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从《张弼墓志》谈起

　　一 问题的提出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夺得政权。这一政变，不仅让他自己成为唐朝的第二个皇帝，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皇帝血脉。原来的开国皇帝李渊，被迫成为太上皇，原来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则同他们的多个儿子一起死于非命。因为随之而来的贞观之治，在历史的记忆中，玄武门政变的血腥似乎淡化了很多。政变之后掌握大权的李世民，开明执政，克己纳谏，反而成就一番帝王的伟业和名声。在李世民开明的良好声誉中，重用当初的敌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前东宫僚属，受到唐太宗重用的，魏征为第一。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曾经对魏征说：“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①贞观六年，唐太宗曾说过：“魏征往者实我所雠，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②贞观七年，唐太宗对魏征说：“朕拔卿于雠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③唐太宗把自己重用魏征，当作比齐桓公重用管仲还了不起的行为，所以反复多次谈及这个话题。魏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④。这些，都给历史记忆施加了重要影响，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时代，唐太宗能够重用原来的仇人，绝对难能可贵。
　　《贞观政要》记录的另一个故事，让我们同样看到唐太宗的可贵之处，原文如下：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心，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岂是至公之道耶?”⑤
　　唐太宗原是秦王，升级成为皇帝之后，秦王府的旧人有怨言，认为在升官的问题上新皇帝太重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人，秦王府的旧部反而落后了。而唐太宗的回应是用人只问是否有才干，不能考虑新故人情。《贞观政要》把这个故事记载在“公平”这个题目之下，显然是很恰当的。同时，唐太宗当了皇帝，用人唯才也就让我们读者记忆深刻。
　　另外一件唐太宗的故事与此事异曲同工。“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⑥此事，《通监》也置于贞观元年，文字略有不同：“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⑦本来中国有人惟求旧的传统，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但是，唐太宗实在太开明，他当上皇帝之后，一反这些传统，重用原来的政治敌人，故旧并没有受到格外的重视，反而导致秦王府旧部多有不满言论。皇帝体现出更高的格局，任官唯才，公平用人。所以，历来史书的主调无不强调唐太宗这种大公无私的用人政策，如《旧唐书·太宗本纪》的史臣曰就此给予高度评价：“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⑧
　　这些传世史料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论及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赞赏唐太宗用人不私，几成共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用“信用院东宫僚属”论述此事，赞扬唐太宗的“弃怨用才”的“雄豪器度”⑨。日本学者也有同样看法，池田温等编《中国史》就十分肯定唐太宗识人用人⑩。王吉林认为，贞观时期“不仅秦府旧属得以人尽其才，即建成官僚，以及元吉之旧部，亦莫不为太宗所重用，贞观人才之盛，斯为主因”(11)。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太宗用人果然如此大公无私吗?此前的政治对手是否一律公平对待呢?在新发现的《张弼墓志》中，我们却看到了另外的情况。
　　张弼墓志，原称《大唐故始州黄安县令南阳县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墓志内容不仅叙述了张弼的生平，还介绍了他夫人李氏。从墓志中得知，张弼字义辅，南阳西鄂人。高祖张筠“宋中书侍郎，宣城太守，南阳县侯，食邑八百户，后魏大都督，秦州刺史，鄜西县公，諡文烈”。曾祖张平“后魏太子洗马，冯翊太守，袭爵鄜西公”。祖张延“后魏度支郎中，员外散骑侍郎，周阴盘太守，骠骑大将军，大都督，鄜州刺史，袭封鄜西公，随邢州刺史”。父张宽“随侍御史，上党郡守，今朝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大总管府长史，青州刺史，大将军，南阳县公，食邑一千户”。
　　张弼，唐高祖义旗初建，即拜朝散大夫。武德五年，“举贤良，射策甲科”，擢授左领军铠曹参军。“又膺令，辟为太子通事舍人”。不久，丁外忧去职。“贞观之始，情里云毕。前宫寮属，例从降授，补右卫仓曹参军”。后来，“历聘卅国，经途四万里”。贞观六年“又应明诏，举直中书省”。袭封南阳公，食邑一千户。十年，除卫尉寺丞。十四年，除尚书水部员外郎。未拜，恩旨改授越王府主簿，兼扬州兵曹参军。“寻又有诏，举县令。十九年，授承议郎，行魏县令”。“永徽二年，蒙授朝议郎，行始州黄安县令”。永徽五年十二月七日，“终于县之官舍，春秋六十”(12)。
　　张弼的父亲隋末任上党太守，张弼应该是与乃父一道在隋末投奔李渊的。武德五年，任职太子通事舍人，后因丁忧去职。玄武门事变的时候，依据墓志的意思张弼并不在东宫任上，结果因为“前宫寮属，例从降授”，补右卫仓曹参军，品级从正七品下转而成为正八品下。这裏，我们关心的是“前宫寮属，例从降授”，即降职任用是否是通例。如果这是通例，那么我们以往印象中的唐太宗重用人才不分新旧的说法就无法成立了(13)。
　　现在，对于贞观时期的原来东宫属官状况，我们遇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传统印象是唐太宗上台，用人唯才，不论原来的东宫属官还是自己的老部下，都是公平任用，不分亲疏的。但是《张弼墓志》提供的数据，却显示“前宫寮属，例从降授”，原来的东宫属官，一律降级任用。到底哪种观点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或者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更合适呢?搜集相关资料，试做论证。
　　二 东宫属官上层
