰(Loulan)。和田河是南北道之间唯一一条穿越沙漠的河流，目前它只在春季几个月的时间里注入塔里木河。
　　中亚〔l〕泛指敦煌以西、南北商路所经过的地区，包括南西伯利亚草原和山脉，锡尔河(Syr Darya，即药杀水，Jaxartes River)、阿姆河(Amu Darya，即乌浒水，Oxus River)流经的里海(Caspain Sea)以东地区，近代阿富汗北部的古代巴克特里亚，以及西藏西北绵长的沿边地区。这一地区以地形和气候反差之大而闻名。从古代旅行者们的记述里以及近代探险家和考古学家〔2〕的描述当中，都会令我们不时想起那里极端的气候与多样的地形。热风吹过沙漠中满是沙粒的荒漠，曾经开垦过的土地被沙粒覆盖又被大风吹开，从而在地面露出古代文明、寺院、房屋、林地和果园等遗存。帕米尔高原之山巅高达15000英尺，稍低一些的昆仑山和天山山脉的山峰上也肆虐着凛冽的狂风与飞扬的大雪。对于朝圣者来讲，那里由雪山融水形成的湖泊是龙、水神的家乡，充满了深不可测的危险。经过这些地方前往中国西部的坚强的商贾、冒险的武士和使节们，他们的形象出现在唐代的那些俑像当中，其中大部分人的长相仍然与当代探险家所描绘的现在居民很相像。23
　　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们离开敦煌西部的关隘玉门之后，前途便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那里有困扰大多数商队的浩瀚沙漠、难以穿越的山口以及游牧人的劫掠。他们希望能够平安抵达绿洲城镇中的驿站，而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驿站在茫茫沙海和狂风肆虐的高原中延伸出一条生命线。这些城镇不仅是行旅和牲畜休整后继续赶路的驿站，同时也是贸易中心；它们大多数都建有较大的宗教设施，而且还有一定规模的人口灌溉和开垦着土地。这里有很多果园和葡萄园，有的还有采矿业，小型手工业发达，许多城镇还是歌舞之乡。
　　尽管经常苦于游牧者的掠夺，但是这些绿洲民族还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小的国家则联合以来，或者寻求一些比他们自己军力强大的国家保护。在公元7世纪，这个大国就是中国。24
　　这里的建筑风格受波斯的影响很大；用土坯和砖块砌成的穹顶、拱券建筑大量存在，装饰上则采用了受萨珊艺术启发的主题。在阿富汗，特别是在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巴米扬(Bāmiyān)的山崖上开凿的石窟、雕塑和壁画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证据。可以肯定，山崖上开凿寺庙和修道院虽然在伊朗出现的时间较早，但是中亚的石窟寺却更像是阿富汗式的，此类石窟建筑的各种名称也表明了这一点(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称Hazar saum，在新疆称作Ming-oi明屋，两者的意思都是“一千间房间”)。〔3〕
　　在整个7世纪的时尚世纪里，波斯的影响颇大。在精神王国领域，波斯先知摩尼曾在3世纪向东方派遣使者，他的“异端”学说在那里也赢得了很多信徒。
　　然而在宗教思想方面，自从佛教教团于公元1世纪进入新疆以后，印度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商路的南道和北道定居下来，创建寺院，建造庙宇。通过这些建筑遗存，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清晰地复原这些沙埋城市过去的场景，为我们生动展示了这一地区曾经的繁荣。印度的文学和哲学思想能够传播到这些遥远的地区并进而传入中国，也要感谢佛教的高僧大德们。
　　在佛教建筑的装饰风格上，印度和波斯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印度笈多(Gupta)古典时期，画工和雕塑家们的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其所创造的这些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成为大多数亚洲佛教艺术的典范；来自萨珊波斯国王和宫廷的时尚，则丰富了表现佛教典籍中佛本生与一些佛传故事的场景画面。
　　在艺术方面的第三种贡献来自希腊语罗马世界。在印度西北部、犍陀罗(Gandhāra)以及阿富汗临近地区，希腊的神、半人半神以及希腊的建筑主题和钱币，都曾在佛教造像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经过罗马人改进后伴随着贸易活动被带到这些沙漠定居点中，并在中亚留下了大量地中海区域文化影响的证据。25
　　在靠近中国的地区，特别是吐鲁番的绿洲居住区，中国人也为佛教艺术做出了贡献。降至9世纪，回鹘突厥人才改变了它们的色彩、构图与种族属性。
　　上述各种思想和艺术形式的融合情况可以在敦煌东南大约10英里的千佛洞中看到，这些佛教石窟都是在崖壁上开凿的。千佛洞的开凿始于4世纪的一位圣徒，并一直延续到北魏、唐朝以及840年以后的回鹘，甚至从1035年开始统治此地的唐古特(Tangut，汉译者按：即西夏)也建造石窟。石窟内的墙面上绘满了壁画，壁龛内都是雕塑，还有虔诚的发愿文。这里地处商路要冲，不仅是中国的军事前哨，也是朝圣者们的圣地，在数世纪的时间里都充满了活力。大部分所谓的“西方戎狄”(Western Barbarians)从陆路来中国都必须经过这里，所以他们很多人的形象都被描绘到壁画上。这些与塑像相像的人物壁画对我们研究种族类型来讲就非常重要。
　　虽然敦煌以西的地区现在被称为新疆，但是唐代的时候这里却并不是以突厥人为主，而是被多种族和语言类型(见书后所附地图)的人们所占据。一些重要绿洲城镇的居民操印欧语(Indo-European)；库车到吐鲁番一线城镇的统治阶层说的是所谓的“吐火罗语”(Tocharian)，这种语言属于Centum语组(汉译者按：即印欧语系西支的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其某些特征与意大利—凯尔特语(Italo-Celtic)有关。在库车的克孜尔以及吐鲁番等地石窟的壁画上，他们的形象被描绘为皮肤光滑、眼睛灰蓝、红头发或黑色卷发。他们不像汉人、突厥人和蒙古人那样长着吊梢眼(slanting eye)，鼻子笔直而鼻孔柔和，嘴较小且上嘴唇较短。他们在外貌上与凯尔特类型相像，身上华贵的衣服与精良的武器透出一股贵族气质，看起来真像是中世纪欧洲(Medieval Europe)贵族和贵妇们的先驱。
　　1.3.2 吐鲁番地区的早期居民：吐火罗人与汉人26
　　从考古发现的匈奴、鞑靼以及一些突厥部落的遗存判断，吐鲁番绿洲是多种族成分的民族混合、通婚的地方。
　　吐火罗人和曾经是这里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他们的家仆和马夫肯定来自当地的普通人家。许多商队曾经过这里，一群群圣徒也来到了这里建立传教基地，这些来自远方的商贾和僧侣肯定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由木头沟(Murturq)、柏孜克里克(Bazaklik)、高昌(Khocho、Chotscho或者Kao-ch’ang)、亦都护王城(Idiqutshahri，汉译者按：此为高昌故城的维吾尔语名称)和阿斯塔那(Astāna)等地组成的吐鲁番，在当时一定和后来的长安一样，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的地方。
　　文献记载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就曾影响到这里。斯坦因引述的《北史》(Pei-shih)就谈到：
　　此地在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叫高昌(中国人的叫法)，有5座城，所有城里都有汉人居民与他们为邻。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从而使得谷麦一年当中可以多次成熟。还特别提到了这里有田地灌溉；有养蚕业并盛产葡萄和葡萄酒。人们据说一般崇拜“天神”(T’ien shen，Spirit of Heaven)，可能就是摩尼教，同时也信奉佛教教法。……557年到618年这一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唐代，高昌有16座城，后来增加到18座。行政管理机构则模仿中国的制度。“男子的服装按照胡人的风俗穿着，而女子服装和发型则遵从中国的传统。”文字的书写与中国的一样，但是也使用胡人的文字。法律、习俗和礼仪则基本是中国的。〔4〕
　　对于造成当地与中国关系密切，以及唐之前和唐初汉人风俗与生活方式在此影响巨大的原因，沙畹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检索正史并从中发现以下有关吐鲁番的记载：
　　人们系发悬于脑后。隋朝建立以后的609年，吐鲁番的君主曾经前往中国的朝廷表示归顺并跟随皇帝征伐高丽。征伐归来后，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便从皇室挑选了一名公主赐给他做妻子。他们在612年回到自己的化外之地，并发布一道命令说：“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皇帝得知后，对于他变夷从夏的举措给予高度赞扬，并赐予他衣冠作为礼物。该高昌君主麹伯雅死于619年。〔5〕27
　　这个麹氏王朝来自中国，从507年开始统治吐鲁番。继任者麹文泰(Wen-t’ai)是该家族最为有名的一个君王，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我们得知〔6〕他曾给朝廷贡献过两只6英寸高、1英尺长的狗，会拽马缰，嘴衔点亮的蜡烛。这些狗据说产自拂菻(即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地区)，这是它们首次出现在中国朝廷。627年，当太宗皇帝即位时，吐鲁番的君主给他献上了一个玄狐裘，而中国皇帝则回赐给他的王后一件金花饰品，王后又奉上一个小玉盘表示感谢。〔7〕
　　1.3.3 唐代求法高僧玄奘对吐鲁番的记述
　　在630年的时候与玄奘相遇时发生的一段插曲，极好地诠释了文泰冲动的性格及其对佛教的虔诚。那位被称作法师的年轻和尚，起程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研习佛法，当到达哈密的时候遇到一队官吏，邀请他立刻和他们一起前往吐鲁番，国王正在那里迫切地等他。经过6天行程，玄奘才在日落以后抵达那里，但是这位国王自己却等不到天亮便想马上结识他。麹文泰掌灯亲自出来迎接玄奘，并让玄奘住进一座重阁宝帐中。
　　玄奘对如此热诚的接待自然感到十分愉悦，但是这种愉悦不久便为某种焦虑所取代，原来麹文泰真正的意图是想让他留在吐鲁番。玄奘于是被迫表示强烈的抗议，并解释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印度的佛教真经，以便纠正已有的汉译佛经；因为这些汉译佛经一般都存在某些缺陷，从而导致人们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不想为自己谋求什么声名，也不打算中途而止。然而他的抗议并未见效。当玄奘意识到言辞并不能打动他的施主的时候，便采取20世纪印度流行的静坐绝食行动。绝食3天后玄奘就变得气息微弱，国王感到羞愧而态度缓和，表示只要玄奘留下来一个月说法，让王族成员和当地人民充分分享他的口才和学识，就同意帮助他继续西行。玄奘答应了这一条件，每天接待包括君王在内的300人说法，而在他每次升座的时候，国王都跪下来给他当脚磴。28
　　当行期渐近的时候，人们为玄奘本人和他的侍卫们准备了服装，用以抵御前面山上的寒冷，其中包括口罩、靴子和手套。他的团队由25名仆人和30匹马组成，马背上驮着黄金、白银、珍稀织物以及旅途所需的各种东西。国王还给他准备了一些给中亚诸国君主的介绍信，其中一封特别热情的信是致西突厥可汗的，他在信中自称为“奴”并随信奉上装满两车的500匹绸缎。〔8〕
　　后来麹文泰对他的中国邻居变了心。他没有和其他首领一起出现在向天子致敬的行列中，并阻止所有朝贡者通过他的领地，而且还用武力扣留中国人。皇帝不仅责备他，而且还威胁说来年将出兵惩罚他。文泰自信帝国的军队在漫长的沙漠里行军给养无法正常得到，便静静地等待。但是640年当他获悉大军已经抵达沙漠，便被吓病而死。
　　1.3.3.1 唐朝对高昌的征服
　　文泰死后，其子继立。慑于中国的军威他乞求赦免并表示归顺。中国军队的攻城机(汉译者按：《新唐书·西域传》原文作引冲车，即抛石机)发射的如雨点般的石头令他惊愕不已，并在城中引起恐慌。竖立在巴里坤山口(Barkul Pass)的一块640年的石碑中曾提到，为了确保远征的胜利，中国的将军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由于这一地区壁垒森严，自然环境恶劣，所以这些准备工作是必要的。〔9〕29
　　这样的准备是值得的，因为：
　　在中国军队面前，高昌的军队就像阳光下的霜雪一样融化了。皇帝闻讯十分高兴并大宴有功之臣，高昌的重要人物也被带到中央王国。麹智盛(Ch’ü Che-chang)被授予左武卫将军并赐爵金城郡公，其弟被授予右武卫中郎将并赐爵天山郡公。到他们下台的时候，麹氏家族共统治了134年。〔10〕
　　此次征伐的胜利对中国势力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它提升了中国在中亚的威望，并使得唐太宗将一大片疆域纳入到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之内。据记载这片疆域包括：
　　三个地区、五个次级行政区、二十二座城，人口8000户共30000人，4000匹马。〔11〕虽然很难说这里给出的人口数就十分精确，但是有记载说仅田地县(T’ien-ti，高昌)就有超过7000人被俘，所以这一人口数字有可能是低估了……显然，群臣在为皇帝制定向西域的扩张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高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皇帝是基于帝国统治疆域的完整性而作出决定的，而不是像有人建议的那样让这些小国保持原状，因为这样做的话就将削弱其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
　　可以说在640年和670年之间，这一地区是置于中国的有序统治之下的。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的时间情况是否依然如此就值得怀疑了。我们知道670年以后所谓的“四镇”(Four Garri-sons)就被吐蕃占领。……中国的统治直到692年才恢复。在692年收复“四镇”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得到巩固，进而促进了吐鲁番地区的繁荣。〔12〕
　　关于“四镇”的情况还存在一些混乱之处，列维(Lévi)起初认为它们包括库车(Kuchā，汉译者按：即龟兹)、喀什噶尔(Kāshghar，汉译者按：即疏勒)、和田(Khotan，汉译者按：30即于阗)和托克马克(Toqmaq，汉译者按：即碎叶)。719年以后，由于碎叶被西突厥占领，遂以焉耆代之。658年，当中国人将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吐鲁番迁至龟兹的时候，“四镇”的建制似乎才首次出现。到670年吐蕃迫使中国人放弃它们的时候，疏勒已经取代碎叶城为四镇之一了；但当碎叶再次回到中国人手中的时候，疏勒遂被去除。719年左右西突厥占领碎叶的时候，疏勒又再次取而代之。〔13〕30
　　1.3.3.2 阿斯塔那(吐鲁番地区)的汉人居民；有关汉人葬俗的证据
　　哈拉和卓(Qara-khōja)古城是古代吐鲁番地区的都城，西北3英里的地方是干燥的阿斯塔那沙地，斯坦因曾在此发掘过一片古代墓地，其时代属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由于我们没有对中国这一时期墓葬进行描述的可信材料，所以它对于了解其区域性特点是很有价值的。这一墓地的情况如下：
　　覆盖着石头的小圆锥形堆，围着石头的矮篱，把那些坟堆一组一组的分开来。墓室大都很深地掘入细砾岩或砂岩层中，由坟堆可以知道墓室的位置。从岩石上凿一狭长的通道，凿成后又行填塞，由此下去是一短短的隧道，为至坟墓的通路，也筑有砖墙将路挡住。〔14〕
　　位于地表下12至16英尺深的墓室形制各异……书写在硬砖上的汉文墓志铭……以及各种汉文文书上的纪年……都表明墓葬的年代属于唐太宗皇帝统治吐鲁番以后……埋葬在这里的人无疑是汉人。然而在发现的物品中仍然可以看到西亚文化的影响，例如一些带有萨珊波斯风格图案的精美丝绸(用作面衣。汉译者按：即“覆面”)〔15〕
　　出土的有价值的众多物品中，包括一些像建筑装饰一样设计精美的酥皮点心，有一个好像是古代的麻花，其他的则像萨珊人的首饰。〔16〕此外还有：
　　做得很干净的家具用品的模型，以及许多以备死者在另一世界使唤的绘画的塑像。有做得很仔细的女俑，衣饰甚为有趣；〔17〕还有一些武装的骑士，大约是侍卫之类；此外还有衣服特别的本地仆役。〔18〕31
　　1.3.3.3 关于服饰与种族类型的重要材料
　　唐代世俗绘画的珍贵代表之一，著名的“乐舞”图也同时出土。
　　在墓穴主室地面的一层细沙下面，有一些松脆的绢画残片。它们原本是属于一幅单层卷轴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安装牢固，便随着墓顶塌落而摔成碎片。……没有发现墓志铭……所幸墓中的“废纸”里有一些纪年文书，使我们得以较为精确地判定墓葬的年代。……5件有准确纪年的文书为神龙(Shen-lung)元年，相当于我们的公元705年，其他的则分属690年、893年和709年。据此可以较为放心地推定，这些墓葬的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8世纪的前25年之内。〔19〕
　　更多的考古学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诸如绘画中的乐器、一个木架以及服装样式等，与之同时期的有日本圣武天皇(Emperor Shōmu)在748年前收集、后又属于正仓院(Shōsōin)藏品中的器物，还有大谷探险队(Count Otani)在当地发现的年代可能为716年的绘画残片等。
　　“乐舞”图中有几组站在树下人物、盛装的侍女、舞伎和乐师等，“整个画面看起来是在表现迎接春天的音乐会的场景。”〔20〕画面上保存下来的色彩依然十分鲜艳，织物上图案的细节、人物的发式以及树的枝叶等都描绘得十分精细，显然出自专业手笔。盛装仕女的形象不仅见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骑马侍女俑，而且也见于寺院檐栏以及敦煌壁画中的无数供养人与世俗人物中。在唐代的一些世俗画的摹本中也可以见到这种形象，例如现藏于波士顿艺术馆的《捣练图》(Ladies Preparing Silk)。此画是宋徽宗根据自己收藏的张萱(Chang Hsüan)原作〔21〕复制的，而张萱乃唐代的宫廷画师，在713—742年的时候最为活跃。此外还有堪萨斯城的威廉·柔克义·尼尔森陈列馆的摩尔藏品(Moore Collection)中的《宫廷仕女图》(A Group of Court Ladies Fatigued by Embroidering)，〔22〕该画是唐代画家周昉作品的摹本。在河南、山西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墓葬中出土的俑像中(图版8)，大部分女俑身上穿的也是这种服装，表明它们当时在与“西域”的接触过程中已经流行开来。32
　　使用带有异域风格图案制成的窄袖外套和百褶长裙，以及一成不变的披肩长头巾，都显示出其起源于波斯并经过中亚地区改造后的样式特点。真正体现中亚影响的可能是前额和脸上使用的“花黄图案”(beauty mark)，其中包括可能是印度某些图案的变体、鲜亮的方格以及黑油膏涂抹的重彩眉毛。无论是骑在马背上的女俑还是“乐舞”图中的盛装仕女，都证明了这些阿斯塔纳女子们在追逐这种被某些中国廷臣所诟病的“化妆”时尚。不管在这里还是在中国本土，我们都有证据表明具有这种样式的服饰流行的时间在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之间。
　　在吐鲁番地区早期居民中(不仅包括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那些俑像)找寻吐火罗人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幅残破的白皮肤、黑头发并具有欧洲人脸型的女子画像。〔23〕她头上戴的角型头饰或飘带接近萨珊人，但脸型却不是伊朗人的；身上穿的是我们在库车和克孜尔见到的那种低领、高腰的窄袖服装。我还认为《高昌》一书中图版10b里的那些僧侣也是吐火罗人，作者认为他们属于“较早样式”的，并根据样式风格将其时代置于前回鹘时期。在我看来，冯·勒柯克和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24〕认为的“也许是吐火罗人”的那个僧人并不像其他吐火罗人，因为他那高耸的鼻子和突起的颊骨可以在东伊朗和阿富汗人中见到，而更像凯尔特人的吐火罗人的鼻子是笔直的，上嘴唇较短，眉毛弯曲而不是蓬松突出。安德鲁斯〔25〕强调指出，凯尔特人的服饰而不是体质特征更像一个苏格兰人。在描述一个护法金刚力士(guardian Vajrapāni)的时候他谈到：33
　　几乎齐膝的褶裙带着边饰或者褶边，肚子上挂着一块小腰布或囊袋……肩上垂着方巾，方巾两个上角端分别绕过脖子在前面打结，他的一侧飘着一个披肩……
　　如果想更清楚地了解凯尔特人的穿着打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大家只要看一下现在威尔士农夫身上穿的以及阿斯塔纳骑马女俑的装扮就可以了——那高高的“女式帽子”、黑色的紧身胸衣以及花条纹长裙看起来是那样的熟悉，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这些流传至今的中世纪晚期的时尚竟然常见于七八世纪中亚的日常生活中。
　　在中国本土，这种曾经流行的百褶长裙和窄袖紧身胸衣到9世纪中叶就消失了。此后，根据有9世纪纪年题记的供养人〔26〕身上的服装来判断，中国的服饰已经退回到更为传统的样式。其原因无疑在于公元8世纪中叶发生的政局变化，导致国势衰落，繁荣不再。
　　政局变化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751年，由高仙芝率领的中国军队被阿拉伯人及其在今塔什干东北180英里的怛罗斯(Talas)联军所击败。高当时统领四镇，为了与吐蕃作战，他奉唐明皇(玄宗皇帝)之命率领10000骑兵西进到新疆与波斯、阿富汗斯坦之间的高山。面对这样穿越沙漠和雪山的漫长行军，仅供给问题就足以使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指挥官望而却步，然而这位高丽将军却带领军队取得战役的胜利并进而进入到乌浒水的源头。他随后骄傲地给皇帝上奏说，吐蕃已经彻底被打败，中国的声威已经扩展到更西边。然而3年后，他在怛罗斯与强大的穆斯林军队作战的时候却遭遇到灾难性的失败。从那时起伊斯兰的追随者进入中亚，而中国的势力则局限在塔里木盆地。34
　　1.3.3.4 唐朝势力在吐鲁番的衰落
　　［在各绿洲中心］，南边吐蕃人的压力越来越大，边远地区的军队无疑在乞求朝廷的帮助。但软弱的朝廷只能给这些中亚领土最后的强大地方官员们以空洞的名号、名誉性的提升等。……789年末北庭有新的报告到达朝廷，说明北庭和吐鲁番的唐朝军队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他们仍在继续坚守。……有报告说吐蕃在突厥的协助下进攻北庭，他们只好在790年降服。唐朝指挥官率领他的2000人马被迫退到西州(Hsi-chou)即吐鲁番。……此后安西都护府(库车)完全被孤立，而吐鲁番为了保持对唐朝的忠诚仍在勇敢地坚持。
　　9世纪初吐蕃似乎完全控制了新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中没有提到吐鲁番的原因。9九世纪中叶以后不久，吐蕃在那一地区以及甘肃最西部的统治地位被回鹘人打破。由于吉尔吉斯人(Kirghiz)〔27〕的进攻和内部纷争，回鹘人被迫从原来蒙古的地盘向南边和西南边迁移。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吐鲁番地区的这一最后的突厥系征服者，易于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当地绿洲居民实现融合。……这两个地区曾先后被称为车师(Chü Shih)前国与车师后国、高昌与北庭、吐鲁番与古城(Guchen)……特别适合作为本是游牧部落又急于采纳文明生活方式的统治者的基地。在天山北麓，这些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可以保持自己愉快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能从南边肥沃绿洲中的居民区获得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这样不仅能增强统治者的实力，还可以让他们更多地体会到做统治者的好处。〔28〕
　　1.3.3.5 回鹘的统治
　　勒柯克曾介绍过德国探险队在1902—1907年之间进入该地区的情况，他认为早在公元8世纪的760年，回鹘的影响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吐鲁番。在其所著的《中国突厥斯坦地下的宝藏》一书里，他谈到回鹘的时候说：
　　回鹘，一个强大的突厥系民族，不仅善于战争，也善于同周边民族和睦相处。很可能是用和平的方式占据了这一地区的东北部，并在吐鲁番附近的高昌，即两条商路的汇合点，站稳了脚跟。在那儿，他们接受了当地的文明以及佛教。35
　　然而，他们的国君皈依了摩尼教，而回鹘人中的一小部分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数目大增。这些居民(如同他们所居地的祖先)，一直被看做是一个完完全全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民族。
