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黄河图说》碑试解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着一通明代记载黄河的碑石，高1.76、宽0.975、厚约0.19米。碑首呈半圆形，内刻长方形额，篆书“黄河图说”四字。碑身刻黄河下游南流经今河南、山东、安徽一带的地图，其方位与今地图同。图左上角空处有一长方形界格，内刻一段文字，题为“国朝黄河凡五入运”，共十五行，每行三十二字。右上角空处亦有一长方形界格，内刻一段文字，题为“古今治河要略”，共四十一行，每行五十一字。右下角还有一长方形界格，文字题为“治河肊见”，共二十九行，行四十字(图五)。
　　根据右下角“治河肊见”末题款：“嘉靖乙未夏，四月□(朔)”、“钦差总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麻城刘天和书”。明嘉靖十四年为一五三五年。《明史》卷二〇〇刘天和本传，字养和，湖北麻城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嘉靖十三年(1534年)代朱裳为总河。①十五年(1536年)改兵部侍郎、总制三边军务。后告老居家，故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著有《问水集》一书。②刘天和在嘉靖初曾任过陕西巡抚，嘉靖十三年为总河，主持治理黄河的工务，又接着改任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或因此碑书写于嘉靖十四年四月治河工竣后，嘉靖十五年当他改任到陕西时才镌刻于石，后置于西安碑林。
　　又碑林还陈列有一残碑，仅存碑之右下角，从内容上看与《黄河图说》碑相同，不过比它几乎小二分之一。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称之为《小黄河图说》残碑(图一)。
　　一
　　明代黄河与运河有密切的关系，这正如明叶方恒所说：“自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以通运道，而河与运相终始矣。盖至元以前，河自为河，治之犹易；至元以后，河即兼运，治河必先保运，故治之较难。”③而《图说》碑就正是反映了“河与运相终始”、“治河必先保运”的情况。这一点不仅是了解明代治理黄河历史的关键，也是了解此碑的关键。试引《国朝黄河凡五入运》(图二)碑文说之：
　　洪武二十四年，河徙阳武黑洋山，由陈、颖入淮。先是元至正间，河北入会通河，至是南徙，而会通河遂淤。永乐九年命工部尚书宋礼，发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疏浚之，九月工成。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北经开封、曹、濮，至阳谷入运河，溃沙湾东堤，累塞弗绩。景泰四年命左佥都御史徐有贞，役夫五万八千治之，十有八月工成。弘治二年河决金龙口，东北趋运河。命户部侍郎白昂，役夫二十五万治之，三月工成。弘治五年河复决金龙口，溃黄陵冈堤，趋张秋，入运河，治弗效。六年命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役夫十二万有奇治之，二年工成。正德四年河决曹、单，由沛县飞云桥入运河。嘉靖七年庙道口淤，命右都御史盛应期治之，役夫九万八千，开新河，用工四月余，停止。九年飞云桥淤，河北出谷亭口。十三年冬，河南徙，济宁鲁桥下至徐、沛，运河淤。上命臣天和，役夫十四万有奇，疏浚之。始于十四年正月中旬，迄工于是年四月初旬云。
　　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开会通河，起于山东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里。④这样，就完全打通了南北运河的航运，使北方的御河，经过会通河，连接汶水、泗水，同江淮连成一片。至此，江南的粟米可以通过运河(称“漕运”)，直达元朝京师大都(北京)。然而终元之世，元朝的漕道主要还是依靠海运，而非漕运。⑤明初，转饷辽东、北平，专靠海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河南原武黑洋山(上引碑文“阳”应为“原”⑥)，经陈留、颍州入淮河，绝安山湖水，会通河遂淤。到“永乐初，建北京，河海兼运。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所。民苦其劳”⑦。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的计策，筑堽城及戴村坝，遏汶水诸泉至南旺，南北分泄入运河(会通河)。又引黄河恢复元代贾鲁河下游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入运河，下徐州洪、吕梁洪，南入于淮河。这就是碑文中所说的黄河第一次入运河。⑧