　　在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中，东宫作为储君的属官机构仅次于皇宫所属。唐朝自有一套严密整齐的东宫官署，同时，东宫组织是与皇帝的国家组织密切相关的机构，所以也存在着与国家机构的对接功能，也是国家官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份。总之，东宫官僚组织既与国家中枢机构密切相关，同时又庞大而自成体系。所以，我们主要采取以人为主线，然后对比政变前后的变化，从而观察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对东宫属官的政策。
　　李建成东宫旧部，因为是失败的一方，胜利一方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当然不肯多著墨，这应该是历史书写的常态。不过，《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袁朗传》中，忽然加入一段文字，内容如下：
　　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纲、窦轨、庶子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洗马魏征、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师謩、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14)
　　记录李建成东宫旧部属官的，这是所见最集中的。此文之后，再列秦王府、齐王府的“名臣”。这个名单在任职书写时，主要介绍武德朝的特殊背景，即太子、秦王争夺人才，所书往往不都是最后职务，有的仅仅是曾任。所以，这个名单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考察东宫属官的上层人物。在玄武门政变之后，东宫僚属的去向，可以分为几类种情况进行探讨。至于虽然曾任东宫僚属，但后来政治立场发生变化，从李建成阵营转移进入李世民阵营，所以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当然没有影响。这种情况所见不多，窦轨可为典型。窦轨，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正三品)，是东宫最重要的官员。但是，根据李百药所撰《洛州都督窦轨碑铭》，他的任职当年就有变化，武德元年出任秦州刺史，二年为陇蜀道安抚大使，三年拜益州道行台左仆射(15)。窦轨担任秦州刺史从武德元年到二年，而接替者姜謩在武德二年十一月上任(16)。最重要的变化大概是跟随秦王出征王世充，虽然再回益州，但明显已经是李世民阵营的人，所以在政变之后，他公然杀害韦云起但官位不变，不仅很快担任了益州大都督，后来的仕途也很顺利(17)。
　　东宫官员之中，就实职来说，太子詹事为最高，“太子詹事之职，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举其纲纪，而修其职务；少詹事为之贰。凡天子六官之典制，皆视其事而承受焉”(18)。詹事任职，只有一员，从以上史料所见，窦轨应该是第一任，李百药的说法是“总司之要，任切宫端，才地之华，允兹时望”(19)。因为薛仁果的存在，前线的责任更重大，所以窦轨很快离开了詹事之职，接任者应该就是李纲。李纲同时兼任礼部尚书与詹事之职，武德二年闰二月，“上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20)，但这一年还是辞去了詹事之职。李刚之后，不知道是詹事阙任还是记载不清，总之到武德五年，裴矩再次出现在詹事的岗位上，才再次看到詹事一职。
　　李纲为东宫詹事府詹事，正三品，最初任职时间是武德元年，《旧唐书》本传称之为“高祖践祚，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后来升职，“擢拜太子少保，尚书、詹事如故”。到武德二年，“以老辞职，优诏解尚书，仍为太子少保”。玄武门政变后，李纲不见任职记载，到贞观四年“拜太子少师”，五年去世，年八十五(21)。贞观之初，应是还家不用，到贞观四年才重新任职。太子少保、太子少师皆正二品，然少师名誉更高，从少保到少师，也是提升，不过中间未任职的几年中，应该与李纲的东宫经历有关。《新唐书》的记载是“贞观四年，复为少师”(22)，应该是此前未任职的一个旁证。而《通鉴》的说法更明显，贞观四年七月：“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兼御史大夫萧瑀为太子少傅”。萧瑀太子少傅之任，与罢御史大夫同时，“不复预闻朝政”(23)，而少师与少傅相同，不过尊老之位，并无职权。
　　裴矩初任唐朝，官为“殿中侍御史，爵安邑县公。累迁太子詹事、检校侍中”(24)。而《旧唐书》本传则记载明确，“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太子詹事。”“八年，检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诛，其余党尚保宫城，欲与秦王决战，王遣矩晓谕之，宫兵乃散。寻迁民部尚书”(25)。玄武门政变发生时，裴矩出面劝解，东宫的士兵才最后放弃抵抗，与他正是太子詹事应该关系密切。
　　东宫官员中，师傅类不论，詹事之外左右庶子最为重要。郑善果就曾出任李建成的左庶子。郑善果事迹，两《唐书》记载不异。初归唐，“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检校内史诗郎，封荥阳郡公。善果在东宫，数进忠言，多所匡谏。未几，检校大理卿，兼民部尚书，正身奉法，甚有善绩……寻坐事免。及山东平，持节为招抚大使，坐选举不平除名。后历礼部、刑部二尚书。贞观元年，出为岐州刺史，复以公事免。三年，起为江州刺史，卒”。(26)左庶子，正四品上，在东宫中的地位相当于朝廷门下省长官侍中。但是，郑善果在武德时期就多有起伏，一次免官，一次除名，仕途并不顺利。他担任的大理卿和民部等尚书皆正三品，后来郑善果担任诸部尚书，不知是否还兼任左庶子。至少郑善果是曾任东宫重要官员。贞观元年，出任岐州刺史，理由不清，但三品待遇还是保持不变的，因为岐州刺史也是三品。但是，担任岐州刺史不久，郑善果就犯罪，史书称作以公事免，可知最后处分为免职。对此，《通鑑》的一段记载与郑善果有关，时间是贞观二年三月，记为：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27)
　　郑善果在岐州刺史任上的犯罪看来很清楚，进行过公开审理，从他开始唐太宗决定对于三品以上高官犯罪在审判上采取有尊严的方式。总之，从所知郑善果的情况，他的仕途变化看不出来是否受到玄武门政变的影响。
　　在所知做过太子詹事和左右庶子的人物中，玄武门事变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窦轨不论，裴矩在帮助李世民结束玄武门政变问题上立有功劳，仕途也不见有负面影响。后来出任民部尚书，虽然依旧是三品官，但是职权要大得多，也可以认为是继续发展。影响最大的李纲，政变发生后他休闲数年。如果说因为年事已高，那么贞观四年重新任命时年事祗能是更高，看来还是阵营问题导致的去职。所以，李纲受到玄武门事变的影响很大，这是“前宫寮属，例从降授”所概括不了的。至于郑善果，在高祖时期已经出现过免官和除名的情况，贞观元年的再次犯罪，因为罪行不清楚，但不该看做是唐太宗的秋后算账。所以，在本文的论题中属于情况不清者。而以上所列诸位高官，显然祗有李纲的处置最严，但没有发现降职任用的情况。