　　回鹘人的三种宗教，即佛教、摩尼教、基督教都起源于西方，粟特文的书写方法，也来源于西方的闪米特系统。他们是用一种西方民族的芦秆笔来书写的。他们的医学知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们本来就源于西方。在这一地区的文明中，中原地区的影响也体现在表面层次上，也就是说他们也用筷子，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中原地区的砚台、毛笔等。在他们的服饰中，总体上保持一种鲜明的突厥特征，但也可找出某些混合的波斯因素。
　　但是既然他们明显是东亚民族，在外表上同中原人就有某种相似性。正如中原人那样，他们对自己所接受的某些艺术形式也进行了改造，在他们手中，古典艺术中的神的形象，很快就附会了东亚典型的艺术形式。〔29〕
　　1.3.3.6 唐代史籍有关回鹘的早期记述
　　在涉及回鹘早期情况的时候，唐代史籍以某种贬义的言辞对他们描写到：
　　他们形象较小，傲慢且好斗。他们使用高轮的车子。他们臣属于突厥。他们没有君长，也没有固定的居所。他们为了寻找水和草场而四处游荡。他们本性是残忍的。他们是精良的骑士与弓箭手。他们的贪婪和劫掠远胜于他人。〔30〕
　　完全可以确定，当他们占领吐鲁番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适应当地文明的充分准备，并且随后在艺术技艺、知识和亚洲古老文化的兴趣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相应的证据。格鲁塞称他们为“在保存印欧文化遗产方面文明化程度最高的阿尔泰人”。〔31〕
　　1.3.3.7 一名汉人使者的稍后记述36
　　10世纪的宋朝人王延德(Wang Yen-te)于982年奉诏出使吐鲁番，他的描述说这里气候极其炎热，降雨不足。他发现当地的大部分房子上都盖着白土，但是当酷暑难耐的时候人们便离开房子搬进地穴里去住。源自山中的一条河流被引到都城的四周，用以灌溉水田和庭院，带动碾轮。
　　他还注意到当地有一些技艺高超的金属工匠可以制作银制或铜制的筒，人们在里面盛上水之后相互泼洒。有时人们也用手相互泼洒水，自娱自乐，并认为这样做可以压制“阳气”(酷热)的影响、防治疾病。他们喜欢远行游览，而且随身总是带着各种乐器，特别是箜篌(曼陀林)和琵琶。
　　男子们擅长骑射，女子们则喜欢佩戴一种亮漆涂染的头饰。他们肯定擅长刺绣，因为有记载说当地除了出产貂皮和白毡外还有“花纹刺绣布料”。敦煌在847年左右还处在他们皇帝的统治下，人们在同时期千佛洞壁画上的供养人形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刺绣的头饰和装饰图案。这指的也许就是所谓“缂丝”(K’o-ssǔ)挂毯之类的制作工艺。〔32〕
　　王延德记载说当地有大约50座佛寺，佛寺门上的寺名匾额还是唐朝皇帝所赐。寺内的藏书有《大藏经》和各种汉语字典。他还很高兴地看到，尽管那时中国的势力已经衰落，但是天子的各种御札诏敕却仍在这里保存完好。
　　据他说，当地的人们在春天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前往这些寺院朝拜。他们带着弓箭骑在马上，射猎各种东西，并称之为“禳灾”。
　　这里还有一些摩尼教寺院，虔诚的波斯摩尼僧严格遵守他们的宗教戒律，而佛教徒们则称之为外道(异端)。〔33〕
　　他发现王国中没有贫民，穷人则由公共经费赡养。人们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可以活得很长，他报告说当地有人数可观的百岁老人。37
　　王延德还目睹一些以往回鹘人游牧生活的各种证据。他曾前往可汗及其王室成员避暑的北部王廷(北庭)，见到他们在那里牧养和照管各自的良种马群。他翻越金山(Golden Mountains)，绕过雪峰(Snowy Peak，他在此遭遇到了一场暴风雪)，最后抵达夏都并住进一座寺院里。国王设宴用马肉和羊肉招待他，并给予高规格的接待。7天后举行了正式的接见活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式给王延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汗的身旁有一名手持石磬的乐师在有节奏地敲击，大家则按照节奏进行参拜。先是可汗然后是他的儿女和亲属们，依次下马鞠躬，从王延德手里接受中国皇帝带来的礼物。接下来便是宴会、歌舞和喜剧表演，整个活动一直持续到夜晚。
　　在次日的视察行程中，王延德在王族成员的陪伴下泛舟湖面，四周传来的音乐之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还游览了一座建于637年的佛寺。王延德曾见到这里北面的山中有烟气涌起，晚上发出的“光焰就像火炬一样”。人们穿着护脚用的木底鞋子开采硇砂(氯化铵)，并在山脚下挖掘一种青泥炼铜(他们也制作金制、银制和铁制的器皿)。
　　王延德对此次回鹘之行十分满意，并发现这里的人们勤劳聪慧，精于各种艺术，诚实而开朗。回鹘自唐代史籍对其早期情况记载以来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那些记载对他们来讲显然有失公允。〔34〕
　　由于战争的缘故，回鹘与唐代中国的联系的确中断了，但是他们中有很多人却在中国生活下来，有几位中国公主也曾嫁给了他们的一些首领。〔35〕
　　在20世纪，与唐朝的看法正相反，他们已经成为新疆的一个兴盛的族群。〔36〕38
　　1.3.3.8 有关当地艺术与唐代塑像的描述
　　感谢那些探险家和中亚学术领域的专家们所刊布的成果，使得我们能够回到8—9世纪这一时期，并从高昌、柏孜克里克和吐鲁番古城附近的社区发现的壁画、塑像和卷轴画卷残片上看到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们那突厥式的脸型、吊梢眼和长长的弯鼻，明显与吐火罗人和早期的中国居民种族属性不同。
　　勒柯克到高昌故城(即现在的哈拉和卓)的时候，城里的寺院和坚固的城墙已经坍塌得很严重。他描述道：
　　这座古城呈方形，占地大约有1平方公里，即256英亩。在许多地方，巨大的古城墙依旧保存完好。这些城墙大约有22米高，是用泥土夯筑而成，其样式和今天波斯以及中国内地的城墙样式并无二致。过去为数众多的城垛，现存70座，起到了加固城墙的作用。在千百年的风雨中，城墙上端损坏已经十分严重，但城墙的下半部分仍旧十分坚固，其厚度足以使当初的建筑者们在它里面安排一整套房间，尤其在靠近城门的地方。
　　城门的损坏更加严重，但还依稀可以辨认，在围绕全城的城墙上，每一面城墙的中部都有一个用于防卫的大门。并且还可以发现，在城的西北角，还有第五个大门。
　　城里的建筑损坏也相当严重，我们无法清楚地描绘出城内街道的布局走向。但可以看出两条宽阔的主要街道：一条南北走向，另一条东西走向，它们似乎是在城的中心会合。……整个城市布局，毫无疑问是仿照罗马城市卡斯特姆(Castrum)的模式。
　　在这座古城中，建筑物毫无例外都是些庙宇、寺院、墓地。简而言之，除了宗教建筑外别无他物。我们花了很大精力，也没有找到一个不属于这种性质的建筑物。每一类建筑的式样既有伊朗风格(屋顶呈拱形)，又有印度风格(佛塔式风格)。我们在吐鲁番绿洲以及所考察过的其他城址废墟中，都没有发现有中原式建筑。这座古城是一个寺庙之城，也是一个大墓地。除拥有非常坚固的战时防御工事外，在大门里面，还有一些简单的土屋。〔37〕39
　　他在其中的一座废墟中发现了一幅壁画，里面有一名男子身着完全生活化了的摩尼教士服装，周围是一些身穿白衣的僧尼。〔38〕他推测这是该教派的一座“斋戒堂”(fasting hall)，这一发现证实了摩尼教徒们曾经用壁画装饰自己的教堂。在同一相邻的地方，他还发现了许多摩尼教写本残卷，然而它们只是原来储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因为有人告诉他这些写本原来可以装满一马车，但后来被一个迷信的农民都扔到河里去了。〔39〕这些摩尼教写本有的被做成古代卷轴书的样式，有的是折叠式的(类似手风琴)；有的则被做成印度式的长条形贝叶状(pot-hi，即波提)，每页穿一孔或两孔；有的被做成欧洲式的装订书。文字书写在纸片、羊皮、软毛皮以及丝织物上。它们大都用鲜艳的金色装饰，而摩尼教字体则是“一种清晰、易认且结构优美的叙利亚字体(Syrian script)，或者说是一种粗体的粟特文字母。”〔40〕
　　在一座古城的废墟中曾出土了所有种类的写本残卷。其中有一座寺院中就发现了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写本，表明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共祭各自的神主，而回鹘国王对他们都是宽容的。在位于吐鲁番附近的水盘(Shui-pang)发掘中出土了很多基督教写本，其中有一部完整的5世纪巴列维体(Pahlevi inscription)的诗篇，还有圣乔治受难记(Georgios Passion)和基督启示录(Christian apocry-phon)的回鹘文译本，内容是三国王拜见年幼的基督。但是具有特别价值的是其中大量各种各样景教的叙利亚文福音体(Nestorian Estran gelo)写卷，……并被证明是粟特文。此外还有一些写本残卷属于奈斯派教义(Nicene Creed)、马太福音(St.Matthew’s gospel)、海伦娜皇后(Empress Helena)找寻圣十字架的传说以及其他一些基督教文书。〔41〕这表明在回鹘人到来之前，基督教在当地已经很活跃了。40
　　在城外的一座小庙里发现了一幅壁画，勒柯克认为是表现“棕枝主日”的场景。〔42〕画面中为首的教士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摩尼教徒，很可能就是景教徒。“这座小教堂显然是基督徒，更可能是景教徒做礼拜的地方，并且由于里面新砌起的一些内墙而使其失去了基督教堂的特点，……”〔43〕这些时代较晚的墙挡住了原来的旧墙，我认为这些时代较早的旧墙上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在风格上还是族属上都是前回鹘时期的人物，即吐火罗人。这一点与我前面(第32页)所提到的服饰演变顺序是一致的，因为女子身上穿的8世纪早期的服装与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特别相似。〔44〕壁画中的两名男子长着欧洲人的脸型、光滑的皮肤和黑色的卷发，看起来更像是龟兹的吐火罗人而不是后来的回鹘突厥人。〔45〕
　　这些在当地星罗棋布的庙宇和寺院里的装饰品曾经饱受磨难，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壁画和塑像被德国人劫掠到柏林，还有许多则因为本地人和其他一些因素而遭到毁坏，而斯坦因造访这里时仅遗留下来的东西就可以装满超过100个大箱子……这些东西被驮在骆驼、牦牛和小马的背上，历经总长近3000英里的漫长旅途，跨越超过18000英尺的极地高原，虽然充满了艰险，但最后总算平安抵达新德里，如今被存放在专门为它们建造的房子里。〔46〕
　　这些艺术品大多出自柏孜克里克，它位于木头沟的一个村庄下，地处浇灌哈拉和卓绿洲的一条溪流旁陡峭的西岸上。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寺院群，寺院的一部分开凿在岩石里，其中的壁画年代暂定在回鹘时期以来，内容主要是表现佛教传说和礼拜的场景，其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47〕
　　从研究9世纪(壁画的时代大致与之相当)中亚多种族融合的角度来讲，它们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它们对于辨识中国古墓中随葬的那些俑像的族属同样具有重要作用。41
　　由于这些13英尺高的墙被沙子掩埋，所以墙上的壁画依然保持着原来鲜艳的颜色。其中有一些身着黄色袈裟的印度僧人的画面，他们的名字是用中亚的婆罗谜字体(Brahmi script)书写的；〔48〕而东亚的僧人则身穿紫色袈裟，其名字用汉字和回鹘文字母书写。在礼佛的画面中有印度王子和西域各地的人们——诸如为了适应在炫目的沙海中远看而眼窝深陷的波斯人，长着欧洲人脸型、红发、蓝眼的吐火罗人，白发苍苍的老者，几名闪米特人，而那些面似叙利亚人的人们也许是皈依佛教的景教徒——所有这些人都手持礼品跪拜在佛陀的面前。即使正中间庄严的立像也反映出绿洲文化的多语言流行的特点，诸如乔达摩(Gautama)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降生于迦毗罗卫国(Kāpilavastu)的王子，而更像是长着突厥式长鼻、吊梢眼的回鹘人自己，而他的侍从和护卫则可能来自亚洲许多不同的地区。
　　大门左右两侧的墙面上各画着一排突厥供养人，一边是男子，一边是女子，他们身旁各自的回鹘文姓名题记仍然清晰可见。他们是一些有身份的王族或贵族。他们的脸型呈长椭圆状，略显丰满，下颚厚重(有时候男性满脸都是黑色的胡须)，而男子与女子的形象都是黑色的直发、吊梢眼和长鼻子。他们的鼻梁比汉人高一些，鼻尖一般带一点弯曲。这种类型的鼻子、常见的脸廓以及男子的胡须(图版4)，有助于人们从那些随葬的俑像中辨识回鹘人。
　　这些男子身上穿的圆领紧身外衣很像波斯人，但是回鹘人的袍子要比萨珊人的长，十分符合中国观念中的身份与礼仪。服装面料上的图案则显示出波斯与中国的影响。男性君王脚上穿的是近东式样的靴子。王子和地位高的人们所带的头饰则使他们看起来更高、更醒目，而地位稍低一些的人带的是类似汉人的黑帽子。42
　　公主和等级较高的女子们所佩戴的头饰有好几种，其中一种形状如“洋葱圆头”(onion dome)的特别常见，还有一些精美的发夹和装饰物。她们也喜欢胭脂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花黄”。从衣服上的刺绣花边、领子和袖口上可以看到她们对饰物和色彩的偏好，其中有大量红色和橘黄色，当然前提是它们原来的颜色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3.3.9 回鹘对汉人习俗的影响
　　从敦煌幡画和壁画〔49〕上的供养人和其他女性形象来判断，这些突厥人的时尚在9世纪晚期和10世纪的时候传入中国。正如有学者在研究带纪年文书卷子中的供养人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人们对于精密画的要求增加了很多，〔50〕我想这是因为回鹘人偏爱这种在西部中国流行的装饰风格，而大量使用红色和橘黄色无疑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1.3.3.10 回鹘与汉人中的摩尼教
　　尽管摩尼教是由波斯人而不是回鹘人介绍到中国的，而且吐鲁番的许多回鹘人也是佛教徒，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两者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德拉克〔51〕和勒柯克〔52〕告诉我们的那样，摩尼教在3世纪兴起于波斯，是一种将基督教和佛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宗教。其创立者摩尼坚信自己是耶稣认定的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先知，光明的使者。他宣称物态的东西都是魔鬼，救赎之路在于苦修。他的追随者被分为两派，一派称厄勒克提(Electi)，信徒穿白衣、不食荤、不饮酒、不结婚，不从事包括给他们自己准备食物在内的所有手工劳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斋戒和定期的祷告活动中；另一派称奥迪托雷斯(Auditores)，信徒过着类似隐居一样的普通生活，不食动物食品，礼拜仪式比较简单，并照料厄勒克提信徒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他们信奉清教主义，每日只食一次圣餐。他们精通天文学，精于装饰经书。46
　　在波斯人的记忆中，摩尼是一个出色的画家，所以他能够用精美的色彩装点自己的手稿，这一点和他的教义一起导致与琐罗亚斯德教的诸多对立。在琐罗亚斯德教的要求下，他遭到放逐，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游历在自己的祖国波斯的东部边境之外。他一边游历一边传教，并在中亚特别是萨马尔罕赢得了许多信徒。后来他又回到波斯，希望在王族中传教并的确获得了成功，但是琐罗亚斯德教士们鼓动国王反对他，所以摩尼只好再次躲藏起来。273年左右摩尼被捕后被钉死，尸体砍成两段后填充进稻草，悬挂在都城的大门上。
　　摩尼教无论在与亚洲的佛教还是地中海国家和欧洲的正统基督教发生接触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流行开来，但是其教徒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在694年，波斯人拂多诞(Fu-to-tan，厄勒克提教派信徒)将摩尼教引入中国并将异端教义《二宗经》(Er Tsung-ching，异端的二宗教义说经文)带到了朝廷。〔53〕
　　摩尼教进入中国的下一条记录见于719年。当时在来自西亚的使节中有一位精通天文的“大慕阇”，受吐火罗君王的派遣前来中国，并请求皇帝向他询问有关公共事务以及宗教的问题。如果皇帝认为他具有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就请下诏予以支持并准许他建造教堂。〔54〕
　　在摩尼教传入38年后的732年，皇帝下达一道诏敕宣称该教为异端邪说，假借佛教的名义误导民众，因此予以禁断，但是外国人仍然允许信奉自己的宗教。〔55〕
　　这道诏敕在指责摩尼教的同时，也表明国家对其有限度的承认，这也许是因为它还希望那些摩尼天文学家为国家服务。这与清代早期耶稣会士的情况类似。〔56〕44
　　据记载，8世纪早期的长安有如下寺院：
　　64所佛教僧寺和27所修行尼寺；
　　10所道士的道场和道观；
　　6所道姑的道场；
　　2所波斯胡寺；
　　4所祆祠或摩尼寺。〔57〕
　　据测算当时中国的总人口大约是5400万人。〔58〕在9世纪中叶的843年，摩尼教是第一个遭到禁断的外来宗教。
　　哈金(Hackin)在讨论柏孜克里克壁画的时候曾经谈到，由于佛教已经在那里立足，所以摩尼教不大可能在回鹘人转而信仰它(763年)之前的某一段时间里显山露水。而摩尼教所占据的地方(被毁弃的寺院)又正处在佛教两次占据的时间之间，后一次时佛教徒则试图抹掉该处摩尼教的痕迹。〔59〕
　　当799年大旱时，摩尼教徒被要求用他们的方式给北部中国带来降雨。与此相反的是，在710年(大多数回鹘人皈依摩尼教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回鹘教士曾被召来止雨。
　　那一年长安城遭受到了两个多月的连绵大雨，某个回鹘教士奉命终止这场瓢泼大雨。他在制止屠宰猪之后搭起了一座祭坛，并念诵佛经和咒语。在50天中他共献祭了20只羊和两匹马，但是雨还在继续下。教士本人于是被处死，而大雨随即就停了。〔60〕
　　在9世纪的时候，摩尼教教士曾在回鹘可汗与中国皇家之间扮演着商谈联姻的使者角色。他们还作为显贵们的随行人员从高昌前往长安，或者作为天文学家为中国朝廷服务。大约到了9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回鹘已经基本不能对中国西北边疆造成麻烦，摩尼教于是失宠。45
　　845年左右，受到鼓动的皇帝发布诏敕反对佛教、景教和祆教，下令拆毁大约4600座佛教寺院，强迫260500名僧尼还俗并从此开始缴纳两税；〔61〕拆毁各类寺院4万座，没收原属于各宗教的数百万英亩的良田，并释放原属于各宗教财产一部分的男女奴婢大约1.5万名。至于那些外来宗教的传教士们，则勒令他们回归世俗生活，以免玷污中国的风俗。他们中有3000人被遣返回自己在塔里木盆地或印度的老家。〔62〕
　　勒柯克在考察吐鲁番古代遗址的时候，曾在一座穹顶建筑内发现过这种禁断政策下令人震惊的遗存：
　　我们揭开房顶，发现了100人左右的一堆尸体，他们显然是曾遭受过重创的佛教僧人。这一大屠杀发生的年代无疑在9世中叶，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唐朝政府发布了禁断诏敕。〔63〕
　　当回鹘人9世纪在吐鲁番定居并成为绿洲城郭文化的继承者的时候，中国的势力正在衰落。唐朝的繁盛正在接近尾声，而回鹘的影响则日益增强。他们之间或友或敌的密切关系也即将结束。数千回鹘人居住在长安和洛阳，在唐朝的军队和朝廷里服务。他们无论是王子、传教士、雇佣军、天文学家、文书、商人、杂耍艺人、乐师还是舞伎，都在唐代的生活和时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相当数量的人出现在那些俑像当中。他们那独特的形象必定是唐代社会景观中常见的一部分，其俑像被作为中国王公和平民侍从中的普通一分子而随葬在墓中。
　　1.3.3.11 回鹘与汉人中的景教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聂斯托里派基督教被一些回鹘人接受，并且也在中国得到了立足。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Ephesus Council)上，聂斯托里被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指责为异端，而他的追随者则是近东和中亚不同种族的各个民族，其成员包括叙利亚人、吐火罗人、突厥人和中国人。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便是635年的景教教团。〔64〕46
　　1625年(或1623年)，西安府(即位于陕西Shensi的古城长安)的工人发现了一块《景教碑》，其时代为781年。此碑原立于638年在西京建造的第一座景教教堂的附近，可能在845年禁断宗教的诏敕发布后被运到那里埋藏。穆尔对该碑铭文所做的部分译文，〔65〕为我们描绘了在宽容的中国皇帝统治下景教的兴盛景象：
　　大秦(Ta Ch’i，一般指的是东罗马帝国，这里指称的可能是叙利亚)寺僧景净(Chih-ching)述。……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于是皇帝下诏在京城义宁坊建造一座大秦寺(Ta Ch’in)，常驻僧人21名。寺内的墙上绘有皇帝的画像。几年后有记载说：
　　石笋，真珠楼基也，昔有故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等。〔66〕
　　穆尔注意到了伯希和发现的被称为“毛笋”的大量石柱的相关信息，它们的北面高16英尺，南面高13英尺，围长12英寸。
　　高宗大帝……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修。寺满百城，家殷景福。〔67〕47
　　德拉克则认为该碑文在此所展示的这种场面过于乐观。
　　这些铭文会导致人们夸大对景教当时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认识。只要看一下那些与此相悖的有关中国宗教状况的背景材料，特别是同一时期其他外来宗教在中国的处境，这种认识就可以得到纠正。〔68〕
　　伯希和曾经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内的一间被封存的小石室里发现了一件景教写本《三威蒙度赞》(Gloria in Excelsis Deo)。这件文书是被当地的一个道士在19世纪末发现的，其时代属于公元800年左右。它很可能是在长安或其附近写成的，内容包括《三威蒙度赞》(与东叙利亚的《三威蒙度赞》格式相同)、圣徒名单和圣经目录以及历史简述，并记载有“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卅部”。
　　除了《三威蒙度赞》(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外，在众多公私藏的敦煌文书卷子中还被辨识出有其他4件景教文献。〔69〕
　　圆照(Yüan-chao)在公元800年左右写的一本书中介绍了一位迦毕试国(Kapīsa，距阿富汗巴米扬不远)男子的故事，〔70〕他的梵文名字叫做般刺若(Prajn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长安在生活和思想方面国际化程度的生动景象。他在中天竺国的那烂陀(Nālandā)寺接受大乘佛教教育，然后又乘船到中国。虽然遭受海难，但他又设法取道陆路走了1年，最终在782年抵达一个大都市〔71〕。4年后他见到了一位来自故乡的乡亲，一名皇帝贴身护卫的指挥官。这名乡亲请他翻译佛经，大秦寺的僧人景净(Chih-ching，可能与718年撰写景教碑的为同一人)协助他。他们翻译所依据的是“胡”(西亚的)本佛经。48
　　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胡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72〕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以至于景教徒们感觉到其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盖过了那些“西方”宗教的小教团。824年稍后不久，他们中有一个名叫舒元舆(Shu Yüan-yü)的教徒曾在一块石头上刻出以下铭文：
　　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焉，大秦焉，袄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73〕
　　虽然845年禁断的对象主要是佛教，但是所有“外来的异端宗教”都未能幸免，景教自然身在其列。
　　如果想搞清楚某些唐代景教徒日常生活的情况，我们只有将目光转向同时期吐鲁番高昌景教壁画中所描绘的那些世俗人物身上。〔74〕画中的男子头戴黑帽，这种帽子盖住了头部很大一部分，与汉人那种有飘带的直帽迥然不同；他们身穿长袍而不是裤子，披肩似的斗篷低至膝下，悬空的袖子则是波斯风格的。宽宽的翻领也是萨珊式的。
　　1.3.3.12 基督徒的塑像
　　在中国出土的俑像中，有一定数量的外国人也穿着与此相同的服饰。这些形状稍小的立俑和壁画上的人物一样，一般是头部前倾，两手紧握在腰间，神态庄严，似乎和他们“少数群体”的情况相符合。他们通常面带微笑，而这种充满渴望和自信的微笑也许就是期待继承全世界的温顺的微笑(图版12a)。尽管哈拉达(Harada)推测这种俑像代表的可能是回鹘人，但是如果与回鹘人的面相仔细比较就会看出两者实际上并不相像，俑像的面相更像是龟兹人，所以我相信他们更可能是皈依基督教的前回鹘时期的吐火罗人。49