　　宋礼当时“发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用了九个月时间才完工。至此，会通河开，黄河与运河合，漕运大通。明朝始罢海运，而专依漕运。这样一来，运河的通畅与否，便成了关系明王朝的重大事件了。这正如弘治年间胡升所言：“今京师专借会通河，岁漕粟数百万石。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⑨而明代治理黄河的方针也就是不使黄河北行，冲击运河，致使漕运阻塞。可是，黄河从上游夹着大量泥沙，一到地势平坦的中、下游后，往往淤塞河道，使河床增高，发生决口和迁徙河道的事。要想严格地用人工压迫它南流，由水量比黄河小的淮河口入海，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从永乐九年到嘉靖十四年刘天和治河前一百多年间，黄河发生了数次向北、向东的大冲决。
　　“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决荥阳，北经开封、曹(县)、濮(州)，至阳谷入运河。”当时黄河主流改为二道：一即决荥阳(荥泽)附近孙家渡，南下祥符、中牟、尉氏、临颍、郾城、项城、太康，至寿州(今安徽寿县)入淮(见碑图：“孙家渡正统十三年全河从此南徙”)；一即北决新乡八柳树口，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漫曹县、濮州、阳谷，抵东南，冲张秋，溃沙湾东堤，坏运道，东入海。⑩这就是刘天和所谓的黄河第二次入运河。
　　正统十四年(1449年)，朝廷为了恢复运道，命工部侍郎王永和修沙湾大堤，以阻黄河入运。王不敢尽塞，放一部分河水自大清河入海。(11)景泰元年(1450年)，河又决寿张堤。次年又决濮州。景泰三年(1452年)四月，工部尚书石璞筑沙湾堤成。六月，河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之水以东。(12)这就是碑文说的“累塞弗绩”。到景泰四年(1453年)，明朝命徐有贞治河。徐至张秋，“相度水势，条上三策：一置水门，一开支河，一浚运河”(13)。于是集民工五万八千，起张秋金堤首，逾范县、濮州，又西数百里，经澶渊，接黄河、沁水，分设渠道，疏散水量；并筑九堰，以御河流旁出者。共用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工成。至此，河湾决口始塞，黄河仍顺着永乐十四年(1416年)所决之涡河口入淮。(14)
　　黄河第三次入运河是在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时黄河缺口颇多，“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15)。入北岸的一支，决封丘金龙口(又名荆隆口)，溃黄陵冈堤，至曹、濮，冲入张秋运河(碑图：“弘治二年河北冲张秋故道”)。三年，朝廷命白昂治河。白昂引中牟决河，经寿州入淮；又筑堰于阳武，以防张秋；又浚宿州古睢河，以达泗水，自小河西抵归德饮马池，经宿迁小河口以会漕河，使黄河入汴水，汴水入睢水，睢水入泗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16)是役共用民工二十三万，三月工成。
　　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黄河北趋，复决数道。其一由金龙口，溃黄陵冈，犯张秋东堤，夺汶水入海，漕流绝。(17)这就是黄河第四次入运河。时朝廷命工部侍郎陈政用民工九万治之，“治弗效”。弘治六年(1493)春，河复冲张秋。明朝命刘大夏治河。大夏浚仪封黄陵冈南元代贾鲁旧河四十里，由曹县梁靖口导河出徐州，以杀水势；又浚荥泽孙家渡，导河由中牟、寿州入淮，但浚后复淤。这正如碑图孙家渡处所云：“弘治二年塞后，累开累塞”。又浚祥符四府营淤河，导河由归德，一从宿迁小河口会泗水入淮河，一从亳州到涡河入淮河。后筑塞张秋缺口，改张秋为安平镇。弘治八年(1495年)，又复筑塞黄陵冈、荆隆口等七处。至此，黄河全部南流，不复向北。是役用民夫十二万有奇，治之二年方成。(18)
