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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长庆会盟地与立碑考

作者:周伟洲


  关于唐长庆年间的唐朝与吐蕃的会盟,中外学者研究颇为深入,发表论著甚多。然而,对会盟的一些问题,因所据汉藏文献记载之不同,而意见分歧。比如长庆元年于唐京师长安会盟的地点及会盟所立碑的情况,中外学者即有不同的看法,且众说纷纭。笔者不揣冒昧,想就以上两个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求正于专家、读者。
  一 长庆元年长安会盟地点
  关于长庆元年(821年)唐蕃在长安会盟的地点,最早见于记载的应是至今保存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又称为《长庆会盟碑》,该碑立于长庆三年,823年),碑的背面(面向东)碑文为古藏文,内云:“……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Keng-shi)西隅Shen-san-si(或转写作Ceg-san-ci——引者)前。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①此碑正面汉文部分未提及长安会盟及地点。
  又汉文史籍两《唐书》之《吐蕃传》及《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条,均记有此次长安会盟情况。其中,《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下与《册府元龟·外臣部》还录有长安会盟之誓词,内云:“越岁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诏丞相臣植……与大将和蕃使、礼部尚书论纳罗等,会盟于京师,坛于城之西郊,坎于坛北……”《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也记此次长安会盟在“京师西郊”,但均未记会盟之更确切的地点。不过,《唐会要》卷九七吐蕃条却明确记载:“十月,命宰相崔植等十四人与吐蕃使论纳罗盟于郡城西王会寺。”
  中外学者依据上述各种汉藏文献的有关记载,提出了对此次长安会盟地点的不同看法:
  第一种,中国的藏学家王尧先生在译注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时,直接将上述碑文中的“Shen-san-si”译作“兴唐寺”,理由是永泰元年(765年)三月,唐蕃会盟在兴唐寺。②事实上,据《册府元龟》卷九八一记,唐永泰元年三月和大历二年(767年)四月,唐蕃会盟均在兴唐寺举行,但兴唐寺在长安城中靠城市东边的大宁坊内,并不在长安城西郊,明显与上述各种记载不符,故中外学者多不同意此说。
  第二种,日本藏学家佐藤长于一九七七年再版的名著《古代チべツト研究》下卷附录《唐蕃含盟碑の研究》注中,说碑中“Ceg-san-ci”与《唐会要》所记“王会寺”不一致,如要强求之,则此地当系长安西南郊之“香积寺”,此寺在至德二载(757年)曾为郭子仪所夺回。或者系碑文所记寺名有误耶。③香积寺为唐代著名寺院,在长安西南郊,而不在西郊,且上述两《唐书》、《册府元龟》对此著名寺院应当记入而未记,可见此说亦有疑问。
  第三种,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Stien)于一九八八年《通报》第七十四卷,发表一篇题为《公元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盟誓考》的论文,在注中,提出:王尧说,“公元765年(永泰元年)有一项条约曾在兴唐寺缔结。然而,‘兴唐寺’也不可能拼写成Ceg-san-ci。我倒想,正如用ken-ci来拼写‘京师’一样,Ceg-san-ci拼写的也并非专门名词,而是一个普通名词。说不定就是‘释僧寺”④。