　　三 东宫的文学官员
　　东宫官员中，有一批文学之士，现在所得资料，玄武门事变对他们的仕途的影响都很有限。欧阳询，初唐著名书法家，两《唐书》皆入儒学传，但两书本传言及武德时期的官职，祗说到给事中，未言及太子率更令，而到贞观任职，则云：“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28)欧阳询贞观时任太子率更令没有问题，他著名的书法作品《九成宫醴泉铭》署名即有“兼太子率更令”字样(29)。太子率更令是太子率更寺的长官，从四品上。欧阳询如果武德时期已经担任率更令如《新唐书·袁朗傅》所言(30)，那么欧阳询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官职并没有变化，而且在武德九年九月，李世民刚刚即位不久就成立的弘文馆机构中，欧阳询也荣任第一批学士，同时荣任的还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和萧德言(31)。其中，萧德言也曾在李建成的东宫任职。
　　萧德言的任官，两《唐书》本传都不曾言及他在李建成的东宫任职。不过，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诏书修史，其中关于《梁史》的修撰，诏书言为“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32)。当时萧德言官为东宫太子洗马很明确。而《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对于这个诏书的记载比《唐会要》还完整，萧德言的职务为太子洗马无误(33)。之所以如此，因为修史之事，缘起于令狐德棻的建议。此外，《旧唐书·贺德仁传》也有记载，为“时萧德言亦为洗马，陈子良为右卫率府长史，皆为东宫学士”(34)。萧德言为东宫太子洗马毫无疑问。萧德言本传，《旧唐书》记载“贞观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35)。太子洗马是东宫司经局长官，共二员，从五品下。著作郎，从五品上，是秘书省著作局的长官，共二员。萧德言弘文馆学士之任，是武德九年九月之事，而著作郎之任，定在此之前。六月发生的玄武门事变，萧德言去职太子洗马而任著作郎，当在六月九月之间，很有可能是直接转任，而从品阶看，更是高升一阶的。
　　贺德仁在大业时任河东郡司法参军，很显然是李渊属官。“素与隐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师，隐太子封陇西公，用德仁为陇西公友。寻迁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习吏事，转太子洗马……贞观初，德仁转赵王友。无几卒，年七十余”(36)。亲王府，有一个职务称作王友，从五品下，“掌陪侍游居，规讽道义”(37)。贺德仁的情况，因为年老体衰，在武德的时候已经不能从事比较繁重的工作，所以才从中舍人(正六品上)的岗位转为太子洗马(从五品下)，品阶提高了，但是工作却清闲了。贞观初再任赵王友，还是从五品下，品阶没有变化，而且不久就去世了(38)。
　　赵弘智，“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应诏举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预修六代史。初与秘书丞令狐德棻、齐王文学袁朗等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转太子舍人。贞观中，累迁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以疾出为莱州刺史……稍迁太子右庶子。及宫废，坐除名。寻起为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转陈王师”(39)。赵弘智永徽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二。赵弘智在担任太子舍人之前为詹事府主簿，《新唐书》本传说“太宗时，豫论譔，录勤，繇太子舍人进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40)。太子舍人，正六品上。黄门侍郎，门下省副长官，是正四品上。依照《新唐书》的这个记载，他的升迁显然是很快的。不过，根据《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八年黄门侍郎赵弘智与杜正伦等受命“使于四方，观省风俗”(41)，赵弘智不该从贞观之初就当此任。从弘文馆学士的角度看，赵弘智原来参加《艺文类聚》等重要著作的编撰，弘文馆成立之初就担任学士完全是有可能的。赵弘智的情况，应该与萧德言等相似，因为是文学之士，不是东宫太子李建成集团的核心成员，基本上没有受到玄武门事变的负面影响。
　　唐临，《旧唐书》有傅，称“武德初，隐太子总兵东征，临诣军献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书坊，寻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宫殿废，出为万泉丞”。(42)看来应该是受到牵连。右卫率府铠曹参军，从八品下。万泉县，属蒲州，据《新唐书·地理志》(43)，属于上县，那么县丞的品阶依然是从八品下。虽然品阶未改，但是毕竟内外不同，实质上还是降授。可以理解为属于“例从降授”之列。或许祗有较低官阶的东宫官员才适用“例从降授”原则?但《张弼墓志》明明有“前宫寮属”的概括，所以难作如此理解。而低级官员的数据比较少，这又是史料的通常情况。所以，与张弼情况最相近的只有唐临。
　　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唐宪(44)，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宪和唐俭是兄弟，他们的父亲唐鉴与高祖李渊就是朋友，所以两家有世代之谊。唐俭父鉴“与高祖有旧，同领禁卫”(45)。唐宪无傅，唐俭传中也未曾提及其兄。唐宪，《册府元龟》有如下记载：
　　唐宪仕隋东宫左勋卫，太子废，归太原。高祖之镇太原也，颇蒙亲遇，因与弟俭预义谋。及大将军府建，拜正议大夫，引置左右为恩信。从平宋老生，破京城。时隐太子为左镇大都督，以宪为长史。累迁光禄大夫，封安富县公。武德初，拜为太子右虞候卒。(46)
　　李建成太原起兵时任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很清楚：“癸已，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47)。按理，以唐宪初任李建成大都督府长史的身份，后来的发展应该很可观才对。
