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和考古所见汉代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交往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蜀地和河西走廊是汉代非常重要的两个地区。蜀地即右益州刺史部，包括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嶲、益州、永昌、武都等郡以及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等。河西走廊地区属右凉州刺史部，辖河西四郡及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等。前者是秦汉及以后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后者是防御匈奴的前沿，又是通向西域的“孔道”。河西走廊发现的文物以及敦煌、居延发现的汉代简牍中，能反映出这一时期两地交往的一些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加以梳理和探讨。
　　一、汉简材料所见蜀地与河西的交往
　　敦煌和展延汉简中都有这方面的材料。
　　(1)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
　　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
　　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敦981)①
　　官属，即属官府管理的人，实际上是无人身自由为官府从事劳动的人，是相对于私属而言。王莽改制，称奴婢为私属，而汉代本也有官奴婢。《汉书·贡禹传》：“诸官奴婢十余万，……税良民以给之”。河西边塞也有奴婢，如：
　　永光五年六月率卯敦煌太守禹渭玉门
　　都尉毋所争取栗五十石时丞身临予以
　　奴婢多(敦1558)
　　永光为汉元帝年号，可见这时敦煌一带就有官属奴婢。
　　校尉，为汉代军队高级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注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又引张晏曰：“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汉书·卫青传》颜师古注说：“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汉书·陈汤传》：“(汤)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三校。”师古曰：“一校则别为一部军，故称校耳。汤特新置此等诸校名，以为威声也。”下面接着又说：“即日引军西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踰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自将……”校尉当是根据这一部一校的编制而来。《史记·陈涉世家》有“秦左右校复攻陈”的记载，《索隐》曰：“即左右校尉军也。”一部一个营垒，营垒或称壁垒。《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二年条有“入两壁，杀七都尉”的记载。注云：“此即都尉将兵从伐楚者也，秦列郡有都尉，有监。然秦汉之制，行军亦自有都尉。”由此可见，被杀的七个都尉，分属于两个营垒(壁)，亦即分属于两个校尉(或即左右校尉)无疑。在秦代“行军”中，如将军出征，作战的编制即：将军——部(校尉)——军司马——曲(军候)——屯(屯长)。这种制度，汉代“行军”中也如此。故《汉书·卫青传》说：“傅校获王”，师古曰：“傅读曰附……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获王也。校者，营垒之称……”汉代特设的校尉和都尉，级别相当高，都是秩二千石或秩比二千石的官吏，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的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故骑校尉等。在“行军”中也有设校尉的，如李广利军中的执马校尉、驱马校尉，卫青军中的轻骑校尉。敦煌汉简所见朝廷颁“制书”中也有校尉。如：
　　尚书臣昧死以闻
　　制曰可购校尉钱人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候长三万校尉
　　史司马候承二万书佐令史人万(敦1300)
　　可见，校尉属下，尚有秩次较低的校尉丞、司马千人、候长等，再往下还有校尉史、司马候丞、佐令史等。居延边塞职官体系中都尉以下官吏的秩次与上敦1300简所亦校尉属官秩次是相等的。可见，汉代“行军”(即机动野战部队)与边塞防御军队的组织大同小异。由简出土于马圈湾，与王莽征西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天凤三年，王威将王骏率官兵征西域，戊己校尉郭钦、左率向封率军配合，除郭钦为校尉外，军队中还有射声校尉任巨通、巨通。那么这里的校尉很可能是这两人中的某一个。
　　绂，亦作韨，系印的丝带。《汉书·匈奴传》：“解故印绂，奉上将率，受若新绂。”
　　驴，是汉代敦煌地区运输中常用的畜力。如：
　　□□钟政私驴一匹骓牡两*(左扌右丢)齿六岁
　　久在尻□□(敦536)
　　名曰劳庸，就是以“劳庸”遮人耳目。劳庸即雇佣。汉简中的“庸”含义广泛，在这里当为雇佣。
　　部校，同校尉。以下简文的意思是：除了校尉以外，城中其他的人都不要给说这件事，显然这次长途劳作是一次秘密行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合法的。
　　(2)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给吏
　　秩百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六月积六月□(居90.56，303.30)②