  第四种,中外学者公认研究《唐蕃会盟碑》的权威学者李方桂与其高足柯蔚南合著之《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原著为英文,一九八七年在台北出版),引《唐会要》说,唐蕃长安会盟是在京师西王会寺完成的。对碑文中的Shen-san-si,则认为“尚难确定”,并引王尧在释注《唐蕃会盟碑》时所记,张克强最近研究中说,“可能是石羊寺”⑤。
  第五种,中国学者张克强在一九八一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读吐蕃会盟碑札记二则》,认为碑中Shen-san-si一词,系《出三藏记集》等佛教典籍所记之“石羊寺”。按,查《大藏经》辑《出三藏记集》诸书记,“石羊寺”确在关中长安,但所记均为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后秦(姚秦)姚兴(394~415年在位)于长安石羊寺弘法、译经之时。事隔四五百年,石羊寺应早已不存,寺名何得在吐蕃古藏文书刻之会盟碑内出现,而且唐及宋有关长安的文献中,也未发现“石羊寺”之名。故张氏之说难以成立。
  以上五种说法的根据,首以《唐会要》所记之“王会寺”最为直接和可信,但是如何理解此“王会寺”,至为关键。笔者以为,此“王会寺”,并非实指某一佛教寺院,而是专为唐蕃会盟,在京师长安西郊筑誓坛,而建之临时官署名。“寺”古代又为官署名,如太常寺、鸿胪寺之类。“王会”者,如上述第三种石泰安所云,“‘王会’二字似乎暗指两国专使为缔约而聚集在一起,称为‘会盟’”。理由有三:
  其一,如果作为京师长安西郊一佛教寺院,又为唐蕃会盟之地点,则唐宋有关长安的地志、佛教典籍或文献应有“王会寺”、“石羊寺”、“释僧寺”或“Shen-san-si”的记载。可是,遍查现存有关文献典籍,均无上述名称之寺院,说明上述名称之“寺”,很可能就是一种官署名,且为会盟暂时所设,因而会盟后再不见于记载。
  其二,早在肃宗元年(756年)建寅月(一说在宝应元年,762年),吐蕃使来唐朝请和,诏宰相等“将诣光宅寺为盟”。吐蕃使者提出:“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复于鸿胪寺歃血,以中蕃之礼。从之。”⑥可见,按当时吐蕃已信佛教之俗,忌杀牲于佛寺,故不愿在佛寺内杀牲盟誓。⑦后来虽有永泰元年(765年)和大历二年(767年),吐蕃使者与唐宰臣盟誓于兴唐寺;但此为小盟,以唐为主使。可是到建中四年(783年)唐蕃的清水会盟,划定双方边界,据《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此年正月,双方于清水筑坛,先杀牲于坛北,“杂血二器而歃盟”,此为唐朝的盟誓习俗。“盟毕,结赞(尚结赞,吐蕃盟誓大臣)请镒(张镒,唐陇右节度使、盟誓大臣)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此为吐蕃盟誓之俗。至此以后,即为唐蕃会盟之基本程序,照顾到了双方的习俗。因此,长庆元年长安唐蕃会盟不可能再在长安西郊一佛寺内举行。
  其三,唐蕃长庆会盟的程序与地点,应是与建中清水会盟相似。不同之处是,建中清水会盟先于边界清水筑坛会盟,划定边界,然后,再于唐京师长安和吐蕃拉萨盟誓。据上引《册府元龟》记,建中四年“七月,以国子祭酒李揆为礼部尚书、御使大夫、入蕃会盟使”;旋又在京师长安筑坛,诏宰相尚书与吐蕃宰相尚结赞,“盟于清水之约”。原订筑坛于城内丰邑坊,后吐蕃一方提出:“以丰邑坊盟坛在京城之内非便,请卜坛于京城之西,其礼如清水之仪。”⑧所谓“卜坛于京城之西”,《旧唐书·吐蕃传下》云“唯德宗建中末,与吐蕃会盟于延平门,……”则在京城之西,即延平门(长安城西三门之南门)外占卜之地,建坛会盟。而长庆元年唐蕃先在长安会盟,次在吐蕃拉萨会盟,最后在双方边界附近盟誓。其原因是此年会盟时,边界早于清水会盟时已订立,故誓文中只有彼此谨守疆界之语。总之,长庆元年的长安会盟,应照清水会盟后之长安会盟,如上引各种文献所说,其会盟地点也应是占卜后所建之“坛于城之西郊,坎于坛北”,亦即可能在延平门外。其仪式,“凡读誓、刑牲、加书、复壤、陟降、周旋之礼,动无违者”⑨,也即无违清水会盟之仪式。