　　不过，同是《册府元龟》，另有记载，唐宪“武德初拜太子右虞候率，后历散骑常侍、云麾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既无他职事，居多闲逸，与亲戚故人酣畅，以此自适焉”(48)。太子虞候率，分左右，隋炀帝时期设置，唐朝沿袭，率为长官，正四品上。(49)散骑常侍共设二人，从三品。“左散骑常侍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经常陪伴皇帝左右，地位很高，但没有实际权力。“武德初，散骑常侍加官。贞观初，置散骑常侍二员，隶门下省”(50)。云麾将军，武散官，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文散官，从三品。
　　两份《册府》的记载，前者“右虞候卒”，应该是“右虞候率”之误。从武德之初的太子右虞候率上升到散骑常侍是很重要的发展，但是不知道散骑常侍的就任时间。好在《新唐书·唐俭传》附有唐宪小传，称唐宪是唐俭之弟。内容如下：
　　宪字茂彝，仕隋为东宫左勋卫……高祖领太原，颇亲遇之，参与大议。义师起，授正议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县公。武德中，进累云麾将军，加郡公。贞观中，终金紫光禄大夫。(51)
　　总合以上数据，可知唐宪的基本情况。散骑常侍、云麾将军和银青光禄大夫都是从三品，应该是武德时期的任命。贞观时期以金紫光禄大夫之职终了此生。金紫光禄大夫不过正三品，比银青高一阶而已。而所谓“既无他职事，居多间逸，与亲戚故人酣畅，以此自适焉”之说，应该是贞观时期唐宪的基本状况。唐宪、唐俭兄弟，因为唐俭是李世民天策府长史，政治站队不同，后来发展也不可同日而语，唐俭为唐朝功臣可免一死，官至民部尚书之职，而唐宪却祗能纵酒为乐。玄武门事变之后，唐宪显然不再任用，比起“例从降授”的其他人而言，这应该是一种更严厉的政策性对待，祗有散职三品，没有实际职务和职权。
　　在东宫的文学官员中，唐临是符合“例从降授”这个原则的。而唐宪则是更严厉的处置，他成为彻底的边缘人，除了饮酒作乐，再也没有出任什么职务。比起李纲来，唐宪遇有不如，毕竟李纲后来还是启用过的。唐宪的兄弟唐俭在贞观时期发展良好，也算得上是贞观名臣。即使如此，他的兄弟唐宪却依然长期赋闲在家，说明唐宪的情况一定是很严重的。史料不足征，唐宪虽然名应文学，估计应该是李建成的真正心腹之人。
　　薛万彻属于武官，本不该在此交待，但因同类情况很少，所以附在这里一并讨论(52)。玄武门事变发生时，据《通鉴》的记载，当时的薛万彻为东宫的副护军(53)。事变后，李世民全面掌权，至七月六日(壬辰)，唐太宗任命一批重要官职，如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等，同时任命“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54)。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护军是护军府的长官，正四品下，副护军为副长官，从四品下(55)。而薛万彻在玄武门事变之后不久就升任从三品的右领军将军，连升四阶。薛万彻在玄武门事变中，表现神勇，失败后隐匿终南山，唐太宗不但没有追究当初之责，反而提拔任用。显然，薛万彻不属于“例从降授”之内。
　　四 魏征、王珪等特殊情况
　　在贞观时期影响比较大原东宫官员，众所周知是魏征、王珪和韦挺三位。在贞观之治的人物系列中，魏征向来是仅次于唐太宗的人物。那么，玄武门事变，对于这三位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首先，事变发生的时候，至少王珪和韦挺是不在长安现场的，他们正在为过去的错误受苦。武德七年，因为杨文干案件，唐高祖“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56)流刑是唐朝五刑之一，严重程度仅次于死刑。巂州(今四川西昌市)属剑南道，“在京师西南三千六百五十四里”(57)。流刑有三个等级，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王珪、韦挺所服显然是流刑中最重的。
　　王珪在东宫系统里官为中允，正五品下，是左庶子的副手。“及东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甚为太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巂州。建成诛后，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谏议大夫”。(58)韦挺左卫率，正四品上，“及太宗在东宫，征拜主爵郎中”(59)。政变之后的新任命是什么时间呢?根据《通鉴》的记载是武德九年六月十二日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之后，“亦召王珪、韦挺于巂州，皆以为谏议大夫”(60)。六月十二日是召回时间，回来之后即任命为谏议大夫，一个“亦”字表明，至少王珪与魏征同时被任职为谏议大夫。现从《通鉴》的记载来看，到七月丙申(十日)李世民下令不许再追究原来的敌对成员，而且要“违者反坐”，就是谏议大夫王珪的报告发挥了作用，证明此前王珪已经返回长安。接着，七月丁酉日(十一日)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61)。所以，七月十日之前，王珪和魏征已经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了。此时，李世民还是太子身份，距离八月登基还有一些日子。
　　韦挺没有担任谏议大夫，《旧唐书》韦挺本传记载是“征拜主爵郎中”，品阶是从五品上，不如原来的左卫率高。不过从武官系列转入文官系列，这应该给予考虑。王珪谏议大夫是正五品上，比照原来的中允还提升一阶。不过，对于王珪和韦挺而言，他们原来的东宫官职是一个参考项，但更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担任新职之前的状态是“配流”。
　　魏征的情况有些模糊。六月十二日他被任命为东宫的詹事主簿，仅仅是从七品上。而在原来的东宫，魏征曾任从五品下的洗马之职。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来李建成时代的东宫官员全都迁移他任，因为现在东宫主人换作李世民了。李世民为太子，新的东宫重要官员都是李世民秦王府人马，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62)但是，魏征是所知唯一的例外，虽然与曾经有过的官职相比级别降低了，但是依然任职在东宫。很简单，在李渊还在皇位的时候，现在的东宫是真正的权力中心。詹事府相当于朝廷的尚书省，詹事一人为长官，少詹事一人为副长官，丞二人，主簿一人。魏征是詹事府第五号人物。“主簿掌付所受诸司之移、判及弹头之事而勾会之。凡三寺、十率府文符之隐漏，程限稽失，大事启文，小事下率更以绳之；及掌印，勾检稽失”(63)。主簿权力不大，但所有事情都经手，在刚刚政变之后，以魏征的特殊身份，这个任命不能不归因于李世民的大胆信任。于此相较，级别问题则是小事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魏征显得如此特殊呢?《旧唐书》的魏征本传，记载“及建德就擒，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64)，时间是武德四年，而这里的魏征职务是“直洗马”，并不是正式的洗马。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高祖命令太子建成领兵镇压刘黑闼，根据《通鉴》的说法，是因为李建成接受了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的建议。(65)可见，此时魏征已经是正式太子洗马了。但是，镇压刘黑闼的战事要到武德六年正月才会结束，而太子洗马魏征是陪同太子出征河北的，可是在武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一份诏书中我们看到魏征的职务名称发生了变化。《唐会要·史馆上》载，高祖李渊在这一天发出修撰前朝史书，点名朝臣分工修撰，“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可修《齐史》”(66)。何以诏书中不称魏征为“太子洗马”而是“前秘书丞”呢?秘书丞，从五品上，高于洗马一阶，而且属于朝廷命官与东宫官有别。从品阶上看，秘书丞的任命理应在太子洗马之后。