　　广汉是汉代蜀地郡之一。《后汉书》卷23《郡国志五》：“广汉郡，高帝置，洛阳西三千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万九千三百三十八。”稯为粗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内，以八十根经线为一稯。《史记·孝景本纪》：“令徒隶衣七緵布。”张守节《正义》：“緵，八十缕也。”按：八緵布即为二尺二寸幅内含六百六十四缕，故为极粗的布。元凤为汉昭帝年号，前80年到前75年。简文的意思是：某部门给所属士吏发放广汉郡出产的八緵布。以布代钱发俸禄，在河西边塞是普遍现象。见于居延简中的有：
　　右庶士士吏 候长十三人 禄用帛十八匹
　　二尺少半寸 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居210.27)
　　入布一匹直四百，絓絮二斤八两直四百，
　　凡直八百给始元四年三月四月奉(居308.7)
　　(3)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者雒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所乘车马更乘骍牡马白蜀车*(左镸右桼)布併载布。(居127.24A)
　　简文的意思是逃亡者范义买了马和车，车子及其装载的、布为蜀国产品。
　　(4)□□蜀椒四分桔梗二分薑二分桂(居136.35)
　　蜀椒为调料。这是一处药方，蜀椒作药材用。边塞寒苦，士卒常患各种疾病，因此汉简中有大量医药简，作为处方的还有，如：
　　治除热方贝母一分桔梗三分口(居新E.P.Tl0：8)③
　　干桑一分半熟地黄五分多二分(居新E.P.T40：95)
　　以上诸条简文，反映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首先，至迟在西汉昭帝时，河西走廊已与包括蜀郡、广汉郡在内的蜀地有了经济物品交往交流，货物有车子、粗布、药材等。
　　其次，从(1)简看出河西与蜀地的长途运输交往中，“军商”们发挥了一定作用，蜀地到河西的交通已经开辟。
　　二、考古发现所见蜀地与河西的交流
　　考古发现的河西走廊汉代文物中，许多与蜀地有一致性，有的器物直接来自蜀地。
　　1．青铜器。河西汉墓中常出土有枝干状的连枝灯或摇钱树。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两件连枝灯④均有盏、叶、干枝、座。灯座均为倒置喇叭形，干枝均为三段。枝叶为镂空片饰，其上有相对而立二人像和人骑鹿形花饰。
　　墓道两壁上，各有朱绘的树状花纹一组。形状大体相同，为一竖立的树状躯干，下插连弧状向下的山形底座。底座上的树状躯干两旁，各有向上斜伸的两个小枝，枝头上各有一花卉状的东西。竖立的躯干中部，两旁各有涡状叶面两个。左右两旁有向下斜伸的小枝，似为树灯。酒泉下河清汉墓出土有叶片透雕的连枝灯残片。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有浮雕伎乐人像的石质摇钱树座⑤。类似这类器物只有在四川芦山、乐山、绵阳，陕西汉中，云南昭通、大理等地有出土，其他地区不见。上述地区摇钱树，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A、顶饰上配置有佛像；B、以西王母为中心，其构成是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周围有花卉植物和壁等；C、枝片上有凤鸟、人物等。可见河西汉墓中的这类器物在具体内容上与上述蜀地出土的还是有区别，但形状乃至铸造方法上是相同的。内容上来说磨嘴子汉墓石质摇钱树座上伎乐人像翘首企盼，有的向上伸手接钱，反映了当时民间复杂的货币拜物教与道教、佛教相结合的意趣，与四川等地摇钱树的内涵也有相同之处。
　　2.漆器。河西走廊发现的汉代漆器主要有两批⑥。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有漆盘一件，口径42厘米，底径27厘米，仅存铜扣沿和底圈。漆盒一件，椭圆形，带盏，鎏金铜扣。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一件外面所扣铜片上鎏金错银的夹纻胎漆尊。所谓夹纻，即是在术或皮质的胎里夹掺丝麻。这件尊通高26.5厘米，口径24厘米，筒身有盖，盖顶中心隆起，尊身上部有三个兽面衔环铺首。平底，有三兽面纹饰的蹄足。外表鎏金，盖上线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身上刻奇禽异兽。经我们考证，这件漆尊为蜀地产品。1957—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和武威地区文化局组织人员发掘了武威磨嘴子汉墓，62号墓出土有两件夹纻金铜扣耳杯。耳杯长15.6厘米，高4.5厘米，双耳镶婆金铜扣，腹部有凤鸟及流云纹。杯底近座处有半圈针刻的隶书款识，一行47字，大意为：乘舆，漆*(左氵右丹)画木黄耳一升十六勺杯。绥和元年，考工并造。*(左氵右丹)工丰，护臣彭，佑臣伊，啬夫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丰省。⑦“乘舆”即专为皇室制造，均为巴蜀工官制造。史料记载，汉代漆器中“金扣黄耳”的均为蜀地产品。
　　蜀地文化和产品对河西的影响，是两地之间交往交流的结果，这与两地之间开辟了直接交通有联系。
　　三、汉代蜀地与河西走廊的交通路线问题
　　蜀地通往西域的路线，五十年代就有学者提了出来。冯汉镛先生指出：唐五代时从西蜀经青海到西域有一条路线，唐时称为“西川路”。⑧陈祚龙先生在其《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中指出：“凡自敦煌南下，经过南山，或自敦煌北上，迳由肃州直取河州，再从河州转至松州而入四川成都，很显然的，这化自敦煌北上，迳由肃州沿着河西走廊，东行至徽、凤、再转成都为捷便!”⑨他认为迨至唐宋时代，由敦煌到成都，实际上是以鄯州为其南北两道的会合站，而不必东行至徽、凤之后再行南下转到成都。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先生认为，公元5世纪末，吐谷浑进入一个大转变时期，也与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⑩马雍先生指出：三国时，蜀国亦取道青海羌中与中亚地区有了联系。(11)