　　有许多俑像都身披斗篷，这种情况也见于六朝或隋代的敦煌壁画中。〔75〕虽然我并不觉得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之中至少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似乎是吐火罗人。
　　吐火罗人的分布范围当然并不限于吐鲁番地区，他们在六七世纪的时候就是焉耆和龟兹的统治阶层。
　　1.3.4 其他绿洲中心地带的吐火罗人
　　1.3.4.1 焉耆
　　吐鲁番以西的其他绿洲城郭是焉耆、龟兹和疏勒，它们在5世纪中叶的时候曾被中国北方的两位拓跋魏君王所征服，从而使它们在前唐时期就同中央王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汉译者注：原文如此)。生活在那里的吐火罗人操的是印欧语，他们的形象被同时期的人绘制在库车地区特别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曾经复制过这些壁画，〔76〕但实际上它们被德国考古学家们运到了欧洲。
　　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及其廷臣和武装卫士被描绘的都像是贵族，他们有着圆润的脸庞、笔直的鼻子(比回鹘人的鼻子略低)，眼睛是非蒙古人种的蓝色或绿色，皮肤白暂。他们的头发呈波浪状并被绘制成红色、棕色或黑色。男子的头发一般中分，并从头顶剪短3、4英寸(脑后除外)，然后在脖颈处用丝带把头发系在一起。〔77〕
　　唐代的记载中称喀喇沙尔(Qarashahr)为焉耆，按鸟儿飞行的里程计算距京城7000多里……(需要提醒一下，一里大约相当于624码)水渠灌溉着农田，盛产黍和葡萄，捕鱼和盐业的商业利润较高。人们剪发、穿毡衣。国中有人口四千户，士兵二千名。人们的习俗中重视娱乐和消遣，每年二月的第3日到野外祭祀，四月的第15日到树林中游走，七月的第7日祭祖，十月的第15日国王才首次出游，直到岁末所有活动才结束。〔78〕50
　　佛教高僧玄奘在628年前往印度求法的时候曾经过这里，他在自己的游记中说焉耆是一片肥沃的绿洲，有数条最后汇聚在一处的河流环绕、浇灌着绿洲。他发现这里有十几座佛寺，近两千名信奉小乘(Hinayānist sect)的僧徒。〔79〕焉耆国王和吐鲁番的国王一样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带领大臣们出来迎接法师，并在自己的宫廷里待玄奘如上宾。由于吐鲁番与焉耆之间存在纠纷，所以陪同他的吐鲁番人没有受到妥善的接待，玄奘因此只在此停留了一晚。〔80〕
　　此后的644年，焉耆国王没有像中国皇帝希望的那样遣使朝贡。皇帝的军队接到命令前往征讨，经过强行军抵达城下，并在拂晓发动突然袭击。焉耆打败，1000多人被斩首。焉耆王和王后被掳到洛阳，皇帝下令赦免了他们。后来，应焉耆国人的请求，高宗皇帝允许他们归国并赐予焉耆王左卫大将军的头衔。焉耆和龟兹、疏勒、于阗(四镇中的三镇)获准向过境的西域商人收税。〔81〕
　　从660年开始，吐蕃成为这一地区的大患。670年他们占领了于阗、莎车和龟兹，直到692年才被唐朝击退。
　　“从那以后到天宝年间(742—755年)，焉耆一直遣使朝贺。”〔82〕
　　1.3.4.2 龟兹
　　关于焉耆的姊妹城龟兹，斯坦因爵士曾经谈到：
　　除了开垦区域的规模、经济资源以及两条大河所保障的灌溉系统外，龟兹还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特别适合发展贸易。贸易干道在此相汇，由此向北穿越大山有很多小道通往准噶尔盆地，由此向南沿着和田河的河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可以直接到达于阗。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该地区历史时期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从当地大量引人注目的寺院和石窟寺遗存中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些遗存表明了龟兹佛教设施的兴盛状况以及支撑这些设施的丰富人力资源。〔83〕51
　　1.3.4.3 玄奘的记述
　　回到高僧玄奘来看，他通过焉耆后走了200多里，穿过一座山丘和两条大河后又西行700多里才抵达龟兹国。他报告说该国国境东西1000多里，南北600里，都城周长有十七八里。他发现当地出产糜、麦、水稻、葡萄、石榴、梨、李、桃和杏。该国矿产丰富，有黄金、铜、铁、铅、锡等。
　　这里气候温和，民风质朴。当地人们在管弦乐器方面的高超造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对当地人穿的锦褐服装、断发巾帽、新生儿以木押头等习俗加以评述。他注意到当地人使用金币、银币和铜币。他们的文字取自印度并略有变通。国王是本地人，“智谋寡昧，迫于强臣。”〔84〕
　　1.3.4.4 唐代史籍的记述
　　唐代史籍也提到了龟兹的这些特产，并补充道：
　　龟兹……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俗善歌乐，旁行书，贵浮屠法。产子以木压首。俗断发52齐顶，惟君不翦发〔85〕。……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86〕52
　　即使在唐朝扩张之前，龟兹就足以引起了中国世俗历史的关注。
　　早在四世纪的《晋书》就带着倾慕的心态称龟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北魏和唐代的历史中都谈到了当地迷人的女子以及她们所使用的著名化妆品和波斯的香料，因为龟兹是一个很大的集市。他们的地毯也令人称赞。城北山谷中孔雀的美丽人尽皆知，必定激发了人们的灵感，从而创造出的佛教寺院建筑上著名的孔雀穹顶。〔87〕
　　1.3.4.5 龟兹音乐
　　正是技艺高超的乐师使得该城声名远播。汉文文献记载说，龟兹人喜爱音乐，特别擅长演奏管弦乐器。他们能模仿落雨和瀑布的水声。他们只要稍微动一下，就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印度的乐师也随佛教一起迁移到这里，有证据表明印度对龟兹的音乐和乐谱的影响很大，而且其中有一个家族〔88〕世代以音乐为业，其成员之一的曹妙达(Miao-ta)曾在550—577年之间前往中原。
　　龟兹本地的乐团一般有4名舞伎伴舞。他们表演的一个节目是“太平乐”(Song of University Peace)，另一个是“五方狮子”——每个狮子由12个人组成，需要140名舞伎协助表演。我们知道，龟兹乐师在隋朝初期就被派到了中原；在581年的一次廷宴上表演的乐队分别来自天竺、龟兹、安国、康国、疏勒以及突厥、扶南(Cambodia)和倭国(日本)。〔89〕
　　1.3.4.6 当地艺术中的龟兹人
　　在研究绘画和雕塑中这些人的形象，尤其是勒柯克刊布的彩色图版〔90〕时，我深深地感到了他们与地中海人和凯尔特人类型在体质上的相似之处。虽然许多女子都被绘成佛教女神提瓦达(dewatās)的形象，但是她们不仅在种族特征上与呆板的印度类型完全不同，而且两者的肤色和姿态也迥异；她们垂直站立而不是像印度美女那样呈S形扭曲。我认为龟兹人所偏爱的低领装乃是当地传统与印度裸体风格妥协的产物。这种袒胸、长腰的人物形象与仕女们〔91〕穿的紧身胸衣和低领服装完全相合，并且肯定影响到了对女神形象的塑造，在初唐时期十分流行(图版7b，16)。唐代白釉陶器上所用颜料令人不由联想到龟兹的用色——淡红色、玫瑰色、绿中透蓝色以及头发和眉毛上的黑色，并与鲜亮的白皮肤形成鲜明对比。和中亚的女子一样，这些女俑把头发盘在头顶，带着“帷帽”或头巾，注意保养的龟兹人为了在沙漠环境下保护皮肤也带这些(图版15)。我从未见到有人眯眼或阳光灼伤皮肤的景象。53
　　本地类型的影响甚至在佛陀的形象上〔92〕也可以看到，诸如佛陀的圆脸和小嘴，眼睛也比印度的原型要生动，这些肯定也与高昌具有回鹘特点的佛陀形象不同。类似的形象在勒柯克所著的《新画作》中也可以见到。〔93〕
　　1.3.4.7 龟兹习俗
　　龟兹男子身上用织物裁剪的短袍使人想起萨珊波斯的国王和廷臣穿的服装。衣服上精美的花纹、联珠团窠纹、三重珠纹、三角珠纹和菱形珠纹以及图样化了的单个花蕾纹、花簇纹和宝花纹，在浅蓝色、苔绿色、棕色以及白色的平纹织物上以适应纹样的形式连续展开。我们并未发现来自中国一方的流云纹、盘龙纹和飞鸟纹。衣服上以刺绣、锦缎和皮毛镶边或者滚边，有助于保持外套和翻领的定型，进而凸显身材高雅和苗条的效果，因为这些紧束宽带的短袍使那些大腹便便者难以容身。龟兹男女都身材苗条，而不是像印度和中国那样以丰满肥胖为美。我认为堪萨斯城收藏的那尊唐代塑像(图版12e)就是一个龟兹人。〔94〕54
　　壁画中人物的等级主要体现在人身上的翻领(身份高的人领子全部翻开)、武器(等级高的人佩带长剑，其他人佩带短刀)，所有的人都足穿靴子，就连绘制石窟寺壁画的画匠的自画像都是如此。他们和许多手执花簇供奉的朝圣者们在画面中都足部悬空，看起来像某个不合时宜的萨珊人。〔95〕
　　在为佛陀的圣物而战的时候他们则被描绘成戏剧中的人物而不是供养人。他们像粟特人一样全副武装，在马背上手持长矛，挥舞着战旗。〔96〕即使身着宫廷服装的供养人也在短袍的外面套上一层合适的保护性铠甲。〔97〕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保护前胸和后背的穿法；而“护心镜”和折叠肘袖头〔98〕则成为了中国王公服饰的一部分。
　　女子服装的色彩和面料都十分丰富。她们有时也穿萨珊波斯式的宽翻领；其他场合则穿着与同期亚洲别的地方不同的低胸圆领服，并取代了传统服装的开襟样式，一时成为中国的时尚(图7)。波斯的紧身长袍样式随意，中国的袍子则过于宽松，而龟兹高腰、贴胸的紧身胸衣〔99〕则与之相反。这种样式也在唐以前传入中国(见龙门石窟中带皇后题记的女跪像)并成为唐代服饰的一部分。龟兹女子所穿的百褶袖后来也被中国服装所吸收(图版7a，16)。55
　　尽管足蹬靴子、全副武装的男子看起来似乎总是时刻处于准备打仗的状态，但是女子的生活得显然很安全，也不必离开绿洲到沙漠里去冒险。人们难以想象她们会像供养人壁画中那样穿着波浪状的裙子骑在马背上。她们在旅行的时候肯定穿的是长裤或者其他不同类型的裙子。为了防太阳光和风沙，佩戴面纱是必要的；很久以前希腊统治者所戴的太阳帽〔100〕也在中亚地区留存下来，后来在650年被中国人所接受，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帷帽”(第21页)。我们估计他们在佛教壁画中所穿的服装应该是最漂亮的，龟兹女子喜欢丝带、围巾以及各种各样新颖奇特的头饰。即使在马背上他们也在演奏乐器，在已故C.T.鲁的藏品中就有龟兹人的俑像，其中一人弹着琵琶，另一个手执杯钹。
　　1.3.4.8 佛教中印度因素的影响
　　虽然龟兹地区的波斯织物和时尚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印度和佛教则在当地文化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思想家之一鸠摩罗什(Kumārājvā)是这一绿洲城郭土生土长起来的，他是一名印度人和龟兹公主之子。他曾经前往印度学习吠陀和佛教经典，然后返回中亚，直到383年被中国人虏获。他被带到中国北部，并在那里从事他早前惯常作的一项工作，即梵文佛经的翻译。正如格鲁塞指出的那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梵文经典都是通过鸠摩罗什介绍到远东的。”〔101〕
　　希腊式佛教和笈多艺术风格也是以这种方式移植到中国的，这在世界艺术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探险家们在亚洲的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艺术品，其中可以见到这种风格的壁画和陶塑人物形象，他们大多都很接近其印度原型，〔102〕而当地的能工巧匠则在表现其他人物形象，尤其是在细节的塑造上加入了自己的观念。画匠使用了模版，而雕塑者则使用了模具，两者都试图保持佛教艺术的传统神性，并试图复制其原来的程式。即便如此，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本地民族特征在各地总是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感受、民间行为方式以及喜好等途径显现出来。56
　　龟兹有12座寺院和5000多名僧侣，主要信奉小乘佛教(Hīnayāna)。这使得笃信大乘(Mahāyana)的玄奘相当烦恼，他在驻锡这里的几个月时间里一直无法认同龟兹僧侣。他还记述了两座高达90多尺的巨型立佛，分立在都城西门外大路的两侧。他们把这里当做僧俗各界聚集的宗教场所，国王和臣民都从数英里外前来参加这种重要的聚会。这里还举行宗教游行，用珍珠和丝绸装饰的佛像被安放在车上运到聚会的地方。当地所有的寺院都参加这些游行活动，聚集在一起的佛教僧侣数量往往超过1000人。〔103〕
　　1.3.4.9 与唐朝的政治关系
　　20年后，由于龟兹协助焉耆的叛乱而导致唐朝皇帝的震怒。
　　［开皇］二十一年，两遣使朝贡，然帝怒其佐焉耆叛，议讨之。是夜月食昴，诏曰：“月阴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数且终。”〔104〕
　　一支强大的唐朝军队连同咄陆(Tolos)十三部兵10万参加了此次讨伐。
　　648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Ho-lu)请求做先锋引领唐军。他本人亲自面见皇帝，皇帝则设宴招待，并邀请了前三级的文武官员作陪。宴会的气氛十分融洽，皇帝赐给贺鲁一些精美的丝绸并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穿上。〔105〕
　　唐朝和突厥联军的这次战役大获全胜，数千龟兹人被杀，龟兹的军队溃散，城池也被攻破。57
　　书闻，帝喜，见群臣从容曰：“夫乐有几，朕尝言之：土城竹马，童儿乐也；饬金翠罗纨，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大夫乐也；战无前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朕今乐矣！”遂遍觞之。〔106〕(“四海”纯粹是一个形象化的词汇，泛指中国将与之外的广大地区，里面有未开化的野蛮人、善恶神灵以及野生动物等。〔107〕)
　　阿史那带着俘获的国王“献太庙，帝受俘紫微殿。帝责谓，君臣皆顿首伏。诏赦罪，改馆鸿胪寺，拜布失毕左武卫中朗将。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685年，因为“西域平。帝(高宗皇帝)遣使者分行诸国风俗物产，诏许敬宗与史官撰《西域图志》。”〔108〕
　　1.3.4.10 与唐朝交流的恢复
　　在674到675年间，龟兹的君主遣使朝贡，贡品包括一些名马，唐朝皇帝以丝绸回赐。692年他的后继者前来朝拜。在此期间吐蕃曾经入侵中亚，唐朝一度失去了四镇。692年以后四镇收复，唐朝在龟兹派兵3万镇守。但是在这片孤立的绿洲上供养这么多人是很困难的，他们敦促中国的君主武后(Wu Empress)将军队撤走，但遭到了她的拒绝。〔109〕
　　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就能发现7世纪中国与中亚之间在观念、时尚和少量礼品等方面频繁交流背后的真正原因。在8世纪这样的交流就比较少：721年龟兹王遣使献马和犬；728年安西的代理人和保护者去世，送上500匹丝绸致丧；739年龟兹以西诸部落上书请求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加入四镇，这表明伊斯兰威胁的增长以及西亚不安局面的扩大。〔110〕58
　　1.3.5 西喀什噶尔(疏勒)与碎叶(托克马克)的居民
　　1.3.5.1 有关土地和人民的记述
　　疏勒位于龟兹西南偏西，据记载：
　　距京师九千里而赢。多沙碛，少壤土。俗尚诡诈，生子亦夹头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突厥以女妻之。胜兵二千人。俗祠祆神(Mazdaism)。贞观九年，遣使者献名马，又四年，与硃俱波、甘棠贡方物。……仪凤时，吐蕃破其国。开元十六年，始遣大理正乔梦松摄鸿胪少卿，册其君安定为疏勒王。天宝十二载，首领裴国良来朝，授折冲都尉，赐紫袍、金鱼。〔111〕
　　1.3.5.2 玄奘的记载
　　玄奘的记载中除了说这里的细毛毡、服装、高品质的毛织物以及各种精美的羊毛地毯〔112〕很有名外，其他情况谈得很少。尽管我们无法依靠同一时期的绘画和雕塑(除了图木舒克附近发现的〔113〕以外)辨识出塑像中的疏勒人，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这里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地毯商们可能是东伊朗人(图版17)。
　　在龟兹西北很远的地方有小“素叶水城(settlement of Toq-maq)，比国商胡杂居。素叶以西数十城，皆立君长，役属突厥。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Tashkent)，衣氈褐皮*，以缯缭頟。”〔114〕59
　　这一记载给我们辨识那些带包头巾的商人们提供了线索。
　　1.3.6 西突厥及其属民
　　在伊塞克湖(意为“温暖的湖”，汉文作“热海”)西北的碎叶附近，玄奘于630年初见到了西突厥可汗统叶护(T’ung the Yabghu，T’ung Shih-hu)。
　　1.3.6.1早期历史
　　带有突厥人名称的最早王国形成于552年，在此之前他们曾是阿尔泰山南麓铁矿中的奴隶，5世纪时为柔然劳作。他们通过反抗解放了自己并逐渐成为中亚地区的一支力量。569年来自波斯和罗马帝国的使节曾造访突厥，551年魏氏家族之一(汉译者按：指西魏)与突厥酋长联姻，不久突厥战胜了柔然。555年，逃往长安避难的柔然余部被交给突厥人，他们之中的3000多人在城门外被斩首。
　　1.3.6.2 与白匈奴(嚈哒)的冲突
　　在摧毁他们昔日的统治者之后，突厥人现在就与中亚的嚈哒(Hephthalites)为邻，此白匈奴人在5世纪中叶兴起于乌浒水盆地并对萨珊波斯造成威胁。嚈哒在520年的时候已经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新疆的于阗和疏勒，北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南抵迦毕试和犍陀罗。正是他们毁掉了哈达(Haddā)的佛教纪念物和精美的雕塑。随着6世纪中叶突厥人的到来，掀起了一股反对匈奴人的浪潮。波斯和突厥结盟摧毁了嚈哒，萨珊君主则娶了突厥可汗的一名女儿。在563—567年期间，白匈奴人被消灭，波斯人和突厥人瓜分了他们的领地。突厥占据了费尔干纳(Ferghāna)和索格底亚纳(Sogdiana)，波斯人则据有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na)和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双方以乌浒水为界。当波斯的势力衰落之时，突厥又向南推进到了迦毕试，从而将嚈哒过去的疆域连为一体。〔115〕
　　1.3.6.3 突厥的分裂60
　　582年左右，突厥游牧部落分裂成东(北)、西两部分。唐朝建立时就发现东突厥是一个麻烦，有必要进入蒙古高原对他们发动一场战争，于是东突厥从630年被征服到682年就成为了唐朝的附庸。在鄂尔浑河附近的一座建筑遗址中发现的732—735年之间的突厥文石碑记述了这一事件，此遗址肯定是一座庙宇或“庙堂”(halls of ances-tors)。碑文在吟诵了天地之后，突厥可汗便以君主的口吻歌颂道：
　　贤明的可汗即是他们，英勇的可汗即是他们。他们的诸梅录(官吏)确实也是贤明和英勇的。伯克们与普通民众都循规蹈矩。出于这一原因，他们得以将国家置于控制之下，他们建立了国家的统治与法规。〔116〕
　　但是这些可汗死了以后，继任的弟弟们不如他们的兄长贤明，官员和贵族们也昏聩无能。因此他们的儿子们成了汉人的奴仆，他们纯洁的女儿们则成了婢女。突厥的贵族们则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官衔，宣誓与天子结盟并接受他所赐的贵族头衔。他们东征西讨，为天子服务达50年之久，奉献自己的力量和勇敢——但是为了天子，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帝国和体制。〔117〕
　　1.3.6.4 与唐朝结盟
　　西突厥一度避免了这样的命运，但至657年他们有的分散到西部和南部，有的则向唐朝纳贡。在7世纪中叶前，西突厥曾经控制了广大的地区，并被视为令人敬畏的对手或朋友。620年西突厥可汗派官员到西域收税并监督诸小国国王。620年可汗请求与唐朝公主联姻，并于627年派人送来包括一条万钉宝钿金带和5000匹马在内的重礼。唐朝皇帝试图采取一项和善的政策，并征询大臣的意见，一个大臣回答道：“计今之便，莫若远交而近攻。”〔118〕
　　1.3.6.5 玄奘有关西突厥土地和人民的记述61
　　玄奘正是大约在这个时候踏上了通往西突厥控制中心的艰难之旅。他随身带了一封吐鲁番君主给可汗的引见函，并有理由认为这个叫统叶护的可汗会支持他的信念，因为前可汗已在580年左右皈依了佛教。
　　当他行进到葱岭北坡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路途异常艰难，除了体力上的困难外，在那时人们的观念中这里还时常有魔鬼和暴龙出没。
　　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覩。暴风奋发，飞沙走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119〕
　　这就是伊塞克湖。玄奘接着前往千泉(Thousand Springs)并记载道：
　　［千泉］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鐶，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此群鹿得终其寿。〔120〕
　　可汗在打猎的途中遇到了玄奘。可汗见到玄奘十分高兴，并邀请玄奘在他和猎手外出那几天中暂住在营帐里。可汗及其装备精良的军队给这位中国朝圣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可汗的情况，他报告说：62
　　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毼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121〕
　　1.3.6.6 辫发男子
　　我们研究的俑像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像可汗的部下那样辫发，墓葬中随葬的牵马俑和牵驼俑都是辫发后缠在脑后(图版18b)。辫发的习俗不仅限于西突厥，拓跋人和柔然人也有辫子。〔122〕
　　1.3.6.7 马夫与驮夫
　　突厥及其属国在向唐朝朝贡的时候一定带了大量的马和骆驼。太宗时发生的一次戏剧性的场面也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639年，突厥突利可汗(Tutar Khan)的弟弟结社率(Qa-chashar)阴谋杀害太宗皇帝。为了报摧毁突厥汗国之仇，他计划杀害皇帝发动叛乱。和许多臣服了的突厥可汗一样，他在皇家的马厩服役，这使得他可以招募40多名本族的亲信。阴谋失败后，他想骑上马厩中的一些快马逃往蒙古。被捕后他被带回长安，并在市场上被处死。〔123〕63
　　图版18a是一个阿尔泰突厥人马夫俑，他和索格底亚那的片治肯特(Pjandzhikent)壁画上所绘制的突厥举哀者很相像。〔124〕
　　1.3.6.8 玄奘与可汗的会见
　　再回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营地里的玄奘，我们知道可汗3天后回来并在自己绣金的衙帐中会见了玄奘：
　　烂炫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讫，入座。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牀，敷褥请坐。
　　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125〕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萄浆奉法师。于是恣相酬劝，窣浑钟椀之器交错遞倾，僸佅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剌蜜、蒲萄等。
　　食讫，更行蒲萄浆，仍请说法。法师因诲以十善爱养物命，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126〕
　　尽管根据佛教教义，在这样的痛饮狂欢之后极不适合与这些猎人谈话，但是法师却借此展示了自己的魅力，从而使得可汗举手叩头并请求他留下来。
　　玄奘谢绝了可汗的挽留并强调了自己前往佛教圣地印度的梦想，而可汗仍试图劝阻他，并认为印度气候炎热，玄奘在那里也许无法生活，而且“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127〕这段评论十分有趣，因为当时突厥对这些亚洲伙伴并不太了解，而印度恰恰是在笈多王朝(318—470年)和旃陀罗笈多戒日王(Harsha Chandragupta)在位时期(605—647年)，其文学、戏剧以及艺术和科学进入黄金时代。64
　　玄奘再次拒绝停留下来，并发誓要继续自己前往佛学中心、追寻圣迹的求法之旅。可汗于是便寻访懂汉语和其他国家语言的年轻人，并指定他带上给沿途朋友们的引见函，一直把玄奘送到位于喀布尔(Kabul)的迦毕试图。他还赠送给玄奘一件暗红色的法服以及50匹绢，并和群臣们一起送出去十多里地。〔128〕
　　这也是统叶护(Yabgou)最后政治活动之一。不久就有他已经遇刺的消息传到唐朝。
　　1.3.6.9 与唐朝的外交关系
　　当唐太宗获悉可汗被谋害，他：
　　遣赍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会其国乱，不果至而止。〔129〕
　　632年，由于(唐太宗)“派遣一名二等使臣前往授予西突厥可汗莫贺咄(Mo-ho Sho，巴哈设，Bagha Sad)封号，并赐给他鼓和纛以及一万匹丝绸，”〔130〕于是有很多丝绸输入到了中亚。