　　在这件修前朝史的诏书中，称令狐德棻为秘书丞，而根据《唐六典》的记载，秘书丞从来只有一员，那么魏征曾经任秘书丞，当在令狐德棻之前。为什么对魏征不直接称呼秘书丞，要称前秘书丞呢?(67)这应该意味着当时的魏征已经离开的秘书丞的岗位，但新的职务尚未任命。再据《旧唐书》令狐德棻本传，他是在“(武德)五年，迁秘书丞”的(68)。而且，修前朝诏书中，指名修《梁史》的有“太子洗马萧德言”，而太子洗马从隋炀帝以来就祗有二员，另外一员应该就是上文已经提及的老资格的贺德仁。所以，可以肯定魏征在武德五年十二月已经不是太子洗马了。总之，此时的魏征，既不是太子洗马，也不是秘书丞，是处于无职务状态之下。
　　魏征的这种状态不知道持续多久。到武德七年发生杨文干事件，一方面我们没有见到魏征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东宫祗有王珪和韦挺遭到严重处理，配流巂州。另一方面，根据《大唐新语》的说法，在杨文干事件中，魏征还是遭受到处理，不过没有王珪、韦挺那么严重而已。“魏征、王珪、韦挺俱事隐太子，时或称东宫有异图，高祖不欲彰其事，将黜免宫寮以解之。流挺、珪于巂州，征但免官”(69)。对于杨文干事件，《旧唐书·李建成传》的记载是高祖受到李建成一派的影响，没有穷治该案，也放弃对李世民的许诺，“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70)。《资治通鉴》的记载几乎与此完全相同(71)，可见是同意这个说法的。这些权威性的史学著作，与《大唐新语》的记录很一致，说明《大唐新语》也有一定的可信性。如果魏征确因杨文干事件免官，那么在玄武门事变的时候他不在东宫官任上，与王珪、韦挺相似，在太子与秦王两个阵营冲突最严重的时刻不在现场。这应该是后来被重用可以考虑的一个因素。
　　李建成东宫旧部，现在还不能一览无余，但是就大体情况而言，以上所举情况应该涵盖了基本范围，每个人在玄武门事变之后的去向，不会距离这些情况太远。虽有新数据《张弼墓志》，得知玄武门事变之后，对于东宫旧部有“例从降授”的情况，但是从现在搜集到的数据看，“例从降授”并不是处置东宫旧部的唯一原则。原东宫旧部至少在中高层的状况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文学官员不是政治中心，所以多不受影响。老臣们随人地位高，李纲之外，都不是太子团队的核心成员，所以多不受影响。就如同后来的李承干一样，他身边参与最机密计划的核心成员，并不是东宫官员地位最高的那些老臣。而李建成的核心成员，除了李纲、唐宪以外，玄武门事变之时王珪、韦挺根本不在长安。魏征的情况不清，很可能也是一种不在职的状态。这些因素都会对后来的事情发展，包括个人情况产生影响。至于旧史表扬唐太宗重用原来敌对人物的结论，还没有足够的数据予以否定。
　　五 总合分析
　　玄武门事变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李世民怎样处理原来敌对的东宫旧部，既可以从某一点如短时间的人事安排上观察，也可以采取多点或者稍长时段的观察。对于李世民来说，此事不仅是一时的政策，也涉及到贞观朝廷的多方面问题。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大历史背景下，全面考察显然是更可取的。
　　首先，即使没有《张弼墓志》的出现，我们根据李纲、唐宪等人的情况，也不会以为凡是原来李建成的东宫旧部在贞观时代都获得重用。《张弼墓志》告诉我们的新资料是东宫旧部尽数被“降授”，但我们在总结更多的资料时发现，确有“降授”的情况，但绝不是“例从降授”。张弼墓志强调张弼“前宫寮属，例从降授”，应该有替志主解释的用意，强调不是他才遭受降授，是东宫僚属都享受了同样的“待遇”。
　　降授并不是最严厉的处分，李纲、唐宪或者数年废弃不用，或者终生未再任用，所受处分当然是比张弼的“降授”更严厉。根据1954年西安市东郊路家湾红庆村出土的《王大礼墓志》，他“武德元年，授太子左千牛，转右卫率府亲府队正。……寻以宫废去职……”(72)。亲府队正，根据《新唐书》的记录，是正七品上(73)。看来，王大礼比张弼的品阶还高一阶，结果他的境遇比张弼还差。张弼最多是降授，而王大礼干脆去职。后来，他才又努力读书，到贞观十四年才应贤良举成功。
　　以李世民为核心的秦王府一党与以李建成为核心的东宫一党，在武德时期的政治斗争是众所周知的。太子是法定皇位继承人，不仅有齐王李元吉一派强力支持，实际上唐高祖也是站在李建成方面的。秦王党是夺权一派，在各种斗争中秦王党终于落得下风，最后不得已铤而走险，发动玄武门事变，采用军事政变的方式夺得最高权力。从政治策略上考虑，胜利后的李世民对于唐高祖会尽可能手下留情，毕竟在讲究忠孝道德的时代，对于父皇的过分手段会造成更大的反作用力。但是对待东宫旧部的处置则不同，兄弟阋于墙毕竟还是比较常见的，道德压力相对弱小。
　　玄武门事变秦王一方控制了局面以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儿子们，在东宫与齐王军队放弃抵抗之后悉数被杀，这是很惨烈的斩草除根手段。但是，这是不是玄武门政变计划的一部份呢?毕竟政变是秦王党一方设计并实施的，所以他们应该有一整套行动计划与方案。根据《旧唐书·尉迟敬德传》的记载，玄武门政变胜利、李世民升任太子之后，尉迟敬德出任左卫率。“时议者以建成等左右百余人，并合从坐籍没。唯敬德执不听，曰：‘为罪者二凶，今已诛讫，若更及支党，非取安之策。’由是获免”。(74)不过，《资治通监》在采用这个数据时，没有把时间放置在李世民升任太子之后，而是放在政变的六月四日当天。“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已伏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之也。’乃止”(75)。综合地看，《通鉴》的时间点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当天六月四日当天发布的大赦文中已经有“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支，一无所间”的内容。(76)李世民立为太子是六月七日的事情，所以《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记时间点有误。