　　我们认为，河西经青海或临夏盆地到蜀地的交通在汉代已经开辟了。
　　河西走廊经河湟谷地、临夏盆地到蜀地的交通路线西北段走向与魏唐时期河西路走向一致，通青海的一条道，有学者称之为“羌中道”或“祁连道”。在此我们不赘述，只就临夏盆地或河湟谷地通往蜀地的路线发表认识。
　　从临夏盆地往南有两条道可不渡黄河通往到达蜀地，一条溯大夏河而上，即为唐时“西川道”，另一条溯洮河而上，大致走向是从枹罕(今临夏)或令居(今永登)——安故(今临洮)——临洮(今岷县)——武都(今武都)。然后顺白龙江抵达蜀地中心区域。
　　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羌族地方势力之间对这条道路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
　　秦穆公向西戎进攻，羌人中心西移河湟间，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豲氏”(12)。羌族首领印“畏秦之灭，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13)。“河曲”，是一个地理范围比较大的概念，从这条史料分析，当为黄河上游的弯曲带状地带，包括今甘南西部，青海贵德、贵南一带。“渭首”即渭河发源地一带，即今甘肃渭源、漳县等地。汉代初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14)。除留一部分守陇西塞外，“徙留何(羌人一部落称呼)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15)。
　　汉武帝时期，“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隧出长城外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劳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16)。这就是说，武帝时期的“开河西，列置四郡”从一开始就是与开发令居、安故、枹罕相关联的，使羌、匈奴“不得交关”的范围扩大到河湟谷地、临夏盆地。
　　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时，中央政府对这条道路的经营，主要是基于保卫关中、蜀地及周边安全，并策应通往河西道的畅通。具体措施有围剿羌族地方武装，设立护羌校尉、南部都尉等。
　　西汉时，在益州的军事行动与通河西道紧密相关，元帝初元二年，进攻羌人的庞参居令居，通河西道，与此同时，零昌种羌众复分寇益州，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并发益部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权通等。至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
　　东汉时班彪针对羌、蛮夷的军事联合发表意见：“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披)髮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同，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困无聊，放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护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诸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骚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17)。东汉初年，中央政府在这条道路上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动作。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陇西钟羌反，校尉与贤将七千余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众人降。进封贤都侯。自是凉州无事”(18)。
　　顺帝阳嘉二年(133年)夏，“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19)。阳嘉五年(136年)汉朝对匈奴用兵失败，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20)
　　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年)，羌与何犬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杀属国吏民，段颎率湟中义从羌追击，“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21)。这条进军路线应是河西——枹罕——“出塞二千余里”处，大概到了甘川交界处，甚至更远的地方。
　　四、近年来河西走廊到蜀地交通线沿途的考古发现
　　早在1964年，在岷县发现的东汉墓葬中就出土有蜀地的漆器残片，其上有铭文“蜀雒王仲作”。近年岷县文博界同志在调查秦长城时发现，“秦代遗物恰巧是沿迭水至洮水河谷分布”(22)。近年甘南临潭等地出土有“汉破虏羌长”印、汉“归义羌长”印。
　　1996年夏，青海考古工作者对都兰吐谷浑墓群的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都兰吐谷浑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种类有锦、绫罗、缂丝、绢、纱等。其中织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絣锦等均属国内首次发现。据统计，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西方织锦中以粟特锦数量最多。我们知道，自秦汉以来，蜀地就是我国重要的丝绸生产地。西汉末年，成都与临淄、邯郸、洛阳、宛城同为全国五大都市，是川中丝织品和其他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蜀汉时期，诸葛亮认识到“决敌之资，唯仰锦耳”。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帝赠日本女王的礼品中就有蜀锦。西晋学者左思在《蜀都赋》中称“栋宇相望，桑梓相连”。有学者通过对吐鲁番出土织锦的研究，得出结论：唐代的西州市场上，已有“梓州小练”和“益州半臂”等丝织品出售。(23)