　　635年可汗一方送来了500匹马的礼品请求联姻，“朝廷唯厚加抚慰，未许其婚。”〔131〕
　　642年，延陀(Yen-t’o)真珠毗伽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马脑镜一，帝许以女妻之，征可汗备迎亲之礼。帝志怀远人，于是发诏幸灵州，与之会。可汗大悦，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之小帅也，蒙大国圣人树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以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于是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帝止三道发使受其羊马，然延陀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沙碛无草，羊马逸死，遂后期。帝于是停幸灵州，征还三道之使。既而其聘羊至，所耗将半。议者以为戎狄则不可以礼义畜，……于是遂绝其婚。〔132〕65
　　从中亚艺术交往的角度来看，发生在8世纪早期的一件事情特别有价值：
　　733年毗伽可汗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到朝廷奉献50匹马谢恩。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可汗的弟弟死的时候，毗伽可汗曾遣使请求派技艺高超的画匠为其画像。皇帝下诏派六名画匠前往突厥。画匠们的精彩的作品无与伦比，为突厥境内前所未见，毗伽可汗每次来到画前都长久凝视，画中的兄弟栩栩如生，令他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这就是他为什么专门遣使谢恩并护送画匠们还朝。〔133〕
　　次年毗伽可汗去世，太宗皇帝遣使致哀、献祭并建造庙宇。他还签署一道命令，专门为这座庙宇制册文。〔134〕
　　突厥诸部分裂后，各支系仍然从各处遣使朝贡。唐朝皇帝通常回赐丝绸、刺绣、紫袍、金银带等礼品，而突厥则奉献马匹和骆驼。740年，突骑施(Turgas)可汗率领妻、子及纛官首领百余人内属唐朝。〔135〕
　　随着萨曼伊朗王朝(Iranian dynasty of Samanids)势力的东扩，突厥人在9、10世纪开始伊斯兰化。〔136〕66
　　1.3.6.10 沙陀突厥
　　后期与突厥部落联盟关系最密切的是沙陀(Sha-t’o)人，中国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是“草原民族”。他们是西突厥的一支，曾活动在乌孙故国一带，后又迁至巴尔库勒湖(Lake Barkol)。〔137〕他们曾被吐蕃赶往东方，有些人则归附了回鹘。他们协助唐朝参加了对755年安禄山叛军的战斗。他们中有些人在陕西一直停留到810年，有些部落则依附吐蕃并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但是最终还是臣服了唐朝并加入到陕西(Shensi)的突厥人中。沙陀后来又再度分裂为3支，一支进入陕西，另一支进入甘肃北部，最后一支则迁到鄂尔多斯(Ordos)草原东部。10世纪时，鄂尔多斯的沙陀人逐渐壮大并在923年推翻了“后梁王朝”，先后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后唐、后晋(Late Chin)和后汉(923—950年)。
　　沙陀和中亚的大部分突厥部落一样有两种宗教信仰，崇拜佛陀与过去突厥的天神。在造型艺术上他们则从拓跋鞑靼人的雕塑中获得灵感，并将其视为一种伟大的艺术，而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技艺。即使在战争中他们也非常热爱乐舞，有一个沙陀君主甚至坚持在军队中配置乐师和舞伎，演奏三弦胡琴和吐蕃笛子。
　　沙陀人与突厥、蒙古和契丹人一样都住在圆形的毡房中。他们在狩猎的时候使用猎鹰和鸣镝(在箭头凿一个能发出哨声的小孔)。他们能玩蹴鞠(football)，但是并不擅长摔跤，而10世纪的时候摔跤在中国非常流行。
　　尽管他们经常在前线与中国的敌人作战，但是当时唐朝的统治已经走向没落，他们在10世纪见证了这个一度曾经十分强大的帝国的瓦解。〔138〕
　　1.3.7 费尔干纳(拔汗那、宁远)67
　　1.3.7.1 土地和人民
　　为突厥人和中国人称赞有加的中亚马闻名当时，并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费尔干纳位于伊塞克湖西南偏西，这里曾是西突厥的活动中心，也是唐代皇家马厩中的大多数良种马的产地。唐代史籍对费尔干纳的情况记载道：
　　人多寿。其王自魏、晋(Tsin)相承不绝。每元日，王及首领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斗，众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岁善恶。〔139〕
　　1.3.7.2 与唐朝的外交联系
　　费尔干纳〔140〕和唐朝尽管相隔遥远，但是却有密切的外交联系。虽然7世纪早期的形势十分困难，但是费尔干纳还是在656年和660年向中央王国遣使纳贡。658年唐朝曾遣使册封其王，费尔干纳的国王则照例向唐朝遣使贡方物。
　　1.3.7.3 唐朝公主与费尔干纳国王的联姻
　　作为对其忠诚的奖赏，唐朝在744年将皇家宗室的一位公主嫁给费尔干纳国王为妻，并下制文云：
　　烂达干(Lan Ta-kan，Arslan Tarqan)，志慕朝化，誓为边扞，渐声教而有孚，勤职贡而无阙，诚深内附，礼异殊邻。爰锡嘉偶，特申殊渥。四从弟……四女，志禀幽闲，性惟纯懿，承姆师之训道，实宗人之光仪，固可以保合戎庭，克谐邦选，宜膺远好，以宠名蕃。可封和义(Ho-i)公主，降宁远国奉化王。〔141〕
　　和义公主果然不辱使命，因为此后费尔干纳继续向唐朝朝贡。例如751年其王遣使献22匹马、一只豹和一条天狗。〔142〕石国(塔什干)也遣使献马，可能还有山中名产绿松石。68
　　1.3.8 撒马尔罕(康国)
　　1.3.8.1 土地和人民
　　随着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分别在650年和656年接受册封，唐朝的势力进一步西扩。〔143〕撒马尔罕：
　　汉文中称萨末鞬(Sa-mo-chien)，简称康，为索格底亚纳地区的总称，是7世纪的一个很古老的城市，亚历山大大帝时称马拉坎达(Marakanda)……粟特人操东伊朗语，他们的商队从撒马尔罕出发穿越戈壁，足迹远至敦煌。〔144〕
　　1948年俄国考古学家在距撒马尔罕68公里处的片治肯特发现了一些壁画，上面描绘有7世纪粟特人的形象。此处是从都城到山地居民点路上的最后一个城镇。在大约1800米长的城墙内有60～70个重要的建筑遗址，包括宫殿、寺庙和房屋等。这里出土了大量7—8世纪的粟特钱币而且没有穆斯林墓地，表明该城在751年穆斯林获胜的怛罗斯之战前应当是很繁荣的。当地发现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墓葬和摩尼教壁画证实了有关当地宗教情况的记载，并表现了西突厥人和月氏(Yüeh-chih)人后裔为一位王子举行葬礼的场景。种族、服饰和织物图案的多样性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撒马尔罕昔日的繁荣景象具有特殊的价值。〔145〕
　　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饰金杂宝。女子盘髻，蒙黑巾，缀金花。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146〕69
　　巴托尔德最近曾对该城的城墙、城门以及寺院的情况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147〕俄国人的发掘揭示了更多有关当地民族和服装方面的信息，其服装的样式和面料表明他们属于伊朗人。〔148〕
　　1.3.8.2 纺织品的织造
　　敦煌千佛洞中被墙封的小室中发现的一些丝织品可能来自该国：其图案基本是纯萨珊风格的，其中加入了一些远东的主题。这种结合似乎很可能发生在波斯东部的中亚诸国。〔149〕
　　1.3.8.3 宗教活动
　　唐代史籍对他们的宗教活动与习俗情况曾记载道：
　　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屠法，祠祆神，出机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150〕
　　此外，沙畹还引述了杜佑(Tu Yu，735—813年)8世纪所著的《通典》(T’ung tien)：
　　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并服新衣，翦发须。在国城东林下七日马射，至欲罢日，置一金钱于帖上，射中者则得一日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着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151〕70
　　杜佑是从他的一个亲戚杜环(Tu Huan)那里了解到上述这些情况的，而杜环本人则于751年在撒马尔罕被阿拉伯人所俘，后来又去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波斯湾，并从那里沿着前往广东的海路回到中国。〔152〕
　　粟特人和突厥的形象都出现在片治肯特的壁画中。突厥人一般颊骨较高、鼻子突出、脸型粗糙，而粟特人看起来则相对脸型柔和、鼻子笔直，嘴巴较小并多有须髯。粟特人的黑色长发通常束起，并顺着脸颊两侧垂至胸前。与龟兹人的中分发型不同，这些粟特绅士们看起来是齐额断发，身上穿的短袍样式和织物的图案都是萨珊风格的。他们举止高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极为优雅的画面。〔153〕在一个马夫俑(图版12c)的身上虽然并不具备贵族气质，但是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粟特人的形象。
　　630年玄奘经过此地，这里发达的商业活动、肥沃的土地、美丽的花木和大量的良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人们技艺高超、面容俊美、精力充沛，赢得了四周邻居们的极大尊敬。这里国王是一个豪爽、勇敢的人，这一区域的其他小君主都听命于他；他与西突厥可汗联姻，并像可汗一样拥有一支优秀的军队。该地在文化上受到波斯的影响，居民中有很多是琐罗亚斯德(拜火教)教徒；佛教也已在此立足，但这位中国和尚沿途只见到过两座佛教寺院，当他在其中的一座寺院中作法时却遭到了反对。国王处罚了一名巫师，并让玄奘负责任命寺院里的布道者。〔154〕
　　1.3.8.4 与唐朝的关系71
　　8世纪早期，撒马尔罕与唐朝的关系是友好的。718年撒马尔罕国王遣使献锁子甲、水精盃、玛瑙瓶、鸵鸟卵及来自“越诺”的侏儒。据记载724年“康国王乌勒遣使献侏儒一人、马狗各二”。〔155〕撒马尔罕以西的米国(弥末Maimargh，弭秣贺Maimurgh)派遣一支商队带来了拓壁舞筵(地毯)、鍮(铜管乐器)、璧(宝石戒指)、杯垫、狮子和舞伎〔156〕——胡女，胡旋舞的表演者，一种外来的如风旋转的舞蹈。〔157〕
　　撒马尔罕(康国)和布哈拉(安国)之间是何国(Ho)，“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贞观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其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遣使者钵底失入谢”。〔158〕
　　1.3.9 布哈拉(安国、布豁、捕喝)
　　1.3.9.1 与唐朝的关系
　　布哈拉也在同一地区，以出产地毯而闻名。位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的“王家大路”有六七天的路程，交通十分繁忙。〔159〕安国在618—626年间曾向唐朝遣使，627—649年间又献“方物”。唐太宗对其使臣大加抚慰并说道：
　　“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王诃陵迦又献名马，……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Arslan)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后八年，献波斯*(左马右娄)二，拂菻绣氍球一，郁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氍球二，绣氍球一，丐赐袍带、铠仗及可敦袿*(左衤右属)装泽。〔160〕
　　这些记载进一步说明了唐朝与西域之间的服装交流情况，并促进了其8世纪社会时尚的改变。
　　1.3.9.2 751年后唐朝影响的衰落72
　　8世纪中叶，大食对布哈拉、撒马尔罕地区的入侵对唐朝在该地区的影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伴随着阴谋、流血和政治颠覆，伊斯兰势力进入乌浒水诸国(Oxus country)，随之也带来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纷争。在这种纷争的过程中，西突厥帝国土崩瓦解。大食人、波斯人、突厥人和本地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所有派别也多少参与其中。〔161〕
　　大食人与突厥及其联军在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与唐朝遭遇，齐亚德·本·萨利赫·胡扎伊(Ziyād ben Sālih al Khuzār’ī)在战斗中击败了高仙芝率领的唐朝远征军。阿拉伯史学家们称有5万唐军被杀、两万人被俘，可是汉文文献记载说整支军队才有3万人。〔162〕
　　此次事件尽管标志着唐朝在布哈拉政治主宰的结束，但是她却在当地的工业和文化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里：
　　物阜民丰，无须依赖其他地区的任何物产。毫无疑义，工业的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阿拉伯征服者在河中地区见到许多中国产品，而中国产品在河中的销售量必然已随河中当地工业的发展而有所降低。此后阿拉伯人把所有精工巧制的器物都称作中国的，由此可见中国工匠的技巧给予穆斯林以何等深刻的印象。〔163〕
　　这不禁令人想起阿拉伯人阿布·再德(Abū Zayd)的话：“在安拉所有的财宝中，中国人制作的最为精美；地球上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无所不能。”〔164〕
　　1.3.10 游牧商贾与花剌子模人
　　有一些游牧部落来到了撒马尔罕、布哈拉的郊外和巴扎做生意。这种贸易：
　　相当重要，大宗食用畜与驮载畜以及皮革、毛皮和奴隶都靠游牧人供应。对游牧人来说，与定居者进行贸易，亦属必不可缺，因游牧人要藉此取得衣着和粮食。在河中，像在中国和俄国一样，游牧人自动把畜群赶到定居地区的边界上，并不等候商队到草原里来。……花剌子模人(Khorezmians，即Ho-li-simi)成为呼罗珊境内商人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呼罗珊的每一城市中都会遇到不少的花剌子模人，他们和当地居民的区别，像现在一样，是头戴高筒皮帽。〔165〕73
　　这为我们搞清楚那位头戴高筒皮帽男子(图版19、20)的身份提供了线索。他们必定来自地接波斯东北边境、咸海附近的乌浒水诸国，在外表上和其他东伊朗人一样鼻子突出、眼睛深陷。
　　毫无疑问，他们和撒马尔罕、布哈拉的商人们共同组成了“商队”，将各自的物品带往中国。商品多样的品种令人们对前往东方贸易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想象。
　　布哈拉输出柔软织物……铜灯……塔巴里织物……马肚带、油脂、羊皮、头油……花剌子模输出黑貂皮、银鼠皮、花鼬皮以及草原狐、貂、海狸、斑兔、山羊等皮毛；此外，蜡、箭、桦树皮、高筒皮帽、鱼胶、鱼齿、海狸胶、琥珀、熟马皮、蜜、榛实、隼、刀、甲胄、哈兰只树(皮)、斯拉夫奴隶、羊和牛等亦有输出。…葡萄、葡萄干、扁桃糕、芝麻、条纹呢、毛毯、棉毯、贡缎和其他织物、只有大力士才能拉开的硬弓、干酪、酵母、鱼、靴子。撒马尔罕输出西姆贡(一种银色织物)与撒马尔罕毛绒、大件铜制器皿、精美的高脚酒杯、帐幕、马镫、马勒、皮带；……输往突厥的锦缎、一种红色织物、各种丝和丝织物、橡实及其他坚果；费尔干纳和伊斯菲贾卜(Isfijāb)输出突厥奴隶、白色织物、兵器、刀、铜、铁；……突厥斯坦输出的是马和骡。有些特产，世无其匹，如布哈拉的肉类，一种他们叫做沙克(ash-shāq)或沙弗(ash-shāf)的甜瓜，花剌子模的弓，赭时(Shash)的碗碟以及撒马尔罕的纸张等。〔166〕
　　撒马尔罕的纸在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穆斯林的记载，撒马尔罕人的造纸技术传自715年被齐亚德·本·萨利赫俘获的中国工匠。……10世纪末，撒马尔罕出产的纸张已在穆斯林诸国家中完全代替了纸草纸和羊皮纸。〔167〕
　　关于西瓜的输出，萨阿比(Tha’ālibī，活动于11世纪早期)曾谈到花剌子模的西瓜输往8世纪时的两个哈里发宫廷：“为西瓜制成铅模，外封以雪。”〔168〕他们输出的方向当然是西南方而不是中国，但它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奢侈品贸易的情况。74
　　花剌子模在751年曾向唐朝遣使献黑盐。据说西域诸国中唯有他们使用牛车，其“商贾乘以行诸国”。〔169〕乘坐牛车的西方人也许可以归入此类(图版21、22)。他们的长相与东伊朗人的种族特征相合，看起来也像是地位较低的邋遢商人，而不是身份重要的使节或贵族。从这些材料分析，我们认为他们和那些戴尖顶帽子的人其实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肯定也曾远至西方地区，因为“在伏尔加(Volga)和卡马河(Kama)盆地发现的大量6—8世纪的古代钱币、银碗和碟子，都被带到了花剌子模。”〔170〕
　　关于史国纳贡：
　　史国(Kesh，今南乌兹别克斯坦(South Uzbekistan)的沙赫里·夏勃兹，Shahr-isabz)本地的一位王子在727年遣使献舞女和文豹。唐代史籍记载说，该国城中有一座大祠，他们每次祭祀神灵的时候都奉献1000只羊；每次出征前都要祈祷神灵护佑，然后才出发。〔171〕
　　1.3.11 吐火罗斯坦
　　在吐火罗斯坦以南400里的高山上有一座铁门，它是两个王国的分界线，也是从喀什河谷与阿姆河之间穿越喀拉特勤(Qarategin)、希撒尔(Hissar)山脉的关隘。玄奘曾经走过这条路，并报告说此路狭窄并充满了艰险，沿路人迹罕见，也没有水草。铁门的两侧都是陡峭的高山。山上的岩石呈铁色，建造门的时候又用铁来加固，门上挂着一些铸铁的小风铃。用铁门来命名这个关隘可谓是名副其实。突厥人占据了路上的这个关隘，从而使之得以控制印度与中亚之间的交通。〔172〕75
　　1.3.11.1 唐代史籍的记述
　　唐代史籍记载说：其国人民定居，女少男多，有1万名精良的卫戍士兵。王国拥有“叶护”(Jabgou)的头衔。650年他们曾遣使献大鸟，鸟高7尺，色黑，双足像骆驼，行走时展开翅膀，一天能行300里。它们能吞火，俗称鸟驼(即鸵鸟)。705年国王遣其弟入朝并留下来担任贴身侍卫。〔173〕
　　1.3.11.2 与唐朝的外交往来
　　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吐火罗多次遣使。719年派遣的一名高级使节带来了狮子和五色鹦鹉，稍后派来的另一名使者又献上了两头狮子和两只羚羊。
　　帝以其远蕃修贡，加宴劳，赐锦綵五百疋。……〔两个月后〕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174〕
　　此人是一名摩尼教教徒，并获准在京城建造教堂。
　　1.3.11.3 摩尼教
　　关于摩尼教在该国的传播情况，勒柯克曾评论道：
　　在巴尔赫(Balkh)附近呼罗珊的吐火罗斯坦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由摩尼教徒所控制。早在公元8世纪，摩尼教的使徒们就穿过中国到达回鹘王廷并给这位强盛的国王介绍了他们的宗教。〔175〕
　　729年其国遣使僧难陀(Nan-t’o)献药；738年造高官献方物，获赐绯袍、银带、鱼袋以及30匹帛之后才回国。746年该国国王献40匹马。在40多年的时间里，吐火罗总共献来了一批马和骡、200种奇药和一些檀香木、宝石以及一些玻璃。〔176〕这些玻璃使人想起法国使团在阿富汗贝格拉姆(Bégram)以南发现的那些精美的叙利亚玻璃，证明它已经传入那一地区。〔177〕76
　　1.3.11.4 对唐朝的军事援助
　　乾元初年(758—759年)，吐火罗君王与其余9国一起发兵，长途奔往唐朝，协助天子平定中央王国的叛乱。〔178〕
　　1.3.12 瓦罕
　　1.3.12.1 有关西帕米尔大河谷中一个国家的记述
　　瓦罕(Wakhān，护蜜，Hu-mi)位于吐火罗斯坦以东，曾是吐火罗的一部分，其人民和国王也向唐朝朝贡。关于该地的情况，唐代的史籍曾谈到：
　　地寒洹，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麦，宜木果，出善马。人碧瞳。720年皇帝册封其君王；728年其王遣使贡方物；730年其王亲自入朝献方物，并获赐帛和袍子、银钿带，本人也留下来成为贴身侍卫中的一员。733年其王真檀来朝，宴于内殿，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带、鱼袋等七种礼物以及百疋丝帛。741年新国王即位，千方百计入唐朝贡并获得赞誉；他获得宴请，被授予左金吾卫将军，并获赐绯袍和金带。749年和758年(大食击败唐朝之后)，王室成员仍然继续入唐朝贡，最后遣使的国王获赐李姓。〔179〕
　　100年前玄奘曾经过这个国家并报告说：
　　“临缚刍河，盘纡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凛冽。……少树林，乏花菓。(与史书记载正好相反)另一方面这里又出产大量的葱，所以汉文称帕米尔为葱岭。”玄奘注意到有些山谷中的居民眼睛是碧绿的。据此我们也许可知，有些帕米尔部落可能接近古代的粟特人。……“帕米尔山谷的中间有一个大湖(左尔库尔湖，Lake Zorkol，即维多利亚湖，Victoria)，位于世界的中心……该湖所处的盆地位置很高。湖水清澈如镜，无人知其深度。湖水黛黑而甘甜。湖的深处有狗鱼、龙和乌龟，水面上则有鸭子、野鹅和鹤。在该地的荒原上可以见到巨卵，有时在沼泽地和沙岛上也能发现它们。”〔180〕77
　　1.3.13 迦毕试、巴米扬、喀布尔和哈达
　　在瓦罕的西部和南部，即通往曾被希腊文明浸染的巴克特里亚方向上，分布着迦试毕(Kāpīsa)、巴米扬(Bāmiyān)和哈达(Haddā)等一些研究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在这些地方，来自印度、萨珊波斯和希腊化佛教世界的各种思想经过汇聚和融合，进而产生了佛教众神的形象。这些古代文物至今仍然留存(参见附录4)。在所有这些地区的艺术上，都折射出了古代人们在精神和信仰等方面的实践景象。感谢考古学家们，特别是法国阿富汗外交使团中的那些考古学家们，我们才得以见到这些建筑、雕塑、绘画和细小艺术品等古代遗存，它们曾在中亚各绿洲城郭和中国本土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1.3.13.1 商队贸易
　　从西北印度穿过这一地区，然后沿着通往中央王国的商道，佛教教义和佛教形象在沿途传播开来。〔181〕
　　1.3.13.2 唐代史籍中的记述
　　唐代史籍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认识。关于谢飓(Zabulistan，漕矩吒)它谈到：
　　东距罽宾(Kāpīsa)，东北帆延(Bāmiyān)，皆四百里。南婆罗门(Hindus)，西波斯(Persia)，……其王居鹤悉那(Gazna)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郁金、瞿草。瀵泉灌田。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景云初(710年)，遣使朝贡，后遂臣罽宾。开元八年(720年)，天子册葛达罗支颉利发誓屈尔为王。至天室中(742—755年)数朝献。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地寒，人穴处。……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贞观初(627年)，遣使者入朝。显庆三年(658年)，以罗烂(Lo-lan)城为写凤(Sie-fong)都督府，缚时城为悉万州，授王葡(Pe)写凤州都督，管内五州诸军事，自是朝贡不绝。〔182〕78
　　我想，正是因为7世纪早期以来不断有商队前往中国，所以阿富汗东北的艺术才得以为中国所知晓，从而促使天朝大国的佛教风格和世俗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巴米扬(梵衍那)以两座巨型石刻立佛像和佛寺众多而闻名当时，中国的几名求法僧对此有所描述。玄奘就曾说到：
　　［梵衍那］在雪山(Snowy Mountains)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褐。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覩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徵祥，示祟变，求福德。〔183〕
　　那些中国雕塑的制作者如果要表现巴米扬商人的话，一定会按照阿富汗类型的山地习俗那样让他们身穿皮毛或者羊毛织物，即使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也是如此。
　　巴米扬的大立佛一个有175英尺高，另一个大约高120英尺，在河谷的崖壁上现在仍然可以见到。每座立像的巨大壁龛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硕大的锁眼，周围是山上的一片蜂巢状的小石窟。这些小石窟通往当地僧侣的僧房和石窟寺。