　　到正德三年(1508年)黄河主流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入运河。次年，河又西北徙一百二十里，由曹州、单县至沛县飞云桥入运(碑图：“飞云桥今坍，正德四年(1509)旧冲飞云桥，故道今淤”)。正德八年(1513年)前后，河决黄陵冈，至是在徐州、沛县一带游徙不常。明朝虽派人治理，但收效甚微。至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决曹州，东北至沛县，截运河，注鸡鸣台，入昭阳湖，泥沙聚壅，运道大阻。(19)碑图昭阳湖处亦云：“嘉靖六年黄河冲淤，今渐狭。”“七年，庙道口淤。”至是盛应期代章拯为总河。应期于昭阳湖之东，北起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开浚百四十里的新河，以避黄河由徐、沛冲击运河。同年七月，因盛应期免官，工程遂停。(20)碑图中画出新河，并云：“嘉靖七年新开新河未成。”(21)
　　嘉靖九年(1530年)六月，黄河决曹县胡村寺东，东南至该县贾家坝入旧黄河，由归德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桥入运河。又决胡村寺东北，分为两支：东南一支经虞城至砀山，合旧黄河出徐州；东北一支经单县长堤，至鱼台，傍谷亭入运河(碑图：“嘉靖九年北冲谷亭口故道，今断流”)。于是正德四年(1509年)自沛县飞云桥入运处旋淤。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冬，黄河又忽自夏邑大丘、回村等集冲数口，转向东北流，经萧县下徐州小浮桥(碑图：“嘉靖十三年新冲三缺口，向东北下济二洪，今疏竣)。于是，黄河“东向梁靖口之流渐微，梁靖岔河口东出，谷亭之流遂绝。自济宁南至徐(州)、沛(县)数百里间，运河淤”(22)。这就是刘天和所谓的黄河第五次入运河。
　　当时，明朝内部有引黄河水以济运和浚运河两种意见，争论未决。嘉靖十三年(1534年)冬，刘天和代朱裳为总河。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审地形，相水土之宜”，“博采众议，躬行相度”后，刘天和决定不复引已经淤为平地的梁靖岔河口至谷亭东流故道。(23)而首先疏浚了济宁鲁桥以下至徐州二百里的运河。(24)又复浚南旺淤浅，修整闸座。同时，还修曹县梁靖口东岔河口长三里的压口缕水堤(图中用粗线刻者为堤)，碑图上注有“新筑缕水堤”的文字。此外，他又补修自曹县八里湾起至单县侯家林集止的大堤一道。碑图上注云：“嘉靖八年筑堤八十里。九年河遂北冲金乡、鱼台。今十三年冬断流。十四年筑合。”此两堤主要是为阻断黄河再向东北徐、沛等地冲决。其次，从图上看，嘉靖十四年(1535年)初，还筑了黄河北岸铜瓦箱月堤一道。刘天和集民工十四万有奇，从嘉靖十四年正月中旬起，到四月初，工程基本结束。“凡浚河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丈，筑长堤、缕水堤一万二千四百丈，修闸座一十有五，顺水坝八。”(25)
　　以上就是明初至嘉靖十四年黄河五次入运河的简况。《黄河图说》碑采用中国传统式的地图绘制法如实地记录了这些情况。它不仅反映了明代统治阶级役使几十万劳动人民治黄疏运；而且也反映了劳动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壮举。碑文记录了明代一百六十多年间，黄河五次入运河为患，每次有几万至十几万劳动人民筑堤建坝，分流疏浚，用自己的血汗完成了治河工程的丰功伟绩。在向河患大规模作斗争的实践中，劳动人民创造了许多治河的先进办法和先进技术，而刘天和的《问水集》、《黄河图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千百万治河劳动人民向自然作斗争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天和的《黄河图说》碑有一定的价值：
　　第一点，《图说》保存了明代中叶黄河、运河流向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存留了嘉靖十四年初，黄河主要分三道(一支出涡河口、一支出宿迁小河口、一支出徐州小浮桥)汇于淮河出海的情况。