  长庆二年,唐所遣盟会使、大理卿刘元鼎至拉萨,于臧河(今之拉萨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附近,“逻些宫东哲堆园”(今西藏墨竹工卡西部、拉萨东),⑩与吐蕃盟誓。其仪式,据刘元鼎之记述:“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因其为佛僧)。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11)可见,此也基本依循清水会盟之故事。
  综上所述,长庆元年唐蕃会盟地点是在京师长安城西郊(可能在延平门外),由占卜选定筑坛地点,盟誓结束后,坛即不存,故后世于此难以确指。至于《唐会要》所云盟于郡城西郊之“王会寺”,仅是唐蕃两王遣使相会盟誓而建之临时官署名,盟罢,即撤销,故以后文献典籍再没有记载。而今存拉萨之《唐蕃会盟碑》古藏文部分所云之长安会盟地京师西隅之“Shen-san-si”,可能如佐藤长所说,“或者系碑文所记寺名有误”,因为“寺”仅是暂时之官署名,错记的情况是存在的。其余中外学者的各种推测,均没有什么根据;也无再行讨论、争议之必要也。
  二 唐蕃长庆会盟所立碑石
  在唐代的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长庆唐蕃会盟后立碑之事,仅记有开元十八年(730年)因吐蕃使名悉猎等来京师,唐蕃双方商议,定界于赤岭(今青海日月山),各自竖分界之碑。二十二年(734年),唐朝遣将军李俭于赤岭分界立碑。(12)可是,在今存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背面藏文部分最后提到:“双方登坛,吐蕃主盟;其立石镌碑于此……同一盟文之碑亦树于唐之京师。”
  另外,在唐以后的藏文文献中,也多有长庆会盟立碑的记载,如拔塞囊在其所撰《拔协》(成书于八至十一世纪)一书中说,这次唐蕃会盟在“汉地贡布麦如(gong-bu-dme-ru)地方修建唐朝皇帝的寺庙和吐蕃赞普的寺庙为界”,“舅甥议定的盟约誓文作三份:其一刻于汉地的姑休宫(kavu-shuvi-po-brang)前的石碑上;其一刻于赞普的拉萨大召寺前的石碑上;其一刻于贡布麦如的石碑上”(13)。
  又成书于一三八八年的索南贤赞撰《西藏王统记》(原名《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正法源流史》)内记载更详,内云:
  安达热巴坚(即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引者)时,初甥舅未行和议,吐蕃率兵万余劫掠唐地诸城邑。其后唐室僧侣及吐蕃诸受供高僧者出,调停求和,并主盟事。从此修好,甥舅互通聘礼,立盟后,不再相仇。在汉地墨如连界之处,赞普甥舅,各建一庙。于大石上,书日月形,像天上日月相系,地上赞普甥舅和好。汉地墨如以下,蕃不举兵,墨如以上,汉不举兵。彼此轮番护守,结立和盟。并请三宝,日月星辰,天帝神灵等作为凭证。甥舅双方,设坛盟誓。将此和盟文,镌三石碑,石碑阔者,书写唐主赞普二圣和约盟文。石碑窄者,书写汉蕃臣宰以下属吏及星算等人之姓名。此碑一立于拉萨,一立于唐主宫前,一立于汉蕃边界之墨如。若有背盟破约,吐蕃兴兵扰汉,则汉人于王宫前,三读碑文,而蕃人受其祸殃,若汉人兴兵侵蕃,则三读拉萨碑文,而汉人受其祸殃。由二君主加盖玺印,唐蕃各属臣僚均同发愿立誓云。(14)
  此外,还有许多藏文典籍,如巴卧·祖拉陈哇著《贤者喜宴》(成书于一五六四年)、班钦·索南查巴著《新红史》(成书于一五三八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成书于一六四三年)均有相同之记载。
  根据拉萨现存的《唐蕃会盟碑》及其藏文部分的记载,上述藏文典籍关于会盟后立三碑的记载,基本可信。那么除拉萨所立碑之外,其余两碑又立于何处?