　　1.3.13.3 与唐朝的关系
　　迦试毕，古代国王的驻地，在隋代被称为漕国。唐代的记载说：
　　［罽宾］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619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这使我们再次想到在离此不远的贝格拉姆的发现〔184〕以及金钩和酒。贞观中(627—649年)献名马。……开元七年(719年)，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天宝四载(745年)，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罽宾国］谴使献波斯锦舞筵。乾元元年遣使慕入朝并献礼物。〔185〕79
　　718年米国(Maimargh)也曾遣使献舞筵(垫)，〔186〕上面带有波斯纹样。在敦煌石窟中的表现天堂场景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这种舞筵的情况：一些身披飘带的印度舞伎面对佛陀和菩萨，在椭圆或长方形的舞筵上翩翩起舞。〔187〕人们知道，印度曾对所有的中国佛教艺术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舞蹈的类型尤其能够反映出宗教与世俗旨趣之间的差异，因为唐朝朝野更青睐动作幅度很大的胡旋舞，而不是柔美、优雅的印度式寺院舞蹈。
　　1.3.13.4 玄奘的记述
　　玄奘曾对该国的物产以及当地人们粗野的行为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描述了该国都城的位置，即古代国王们的夏季驻地后，他谈到：
　　宜谷麦，多果木。出善马、郁金番。异方奇货，多聚此国。气序风寒，人性暴犷，言辞鄙亵，婚姻杂乱。……服用毛*，衣兼皮褐。货用金钱、银钱及小铜钱，规矩模样，异于诸国。王，……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爱育百姓，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周给贫窭，惠施鳏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蓝崇高弘敞，广博严净。天祠数十所，异道千余人，或露形，或涂灰连络髑髅，以为冠鬘。〔188〕80
　　上述记载使我们想起迦毕试历史上在希腊—安息时代(Greco-Par-thians eras)〔189〕及其后曾遭受过多次的入侵，并相继被一些外来势力所占据。公元5世纪下半叶，嚈哒在此建国。贵霜人、罗马人、印度人和匈奴人则分别在此处上演的这种夏季退却的历史剧中粉墨登场。令人稍感困惑的是这位唐朝和尚强调当地操各种语言的人们都“婚姻杂乱”，但是至少其国王是一个上等人和虔诚的佛教徒。
　　1.3.13.5 印度教的膜拜仪式
　　同样令人注意的是，玄奘曾提到当地流行的印度教膜拜仪式、骷髅头饰以及提婆神庙(Deva-Temples)。他在此地已进入印度境内，当地民众已开始不再固守较为温和的佛教教义；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古代恐怖和暴虐之神的信仰不断增强，这些神需要通过抚慰、绝对崇敬、符咒和咒语等礼仪加以崇拜。
　　玄奘在迦试毕停留数月后继续东行，越过一片多山的地区后到达滥波国(Lan-po，梵文作Lampaka)，其北面是雪山，另一侧是黑岭。他说该国盛产粳稻和甘蔗，但是水果较少。这里气候温和，微霜无雪；其居民喜好音乐和歌咏，但是性情怯弱，举止粗俗。他们主要穿着白色的棉织品，衣着光鲜。玄奘在这里见到了十余所寺院，大部分属于大乘教派，但是也有很多印度教的寺庙和信徒。〔190〕公元700年，滥波国的一个婆罗门曾前往中国，协助将一部魔法符咒从梵文译成汉文并以此而扬名。〔191〕81
　　这位求法者继续东南行，越过一座山岭到达迦毕试的属国那揭罗曷(Nāgar)。他报告说该国四周也为高山环绕，气候温和，盛产谷物和水果。与对滥波人的负面描述相反，他说该国人品行良好，勇敢好学，崇敬佛法，很少有人信仰其他宗教。其国都城东两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高300多尺的奇特石刻窣堵波(汉译者按：即佛塔)。窣堵波雕饰精美，据说是数世纪前由无忧王(Emperor Asoka，汉译者按：即阿育王)建造的。每当有节日的时候，天上便有花雨落下。故又被称为花窣堵波。它和该地区其他一些著名的圣迹一样都深受人们的敬奉，这些圣迹大多是历史上佛陀确实到过的地方或者显圣之地。〔192〕
　　1.3.13.6 哈达(醯罗城)的佛塔与雕塑
　　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谈到醯罗(Hi-lo)城当时也有一些巨型石塔。醯罗城位于那揭罗曷(Nāgarahāra)以南8公里，他报告说在醯罗(或哈达Haddā，今贾拉拉巴德Jelalabad)有一座灵异的窜堵波(stūpas)，“人以指触，便即摇震”。〔193〕这可能属于被嚈哒摧毁的一座大型建筑遗址中的已经摇摇欲坠的遗存，因为嚈哒曾在531年横扫这处佛教圣地并摧毁了多达1000座佛教建筑，数百年前法显西行时曾目睹此景。为了印证上述记载，法国发掘者们在此发现了一些小型建筑构件残片和灰泥塑像，总数大约有1.3万到1.6万件，现在分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和喀布尔当地的博物馆中。〔194〕正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些发现对研究希腊化佛教艺术贡献巨大。犍陀罗艺术专业的学生都知道，那些石板雕塑尽管有价值但却显得死气沉沉，而这些精致的灰泥塑像却显示出该雕塑流派所具有的充满生机、个性鲜明的风格和特点。
　　这些灰泥塑像中有印度式的提婆、优雅的女舞伎，而那些令人恐怖的恶魔形象仿佛出自哥特雕塑家们之手。充满智慧的婆罗门长者与天真无邪的崇拜者，阿波罗式的青年，满面胡须的野蛮人，鼻子扁平的蒙古利亚男子，出身高贵的王公，乔答摩离开宫廷场景中谦卑的仆人以及王子可爱的妻子，所有这些人物形象都被那些能工巧匠们刻画得栩栩如生。82
　　1.3.13.7 哈达艺术流派对唐代雕塑的影响
　　我觉得在那些唐代塑像中就有这些外来者的传人。塑像在形体比例与塑造工艺(失釉法)方面都很相似，着重刻画其种族与个性特征，据此我们得以了解到唐代前中国随葬俑像从中获得某种灵感并产生了某种标志性的变化。尽管早期的中国雕像造型简洁有时还带有幽默感，但至少到北魏时期其观念和塑造技艺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哈达艺术流派的发展也达到顶峰。当然，外来者的主题并非中国艺术发展中的主流，但却与阿富汗斯坦和西北印度地区的希腊—罗马文化遗存密切相关。正如冒德·古比安得(Maud Gubiand)指出的那样：“正是在哈达，绝大多数希腊艺术品都在尝试着表现野蛮人的形象，并因此产生了一批名副其实的杰作。”〔195〕她和罗兰德(Rowland)〔196〕都强调在哈达和呾叉始罗(Taxila)有希腊传统的遗风，诸如使用灰泥作为雕塑材料，人物形象生动并个性鲜明。感谢那些历史记载和旅行者们的记述，我们得以能够展示它们在远东地区发生转变的背景。事实上，通过考古学家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我们甚至能看到这一转变的具体进程。〔197〕
　　1.3.13.8 商队贸易与布道者对唐朝的影响
　　我们曾指出，吐鲁番流行的谚语与阿富汗斯坦的一致，〔198〕也许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正是这些商队在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将这些小雕像甚至连同训练有素的工匠们一起，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印度、阿富汗斯坦、中亚和中国的佛教徒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思想上的交流，而印度之外地区的佛教信徒们则渴望前往佛教历史上的发祥地去求取真经，探求佛教艺术产生的源泉。83
　　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探寻到希腊文明在远东的发展轨迹。从贵霜的统治之下的呾叉始罗、犍陀罗到于阗以及其他贸易南道诸城郭，希腊文明的表现主题和表现手法自然形成一个链条。各地发现的人物形象都是大鼻子和长胡须，具有相似的民族特点。他们的头发束成一团，皱纹呈线状或沟状，双唇张开露出牙齿，这种描绘技法和处理服装上的褶皱一样都很常用。〔199〕
　　贸易北道城郭诸国的雕塑匠和画匠们的作品时代一般稍晚(属于6、7、8世纪)，他们极少受到西北印度和阿富汗斯坦的影响。尤其在雕塑方面，人们可以从勒柯克、格伦威德尔、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哈金刊布的塑像中见到一种所谓的“迟到的古物”(belated antiques)。其所采用的模铸法〔200〕可以保留一些希腊—罗马的风格，而这一风格在早些时候就已经传入呾叉始罗、哈达、贝格拉姆—迦毕试、巴米扬和丰都基斯坦(Fondukistan)。这些塑像中有大力神赫拉克里斯(Hercules)，〔201〕类似森林之神希勒诺斯(Silenus)的夜叉(Yaksas)〔202〕或表情痛苦的恶魔，〔203〕以及身着褶皱服装的佛陀，所有这些形象的塑造均源自希腊化世界〔204〕——它们也说明希腊的观念和技法曾不断地输往中国。出自图木舒克、库车、克孜尔、焉耆、石头沟、吐鲁番甚至敦煌的那些浮雕和塑像残片则与众不同，极少受到来自呾叉始罗、犍陀罗、哈达和恒河谷地(Ganges valley)等地区强势艺术传统的影响。〔205〕
　　我认为，唐代的一些非佛教塑像甚至也受到了这一强势宗教艺术的影响。几乎所有的“西方人”塑像看起来都如其人，这是因为唐代工匠的本土塑造技艺中已经融入了异域的观念。面带微笑、双唇微张露出牙齿(图版29)，团状的卷发(图版23)以及夸张的怒容，情绪外露的眼睛(图版38)，对种族特征与服饰细节的呈现，所有这些都属于希腊—罗马世界以及印度的文化遗产，并通过这些商贸城市、商道和佛教圣域传入中国。84
　　1.3.14 印度或天竺(Hindu)对唐代艺术的影响
　　除了希腊化佛教艺术的影响外，在这些塑像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纯印度的因素。我们偶然见到一个笈多式袒胸雕像，身着印度炎热本土常见的窄脚长裤(dhoti)或带褶皱的服装；当然，项链、臂钏和脚镯等饰物在此要比亚洲其他地方更流行(图版24和25)。然而哈达塑像上穿戴的一些珠宝却并非源自印度，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评论道：
　　哈达花神脖子上的项链有一部分完全复制于巴尔米拉(Pal-myra，汉译者按：该地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哈达雕塑的头像与巴尔米拉的非常相像，而犍陀罗塑像身上的珠宝饰物也很接近巴尔米拉。这或许可以支持弗彻(M. Foucher)的观点：哈达雕塑的时代要早至2—3世纪，而古典艺术的影响则是借助1—2世纪的商队贸易进入到这里。〔206〕
　　一些唐代的塑像制作工匠们似乎对印度人较黑的肤色颇感兴趣；有人认为他们当时把那些黑皮肤的人给搞混了，因为唐朝人并不能清楚地区分印度人、黑人和马来人(Malays)。
　　在佛教寺院的幡画和壁画中，中国的画匠们把他们描绘成大象和狮子的侍者形象，而这两种动物分别是佛教诸神中普贤菩萨(Samant-abhadra)和文殊菩萨(Manjusrī)的坐骑。〔207〕在一幅文殊菩萨与维摩诘(Vimalakīrti)〔208〕或释迦牟尼佛(Sākyamūni)、多宝佛(Prabhūtaratna)〔209〕相会的画面中，就有一名类似的黑皮肤的年轻人；他头发卷曲，嘴唇较厚，袒胸，佩戴印度珠宝。亨茨(Hentze)〔210〕和施密特(Schmidt)〔211〕的著作中也可以见到一些陶俑的例子。这些陶俑中有一些是少年鼓手，他们以手击鼓的形象也见于敦煌石窟的壁画中。〔212〕鼓手们的脖子上挂着印度鼓，带领着一队舞者踩着鼓点翩翩起舞。85
　　1.3.14.1 昆仑奴，可能代表的是天竺人或爪哇人
　　个别唐代史学家曾使用过一个形容词“昆仑奴”〔213〕。《旧唐书》中曾强调指出：“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其地理位置在暹罗(Siam，汉译者按：即泰国)—扶南(Cambodia，汉译者按：即柬埔寨)地区。〔214〕《新唐书》记载，813年诃陵国(Ho-ling，即爪哇)“献僧只奴(Seng-ch’i slaves)四”，这里指的是南海人。
　　桑原騭藏(Kuwabara)考订林邑(Lin-yi)乃占婆(Champa，即安南，Annam)的别称〔215〕，但是他将有马来人(Malayas)部落居住的所有国家都包含其中。鉴真则将昆仑与8世纪中叶南海诸国中的马来亚联系起来。〔216〕根据罗尔夫·斯坦因(Rolf Stein)的说法，昆仑的语言与林邑同，而林邑的地理位置则相当于占婆。〔217〕86
　　1.3.14.2 唐代文献中有关昆仑的记载
　　富路特博士(Dr.Goodrich)在评述张教授论文的时候〔218〕曾列举了7处可能是昆仑的地方：(1)东南亚(Inde Transgangétique)和印度尼西亚的几个岛屿；(2)昆仑岛(Pulo Condore)；(3)土伦(Tourane，汉译者按：今越南岘港市)东南的占毕罗岛(Culao Cam)；(4)占婆(Champa)，古代柬埔寨(Cambodia)、缅甸(Burma)以及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苏门答腊(Sumatra)和爪哇(Java)；(5)南诏(Nanchao)王国；(6)广西(Kuangsi)的一个城镇；(7)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附近的非洲东海岸部分，或指整个非洲。他现在同意了罗尔夫·斯坦因将其比定为占婆的观点，并引述费琅的看法说，724年巨港(Palembang，汉译者按：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王国输入唐朝的黑奴应该是苏门答腊进口的非洲黑人。有趣的是，汉文中的僧只(seng-ch'i，又作zanggi或janggi)一词也见于860年的爪哇碑铭中“janggi”。
　　1.3.14.3 与天竺、安南、扶南和爪哇同时期艺术的比较
　　将这些唐代塑像与印度笈多时期阿旃陀(Ajantā)石窟中的壁画相比较，将会略微有助于解决这一令人头痛的问题。该壁画中也有很多黑皮肤的人，但是他们的头型、头发、眼球、鼻子和嘴巴却不像我们这些侍从俑像。而在驯象场景中的少数人物形象〔219〕则有某些相像之处。安南8、9世纪的雕塑〔220〕也令人失望，因为显然越南人(Cham)的前额较宽，眉毛不够弯曲，嘴唇虽然丰满但却呈一条直线。对印度南部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地区雕塑的研究也收获甚微。在爪哇普兰巴南(Pramhanan)的浮雕中，我发现了在相貌和卷发上最为相似的人物形象。〔221〕如果联系到爪哇的贸易活动、有关813年爪哇奴隶输入中国的文献记载，以及860年爪哇碑铭中出现的“janggi”一词，那么这一发现就特别有价值。87
　　赵汝适(Chao Ju-kua)《诸番志》中有一节说：
　　崑崙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虯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託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222〕
　　僧祇(Seng-ch’i)和层期(Ts’eng-ch’i)通常被比定为桑给巴尔(Zanzibar，考斯玛Cosma的《基督教地形学》中作东非人(Zinj)，《马可波罗游记》中作Zaghibar，意为“黑人地区”。)阿拉伯人则将从朱巴河(Juba River)到德尔加杜角(Cape Delgado)的东非沿岸部分称作桑给巴尔(Zanzibar)。〔223〕
　　1.3.14.4 唐朝的黑人
　　唐朝的黑奴是阿拉伯人输入的。至于其中的联系，张星烺说：〔224〕869年在东哈里发帝国(Eastern Caliphate)的巴士拉(Basra)附近发生了一场叛乱，当时有一些黑奴在那里的盐矿中做苦役。这场叛乱持续了15年之久，其中应该有大量黑奴参与其中。“唐人的小说中经常提到外国人贩卖昆仑奴，这些人是非洲人而不是马来半岛的矮小黑人(Negritoes)。”〔225〕勒陀拉(Latourette)在讨论唐代的舶来品时曾谈到：“随着象牙、香料、红铜、龟壳、犀牛角等的输入，阿拉伯人很可能把黑奴也带到了中国。”〔226〕
　　1.3.14.5 唐朝人观念中对天竺人和黑人的混淆
　　在佛教的幡画和壁画以及这些俑像中，想要辨别那些黑皮肤男孩们的族属是很困难的，这也许是因为唐人对此的观念是混乱的。在无釉的俑像中，其皮肤的颜料有时是深蓝色，有时又是黑色或棕色；带釉的俑像的肤色则是棕色甚至暗绿色。
　　1.3.14.6 天竺的服装88
　　唐代俑像身上的袒胸、项链、臂钏、脚镯常见于同时期印度和爪哇的人物形象上，而衣服披挂式的穿法至今仍见于印度服装中，但是俑像头上卷曲的头发有时则更接近希腊—罗马风格。绘画中人物厚厚的红嘴唇以及反差强烈的皓齿不禁令我们想到当代黑人的肖像，而他们轻盈的步态，一双大脚，开心的微笑，鲜明的节奏感，痴迷于音乐的眼神，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黑人或爪哇人而不是印度人。不管他们来自何方，这些少年鼓手、驯象者和驯狮者以及领舞者们都是唐代墓葬中那些逝去的灵魂们的快乐伙伴。
　　1.3.14.7 唐朝与天竺的政治关系；有关北天竺的记述
　　唐代史籍中有关印度的大部分记载所涉及的主要是贵族或大德，而不是马夫和乐师。642年以后，乌苌(Uddiyāna)和个失蜜(Kashmir)的国王成为唐太宗的附庸之后，都曾多次遣使唐朝。〔227〕关于乌苌国，史籍记载道：
　　［乌茶者，一曰乌伏那，亦曰乌苌］……山谷相属，产金、铁、蒲陶、郁金。稻岁熟。人柔诈，善禁架术。……贞观十六年(642年)，其王达摩因陀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苌东鄙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Khottal)、俱位(Yasin)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228〕
　　1.3.14.8 玄奘的记述
　　玄奘曾造访过乌苌和个失蜜。他发现乌苌并不是自己中意的地方，因为该地是密宗(Tantrism，主修巫术、魔幻和咒术)孳生的温床，于是就继续西行求法。在涉险越过高山，穿越一座铁桥，走了1000里地之后，他达到了迦湿弥罗国(即个失蜜或克什米尔，Cashmere)并谈到：
　　［迦湿弥罗］周七千余里，四境负山。山极陗峻，虽有门径，而复狭隘，自古邻敌无能攻伐。……宜稼穑，多花果。出龙种马及郁金香、火珠、药草。气序寒劲，多雪少风。服毛褐，衣白*。土俗轻僄，人多怯愞。国为龙护，遂雄邻境。容貌妍美，情性诡诈，好学多闻，邪正兼信(即佛教和其他宗教)。伽盛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有四窣堵波，并无忧王建也，各有如来舍利升余。〔229〕89
　　当玄奘抵达迦湿弥罗的都城拔逻勿逻布罗城(Pravarapura，今斯利那加Srināgar)的时候，其王率全体廷臣出来迎接。
　　幢盖盈塗，烟华满路，既至，相见礼赞殷厚，自手以无量华供散讫，请乘大象相随而进。……明日……食讫，王请开讲，令法师论难。〔230〕
　　1.3.14.9 唐代史籍的记述
　　唐代史籍对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相似的记述，并强调7世纪中叶和8世纪早期这一遥远的地区与中央王国密切的政治联系。720年唐朝下诏册封其王，其王则向唐朝献胡国(Hu country)的药。该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遣使唐朝输诚，并表示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在唐朝需要的时候听从调遣。“此外，”他还说：
　　“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赉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贡有常。〔231〕
　　在733年：
　　［润三月］个失密王木多笔遣大德僧物理多年来献表。诏引物理多年宴于内殿，赐绢五百疋，数日放还蕃。……(四月五日)，册个失密国王木多笔为本国王。〔232〕
　　晚至阿拉伯人击败唐军后不久的758年，有记载说罽宾僧人般若力(Prajnā)、一名中亚僧人和个失密的另一名僧人“并慕入朝，”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并被赐予荣誉官衔。〔233〕90
　　玄奘在经过迦湿弥罗的属国咀叉始罗的时候说：“地称沃壤，稼穑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并学大乘。”〔234〕呾叉始罗遗址的历史遗存对于研究希腊化佛教艺术具有重要意义。〔235〕
　　1.3.14.10 与唐朝的政治联系
　　唐朝对印度的政治影响程度要远远超过克什米尔山谷。关于7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唐朝皇帝与印度境内诸小国君主之间交往的情况，有以下这些记载。692年：
　　东天竺国王摩罗拔摩、西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南天竺国王遮娄其拔罗、北天竺国王那那、中天竺国王地摩西那、龟兹国王延繇拔并来朝献；710年……南天竺国、吐蕃、谢飓、罽宾国并遣使献方物；〔236〕720年(开元8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Sri Narasim-ha Potavarman)，即建志Kanci君王，位于摩陀罗(Madra)西南之康契普腊姆(Conjeeveram)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军。玄宗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拔摩为国造寺，上表乞寺额，敕以归化为名赐之；〔237〕［同年］八月丁丑，敕中书门下：南天竺王远遣朝贡，其使却还，并须周旋发遣，令望满，乃以锦袍金带鱼袋七事赐其使，遣之；十一月，遣使册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拔摩为南天竺国王。〔238〕
　　1.3.14.11 天竺对唐朝世俗艺术的影响
　　我们知道，印度对中国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而且我们同样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印度风格对中国宗教艺术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在世俗艺术领域同样有迹可寻，诸如其中的短翼鸭子或野鹅(hamsa)以及阿育王式的薄唇(Asoka leaf in his mouth)等主题在唐代就相当流行。在秣菟罗(Mathurā)、山崎(Sānchi)、菩提伽耶(Bodhgayā)和阿摩罗婆提(AmarāvatI)等地窣堵波(Stūpa)上的早期佛教雕塑中，〔239〕就有属于《大鹅本生经》(Hamsa Jataka)中的野鹅主题；鸟雀也是月亮的符号。〔240〕在贝格拉姆的世俗艺术品中，骨雕和象牙雕上〔241〕鸟和花的图案表明其已经超越了印度风格的藩篱，这也是其经过中亚向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梯。印度画匠完全有可能将其直接转输到中国，因为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发现的藏品中有一件罕见的插图写本，而这个“巨大的笈多直体佛教经卷可能是通过尼泊尔一侧的西藏传入敦煌的”。〔242〕其风格也明显区别于萨珊波斯已经相当程式化了的嘴衔连珠鸟(图13)。这两种风格在中国境内都可以见到，但是与波斯程式化、僵化和纹章化的风格相比，其圆润、自然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风格则完全是印度式的。91
　　在织物的图案方面，两者可在《塞林迪亚》(Serindia)中所刊布的材料中加以比较。敦煌74窟中的女供养人〔243〕身上的女装实际上就在一块漂亮的面料上运用了这一主题。日本正仓院藏品中有许多圣武天皇在750年之前收集的艺术品，它们是东大寺(Todai-ji)于756年奉献的；各类艺术品上都装饰有各种图案，大部分图案的工艺或观念都是中国的——诸如一面青铜镜、〔244〕一个嵌金银漆盒、〔245〕一个嵌贝壳八角金叶龟壳盒、〔246〕一个暗红色象牙尺、〔247〕一个彩绘盒〔248〕以及一个蓝底金银彩绘盒〔249〕(图版26)。92
　　这里还有一个表明中国人渴望接受“西方”观念和装饰图案的例子。古代的朱雀是表示南方的一个符号，其原始形态接近雉鸡和孔雀；它在后周时期传入中国并一直沿用下去，并在织物、镜子、建筑主题和珠宝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在见多识广的唐代仕女和贵族们接受这些来自异域的美丽图案之前，鸭子和鹅的主题在这些艺术品中并不多见，工匠们即使在制作赌盘、首饰盒、尺子等小玩意儿的时候也较少采用这些图案。这些装饰图案不久便出现在中国本土样式的线形佳作中。
　　1.3.14.12 天竺对唐朝服饰的影响
　　肃宗皇帝在位的8世纪下半叶，其御林军的穿着犹如护法神(Lokapāla)，表明四天王的形象随着佛教的流行进入到了唐人的观念和艺术之中。〔250〕唐墓中的大部分威严的守护者所代表的无疑是超自然的神灵，但是从8世纪流行的服装上来看，他们中有些可能就是“皇帝本人”。