　　由此看来，蜀地长期以来是西北地区漆器、布帛的重要供应地。
　　五、河西走廊与蜀地交通的原因之一是经济上的差异
　　秦衰败时，蜀地经济也遭受了损失。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述了巴蜀贸易的局限性：“巴蜀沃野，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术……然周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经过“文景之治”，巴蜀经济开始重新腾飞，除丝织业外，林果业、冶铜业、制车业均很发达。有“山林竹不疏食果实之饶”，有邛都、俞元、来唯、贲古、朱提等铜产冶地。由上引简牍可知，蜀地造的车、布都在河西边塞使用。车有轺车、传车、轻车、牛车、方箱车、大车等，纺织品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练、缣、皂练、白素、皂布、絣等等。
　　河西走廊自然条件严酷，四郡设立以来，也主要是军屯戍边之地，翻检居延、敦煌汉简可知，粮食、衣服、棺木、牲口饲料均严重短缺，实行严格定量供应，与蜀地相比，原材料奇缺，手工业落后。然而河西地区的商业却相对发达，差不多所有物资均可变成商品。
　　能说明两地经济差异的，还有人口，在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蜀地有的一郡的人口数量是河西一郡的数十倍。
　　东汉河西、蜀地各郡人口数：
　　蜀 郡 110万
　　牂牁郡 11万
　　越嶲郡 22万
　　永昌郡 189万
　　广汉郡 10万
　　犍为郡 7万
　　益州郡 47万
　　武都郡 15万
　　武威郡 4万
　　张掖郡 6万
　　敦煌郡 1万
　　根据汉简资料记载，河西地区的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种类相当丰富，有粮食、布帛、衣服、肉食、蔬菜、牲畜、兵器、农具、田宅等数十种。这些物品中当有大量来自外地。如兵器就有“南阳之官”、“河内工官”制造的，铫有“邯郸造”的。我们认为蜀地物资被长途贩运到河西时，河西地区也有商品到达蜀地，最重要的是牲畜。蜀地畜牧业基础较差，但手工业、农副产品业发达，这就需要引进畜力。西南汉墓中出土的个头高大的铜马、陶马，当属西域或经河西改造的马种，很可能河西是蜀地马匹的供应地之一。
　　①“敦”为《敦煌汉简释文》，吴礽禳、李永良、马建华校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同。此条简，西南大学2010届硕士生刘飞飞毕业论文《〈敦煌汉简〉(1—1217)选择》将这条简与编号敦982的进行编联。这样“将”字之后有“絜大尉絜令盗县官县□”。
　　②“居”为《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下同。
　　③“居新”即《居延新简》，甘肃省博物馆等校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以下同。
　　④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⑤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82年第12期。
　　⑥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⑦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82年第12期。
　　⑧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⑨陈祚龙：《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李最雄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⑩[日]松田寿男著，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11)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12)《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5页。
　　(13)《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
　　(14)《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
　　(15)《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员。
　　(16)《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
　　(17)《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18)《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3页。
　　(19)《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4页。
　　(20)《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6页。
　　(21)《后汉书》卷65《段颎传》，第2146页。
　　(22)李璘：《丝绸之路蜀陇道》，《丝绸之路》2000年学术专辑。
　　(23)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