　　所谓“建成等左右百余人”当然就是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百余人的说法应该是约数，未作更准确的表达。那么，到底这一百多人具体是哪些人，虽然没有进一步的信息透露，至少秦王府是很清楚的。因为尉迟敬德的“固争”，这项追杀没有实施，而尉迟敬德固争的对象，既应该包括诸将，更应该包括李世民，也祗有李世民同意了尉迟敬德的意见，才会停止这项行动。那么，这百余人的名单，是政变胜利后一时起意、临时想到的追杀对象，还是本来就有这么一个消灭计划呢?至少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原本就有这样的计划。
　　尉迟敬德在玄武门政变中立功甚大，后来论功与长孙无忌同为第一等就是证明。他的劝说发挥作用，这应该是停止追杀计划的一个原因。此外，皇帝很快变成识时务者，屈服了李世民并答应了李世民所有要求，比如交出兵权等等，对于发动政变的李世民一方而言应该是意外顺利。此外，皇帝命令东宫和齐王府军队放弃抵抗，对方很快就执行了命令，这也让李世民的计划阻力豁然减少。那个追杀名单的制定，大约以天下大乱、各方进入大混战为前提的，而如今皇帝和各方十分配合，李世民很快控制的局面，再加上尉迟敬德的坚决反对，继续追杀确实丧失意义，所以李世民批准了尉迟敬德的建议，停止追杀。
　　玄武门事变之后，停止追杀计划，是李世民一派重大的政策调整。对于原来的东宫旧部而言，不被追杀，当然是好事。不过，六月四日的大赦，也仅仅是不予追究而已，“自余党支，一无所问”。但是，这不是和解，更不是任用与合作，最多表现出胜利者的高姿态而已。政变的第二天，六月五日，“冯立、谢叔方皆自出；薛万彻亡匿，世民屡使谕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之”(77)。这个态度，应该是前一天政策的表达，不予追究，所以释放无事。
　　对于东宫旧部政策的进一步转变，从不追究到任用，应该是从六月十二日开始，而第一个任命的东宫旧部的人就是魏征。李世民任命魏征担任东宫詹事府主簿，同时决定放归王珪和韦挺，并一体任用。到七月六日，新任了一批中央政府的官员，薛万彻升为右领军将军，而王珪和魏征的谏议大夫，应该也是这次任命的。这样，东宫旧部官员，从不追究到重新任用，这一转变的意义更关键，对于后来李世民任用旧敌的评价，就是从这里开始，否则无从谈起。当然，这种任用，对于东宫旧部而言，不是全部而是有选择性的任用。
　　七月十日，根据王珪的报告，李世民下令继续追告东宫旧部的要加以“反坐”，力度极高。而谏议大夫魏征出使山东敢于负责，就地释放东宫、齐王府旧部，获得了李世民的赞赏。对于李世民而言，掌控国家权力之后，继续斗争祗能破坏自己的统治，全力实现天下和解，这才是他的统治大局。所以，针对东宫旧部的政策转变，任用部份原来的东宫官员，符合他和解大局的需要。除了人才不可多得以外，这种政治需要也是必须给予考虑的。
　　我们观察李世民贞观时期对于李建成东宫旧部的任用，第一个观察点是多少人最初得到任用，其次是这些人在后来的官场中升迁的速度，最后是他们所达到的最高位置。魏征最初出任东宫詹事府主簿，时间是六月十二日，七月六日升任谏议大夫。大概是同年，《旧唐书》魏征本传说太宗新即位，“其年，迁尚书左丞”。这是正四品的官员。贞观二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成为宰相之一。贞观七年，为侍中。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李建成东宫旧部，在贞观时代功绩最高，职位最高的应属魏征无疑。唐太宗曾说过：“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78)。这是最高评价，连原来的秦王府部下也不在话下，而魏征正是来自原来的敌对阵营。
　　唐太宗任用甚至重用李建成东宫旧部，魏征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王珪在李世民的时代，初任谏议大夫，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为侍中，成为宰相，入相时间较魏征为早。七年犯法，贬官同州刺史，八年回朝担任礼部尚书，脱离了宰相团队，十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李建成东宫旧部在贞观朝入相者，祗有魏征、王珪二人。
　　李建成在武德九年冬十月封为息王，以礼改葬。“魏征、王珪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79)。魏徽、王珪的这个举动，代表性极强，而唐太宗愿意和解，不仅哭之于宜秋门，而且允许东宫旧僚送葬。究竟都是什么人属于东宫旧僚，唐太宗的新朝廷当然很清楚。魏征、王珪所为，既是旧臣的一种心情表达，其实也是为唐太宗新政权做政治工作，用实际行动表达新政权的宽容大度。
　　后来，随着李世民统治的逐渐发展，对于东宫旧僚的政策也有进一步宽松的倾向。贞观四年，李纲重新工作，担任太子少师，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薛万彻成为贞观时期名将，在贞观的几次重大战争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他人降级使用的，也有发展比较顺利的。唐临“宫殿废，出为万泉丞”，但后来迁侍御史，累转黄门侍郎，成为门下省的副长官。高宗朝，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80)
　　韦挺在贞观时期，做到御史大夫，并与太宗结为儿女亲家。《旧唐书》韦挺本传记载韦挺“常与房玄龄、王珪、魏征、戴胄等俱承顾问，议以政事”。韦挺为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是唐太宗坚持的结果，似乎是有不同声音。韦挺专门陈谢曰：“臣驽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勋非旧，而超处藩邸故僚之上，臣愿后之，以劝立功者。”结果是“太宗不许”(81)。此段文字有两层意义，一是韦挺知道自己的非勋非旧的地位，一旦升入高位很警觉；二是韦挺已经知道自己的升任，已经“超处藩邸故僚之上”，这与上文引用《贞观政要》的资料，房玄龄反映的“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正可互证。
　　并不是所有东宫旧僚在贞观时期都飞黄腾达，如《张弼墓志》所反映的张弼历官，就不是很顺利，最终的位置也不过县令。就此而言，仕途是否坦荡顺利，具体原因应该很复杂，即使原来秦王府旧僚恐怕也不是人人得以高升。旧时背景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条件之一，但不可能是充分条件。帝王用人，忠诚度当然是首选，原来的敌对势力，在树倒猢孙散之后，忠诚度并非一定差。而用人得当，同样有利于国家治理，唐太宗对魏征的任用，依然称得上是千古佳话。
　　《张弼墓志》的发现，启发我们认真看待相关问题，价值不能低估。玄武门事变之后，唐太宗如何处置李建成的东宫旧僚，绝不能祗用一个原则去看待。李世民任用乃至重用原来李建成的东宫旧僚，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既不是全部任用，更不是大面积重用，唐宪就一直没有启用。贞观时期他所依靠的朝臣，当然以原来的秦王府旧僚为主。但是，唐太宗对于东宫旧僚的政策还是比较大度的，就此而言，旧史所言并非没有依据，新出《张弼墓志》并不能彻底推翻原来印象。