　　唐人的某些养花技艺也许在与印度的贸易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因为据研究“由于一名外来的佛教僧侣给花的根部加入了一种药物，使得杜鹃花仿佛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可以在任何季节绽放，壮美异常”。〔251〕
　　1.3.15 贸易南道：于阗
　　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大部分(尤其在早期)主要是通过前往中国的南部商道进行的，因为在叶尔羌与和田有很多带有印度文化特征的历史遗迹，而南部诸绿洲也出土了一些具有萨珊和希腊—罗马影响的遗物。
　　1.3.15.1 人民93
　　古代于阗现在已经是被沙漠覆盖的荒凉之地，但在过去却曾经是一片人口稠密的繁荣之所。当时的人们喜欢嬉戏、热爱音乐，尽情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奥里尔·斯坦因爵士〔252〕和其他一些探险家们在此发现的一些古代文明遗物表明，在中国的西部曾经生活着一群有趣而独特的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于阗王国是由一支印度精英和南中国的侨民共同创建的。
　　不管他们实际上到底来自何处，而印度和中国都在其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根据斯坦因所获材料，〔253〕乔伊斯(Joyce)对于阗人的体质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其没有蒙古利亚人种的特点，而是很接近帕米尔的噶尔克斯人(Galchas)，即相当纯种的拉布什的阿尔卑斯人种(Lapouge’s Homo Alpinus)的代表，当然属于高加索人种。他们在人种上属于生活在南部的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和北部阿莱山脉(AlaI)的高地山谷之间的山地部落，所说的语言接近东伊朗语支。吐蕃因素的出现时间可能要稍晚些。
　　通过对当地雕塑和绘画的研究，我发现肯定普遍存在着另一种人。其体质特征为额头平缓、低矮(这令人想起前面提到的“产子以木压首”的习俗)，眼球凸起、眼距较宽，鼻子相对扁平、鼻孔外翻，薄嘴唇，圆下巴。〔254〕我注意到有几件俑像上(图版27、28和29)带有这些相同的特点。
　　1.3.15.2 与唐朝的政治联系
　　早在公元1世纪，中国史籍中就提到了和田(于阗)，并将之视为政治地位重要的地方。公元73年，东汉军队的首领班超迫使其王归顺并在此驻防。〔255〕在此后的世纪里，其政治命运又与贵霜联系起来。〔256〕
　　1.3.15.3 宋云的记述94
　　6世纪时西行求法的宋云在519年曾经过于阗，并记载说于阗王头戴类似公鸡鸡冠形状的金冠，头后垂着一条两尺长、5寸宽的丝绸饰带。他评述了当地的音乐、带刀者和其他一些武器，并说当地妇人穿束带、短背心和裤子，像男子一样骑马，行事相当独立。〔257〕从时代稍晚的一幅罕见的供养人画像来看，她依然穿着长裤和紧身外套，外套上宽大的翻领和龟兹的一样，都是承袭波斯的风格。〔258〕
　　1.3.15.4 唐代史籍中的于阗
　　唐代的史籍中对于阗的描述如下：
　　距京师九千七百里……胜兵四千人。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王居绘室。俗机巧，言迂大，喜事祆神(Mazda-ism)、浮屠法，然貌恭谨，相见皆跪。以木为笔，〔259〕玉为印，凡得问遗书，戴于首乃发之。自汉武帝(Wu，Emperor)以来，中国诏书符节，其王传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纺勣。……初无桑蚕……〔260〕
　　接下来便是那个从中国走私蚕蛹的传说故事。玄奘则报告了于阗种植桑树养蚕，并见到了一座古桑树园。〔261〕
　　王姓尉迟(Wei-ch’ih)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贞观六年，遣使者入献。后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尔之平龟兹也，其王伏阇信大惧，使子献橐它三百。……至于阗，陈唐威灵，劝入见天子，伏阇信乃随使者来。〔262〕95
　　该国王卒于649年，唐朝对他十分重视，并在著名的唐太宗皇帝的昭陵前为其立像。在一条注释中我们得知：
　　他们将伏阇信的像雕刻在一块石板，并将之立于玄门……共有14座石雕像分别代表那些臣服的外国王子。此外还有6块4尺半高、5尺半宽、1尺厚的石板上分别雕刻着中国艺术中著名的六匹马(汉译者按：即“昭陵六骏”)。〔263〕
　　该于阗王塑像的拓片已经无从知晓，许多这样的石板都被严重损毁，其他的则被人拿走。
　　674—675年，新任于阗王亲率包括儿子、弟弟和高级贵族在内的67人前来朝贡。〔264〕675年，由于击吐蕃有功，他被唐朝任命为毗沙(P’i-cha)都督府都督；〔265〕681年于阗君主去世，其子被册立为于阗王；〔266〕717年，他们遣使唐朝献打毬马两匹、风脚野驼一头和豹子一头；〔267〕这一系列定期朝贡表明，唐朝一直在支持和册封于阗国王，并曾在736年和740年册封于阗王妃。〔268〕于阗王室中的王弟们仍然入朝担任宿卫；760年其中的一人出任四镇节度副使。〔269〕756年，于阗王胜(Sheng)献5000匹马助唐肃宗平定安禄山的叛乱。〔270〕
　　1.3.15.5 玄奘的记述
　　644年，玄奘在于阗造访了七八个月，同时在等待获准重返唐朝，因为他是私自离开那里的。他的大多数记述都与唐代史籍的记载相合，并发现该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干燥的荒芜之地，但还是有一些可耕作的土地：96
　　宜谷稼，多众果。……气序和畅，飘风飞埃。俗知礼义，人性温恭，……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儛。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仪形有体，……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271〕
　　法显在5世纪早期报告说，于阗有数万名僧侣，并描述了当地佛教的兴盛情况。〔272〕
　　1.3.15.6 悟空(Wu-k’ung)的记述
　　另一位求法者悟空在786年经过那里。在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q)发现了他的记述以及768—790年的文书，表明它们是唐朝管理者在709—791年间遗留在那里的，当时由于吐蕃占领北庭，四镇与朝廷的联系中断。780年的一条记载可以说明当时局势的混乱，当时有一个名叫硃如玉(Chu Ju-yü)的内臣被派往于阗为德宗皇帝(Te-tsung emperor)采购玉器，途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他所购置的宝物遭到了回纥人的劫掠。从791年以后直到938年，于阗与内地王朝之间再没有直接的联系，而那时唐朝已经衰亡。〔273〕
　　1.3.15.7 于阗艺术中的本土类型
　　当地雕塑和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属于上述两种类型。他们中有些人有黑色的卷发，光滑的皮肤和地中海人的黑眼睛；类似的人物形象也见于3世纪时米兰附近流行的有关希腊和罗马艺术以及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艺术的遗存中。〔274〕被斯坦因释作蚕蛹女神的那位王后〔275〕以及一个石雕头像〔276〕就属于此种类型，而那些骑马或骑驼的男子〔277〕可能也是这种人。97
　　带有较多当地土著类型特征的人物形象见于一些陶罐上，甚至热瓦克佛塔(Rawāk stūpa)中出土的已经本地化的佛头形象中；〔278〕他们剪齐的刘海盖在后倾的额头上，一对吊梢眼(slanting eye)远远地分开，眼球凸起，鼻孔张开，嘴唇丰满，与缅甸(Burma)和暹罗(Siam，汉译者按：即泰国)的孟族(Mon)人很相像。呾叉始罗的有关贵霜人身上也与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279〕
　　1.3.15.8 当地的服装
　　当地的服装似乎包括一种不带翻领的对襟短袖袍，里面是长窄袖罩衫。有两个骑马男俑穿着中国式的圆领袍，完全像一个中国人(不像波斯人那样束腰)，腰带的位置远低于正常的腰身。〔280〕
　　1.3.15.9 于阗人的塑像
　　那些骑马俑的帽子十分有趣，因为这些塑像尤其是打马球俑都带着同一种帽子。尽管马球在7世纪的时候才从吐蕃传入唐朝，〔281〕但我们知道打马球的矮种马是从于阗输入唐朝的，这样女子就可以和男子一样骑马了。因此，那些打马球俑中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于阗人(图版30)。
　　我觉得还有一个塑像(图版29)也带有很多于阗人的特征。这名年轻人表情温和，依本地习俗剪发，身上的袍子和于阗画中的完全一样。这些特征和那些绘画一样，其中尤其是人的脸型，使人想到希腊化世界，表明唐朝的艺人们是依照那些外来模式进行创作的。
　　还有几尊面带微笑的男贵族俑，嘴唇很厚，眼球像于阗人一样很大。他们看起来可能是侍奉在唐朝皇帝身旁的大臣和王室成员。98
　　1.3.15.10 敦煌的于阗人
　　在敦煌千佛洞的壁画中有一些身着华丽官袍的于阗供养人形象。〔282〕他们的面容与一些突厥人相像，多刺绣的袍子、“穹形圆顶”头饰、精致的发簪以及略施粉黛的面颊很像回鹘人。这表明当地的画匠并没有特别拘泥他们固有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当时任何可以凸现人物特征的手法。
　　在中国与其边墙(frontier wall)和守捉(watch-towers)以西沙漠地区的漫长贸易和外交关系史上，她和于阗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持久、最和谐的之一。
　　1.3.16 阿拉伯(大食)
　　对唐代中国人生活影响较大的最后一类“朝贡者”是阿拉伯穆斯林。从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632年去世以后，伊斯兰势力在西亚地区稳步兴起，并在唐朝衰落后成为萨马尔罕—布哈拉地区一支重要的影响力量。
　　1.3.16.1 大食人
　　唐朝与大食人的首次直接接触在651年，当时有“信仰王子”之称的第四任哈里发奥斯曼〔283〕(Othman)的使节到达唐朝。据德拉克(Drake)研究，在660—750年之间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Omayyad Cali-phate)时期，阿拉伯的势力从波斯向帕米尔发展。巴尔赫(Balkh)在712年、布哈拉在709年、萨马尔罕和费尔干那在712年，相继被阿拉伯所征服。据穆斯林文献记载，阿拉伯人越过帕米尔占领了喀什噶尔，随后又行至吐鲁番，并遣使要求唐朝皇帝臣服。
　　1.3.16.2 派往唐朝的使节99
　　中国史籍对当时局势记载的倾向性则有所不同。其中虽然有几次阿拉伯来使的记载，但是与最后一次来使相关的主要问题在于：
　　穆罕默德的信徒们拒绝向唐朝皇帝伏地叩拜，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只拜倒在安拉的面前。唐朝官员试图惩罚他们，但是他们却以本国习俗不同为由最终免予叩拜。
　　史书对随后的几次使团也加以记载，而阿拉伯使者们尽管依然拒绝伏地叩拜的礼节，但是他们却在不断的压力下做出了让步，同意遵从唐朝的习惯。〔284〕
　　玄宗皇帝在位期间(713—755年)，唐朝收复了吐鲁番盆地。他所采取的积极的对外政策与阿拉伯人的退却以及750年倭马亚哈里发王朝的衰亡是同步的。唐朝再度成为新疆的主导力量，但是这种局面却很短暂；因为我们看到，由高丽将军高仙芝率领的唐朝远征军于751年在塔什干东北的怛罗斯被阿拉伯人击败。吐蕃则利用唐朝在塔里木盆地的溃败，在758—760年间控制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
　　8世纪早期，唐朝和大食人曾经互换礼物；716年大食使者献金线袍和玉瓶；〔285〕726年苏黎(Sulaymān)和其他11人来朝献方物，获赐绯袍和银带后返回自己的祖国。〔286〕729年另一名使者入朝“致敬”并献方物，获赐百匹丝绸后被遣还。〔287〕746年一名波斯使者带来了一头犀牛(可能只是一只犀牛角)和一头大象等笨重的礼物。〔288〕755和756年阿巴斯王朝(‘Abbasids)遣使，758和759年又再度遣使；其中758年的入朝出现了礼仪方面的麻烦，因为穆斯林使者和一些回鹘使者同时抵达，并由此引起了一场谁先觐见皇帝的大争论。唐朝最后决定将他们分成两组，从左右同时进入。〔289〕
　　1.3.16.3 安禄山叛乱与大食的援助100
　　8世纪中期(755—766)的安禄山叛乱，导致唐朝很快就失去了西京长安，并借助外来的军队平定叛乱。安禄山曾经是皇帝的宠臣，但是他却在755年12月16日转而反对玄宗皇帝，并从自己管辖的范阳起兵，经过河北和山西后围攻洛阳，34天后该城落入他的手中。756年7月14日，唐玄宗和随行人员从长安逃往四川。愤怒的禁军将士杀死了宰相和他的儿子，并要求处死皇帝宠幸的杨贵妃。玄宗皇帝在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做出让步，杨贵妃被勒死。
　　契丹将军李光弼(Li Kuang-pi)则选择与叛军进行战斗。他率领由汉人和外来骑兵组成的1万余人的队伍以及3000名弓箭手从太原(Tai Yüuan)起兵。
　　8月12日，后来庙号为肃宗的皇位继承人(汉译者按：即太子李亨)称帝，并在灵武(Lin Wu)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朝廷。他派人向西方的盟友求助，从甘肃赶来了一支5000余人的军队，回鹘人稍后在鄂尔多斯(Ordos)地区也加入到唐军中。
　　春季，新皇帝得到消息说，来自拔汗那(费尔干那)、大食(阿拉伯)、安西和北庭的军队就要到了。人们还记得，744年唐朝公主曾经与费尔干那国王联姻，此后双方的关系特别和谐。在这支穿越唐朝与帕米尔之间辽阔区域的军队中有一名著名的景教主教伊萨克(Isaac)，他在唐代史籍中被称为“伊斯”(Iss-ǔ)，于757年3月14日抵达。
　　于阗国王带来了5000人。来自朔方群(Shuo Fang，country)和西域其他地区的15万多名士兵汇聚到了长安。许多作战勇敢的西方人担任先锋。在他们的帮助下，叛军有6万人被杀后逃走，而唐军则于757年11月14日进入长安。据说教士伊斯是他的上司郭子仪(Kuo Tsu-yi)将军的“爪牙”和军队的“耳目”。由于唐朝的军队中使用了很多间谍和密探，所以他有可能就是一名间谍——这的确是景教主教生涯中令人瞩目的一页。
　　757年12月3日洛阳收复，758年1月30日，安禄山被其子谋杀。尽管叛乱被成功平息，但是在唐朝人面前还有很多麻烦，这主要是因为那些不安分的外来军队。在收复洛阳的时候，唐朝曾以1万匹丝绸(1匹相当于唐代的40尺)贿赂回鹘人，以阻止其在城内抢掠。101
　　762年城北发生暴乱，在战斗中有大约6万人被杀；军队随即在东京进行劫掠和破坏，数万人被杀，还有很多人被作为奴隶掠走。该城被纵火烧毁，大火燃烧达数周之久。数月后诗人戎昱(Jung Yü)途经此地，目睹了这座城被“长鼻、黄色卷发”的人烧杀后的惨状。〔290〕
　　1.3.16.4 定居唐朝的大食人
　　在西方来的援军中有3000多名大食人。一般认为，尽管史书中未见到完整的记载，但是传说他们中有些人留下来并娶了中国的妻子，他们的后人则构成了当今北中国穆斯林人口中的核心部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瓦哈布(Ibn Wahhāb)大约在815年来到中国并在西安府(长安)拜见了僖宗皇帝，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他的记载表明，当时那里既没有穆斯林也没有清真寺。唐代的史籍中曾谈到景教寺和祆教祠，但是却并没有提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291〕当然，由于海上贸易活动的原因，在南中国的广州，可能还有杭州和泉州(Ch’üan-chou)，也有一些阿拉伯居民。大名鼎鼎的中国高僧鉴真(日文中作鑑真Ganjin)曾留下了有关8世纪广东的记述。他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遇到海风，在穿过“蛇海、鱼海和鸟海，历经艰险后”被吹到了海南(Hain-an)和广州。在广州河〔292〕上有很多印度人、波斯人和昆仑人的船只。这里各种商人都有，其中包括来自锡兰(Ceylon)、阿拉伯和中亚的白人和棕色人。〔293〕
　　1.3.16.5 阿拉伯对唐朝的记述102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有关记述，实际上是几名不同的旅行者在830—851年前往中国和印度的综合报告。〔294〕这一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第一手材料。记述说：
　　中国人有精美的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他们将象牙、香料、铜锭以及装饰腰带用的乌龟壳和犀牛角输入到中国。他们没有阿拉伯马，只有其他品种的马；他们有许多驴和双峰驼。他们的制陶工艺十分精良，做出来的瓷碗像玻璃一样好。〔295〕
　　这是文献中首次提到瓷器。萨迈拉(Samarra)〔296〕遗址曾出土了一些明确属于中国出产的陶瓷以及几件当地的仿制品，表明远东的陶瓷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297〕苏莱曼还对商品征税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并注意到在露天卖的东西都是由皇帝先挑选。他还注意到，皇帝垄断了盐和茶叶的买卖。不管是中国人、阿拉伯人或者其他民族的旅行者，都要带上一张身份卡。他还谈到了那里的法律和刑罚，并说娼妓们必须在官方注册并在颈部盖上印记或带上细绳。她们有执照，要纳税，并禁止与人结婚；不管谁娶了她们都将被处死。〔298〕他对中国人的丝绸袍子(有些是半透明)赞不绝口，并提到有名太监曾向一个商人展示过一件5层的袍子。〔299〕
　　1.3.16.6 唐朝对阿拉伯的记述
　　唐朝人同样也对阿拉伯人(Ta-shih，大食)印象深刻，并对这个遥远的国家有相当准确的了解。唐代史书记载说：
　　大食(Ta-shih)，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辄鄣面。日五拜天神。银带，佩银刀，不饮酒取乐。有礼堂容数百人，率七日，王高坐为下说曰：“死敌者生天上，杀敌受福。”故俗勇于斗。土饶砾不可耕，猎而食肉。……〔300〕103
　　伊本·瓦哈布曾在815年拜见唐朝皇帝，并报告说这位皇帝给他拿出了一些众先知们的图像。他从中认出了诺亚(Noah)、摩西(Mo-ses)、耶稣(Jesus)和穆罕默德(Mohammed)。〔301〕
　　1.3.16.7 伊本·瓦哈布笔下的长安
　　伊本·瓦哈布回国后，曾被问及唐代皇帝的朝廷所在地克姆丹城(Khumdān，即长安的粟特语名称)的情况，他回答道：
　　［该］城市甚大，人烟稠密。城中有宽长大街一条。街分全城为两大部。皇帝、大臣、军队、最高判官、阉寺以及所有皇室附属各色人等，皆居街东面。人民无法可与官吏交通。城东有小河自大河分出，供给所需用之水。河边植树成行，房舍布列。建筑雄壮，装饰华丽，人民不得进内。大街西面为商贾民居。有大市场通衢，售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天明时，宫中官吏及差役厨夫、达官家役，有步行者，有骑马者，纷来市场店铺，购买所需。至次晨始再回寓。〔302〕
　　1.3.17 京城长安
　　长安故城的布局〔303〕证实了伊本·瓦哈布的说法——该城的确呈正方形，一条宽阔的大道将其一分为二，而这条大道向北直通皇城和宫城的围墙。城市的街道经过了精心的布局，每部分都体现了唐人对秩序和规范的偏爱，诸如宫殿面南、讲究朝向、城分左右等。日本人因之深受启发，并根据该城一样的格局仿造了他们的新都奈良(Nara)。奈良至今仍然被称赞为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104
　　这里有为外来神祇们建造的寺庙，也是携带礼品和贡物的商队的目的地；来自异域的人们在此聚集，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吃着各自不同的食物，穿着各自不同的衣服。各种外来的时尚在此几乎无孔不入，好像唐朝人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戎狄习俗所改变了。
　　关于长安的市场：
　　长安城有两处分开的市场，用于贸易和制造商品。商人们的组织被称为“行”(Hang)，用于指称由买卖同种商品或从事同类贸易的商铺所组成的街道或街区。市场由街坊外墙一侧数以百计的货栈组成。据说长安的市场里有220个行，行四周的货栈里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珍稀货物。
　　城中有一条肉铺街，各种各样的食品则可以在其他街道上买到；有些街道则专门经营铁器和其他金属制品；还有一些街道经营马辔和马鞍，有些经营度量衡器，有些则经营药材和针头线脑。各行的大门口可能还挂着本行的招牌；这一点肯定也是唐初实行严格限制和约束的结果。后来这些规则便无人理会，各种商铺便开始分布在指定区域以外的地方，而从事同类贸易的商人们则依然在某种行内联合以来。〔304〕
　　1.3.18 唐代塑像在描绘外国人形象方面的重要性
　　制作这些塑像的店铺也许就坐落在城中的市场内。毫无疑问，这些店铺中各种规格不同、种类各异，带釉或无釉的塑像充斥其间，等待着各色人等前来选购。设计师和学徒们在作坊里肯定在忙着制作陶坯，为窑中准备塑件，并在陶坯上施以几近流质的釉料，供下一步烧制。
　　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大街和宽阔的大道，一双双明亮而好奇的眼睛注视着窗外不断变化着的景色，当那些大鼻子的人、黑皮肤的人或一头卷发的人们前来做买卖的时候，他们的服装、步态和面相便尽收眼底。泥塑工匠们用小棍轻快地一压，一小块陶泥便变成一个胡须，而他们所制作的这些商贩、酒商、马夫或圣人，也就成为唐代文献记载中的一部分内容。这些塑像虽然看起来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却是历史记载的有机补充部分；它们有时甚至比文字更能传神地显现过去中国的国际化生活景象。包括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印度人以及波斯人、阿富汗人和阿拉伯人在内的所有亚洲人的先人们，都来到了这里碰运气；他们在此展示自己的财富，相互分享各自在穿越新疆来到唐朝途中的历险经历，而所有的这些则构成了当时中央王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05
　　〔1〕Herrmann，A.(赫尔曼)，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中国历史地图集》)Cambridge，1935.Map 37.
　　〔2〕Hedin，Sven.(斯文·赫定)，Through Asia.(《穿越亚洲》)New York，1899；Across the Gobi Desert.(《穿越戈壁沙漠》)New York，1932；Riddles of the Gobi.(《戈壁之谜》)New York，1933；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New York，1938；Schuyler，E.(舒耶勒)，Turkestan.(《突厥斯坦》)New York，1876；Trinkler，E.(特林克勒)，Through the Heart of Afghanistan.(《穿越阿富汗的心脏》)Lon-don，1928；Filchner，W.A.(菲彻勒)，Scientist in Tartary.(《鞑靼的科学家》)London，1940；Tichy，H.(梯彻)，Afghanistan.(《阿富汗斯坦》)Leipzig，1940；Lattimore，O.(拉铁摩尔)，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New York，1940；还有斯坦因、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和法国阿富汗使团成员的著作中征引的许多著作。
　　〔3〕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中国突厥斯坦地下的宝藏》)，pp.18-21；So-per，A.(索珀)，“The Dome of Heaven in Asia.”pp.225-248.
　　〔4〕Stein，Sir M.A.(斯坦因)，Innermost Asia.(《腹地亚洲》)London，1928，p.576.汉译者按：原书附录参考文献出版年代作1921年。本书有汉译本，见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8页。斯坦因所引述的《北史·西域传》有关原文如下：“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士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国，周时，城有一十六。后至隋时，城有十八。……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
　　〔5〕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文献》)，p.101 et seq.汉译者按：沙畹此处所引述的乃《隋书·西域传》，有关原文如下：“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伯雅……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沙畹在原引文中误将麹伯雅的自称“孤”字译为orphan(孤儿)，本书作者因不识汉文故仍照录。
　　〔6〕Grousset，R.(格鲁塞)，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沿着佛陀的足迹》)London，1932.p.45.