  据上引《拔协》、《西藏王统记》等书记载,另一碑立于“汉地贡布麦如”、“汉蕃边界之墨如”。立此碑时间,当在唐使刘元鼎拉萨会盟之后,据《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记,元鼎从拉萨返回时,“虏(吐蕃)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今甘肃大夏河——引者),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徧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此应即唐蕃最后于边界之会盟,碑或立于此后。
  关于立碑地之“墨如”或“贡布麦如”(实为一地,译名不同)。据清代藏族学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所撰《安多政教史》(成书于一八六五年)说:“以唐朝的公谷梅如(即贡布麦如的另译——引者)作为唐蕃两国交界之地,由吐蕃的赞普及唐朝的皇帝于彼处各修寺庙一座云。此寺被认为即现在之白塔寺(甘肃永靖境内——引者)。”(15)中外学者如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及中国藏学家刘立千、黄颢等,均认为“贡布麦如”即赤岭,此说为藏学界一般的看法。但此说有一最大之问题,即赤岭仅是开元年间唐蕃的边界,曾立过界碑;可是到长庆年间,此地早为吐蕃所据有,已不是边界,更非唐朝占有之地,与上述藏文文献明确记载的“汉地贡布麦如”或“汉蕃边界之墨如”不相符。
  因此,译注《安多政教史》的吴均等人认为,《安多政教史》撰者云“公谷梅”如在白塔寺,从对音和当时唐蕃分界的形势来看,“公谷”(gong-gu,即贡布)应是唐代的“同谷县”,县治在今天甘肃的成县。(16)又藏学家任乃强在一九四三年所撰《唐蕃甥舅和盟碑考》一文中说,“秦、陇、兰、会、原、渭、洮、岷诸州地方,蕃人呼为‘墨儒’(即贡布麦如之异译)”(17)。此说“贡布麦如”地域过于广泛,且不知何据。
  按,唐蕃长庆会盟碑未明确记述各自的边界。一般认为,当时边界大致即清水会盟时的边界。据《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下记,清水会盟誓文内记之唐蕃边界是:“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长庆会盟碑正面(西面)汉文盟词中,仅提到:“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祗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18)。因此,上述文献出现的地名,如弹筝峡西口、清水县、同谷县、将军谷、绥戎栅等,均在当时唐蕃边界,唐守的一边,即是说,均有可能是藏文典籍中所说的“贡布麦如”(“墨如”)。吴均等人以对音和当时唐蕃边界的情况,认为贡布麦如之“贡布”,系“同谷县”之“同谷”的对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当时整个唐蕃边界情况看,清水县更为重要,上述碑文与文献均提到此县,且此地为建中四年唐蕃会盟之处。因此,贡布麦如位于唐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西十五里,俗名西城)可能更接近于史实。也即是说,长庆唐蕃会盟后,在双方边界所立之碑,在今甘肃清水西,或在今甘肃成县(唐同谷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此地在藏文文献所谓“贡布麦如”的范围之内。然此碑似早已不存,且不见于唐以后的文献记载,倘有一天发现此碑,上述问题当可迎刃而解。
  藏文典籍所记长庆会盟所立的另一通石碑,是立于“汉地姑休宫前”或“唐主宫前”,也即是唐京师长安宫前。“姑休宫”,之“姑休”(kavu-shuvi)系藏文译音,到底指长安哪一个宫殿,则无法找到相应对音的一个殿名。另一说“姑休”,即古藏文“京师”之音译。按唐长安宫城主要有“三大内”,即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三大内中,西内太极宫为唐前期的政事活动中心;南内兴庆宫,系唐玄宗开元、天宝盛时政事活动的中心;东内大明宫为唐后期,即长庆时唐朝政事活动中心,麟德殿是皇帝接见四夷首领、使臣之地。三大内宫城相较,东内大明宫前丹风门立长庆会盟碑的可能性更大。此外,还有整个宫城(皇城)区,其前(即南面)有三城门,从西向东分别为含光门、朱雀门、安上门。含光门内向西即唐鸿胪寺,为接待四夷使臣的机构。如果立长庆会盟碑,含光门外是可能的。因此碑似早已不存,可能毁于唐末至五代战乱之时;而且不见于后世文献的记载。上述均为推测,如果长庆会盟后,确在京师长安宫前立碑,那么大明宫遗址前,或含光门遗址前,很有可能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或出土这通碑或残块;或许此碑完全毁掉,再也无法寻觅。
  (原载《燕京学报》第2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① 译文引王尧编著《吐番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3、59页注51。
  ② 译文引王尧编著《吐番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3、59页注51。其依据见《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又见《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
  ③ 见佐藤长《古代チべツト研究》下卷,东京,同朋舍昭和五十二年再版,第927页。
  ④ 此文由刘立德译为汉文,载《国外藏学动态》第4期。
  ⑤ 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2页。
  ⑥ 《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
  ⑦ 详细论述,见上引石泰安《公元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盟誓考》文。
  ⑧ 又详见上引《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下。
  ⑨ 上引《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下引长安会盟誓词,内可能隐去下坛至吐蕃佛帐中“焚香为誓”的程序。
  ⑩ 上引《长庆会盟碑》碑文。
  (11)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
  (12) 《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
  (13)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藏汉文对照),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63、187页。
  (14) 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15) 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6) 同上书,第22页注。
  (17) 文原载《康导月刊》第5卷第7、8期,后收入《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8) 上引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41页。

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周伟洲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