　　第二点，《图说》记录了明初以来治理黄河、运河的若干史实。如永乐九年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的意见，所筑之堽城坝和戴村坝；密集在黄河北岸以阻河北决的堤坝位置；嘉靖七年盛应期挑开未成的新河；孙家渡缺口累开累塞的情况，等等。
　　第三点，补充和校正传世文献关于黄河历史的记载。如关于嘉靖六年黄河决徐州等处，冲入鸡鸣台，东溢入昭阳湖事。岑仲勉以为《明史》、《续文献通考》等书记六年误，而《明会典》记五年是正确的。按《图说》碑于昭阳湖处记：“嘉靖六年黄河冲淤”。刘天和为当事之人，治河时又注重调查研究，所记应可信。故岑仲勉的考辨不确。又如《明世宗实录》记：嘉靖十三年十二月刘天和上报朝廷，准备在“祥符县之磐石口、兰阳县之铜瓦厢、考城县之蔡家口，各筑添月堤”。从《图说》中知，嘉靖十四年春，天和已经新筑铜瓦厢月堤一道，可补史之阙。
　　总之，由于此碑是采用地图形式，反映了四百多年前黄河流向和明初治理黄河的史实。因而，它比文献记载更为具体和翔实，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治理黄河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二
　　《图说》碑的左下角是刘天和的“治河肊见”(图三)。
　　全文如下(26)：
　　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趋，惟河独否。盖尝周谘广视，历考前闻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浊，下流束隘停阻则淤，中道水散流缓则淤，河流委曲则淤，伏秋暴涨骤退则淤，一也。从西北极高之地建瓶(瓴)而下，流极湍悍，堤防不能御，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于开封境测其中流，冬春深仅丈余，夏秋亦不过二丈余，水行地上，无长江之渊深，三也。□(滨)□(河)□(郡)□(邑)□(护)□(城)□(堤)□(外)□(之)□(地)□(渐)□(淤)□(高)□(平)□(自)□(堤)□(下)□(视)□(城)□(中)□(如)□(井)□(然)。傍无湖陂之停潴，四也。孟津而下，地极平衍，无群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杂泥沙，善崩易决，六也。是以西北每有异常之水，河必骤盈，盈则决。每决必*(左氵右弥)漫横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渐成河，浅者淤淀，以渐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无阻，延数十年，否则数年之后，河底两岸悉以渐而高，或遇骤涨，河亦不容于不徙矣。此则黄河善决、迁徙不常之情状也。故神禹不能虑其后，自汉而下毕智殚力以从事，卒莫有效者，势不能也。甚者喜功生事，妄□(兴)□(大)□(役)，以劳民病国，曾不旋踵而或淤或决，可畏也已。然则河终不可治欤?曰贾让、宋濂之说备矣，而今则未宜。盖南经园陵，北妨运道，河之所泄，惟徐、邳之间尔。复多阻山，治之倍难，与古大异。其“勿与河争之”一言，则万世治水之定论也。若欧阳修、司马光而下，吾咸取法焉。然则河终不可入运欤?曰河之水至则冲决，退则淤□(填)，而废坏闸座，冲广河身，阻隔泉源，害岂小邪!前此张秋之决，庙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兹数百里之淤，可鉴已。议者有引狼兵以除内寇之喻，真名言也。故永乐迄今，治河者于淤则浚之，决则塞之而已。虽先朝宋司空礼、陈平、江瑄之经理，亦惟导汶建闸，不复引河。且于北岸筑堤卷埽，岁费亿计，防河北徙，如防寇盗。然百余年来，纵遇旱涸，亦不过盘剥寄顿，及抵京稍迟尔，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如迩年鱼、沛河水自至，则不得已而聊幸目前舟行之便利，后害虽大，不暇计矣，然仅二百余里尔。上至济宁、临清□(五)百里间，则犹资汶水诸泉之利也，顾可泥近小而忘远大邪。苟已去而复引之，则亿万之财力徒捐，而数百里已平之故道难复，当事者所深惧也，况昔人已虑及此邪。惟汶泉之流，遇旱则微，汇水诸湖以淤而狭，引河之议或亦虑此。然国计所系，当图万全无已。吾宁引沁之为愈尔，盖劳费正等，而限以斗门。涝则纵之，俾南入河；旱则约之，俾东入运，易予节制之为万全也。而大劳未艾，民力方屈，运道方幸通，抑何敢以轻议耶。若徐、吕二洪而下，必资河水之入，而后深广，近夏邑新开，东北之流赖以下济，圣化潜孚，川灵效顺，不假人力。治水之臣，惟当时疏浚，慎防御，相高下顺逆之宜，酌缓急轻重之势，因其所向而利导之。然则中州之患何以恤之。议者云：黄河南徙，国家之福，运道之利也。当冲郡邑，作堤障之，不坏城郭已矣；被患兵民蠲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谨三复斯言云。