　　〔7〕汉译者按：此段记载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其王麹伯雅，隋时尝妻以戚属宇文氏女，号华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来告，高祖命使者临吊。后五年，献狗高六寸，长尺，能曳马衔烛，云出拂菻，中国始有拂菻狗。太宗即位，献玄狐裘，帝赐妻宇文华*(左钅右奠)一具，宇文亦上玉盘。”
　　〔8〕Grousset，R.(格鲁塞)，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沿着佛陀的足迹》)London，1932.pp.47-50.汉译者按：以上论述依据的有关原文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高昌王麹文泰使人先在伊吾……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白力城。时日已暮……即以其夜半到王城，……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停十余日，欲辞行，……王曰：‘……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查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法师谢曰：‘王之厚意，岂贫道寡德所当。但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只可日日坚强，岂使中涂而止’……王亦不纳……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仍曲停一月讲《仁王波若经》……后日，王别张大帐开讲，帐可坐三百余人……将昇法座，王又低跪为隥，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疋为信。又以绫绡五百疋、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逓送出境。’”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8-21页。
　　〔9〕Stein，Sir M.A.(斯坦因)，Innermost Asia.Vol.II，P.577 and note on p.578.汉译者披：此处指的是《姜行本纪功碑》，内容是为准备攻打高昌，唐行军副总管姜行本率领随军工匠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在伊州北部析罗漫山的黑绀岭(即今天山口门子、松树塘一带)，伐术制造冲车、抛石机和云梯等攻城器械。原文中记有：“未盈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则山林殚尽，叱咤则山谷荡薄，冲梯暂整，百橹冰碎，机桧一发，千石云飞。墨翟之拒无施，公输之妙讵比?”
　　〔10〕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07 and 109.汉译者按：此处根据的是《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原文为：“先是，其国人谣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捷书闻，天子大悦，宴群臣，班赐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县之，号西昌州。……徙高昌豪桀于中国，智盛拜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弟智湛右武卫中郎将、天山郡公。麹氏传国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11〕汉译者按：此处根据《新唐书·西域传》原文为：“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马四千。”
　　〔12〕Stein，Sir M.A.(斯坦因)，Innermost Asia.pp.578-580.汉译者按：本书作者在此处引述斯坦因该部著作的时候引文不甚连贯。完整译文请参看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2卷，第820-821页。
　　〔13〕Lévi，S.(列维)，“Le‘Tocharien’.”(《吐火罗语》)In Jour Asiatique(《亚洲学刊》)，Jan.-March，1933，p.4，note 2.
　　〔14〕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London，1933.pp.265-266.汉译者按：本书有巫新华的同名汉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向达先生早在1935年就将此书译成汉文，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再版。此处译文据向达先生1987年再版译本，第187页。
　　〔15〕Stein，Sir M.A.and Binyon，L.(斯坦因、宾甬)，“Remains of a T’ang Painting，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发现的唐代残画》)In Burlington Magazine(《伯林顿杂志》)，June，1925，pp.266-269.
　　〔16〕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p.126.
　　〔17〕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p.121.
　　〔18〕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p.267.汉译者按：此处据向达译本，第189页。
　　〔19〕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p.269.
　　〔20〕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绘画的插图见此文中的图版I、II。
　　〔21〕Tomita，K.(富田)，A Portfolio of Chinese Paintings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波士顿美术馆藏汉至宋代中国绘画集》)Boston，1933.pls.46，52-56，以及第9页的文字部分。
　　〔22〕Hackney，L.与Yau，C.F.(哈克尼与姚)，Catalogue of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Ada Small Moore.(《阿达·小摩尔绘画藏品目录》)New York，1940，p.69，pl.XXI，周昉作品的宋代画家摹本，他本人生活在780—810年。
　　〔23〕Le Coq，A.von(勒柯克)，Chotscho，p.4e.
　　〔24〕Waldschmidt，E.(瓦尔德施密特)，Gandhāra，kūtscha，Turfān.Leipzig，1925.ps.18c and 21a.
　　〔25〕Andrews，F.H.(安德鲁斯)，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AnhquitiesRecoverad by Sir Aurel Scein During His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 in the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Museum，(《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藏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在中亚、甘肃和东伊朗探险所获文物题解》)New Delhi，1935.
　　〔26〕Stein，Sir M.A.(斯坦因)，The Thousand Buddhas.London，1921年，p.16，其年代为864年。
　　〔27〕汉译者按：Kirghiz即唐代文献中的黠戞斯。
　　〔28〕Stein，Sir M.A.(斯坦因)，Innermost Asia.pp.80-82.汉译者按：此处译文参考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笫2卷，第822-823页。本段原引文与巫新华译本略有出入。
　　〔29〕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p.21-22.汉译者按：汉译文见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30〕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87.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于《旧唐书·回纥传》：“其象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
　　〔31〕Grousset，R.(格鲁塞)，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东方文明》)China.(《中国》)New York，1931—1934.Vol.III，p.151.
　　〔32〕Cammann，S.(坎曼)，“Notes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K’o-ssǔ Tapestry.”(《中国的缂丝挂毯起源考》)Artibus Asiae，(《亚洲艺术》)Vol.XI，1/2，1948.p.107.汉译者按：以上论述主要依据的是《宋史·高昌传》中留存的王延德所撰《西域使程记》(又称《王延德使高昌记》)，有关原文为：“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屋室覆以白垩。……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石岂。……地产五谷，惟无荞麦。贵人食马，余食羊及凫雁。乐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绣文花蕊布。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
　　〔33〕汉译者按：以上见于《宋史·高昌传》：“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
　　〔34〕王延德行记的内容请参见Julien，S.(儒莲)，“Les Ouigours.”(《回鹘考》)In Journal Asi-atique(《亚洲学刊》)，Paris，1847，pp.50-66.汉译者按：以上内容据《宋史·高昌传》，有关原文为：“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赈之。人多寿考，率百余岁，绝无夭死。……又五日，上金岭，过岭即多雨雪。岭上有龙堂，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庭，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北庭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鞋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楼台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
　　〔35〕有关双方彼此关系的完整论述，请参见本书附录6关于回鹘的内容。
　　〔36〕《Life》(生活，New York，Dec.13，1943，p.97.)杂志上刊发的一篇文章中说：“新疆的370万人口中有维吾尔人270万人，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这些类似的数据还见于《远东概览》(Far Eastern Survey)，1944年3月12日，第53页，“新疆概览”。在1948年9月7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亨利·R·李伯曼(Henry.R.Lieberman)谈到：“在新疆生活着14个民族，他们大致处于三种情况：完全独立，中国治下的高度自治，与苏联合作。”他用图片说明“有数百名突厥人虽然大多目不识丁，但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却十分了解。他们涌入维吾尔文化俱乐部表演新疆本地的歌舞。一名农民打扮的迷人姑娘以一首歌唱突厥英雄的歌曲赢得满堂喝彩，副歌的歌词是‘我们都要彼此忠诚友善。’”《生活》(同上，第97页)上的这幅姑娘的照片使我们有机会目睹这样一位舞者，而从可爱的祖书达汗(Zuwida Khan，见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13)那里，我们则见证了曾经在中唐时期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尚，仍然在延续着女子的美丽。
　　〔37〕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56.汉译者按：汉译文见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第44-45页。
　　〔38〕Le Coq，A.von(勒柯克)，Chotscho.p.I.
　　〔39〕Le Coq，A.vou(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p.58-59.
　　〔40〕Le Coq，A.vou(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59.
　　〔41〕Le Coq，A.vou(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100.
　　〔42〕Le Coq，A.vou(勒柯克)，Chotscho.pl.7；Buried Treasures.p.9.
　　〔43〕Le Coq，A.vou(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78.
　　〔44〕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fig.107；The Thousand Buddhas(《千佛洞》)封面上的装饰画。
　　〔45〕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 zur Kunst a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解》)Berlin，1925.pp.37-43.
　　〔46〕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p.264.
　　〔47〕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p.263.
　　〔48〕Le Coq，A.von(勒柯克)，Chotscho.p.16.
　　〔49〕Stein，Sir M.A.(斯坦因)，Serindia，pls.LXI，LXVI，LXVII，LXXX，C；andThe Thousand Bud-dhas，pl.XXV.
　　〔50〕Thompson，D.(汤普森)，“Note on the Dated Rolls from Ch’ien Fo-tung in 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藏千佛洞纪年卷子考》)In Rupam，1927，no.30，pp.51-54.
　　〔51〕林仰山：《唐代的对外关系》中有关《基督教记录》的章节，p.643 et seq.
　　〔52〕Le Coq，A.Von(勒柯克)，Burisd Treasures.pp.30-35.波奇特(Burkitt，F.C.)，The Rel-gion of Manichees，(《摩尼的宗教》)，Cambridge，Enland，1925.
　　〔53〕林仰山：《唐代的对外关系》，第646页.汉译者按：本段所依据的原文见于《佛祖统纪》卷39：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
　　〔54〕林仰山：《唐代的对外关系》，第647页。汉译者按：本段所依据的原文见于《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06页。
　　〔55〕汉译者按：本段所依据的原文见于《通典》卷40《职官》：开元二十年七月玄宗下诏敕：“未(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103页。
　　〔56〕林仰山：《唐代的对外关系》，第648页.
　　〔57〕Moule，A.C.(穆尔)，Christians in China.(《中国的基督教》)London，1930.p.71，note 84.汉译者按：本书有汉译本，即郝镇华译、蒋本良校：《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77页。本段引文见于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7中所引的唐开元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原文为“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祆祠四。”
　　〔58〕Bielenstein，H.(巴伦斯坦)，“The Census of China.”(《中国人口统计》)In BMFEA，no.19，1947，p.161.
　　〔59〕Hackin，J.(哈金)，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n Asie Ceatrale.(《中亚考古研究》)Paris，1936.p.9.
　　〔60〕Edwards，E.D.(爱德华兹)，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p.57.
　　〔61〕汉译者按：“两税”原文作“biennial taxes”，意为“两年缴纳一次的税”，误。唐德宗朝宰相杨炎创立“两税法”，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及各项杂税，并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所指的乃是户税和地税。
　　〔62〕Goodrich，L.C.(富路特)，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简史》)New York，1943.pp.126-127.汉译者按：本段依据的是《旧唐书·武宗本纪》的记载，原文为：“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06页。
　　〔63〕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62.汉译者按：陈海涛汉译本《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第51页中的译文与本书原文所引略有出入。
　　〔64〕穆尔：《中国的基督教》，第24页。
　　〔65〕穆尔：《中国的基督教》，p.35 et seq.汉译者按：以下《景教碑》录文参见路远著：《景教与景教碑》附录，西安出版社2009年，第322-323页。
　　〔66〕穆尔：《中国的基督教》，第71-72页。汉译者按：本段引文见郝镇华译本，第77页。本书英译文与汉文原文有出入，如“故人”作“foreigners”(外国人)。
　　〔67〕穆尔：《中国的基督教》，第40页。汉译者按：本段为《景教碑》碑文，见郝镇华译本，第43页；路远《景教与景教碑》附录，第323页。
　　〔68〕林仰山：《唐代的对外关系》中有关《中国纪录》的部分，第354页.
　　〔69〕穆尔：《中国的基督教》，第52-58页。
　　〔70〕穆尔：《中国的基督教》，p.67，and footnote p.69.
　　〔71〕汉译者按：即广州。
　　〔72〕汉译者按：以上据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有关原文为：“法师梵名般剌若(唐言智惠)，北天竺境迦毕试国人也。……至二十三诣中天竺那兰陀寺，受大乘唯识瑜伽中边等论及声明论，……尝闻支那大国，文殊在中，东赴大唐，誓传佛教。泛海东迈，架险乘航…泊建中三年(782年)，届于上国矣。至贞元二祀(786年)，访见乡亲。神策正将罗好心，即般若三藏舅氏之子也。……好心既信重三宝，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蜜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胡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殊，图窃虚名，匪为福利。”见郝镇华译、蒋本良校：《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74页。
　　〔73〕穆尔：《中国的基督教》，p.70，note 83，碑铭出自永兴县的重岩寺，今湖北兴国州。汉译者按：此碑铭文的录文见于《全唐文》卷727和《金石萃编》卷102。郝镇华译、蒋本良校：《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75页。
　　〔74〕Le Coq，A.von(勒柯克)，Chotscho，第17页的线描图；Buried Treasures，p.9.
　　〔75〕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敦煌石窟》)Vol.V，pl.CCXCVI，137b号石窟。
　　〔76〕Grünwedel，A.(格伦威德尔)，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ten in Chinesich Turkistan.(《中国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文化》)Berlin，1912.
　　〔77〕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 zur Kunst a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解》)pp.37-45；Stein.Sir M.A.(斯坦因)，Serindia.p.CXXVI， mi-XVIII，0014，一幅出自焉耆的色胶壁画。
　　〔7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10-111.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上》：“焉耆国直京师西七千里而赢，横六百里，纵四百里。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鱼盐利。俗祝发氈衣。户四千，胜兵二千，常役属西突厥。俗尚娱遨，二月朏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岁尽止。”
　　〔79〕汉译者按：本段依据原文见于《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焉耆(阿耆尼)“泉流交带，引水为田。……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48页。
　　〔80〕汉译者按：此段依据原文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阿耆尼王与诸臣来迎，延入供养。其国先被高昌寇扰，有恨不肯给马。法师停一宿而过。”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81〕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3.
　　〔82〕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4.汉译者按：以上论述依据《新唐书·西域传上》，有关原文为：“西突厥臣屈利啜为弟娶(焉耆王)突骑支女，遂相约为辅车势，不朝贡。……帝即命孝恪为西州道总管，率兵出银山道，……孝恪倍道绝水，夜傅堞，迟曙噪而登，鼓角轰哄，唐兵纵，国人扰败，斩千余级，执突骑支，……囚突骑支及妻子送洛阳，有诏赦罪。……国人请还前王突骑支，高宗许之，拜左卫大将军，归国。……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讫天宝常朝贺。”
　　〔83〕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P.281.
　　〔84〕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59.汉译者按：本段依据原文见于《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
　　〔85〕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fig 10.
　　〔86〕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5.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上》。
　　〔87〕Grünwedel，A.(格伦威德尔)，Alt-Kutscha.(《古代库车》)Berlin，1920.pls.XIII—IV。
　　〔88〕汉译者按：此处指的是曹婆罗门家族。
　　〔89〕Bagchi，P.C.(师觉月)，India and China，a Thousand Year of Sino-Indian Cultural Contact.Calcutta，1944.pp.175-176.汉译者按：《隋书·音乐志下》：“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90〕Le Coq，A.von(勒柯克)Die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中亚的晚期佛教》)Teil I-IV.Berlin，1922—1924.Die Plastik(《雕塑艺术》)，pp.18a，19a，21b，22b、c，26a、b、c、d，27，31a(可与中国雕塑中的吐火罗女骑马俑比较)，32；34；35(注意其欧洲人特点的黑发、白皮肤)。
　　〔91〕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pp.44-45.
　　〔92〕Le Coq，A.von(勒柯克)，Die Plastik.p.39.
　　〔93〕见勒柯克：《中亚的晚期佛教》第五卷，p.7以及p.11a中的其他吐火罗人类型。Neue Bildewerke(《新画作》)，第二卷，p.6中的僧人、骑士和女子；《新画作》第二卷p.64中的两名骑士和国王，同卷p.3中欧洲人长相的棕发僧人。
　　〔94〕Sculptural Forms in Terra Cotta from Chinese Tombs.(《中国古墓中的赤陶雕塑类型》)The Toledo Museum of Art.Toledo，Ohio，1939.Fg.47 on p.15.
　　〔95〕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pp.38-39.
　　〔96〕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figs.32 and 33，以及第11-22页有关甲胄的讨论。
　　〔97〕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fig 22.
　　〔98〕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fig 11.
　　〔99〕Le Coq，A.von(勒柯克)，Bilderatlas.pp.44-45.
　　〔100〕Le Coq，A.von(勒柯克)，De la Grèce à la Chine.P.11 and p.XV.
　　〔101〕Grusset，R.(格鲁塞)，Footsteps.p.55.
　　〔102〕Agrawala，V.S.(阿格华尔)，“Terracotta Figurines of Ahichchatra，District Bareilly，U.P.”(《北方邦巴雷利地区阿希切特拉的陶像》)Ancient India(《古代印度》)，no.4.July 1947-Jan-uary 1948.pp.104-179，以及Kala，S.C.(卡拉)，Terracotta Figurines from Kausāmbi.(《憍赏弥之陶制塑像》)Allahabad，1950.
　　〔103〕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36.
　　〔104〕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6.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上》。
　　〔105〕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西突厥史料补》)p.15.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突厥传下》：“贺鲁者，室点蜜可汗五世孙，……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
　　〔106〕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7.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上》。
　　〔107〕Cammann，S.(坎曼)，“The TLV Pattern on Cosmic Mirrors of the Han Dynasty.”《汉代宇宙镜像中的三元模式(TLV Pattern)》In JAOS，Oct.-Dec.，1948.p.161.
　　〔10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7 and 119.沙畹说这些财物的具体情况不明。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上》。
　　〔109〕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9.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上》：“上元中，素稽献银颇罗、名马。天授三年，王延田跌来朝。始，仪凤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此兵三万镇守。于是沙碛荒绝，民供赀粮苦甚，议者请弃之，武后不听。”
　　〔110〕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p.45，49，59，60.
　　〔111〕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21-122.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上》。
　　〔112〕汉译者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原文作：“出细氈褐，工织细*、*毹”，季羡林等校注本，第995页。
　　〔113〕Grusset，R.(格鲁塞)，De la Grèce à la Chine.(《希腊与中国》)München，1948.p.60-70，72.
　　〔114〕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20.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上》。
　　〔115〕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221-229；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79-80，Appendix II.
　　〔116〕汉译者按：此段出自《阙特勤碑》东面第3行。译文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其他汉译本可参见韩儒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原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六卷第六期，收入《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以及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耿世民：《突厥文碑铭译文》，收入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7〕Thomsen，V.(汤姆森)：“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échiffées.”(《突厥碑铭考释》)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 Ougrienne(《芬兰—乌戈尔学会纪念文集》)，vol.V，1896，pp.80-99.
　　〔11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25.汉译者注：此段依据原文见于《新唐书·突厥传下》：“统叶护可汗……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统叶护可汗来请昏，帝与群臣谋：“西突厥去我远，缓急不可杖，可与昏乎?”封德彝曰：“计今之便，莫若远交而近攻，请听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后图之。帝乃许昏，诏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可汗喜，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藉约。”
　　〔119〕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66.汉译者注：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67-69页。
　　〔120〕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72.汉译者注：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76页。
　　〔121〕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74.汉译者注：此段原文见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27页。
　　〔122〕Shiratori，K.(白鸟库吉)，“The Queue among the People of North Aaia.“(《北亚人的辫子》)I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东洋文库研究部文集)，Tokyo，no.4，1929.pp.1-70；此处参见第17页。“铁勒诸姓、回纥、胡禄(Yüe-lu)、俟利发(Sou-li-fa)等，总百余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收其瀚海，尽入提封；解其辫发，并垂冠带。”据此我们可知这些人至少在唐初的时候是辫发的。(引文出自《旧唐书》)隋代时高昌(吐鲁番)王伯雅(Pu-ya)曾下令国人去除辫发，唐朝皇帝对此表示赞赏(参见48页)。白鸟认为吐鲁番的一些居民没有像临近的龟兹人那样断发，可能主要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北方突厥的影响。突厥曾在此常驻代理人，并从经过这座绿洲城市的商贾那里收税，所以当地人也像突厥人那样让头发自然生长。他们臣服唐朝和脱离突厥的标志便是接受中国的服饰并断发。
　　〔123〕Fitzgerald，C.(非茨杰拉德)，The Son of Heaven.(《天子》)Cambridge，1933.p.159.
　　〔124〕Jakubovsky，A.J.And Djakonov，M.M.(雅库布夫斯基与德亚考诺夫)，Zivopas Dravnego Pjandzhikenta.Akademia Nauk SSSR，Moscow，1954，Pls.X-XII，以及格雷泽(Glaesser，G.)，“Paint-ing in Ancient Pjandzkent.”(《古代片治肯特绘画》)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Rome，1957，VIII/2，pp.199-215.
　　〔125〕汉译者注：原译文误作Mao-Ch’ang，当做Kao-Ch’ang。
　　〔126〕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74-7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8页。
　　〔127〕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75.
　　〔128〕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师报曰：‘今之彼，欲追寻圣迹慕求法耳。’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即封为摩咄达官，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又施绯绫法服一袭，绢五十疋，与群臣送十余里。”。
　　〔129〕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25-26.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旧唐书·突厥传下》。
　　〔130〕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4.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64，《新唐书·突厥传下》亦云：“帝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吞阿娄拔利邲咄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
　　〔131〕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27.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旧唐书·突厥传下》。
　　〔132〕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p.8-11.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8。
　　〔133〕Pelliot，P.(伯希和)，“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中亚问题新考》)In T’oung Pao(《通报》)，Leiden，no.26，1929，p.248.
　　〔134〕Pelliot，P.(伯希和)，“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中亚问题新考》)In T’oung Pao(《通报》)，Leiden，no.26，1929，p.229.
　　〔135〕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61.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7。
　　〔136〕Barthold，W.(巴托尔德)：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中亚突厥史》)Paris，1945，p.4.
　　〔137〕汉译者按：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
　　〔138〕Eberhard，W.(艾博华)，“Some Cultural Traits of the Sha-t’o Turks.”(《沙陀突厥的若干文化特征》)In Oriental Art(《东方艺术》)，vol.I，no.2，Autumn of 1948，pp.50-55.
　　〔139〕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48.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
　　〔140〕汉译者按：费尔干纳，《新唐书·西域传下》称：“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左钅右发)汗，元魏时谓破洛那。”
　　〔141〕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61.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9。
　　〔142〕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84.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1。
　　〔143〕Grusset，R.(格鲁塞)，Histoire del’Extréme Orient.(《远东史》)p.274.
　　〔144〕Crusset，R.(格鲁塞)，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沿着佛陀的足迹》)p.77.
　　〔145〕Jakubovsky(雅库布夫斯基)Jakubovsky，A.J.And Djakonov，M.M.(雅库布夫斯基与德亚考诺夫)，Zivopas Dravnego Pjandzhikenta.Akademia Nauk SSSR，Moscow，1954，Pls.X-XII，以及格雷泽(Glaesser，G.)，“Painting in Ancient Pjandzkent.”(《古代片治肯特绘画》)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Rome，1957，VIII/2，pp.199-215.pls，XV-XXIII.
　　〔146〕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33-13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
　　〔147〕Barthold，W.(巴托尔德)：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中亚突厥史》)Paris，1945.pp.83-92.
　　〔148〕Jakubovsky(雅库布夫斯基)Jakubovsky，A.J.And Djakonov，M.M.(雅库布夫斯基与德亚考诺夫)，Zivopas Dravnego Pjandzhikenta.Akademia Nauk SSSR，Moscow，1954，p.X-XII，以及格雷泽(Glaesser，G.)，“Painting in Ancient Pjandzkent.”(《古代片治肯特绘画》)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Rome，1957，VIII/2，pp.199-215.ps.XXXVII-XXXIX.
　　〔149〕Stein，Sir M.A.(斯坦因)，Serindia.(《塞林迪亚》)Vol.II，p.909.
　　〔150〕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3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
　　〔151〕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33.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杜佑《通典》卷193《边防九》，引自韦节《西蕃记》，而不是来自本书下文所称的杜环提供的材料。
　　〔152〕Pelliot，p.(伯希和)，“Des Artisans chinois ā la Capitale abbasiden en 751—762.”(《751—762年阿巴斯首都的中国艺术品》)In T’oung Pao，no.26，1929，p.110-111.