　　(本文原刊于《唐研究》第17卷，2011年。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①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62页。
　　② 同上，第62页。
　　③ 《贞观政要集校》卷五，第62—63页。
　　④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7页。
　　⑤ 《贞观政要集校》卷五，第278—279页。
　　⑥ 《贞观政要集校》卷五，第280页。
　　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6040页。
　　⑧ 《旧唐书》卷三，第63页。
　　⑨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6—87页。
　　⑩ 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义信、神田信夫、演下武志主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2《三国至唐》，(东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五章第一节“唐代前期の政治”，由爱宕元撰写，“贞观の治、太宗の治世”见该书第318—320页。
　　(11) 王吉林：《君相之间——唐代宰相与政治》第一章“唐代初年政治集团的运用及其限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12) 《张弼墓志》，西安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待刊)，感谢整理小组成员的帮助。
　　(13) 参见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文物》2011年第2期，第70—74页。这篇研究论文的倾向是赞同《张弼墓志》的“前宫寮属，例从降授”说法的。
　　(14) 《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袁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727页。
　　(15) [唐]李百药：《洛州都督窦轨碑铭》，《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四五九，中华书局，2001年，第198页。
　　(16) 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金编》1，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7—408页。
　　(17) 《旧唐书》卷六一《窦轨傅》，第2365—2366页。窦轨的弟弟窦琮，在太原起兵的时候与李世民很亲近，进军长安的时候也是秦王属下，但在武德时期开始担任朝廷命官如右领军大将军，尤其是跟随李建成讨平刘黑闼，因此功而封“谯国公，赏黄金五十斤”。但是，不久就身亡，未到玄武门政变时刻。以窦轨的经历看，窦琮转入李建成阵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参见《旧唐书》卷六一《窦琮传》，第2367页。当时兄弟阋于墙，斗争激烈，朝臣多有立场问题。如封德彝，表面上是李世民的人，但暗中却站在李建成立场上，直到死后数年，才被发现。参见《旧唐书》卷六三《封伦传》，第2397—2398页。
　　(18) 《唐六典》卷二六，中华书局，陈仲夫点检本，1992年，第662页。
　　(19) [唐]李百药：《洛州都督窦轨碑锦》，《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四五九，第198页。
　　(20)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第5843页。
　　(21) 《旧唐书》卷六二《李网传》，第2373—2377页。
　　(22) 《新唐书》卷九九《李网传》，第3909页。
　　(23)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81页。
　　(24) 《新唐书》卷一〇〇《裴矩传》，第3934页。
　　(25) 《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第2408页。
　　(26) 《旧唐书》卷六二《郑善果传》，第2379页；《新唐书》卷一〇〇，第3937页。
　　(27)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48页。
　　(28)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第4947页。《新唐书》本传略同，唯有“官至太子率更令”为“历太子率更令”而已，第5646页。
　　(29) 《中国名碑海外遗珍·九成宫醴泉铭》，吉林摄影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30) 欧阳询参与编写《艺文类聚》一书，据《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给事中欧阳询奉敕撰《艺文类聚》成，上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59页。但《全唐文》所收欧阳询《艺文类聚序》却署名“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渤海男欧阳询序”，弘文馆学士很清楚是太宗时事，这个署名的职务肯定有问题，不敢从。见《全唐文》卷一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页。
　　(31)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23页。
　　(32)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第1287页。
　　(33) 《旧唐书》卷七三，第2597—2598页。
　　(34) 《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第4987页。
　　(35)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第4952页。《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所记同，第5653页。
　　(36)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传》，第4987页。
　　(37) 《唐六典》卷二九，第729页。