　　嘉庆乙未夏四月(朔) 钦差总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麻城刘天和书
　　刘天和在治理黄河后，刻了《黄河图说碑》，并辑刊了自己的《向水集》一书。他不同于一般的治河官吏，那些人只知读死书，空谈治河理论。刘氏“躬亲测量，暴露风日，行泥淖中，遍历诸闸”，“周询广视，历考前闻”。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治河的劳动人民那里总结出一些先进的治河办法和技术。他总结黄河迁徙不常的六个原因是比较全面而中肯的。他注意到黄河上流水浊(夹泥沙)，到中下游平坦之地，“停阻则淤，中道水散流缓则淤，河流委曲则淤，伏秋暴涨骤退则淤”。“易淤，故河底常高”，“土杂泥沙”，一遇上游洪水，河则盈决，*(左氵右弥)漫横流，深者成河。即使是河道通直，时间一久，河床增高，一遇骤涨，也会改道。在四百多年前，对黄河河床演变有这样的认识，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刘天和还比较注意汲取历代治河的经验，在碑的左上角，就是他集刻的“古今治河要略”(图四)，略古而详今。内容有《禹贡》片断，西汉贾让的治河三策，宋代欧阳修、任伯雨，元代欧阳玄、余阙以及明代宋濂、丘濬等人的治河言论。内中有的资料对于我们今天治理黄河，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此外，刘天和还推广了一些民间治河中创造的先进技术和工具。如用平准测浚之深浅，所谓“平准”，即自制的水准仪。其法“用锡匣贮水，浮木其上，而两端各安小横板，置于数尺方棹之上，前竖木表长竿，悬红色横板而低昂之。必于匣上横板平准，以测高下。凡上下闸底高低及所浚河底浅深，悉借以度之”。在浚河时，“淤深泥陷不能著足之工，则杂施土草，截河筑坝，纵横填路。下施新制兜杓、方杓、杏叶杓，鱼贯以浚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则用木梢柳斗下取，猿臂传递登岸”。又“筑缕水堤(河直则水溃，故堤以缕之)，以防冲决；置顺水坝(河广则水散，故堤以束之)，以束漫流”。他总结筑新堤的经验时说：“凡创筑堤，必择坚实好土，毋用浮杂沙泥，必相湿得宜，燥则每层须用水洒润。必于数十步外平取尺许，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种，毋近堤成沟，致水浸没”等等。又“复施植柳六法，以护堤岸”。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问水集》里详细介绍了六法的要领和功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的。他治河时，就曾“植柳二百八十余万株”(27)。
　　在《治河肊见》的末尾，刘天和引黄石冈的话：“黄河南徙，国家之福，运道之利也。”之后，在《问水集》里评论说：“石冈，睢人也。睢河患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为心矣。”又在嘉靖十三年十二月，向明世宗条上议治河事宜中，刘天和提出：“黄河之当防者，惟北岸为重。”“孙家渡自正统时全河从此徙。弘治时淤塞，随开随淤，卒不能通。今赵皮寨河口渐冲广，若再开渡口，并入涡河，不惟二洪水涩，恐有陵寝之虞，当如旧闭塞。”(28)从这些材料里不难看出，刘天和的治河方针同样是为了防止黄河北冲运道，影响漕运。因而，压迫黄河南流，“防河北徙，如防寇盗”，同样是又害怕黄河南流入淮，浸溢了寿州、凤阳的陵寝。左思右想，总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全不考虑周边其他受灾的民众。刘天和虽然也发出了“中州(河南)之患何以恤之”的感叹，然而，回答却是消极的：“当冲郡邑，作堤障之，不坏城郭已矣；被患兵民蠲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