　　〔153〕Jakubovsky(雅库布夫斯基)Jakubovsky，A.J.And Djakonov，M.M.(雅库布夫斯基与德亚考诺夫)，Zivopas Dravnego Pjandzhikenta.Akademia Nauk SSSR，Moscow，1954，Pls.X-XII，以及格雷泽(Glaesser，G.)，“Painting in Ancient Pjandzkent.”(《古代片治肯特绘画》)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Rome，1957，VIII/2，pp.199-215.p.XXXIV—XXXIX以及格雷泽(Glaesser)上引书。
　　〔154〕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94-95.汉译者按：此段分别依据《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飒秣建国(即撒马尔罕)“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菓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7-88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飒秣建国(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向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所从二小师住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肃然，咸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见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30页。
　　〔155〕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p.45-46.汉译者按：此段原文均见于《册封元龟》卷971。
　　〔156〕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34以及沙畹Documents p.14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分别见于《册封元龟》卷971和《新唐书·西域传下》。
　　〔157〕Ishida，M.(石田茂作)：“Etudes sino-iranniennes，I.Apropos du Hu-hsüan-wu.”(《中国与伊朗研究I：胡旋舞》)In Toyo Bunko Rescach Department，Tokyo，no.6，1932，pp.61-76；译文及缩写见附录V。
　　〔15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4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下》。
　　〔159〕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96-100.汉译者按：本书有汉译本，见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160〕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37-138.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于《新唐书·西域传下》。
　　〔161〕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192-195.
　　〔162〕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196.
　　〔163〕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236.汉译者按：本段译文见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第273页。
　　〔164〕Ferrand，G.(费琅)，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an en Inde et en Chine(《阿托伯人苏莱曼印度中国旅行记》)，Paris，1922.p.84.
　　〔165〕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237-238.汉译者按：本段译文见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第274-275页。
　　〔166〕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235-236；根据985年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克迪斯(Maqdisi)的记述。
　　〔167〕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236-237.汉译者按：本段译文见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第272-274页。本书引文与汉译本略有出入。
　　〔168〕Barthold，W.(巴托尔德)，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28.pp.237.汉译者按：本段译文见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第274页。
　　〔169〕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4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
　　〔170〕Altman，V.(阿特曼)，“Ancient Khorozmian Ciliz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Latest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1937—1947).”(《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古代花剌子模文明》)In JADS，vol.67，no.2，April-June I947，JAOS，p.82.
　　〔171〕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46.
　　〔172〕Wattera，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l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101-102.
　　〔173〕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5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吐火罗“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其王号“叶护”……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熊啖铁，俗谓鸵鸟。……神龙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留宿卫。”
　　〔174〕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38-41.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1。
　　〔175〕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usures.p.35.汉译者按：此段译文见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第21页。
　　〔176〕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50，57，76；，Notes Additionnelles.pp.157-158.
　　〔177〕有关玻璃的情况参见Crusset，R.(格鲁塞)，De la Grèce à la Chine.(《希腊与中国》)，pl.I，in color.
　　〔17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58.
　　〔179〕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64-165；Notes Additionnelles.p.51，55 and 82.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和《册府元龟》卷971。
　　〔180〕Grusset，R.(格鲁塞)，Footsteps(《沿着佛陀的足迹》)，pp.225-227.
　　〔181〕附录3关于旅行者的论述。
　　〔182〕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61-162.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
　　〔183〕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p.11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129页。
　　〔184〕Hackin，J.(哈金)，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égram.Paris，1939—1940.(《1939—1940贝格拉姆考古发现新探》)Mém.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caise en Afghani-stan，T.XIV，(阿富汗斯坦法兰西考古队纪念文集之十四)Paris，1954，2vol.Ghirshman，R.(基尔施曼)：“Les Fouilles de Begram，Afghanistan”(《阿富汗贝格拉姆考古发掘》)，Journal Asiatique，1943—1945；Grusset，R.(格鲁塞)，De la Grèce à la Chine.(《希腊与中国》)，P1.I，in color；Chirsh-man R.(基尔施曼)，Bégram，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贝格拉姆：贵霜考古与历史研究》)Mém.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caise en Afghanistan，t.XII=Mém.de l’Institut franc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T.LXXIX，Cairo，1946；Les Chionites-Hephihalites，(《匈尼特—嚈哒人》)same series，T.XIII-LXXX resp，Cairo，1948.
　　〔185〕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30-132；《西突厥史料补》，第74页。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上》和《册府元龟》卷971。本书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
　　〔186〕沙畹：《文献》，第145页；Notes Additionnelles.p.34.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和《册府元龟》卷971。
　　〔187〕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敦煌石窟》)vol.II，p.LXXXIV，cave 51；p.XCIV，cave 53B；vol.V，1.CCCIII and CCCIV，cave 139A；vol.VI，p.CCCXXX，cave 168.
　　〔188〕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123.参见附录II。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135-136页。
　　〔189〕参见附录4。
　　〔190〕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181.汉译者按：此段据《大唐西域记》卷1，原文为：“滥波国周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宜粳稻，多甘蔗，林树虽众，果实乃少。气序渐温，微霜无雪。国俗丰乐，人尚歌咏。志性怯弱，情怀诡诈，更相欺诮，未有推先。体貌卑小，动止轻躁。多衣白*，所服鲜饰。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天祠数十，异道甚多。”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18页。
　　〔191〕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182.
　　〔192〕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183.汉译者按：此段据《大唐西域记》卷1，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19-223页。
　　〔193〕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32页。
　　〔194〕Barthoux，J.(巴托克)，Les Fouilles de Hadda.(《哈达的考古发掘》)Paris，1930. Vol.I＆III.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caise en Afghanistan.III(阿富汗斯坦法兰西考古队纪念文集之三)；Etudes d’orientalisme，Musée Guimet，Mémoirs Raymonde Linossier.(《集美博物馆东方藏品研究——纪念雷蒙德·利诺色》)Paris，1932，Vol.II；Grousset，R.(格鲁塞)，De la Grèce à la Chine.(《希腊与中国》)p.xxx and fig.18，35-57.
　　〔195〕Gubiand，M.(古比安得)，“Les Caravaniers.”(《沙漠商队》)p.128.
　　〔196〕Rowland，B.(罗兰德)，“The Hellenistic Tradition.”(《希腊传统》)p.11.参见附录4。
　　〔197〕参见附录3。
　　〔198〕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p.113.
　　〔199〕Marshall，Sir John.(马歇尔)：“Excavations at Taxila.”(《呾叉始罗的发掘》)In Archaco-logical Survey of India，no.7，Calcutta，1921，p.XXV I a；“Exporation and Research.”(《考察与研究》)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aoological Survey for September 1929—1930(《1929—1930年9月的年度报告》)，p.XIV，3.有关哈达的部分参见Barthoux，J.(巴托克)，Les Fouilles de Hadda.(《哈达的考古发掘》)Paris，1930.Vol.I＆III.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caise en Af-ghanistan.III，vol.III，p.42，50b，55a，56b，57，58g，61 b-c，62 d-f，64，71c，83，85a，89，99a.g，102a，103c，104b；于阗的例子参见蒙代尔(Montell Gosta)，“Sven Hedin’s Archac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斯文赫定的和田考古藏品》)In BMFEA，no.7，Stockholm，1935，p.VII 8，p.VIII，p.XI.
　　〔200〕参见本书有关工艺部分的章节。
　　〔201〕Le Coq，A.von(勒柯克)，Neue Blidwerke，(《新画作》)Vol，II，p.3，and Vol.l，p.2.
　　〔202〕Le Coq，A.von(勒柯克)，Neue Blidwerke，Vol，III.
　　〔203〕Le Coq，A.von(勒柯克)，Die Plastik，(《雕塑艺术》)Vol，I，pl.26.
　　〔204〕Le Coq，A.von(勒柯克)，Die Plastik，pls.37 and 38.
　　〔205〕Agrawala(阿格华尔)，“Terracotta Figurines.”(《阿希切特拉的陶像》)pp.124-297.
　　〔206〕Rostovtzeff.M.(罗斯托夫采夫)，“Greco-Indian Art.”(《希腊—印度艺术》)In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古代艺术评论》)，VII.1931，p.209.footnote.
　　〔207〕Stein，Sir M.A.(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 Asian，Tracks，(《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Pl.III，作者描述说，文殊菩萨乘白狮，“旁边的黑皮肤侍者可能是印度人而不是大家以为的黑人”；又见The Thousand Buddhas.(《千佛洞》)，pls. III and IV，以及同作者Serindia(《塞林迪亚》)pl.LIX和Innermost Asia(《腹地亚洲》)中的其他例子。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敦煌石窟》)，vol.VI，caves 168，pl.CCCXXXI，以及caves 169，pl.CCCXXXIV。Warner，L.(华纳)，The Buddhist Wall Paintings of Wan Fo Hsia(《万佛峡佛教壁画》)p.XVIII and XXII.
　　〔208〕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vol.I，cave 8，pl.XV and pl.XX，vol.VI.pl.CCCXXIV；vol，III，cave 52，pl.XCI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209〕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vol.VI，p.CCCXXV.
　　〔210〕Hentze，C.(亨茨)，Chinese Tomb Figures(《中国的随葬塑像》)，London，1928.p.74b.
　　〔211〕Schmidt，R.(施密特)，Chinesische Keramik-ausstellung im Frankfurter Kunstgewerbe-museum.(《法兰克福工艺美术博物馆藏中国陶器》)Frankfurt-am-Main，1923，p.16c.
　　〔212〕19窟，该壁画在伯希和的著作中我没有能找到，反而见于大都会博物馆藏品中编号为E128658号幻灯片中，该照片为斯克曼(L.Sickman)所有。从邵芳女士的壁画临摹品中我进一步确定了几幅原作。
　　〔213〕张星烺，“The Importation of Negro Slaves to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唐代进口到中国的黑奴》)In The Bulletin，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辅仁英文学志》)no.7，Dec.1930，pp.37-59；此处参见第37页。
　　〔214〕张星烺，“The Importation of Negro Slaves to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唐代进口到中国的黑奴》)In The Bulletin，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辅仁英文学志》)no.7，Dec.1930，p.39.
　　〔215〕Kuwabara，J.(桑原騭藏)，“Ou P’u Shan-K’ēng.”(《浦寿庚考》)In Memoirs of Toyo Bunkono.2，Tokyo，1928 ，pp.61-62.
　　〔216〕Takakusu，J.(高楠顺次郎)：《竹内(Ganshin)之航海》，BEFEO，vol.XXVII，1928，Hanoi，1929年，p.466.
　　〔217〕Stein，R.A.(斯坦因)，“Le Lin-yi.”(《林邑考》)In Han Hiue Bulletin(《汉学》)，v.II，Pe-king，1947.p.197.
　　〔218〕Geodrich，L.C.(富路特)，“Negroes in China.”(《中国的黑奴》)In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北平辅仁英文学志》)，1931，pp.137-138.
　　〔219〕Yazdani(雅兹达尼)，Ajanta.(《阿旃陀》)前引书第三卷，p.LXXlV，cave XVI.
　　〔220〕Pamentier，H.(帕门梯埃)，Les Sculptures Chames au Musée de Tourance.(《岘港博物馆中的占婆雕塑》)Paris，1922.
　　〔221〕Kats，J.(凯茨)，The Ramayana as Sculptured in Javanese Temples.(《爪哇寺院中的罗摩衍那雕塑》)Batavia，巴达维亚(Batavia，汉译者按：印尼首都雅加达Jakarta的旧称)，无出版日期，图版8中祭坛右侧以及图版37左下角的人物。
　　〔222〕汉译者按：本段原文见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127页。
　　〔223〕张星烺，“The Importation of Negro Slaves to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唐代进口到中国的黑奴》)In The Bulletin，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辅仁英文学志》)no.7，Dec.1930，pp.41-43.
　　〔224〕张星烺，“The Importation of Negro Slaves to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唐代进口到中国的黑奴》)In The Bulletin，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辅仁英文学志》)no.7，Dec.1930，p.43.
　　〔225〕张星烺，“The Importation of Negro Slaves to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唐代进口到中国的黑奴》)In The Bulletin，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辅仁英文学志》)no.7，Dec.1930，9.44.
　　〔226〕Latourette，K.(勒陀拉)，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中国人，他们的历史与文化》)New York，1946，p.205.
　　〔227〕Grousset，R.(格鲁塞)，Histoire del’Extréme Orient.(《远东史》)p.268.
　　〔22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28-129.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上》。
　　〔229〕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261.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321页。
　　〔230〕Grusset，R.(格鲁塞)，Footsteps.pp.114-116.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43页。
　　〔231〕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p.166-167.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
　　〔232〕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55.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5。
　　〔233〕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93.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5：［乾元元年］“四月庚申，罽宾三藏般若力、中天竺国婆罗门三藏善部末摩、个失密三藏舍郡并慕入朝。诏以力为太常少卿，末摩为鸿胪少卿，并员外置。”
　　〔234〕Watters，T.(瓦特斯)，On Yü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关于玄奘629—645年的印度之行》)London，1904.p.240.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300页。
　　〔235〕Rowland，B.(罗兰德)，“The Hellenistic Tradition.”(《希腊传统》)p.11.附录4。
　　〔236〕汉译者按：以上原文分见《册府元龟》卷970、973。
　　〔237〕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旧唐书·西戎传》。
　　〔238〕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24、28、44-5.汉译者按：以上两段原文分见《册府元龟》卷974、964。
　　〔239〕Marshall，Sir J.(马歇尔)，Annual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for 1912—1913，(《印度考古综述，1912—1913年度报告》)Calcutta，1916.第一部分图版IX；Bachhofer，L.(巴克霍弗)，Early Indian Sculpture，(《早期的印度雕刻》)Paris，1929.vol. II，p.113.
　　〔240〕Hackin，J.(哈金)，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n Asie Centrale.(《中亚考古研究》)p.30.
　　〔241〕Hackin，J.(哈金)，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égram，(《中亚考古研究》)，pls.XLIX.p.127；LXV，198 and 204；LXIX，pp.215-216；以及第14、17和16页中的文字部分。
　　〔242〕Stein，Sir M.A.(斯坦因)，Serindia， vol，II，p.914，参见第四卷，图版CXLVl，ch.c，col.见图13。
　　〔243〕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敦煌石窟》)vol.II，p.LXXXIV， cave 51；p.XCIV， cave 53B；vol.V，p.CCCIII and CCCIV，cave 139A；vol.III，p.CXXXV.
　　〔244〕Harada，J.(原田)，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of the Shosoin.(《正仓院皇家珍宝图录》)Tokyo，1929. vol.II，pl.18.
　　〔245〕Harada，J.(原田)，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of the Shosoin.(《正仓院皇家珍宝图录》)Tokyo，1929.vol.VIII，p1.39.
　　〔246〕Harada，J.(原田)，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of the Shosoin.(《正仓院皇家珍宝图录》)Tokyo，1929. p1.61.
　　〔247〕Harada，J.(原田)，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of the Shosoin.(《正仓院皇家珍宝图录》)Tokyo，1929. vol. VI，pl.36.
　　〔248〕Harada，J.(原田)，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of the Shosoin.(《正仓院皇家珍宝图录》)Tokyo，1929.vol.IX，p1.15.
　　〔249〕Harada，J.(原田)，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of the Shosoin.(《正仓院皇家珍宝图录》)Tokyo，1929.p1.6.
　　〔250〕Wieger(维格)，Textes Historiques.(《文书的历史》)p.1446.
　　〔251〕Li Shang-yin(李商隐，813—858)，I-shan tsa tsuan(《义山杂纂》)，p.127，转引自Edwards，E.D.(爱德华兹)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唐代中国的散文文学》)London，1937—1938，I，p.50.
　　〔252〕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古代和田》)Oxford，Clarendon，1907.2 vols.；The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oan.(《沙埋于阗废墟记》)London，1903.
　　〔253〕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144.
　　〔254〕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144.p.XLIII，Y，0030；p.XLV，B.O01，h，i，g，f；p.LIV，D.1134；p.LVI，D.vl.5；Serindia.vol.IV，p.CXXXIX，ky 1001-2；p.CXXVI，ta.009；Montell，Gosta(戈斯塔·蒙代尔)，“Sven Hedin’s Archac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斯文赫定的和田考古藏品》)In BMFEA，no.7，Stockholm，1935.P.III，4c，pls.IX，XI，XII.
　　〔255〕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167-168.
　　〔256〕Montell，Gosta(戈斯塔·蒙代尔)，“Sven Hedin’s Archac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斯文赫定的和田考古藏品》)In BMFEA，no.7，Stockholm，1935.p.147.
　　〔257〕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170.
　　〔258〕Montell，Gosta(戈斯塔·蒙代尔)，“Sven Hedin’s Archac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斯文赫定的和田考古藏品》)In BMFEA，no.7，Stockholm，1935.p.IX，fig.7.汉译者按：此段据《宋云行记》，原书已佚，其内容散见于北魏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
　　〔259〕Montell，Gosta(戈斯塔·蒙代尔)，“Sven Hedin’s Archac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斯文赫定的和田考古藏品》)In BMFEA，no.7，Stockholm，1935.pp.146-147以及斯坦因在遗址中发现的那些。
　　〔260〕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上》，但本书原引文与原文稍异，并插入了“于阗和龟兹一样，也有女肆”之语。
　　〔261〕Grusset.R.(格鲁塞).Footsteps.p.233.汉译者按：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1021-1022页。
　　〔262〕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15；125-126.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上》。
　　〔263〕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38.
　　〔264〕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27.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上》：“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领七十人来朝。”本书引文作“67人”，疑误。
　　〔265〕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Notes Additionnelles.p.23.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64。
　　〔266〕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24.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64。
　　〔267〕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34.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1。
　　〔268〕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56，61.汉译者按：此段依据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5。
　　〔269〕Chavannes，E.(沙畹)，Documents.p.127.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上》：“至德初，以兵赴难，因请留宿卫。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大仆员外卿、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
　　〔270〕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177.
　　〔271〕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174.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1001-1002页。
　　〔272〕Giles，H.(翟理士)，The Travels of Fa-hsien.(《法显游记》)Cambridge，1923，pp.4-6.汉译者按：原文见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273〕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p.177-178.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城传上》：“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硃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厅，并它宝等。及还，诈言假道回纥为所夺。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据此可知，所谓回纥劫掠之事纯属“诈言”。
　　〔274〕Hackin，J.(哈金)，Studies in Chinese Art and Some Indian Influences.(《中国艺术中的某些印度影响研究》)p.9.“在米兰，……一名头戴黑色浓密假发的男子具有《以撒帖记》(Story of Es-ther)故事中人物的某些特征，可视为公元3世纪下半叶牡拉犹太教堂壁画中的一件复制品，应当属于某个‘伊朗画匠’的作品。”汉译者按：杜拉欧罗普斯(Dura-Furopos)位于今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畔。
　　〔275〕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LXIII，D.X.4.
　　〔276〕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XVIII，K.H.003.q.
　　〔277〕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LIX，D.VII.5，LXII，D.X.5.
　　〔278〕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XLIII，Y.0030；XLV，B.001.h.i.g.f.；LIV，D.11.34；LVI，D.vi.5；LXXXIV；蒙代尔(Montell，Gosta)，“Sven Hedin’s Archac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Khotan.”(《斯文赫定的和田考古藏品》)In BMFEA，no.7，Stockholm，1935，pp.145-146.
　　〔279〕Agrawala(阿格华尔)，“Terracotta Figurines”.(《阿西切特拉的陶像》)pp.124-159；第254页的图版LV，以及242页的图版LVI。
　　〔280〕Stein，Sir M.A.(斯坦因)，Ancient Khotan.p.LIX，D.VII.5，LXII，D.X.5。
　　〔281〕Goodrich，L. C.(富路特)，“Polo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马球》)In Horse and Horseman，vol.19，Apr.1938，pp.27，38-40.
　　〔282〕Pelliot，P.(伯希和)，Les Crottes，vol.III，p.CXXXIII，cave 74，于阗王；vol.IV，ps.CCIII-IV and XIII，cave 17，于阗王(960—1001年在位)的三女儿李氏公主曾与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Ts’ao Yen-lu)联姻，所以该窟以及其他类似石窟的年代可以大致判定；参见Priest，A.(普瑞斯特)，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雕塑》)New York，1944，p.65.
　　〔283〕汉译者按：原文如此。奥斯曼当为伊斯兰史上的第三任哈里发。
　　〔284〕Drake，F.S(林仰山)：“Mohammed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伊斯兰教》)In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p.8.
　　〔285〕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p.32.汉译者按：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4：“开元四年七月戊子，大食(阿拉伯)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献金线织就宝装、玉洒地瓶各一。授其使员外中郎将，放还蕃。”
　　〔286〕汉译者按：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5：“开元十三年正月丙午，大食遣其将苏黎等十二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放还蕃。”
　　〔287〕汉译者按：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5：开元十七年“九月乙未，大食国遣使来朝，且献方物。赐帛百疋，放还蕃。”
　　〔288〕汉译者按：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1：天宝五载“七月，波斯遣使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
　　〔289〕以上依据Chavannes，E.(沙畹)，Notes Additionnelles p.46，50，76，9，93.汉译者按：原文见《册府元龟》卷971：“乾元元年四月壬申朔，迴纥使多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六人，并朝见，至閤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并入。”
　　〔290〕张星烺，“The cause which Induced the Monk I-ssǔ，the Nestorìan Bishop of Ch’ang-an to come to China，and the Exact Date.”(《长安景教主教伊斯入华的原因及其确切年代》)In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刊》)，Shanghai，1938，vol.73，pp. 69-88；参见其中有关此次叛乱的内容。汉译者按：戎昱原诗题作《苦哉行五首(宝应中过滑州洛阳后同王季发作)》，其中有：“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鋌。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膻。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
　　〔291〕Drake，F.S(林仰山)：“Mohammed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伊斯兰教》)In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同上，p.11.
　　〔292〕汉译者按：原文作the river of Canton，当为珠江。参见〔日〕真人元开，(明)李言恭，郝杰著，汪向荣，严大中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
　　〔293〕Ferrand，G.(费琅)，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Céographiques.(《地理志中有关航海的史料》)Paris，1913.p.638；Takakusu，J.(高楠顺次郎)，“Le Voyage de Ganshin.”(《鉴真航海》)，pp.461—467.
　　〔294〕Sauwaget(索瓦格特)，Relation，(《851年中国与印度的关系》)p.xix and p.60 note 2.
　　〔295〕Sauwaget(索瓦格特)，Relation(《851年中国与印度的关系》)p.xix and p.60 note 2.p.16.
　　〔296〕汉译者按：萨迈拉(samarra)乃伊拉克中部城市，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在1908年到1914年期间进行的考古挖掘中曾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
　　〔297〕Sauwaget(索瓦格特)，Relation(《851年中国与印度的关系》)p.xix and p.60 note 2.sect.34.note 5.
　　〔298〕Ferrand，G.(费琅).Voage du.Marchand Arabe Sulaynān en Inde et en Chine.(《阿拉伯人苏莱曼中国印度航海记》)Paris，1922.pp.79-80.
　　〔299〕Ferrand，G.(费琅).Voage du.Marchand Arabe Sulaynān en Inde et en Chine.(《阿拉伯人苏莱曼中国印度航海记》)Paris，pp.83-84.
　　〔300〕Mason，I.(马松)，“How Islam Enterred China.”(《伊斯兰教是如何进入中国的》)In The Moslem World(《穆斯林世界》)，XIX，July，1929，p.258.汉译者按：此段原文见《新唐书·西域传下》。
　　〔301〕Drake，F.S(林仰山)：“Mohammed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唐代的伊斯兰教》)In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p.18.
　　〔302〕Broomhall，M.(布卢姆豪尔)，Islam in China.(《中国的伊斯兰教》)London，1910.pp.45-46.汉译者按：此段译文据张星烺编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15页。
　　〔303〕des Rotours，R.(戴何都)：Traité de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e.(《论官吏与军队》)Paris，1948.布局图1、附录II，以及Bingham W(宾汉姆)：“Li Shih-min’s Coup in A.D.606.”(《606年的李世民政变》)JAOS，vol.70.no.4，1950，P.259；Hiraoka，T.(平冈武夫)，Ch’ang-an and Lo-yang.(《长安与洛阳》)T’ang Civilization Series(“唐文明丛书”)，Kyoto University，Jimbun Kagaku Kenkyu Shu(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
　　〔304〕Kato，S.(加藤)，“On the Hang or the Association of Merchants in China.”(《论唐代商人的联合组织——行》)In Memoirs of the Thyo Bunko，Tokyo，vol.XIII，1936，pp.4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