　　(38) 《新唐书·袁朗传》所提供的名单中，记室参军事庾抱，两《唐书》有传，《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传》载：“义宁中，隐太子弘引为陇西公府记室。时军国多务，公府文檄皆出于抱。寻转太子舍人，未几卒”。这位来自南朝的才子，还未来得及在大唐施展更多的才华就不幸去世了，但没有经历玄武门事变，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幸运的。庾抱不涉及本文讨论的问题。
　　(39) 《旧唐书》卷一八八《赵弘智传》，第4922页。
　　(40) 《新唐书》卷一〇六，第4043页。
　　(41) 《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第43页。
　　(42) 《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第2811页。
　　(43)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第1000页。
　　(44) 唐宪任职，应为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新唐书·袁朗传》阙一“军”字。
　　(45) 《旧唐书》卷五八《唐俭传》，第2305页。
　　(46) 《册府元龟》卷七六六《总录部·攀附第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9106页。
　　(47)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第10页。对此，《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也如此说：“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署。”
　　(48) 《册府元龟》卷八六八《总录部·好客》，第10306页。
　　(49) 《唐六典》卷二八《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唐初仍称左右虞侯率，高宗龙朔二年改名为左右清道率。第718页。
　　(50)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第245—246页。
　　(51) 《新唐书》卷八九《唐俭传》所附，第3760—3761页。
　　(52) 《册府元龟》卷九三八《总录部·奸佞第二》记载李安俨事：“李安俨初事隐太子。及太子拜，率兵拒战。太宗以为终于所事，故任用之，至中郎将，典屯兵于北门，甚见亲委”。第11042页。后来他参与了太子承干的谋反计划被诛杀。但在武德东宫时所任职事不清，应该也是军事方面。李安俨的情况可以与薛万彻比较，但史料受到限制，因为李安俨贞观之初的职务升降不清，担任中郎将是后来的事。
　　(53)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0页。
　　(54)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6页。
　　(55)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第1810页。
　　(56)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7页。
　　(57)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第1698页。
　　(58) 《旧唐书》卷七〇《王珪传》，第2527页。
　　(59) 《旧唐书》卷七七《韦挺传》，第2669页。
　　(60)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4页。
　　(6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7页。
　　(62)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3页。
　　(63) 《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第663页。
　　(64)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第2546页。
　　(65)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第5960页。
　　(66) 《唐会要》卷六三，第1287页。《唐大诏令集》也收有此诏，题为“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内容一致，祗是时间上有年月无日期而已，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467页。
　　(67) 两《唐书》的令狐德棻本传在魏征的职务上说法不同，《旧唐书》也是“前秘书丞”，而《新唐书》则写作“秘书丞”，同时令狐德棻的职务也是秘书丞。《新唐书》卷一〇二，第3983页。
　　(68)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第2596页。
　　(69) 《大唐新语》卷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88页。
　　(70) 《旧唐书》卷六四《李建成传》，第2417页。
　　(7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5987页。
　　(72) 墓志录文，参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15—416页。论文参见周晓薇、王其炜《唐高宗朝两方〈王大礼墓志〉合考》，《唐史论丛》第7辑,1998年，第318—327页。
　　(73) 《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第1307页。
　　(74) 《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7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2页。
　　(76)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2页。
　　(77)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12页。
　　(78)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第2559页。
　　(79)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24页。关于时间，《通鉴考异》有交代，最后依从的是《唐历》的记载。
　　(80) 《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第2813页。
　　(81) 《旧唐书》卷七七《韦挺传》，第2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