　　在这一治河方针的指导下，刘天和提出的治河意见是：“吾宁引沁之为愈尔，盖劳费正等，而限以斗门。涝则纵之，俾南入河；旱则约之，但东入运，易于节制之为万全也。”他不主张直接引黄河以济运河，而赞成用黄河北岸的沁水济运河。其具体办法在《问水集》卷一中有较详细的说明：“若于武陟境内沁河，横建滚水石坝，于东岸开三斗门，引沁自原武、阳武北界大堤之外，经延津县南，循大堤而东，至长垣界入黄河旧冲张秋故道，又东至曹州境旧分水处。北向张秋之道则设一闸，南向济宁之道则大加疏浚，俾出永通闸入运河。旱则沁水尽东，全济运河；涝则半由滚水坝仍归黄河。是运河复增一汊，为永远无穷之利，黄河亦可少杀矣。”这种办法虽然可利用沁水调节黄河水量，既可利用运河，又可减少黄河之患。但是，这也并非是治理黄河的根本办法。
　　由此可见，刘天和仍然受当时明代治理黄河总的方针的局限，而以后，明代治河官吏也都采用了“顾陵”、“护陵”的方针，不顾黄河本身流向的规律。所以，终明之世，黄河不但没有治理好，反而“三年两缺口”，为害越来越大，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原载《文物》1975年第3期)
　　① 明初因沿旧制，治河没有专官。至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命王恕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总河”之设，亦始自王恕也(见《明史》卷八三《河渠志》)。
　　② 傅泽洪辑《行水金鉴》卷二四，有《问水集》文。又《中国水利珍本丛书》第一辑，第三种(1936年版)有《问水集》。书后有汪胡祯所附《黄河图说》碑文及钩摹的部分碑图。
　　③ 《明经世文编》九六。
　　④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⑤ 《明史》卷一五三《宋札传》。
　　⑥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2页，注21。
　　⑦ 《明史》卷一五三《宋札传》。
　　⑧ 按刘天和所云黄河五入运河不甚确凿。《问水集》卷五记：“乃查得我国朝至今百六十余年间，黄河入运，或淤或决，为患者凡五矣。”似把黄河入运为患者，列为一次。则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应为第一次，正统十三年(1448年)为第二次，弘治二年(1489年)为第三次，弘治五年(1492年)为第四次。而第五次则实际上从正德四年(1509年)起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止，黄河入运或淤者至少在三次以上。本文按刘天和原意把正德四年至嘉靖十三年止黄河入运列为第五次。
　　⑨ 《明史》卷八三《河渠志》。
　　⑩ 参见上引《黄河变迁史》，第470页及注。
　　(11) 《行水金鉴》卷一九。
　　(12) 《图书集成·山川典》引《充州府志》、《东昌府志》、《山东通志》等。
　　(13) 《明史》卷一七一《徐有贞传》。
　　(14) 《明史》卷八三《河渠志》。
　　(15) 《行水金鉴》卷二〇引《明孝宗实录》。
　　(16) 《行水金鉴》卷二〇引《明史纪事本末》。
　　(17) 《明史》卷八三《河渠志》。
　　(18) 弘治八年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口堤，完全阻断黄河北流，在明代是黄河流向之一大变化。故胡渭《锥指例略》中把此列为黄河第五次大变迁。岑仲勉认为此系人工筑断黄河北流迁之路，不应列入黄河大变之例(见《黄河变迁史》，第474～478页)。
　　(19) 《黄河变迁史》系为嘉靖五年事，误。说见下。
　　(20) 《行水金鉴》卷二三。
　　(21) 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衡兼理河漕，才继续盛应期未完的新河工程。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新河开成(见《明史》卷八三《河渠志》)。
　　(22) 刘天和：《问水集》卷二《治河始末》。
　　(23) 同上。
　　(24) 《明史》卷二〇〇《刘天和传》。
　　(25) 刘天和：《问水集》卷二《治河始末》。
　　(26) 碑文中有的字已泐，“□”内的字大部分根据《问水集》后附汪胡桢所录碑文补入。
　　(27) 以上所引均见《问水集》。
　　(28) 《行水金鉴》卷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