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玻璃器与陶瓷器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从新疆玻璃考古新资料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作者:张平










 
  新疆古玻璃的发现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约有百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玻璃考古的新资料不断有所发现,已初步具备了从考古实物的观察、鉴定及化学成分上研究新疆古玻璃的条件。本文主要综述考古发现的新资料、部分玻璃标本的化学成分分析,以及一些相关历史问题,以期推动新疆丝绸之路上的古玻璃研究。
  一、玻璃考古的新资料
  近二十年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博物馆及各地州文管所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中,发掘出土和采集到大量古玻璃珠和玻璃器皿残片。这些玻璃资料所反映的时代大致可分为先秦、汉晋、南北朝至唐宋,介绍如次。
  1.先秦墓葬
  先秦墓葬出土的玻璃珠,是迄今为止所获新疆考古玻璃资料中最早的新资料。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0世纪—前3世纪,相当于中原的西周、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
  2001年至2004年,在伊犁河流域特克斯县的叶什克列克、尼勒克县的吉林台、巩留县西格里克山北麓的红旗砖厂,发掘一批约公元前700—前600年的墓地。①2003年,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发掘约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墓葬。②2002年,在北疆的塔尔巴克台地区额敏县,发掘约为公元前700—前500年的铁厂沟墓地。③1996—1998年,在塔里木盆地南沿且末县境,发掘约为公元前8世纪—前1世纪的扎滚鲁克墓地的二期墓葬。④1990年至1992年,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拜城县,发掘约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的克孜尔墓地。⑤(图23—1,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1985年至1987年,在塔里木盆地北缘轮台县,发掘西周至春秋的群巴克墓地。⑥1996年,在东部天山南麓哈密市上庙尔沟,发掘战国墓葬。⑦1994年,在东部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县黑沟梁,发掘战国墓葬。⑧(图23—2,哈密市上庙尔沟墓地出土的玻璃珠)
  上述墓地所发掘的墓葬中,不同程度地均出土过绿色、蓝色、白色,以及蜻蜓眼纹等不同色彩和类型的玻璃珠。
  2.汉晋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和遗址出土的玻璃珠数量最多、色彩最丰富、种类工艺最繁杂,同时也出土了西来的玻璃器皿以及中原汉文化为特征的玻璃制品。重要的墓葬和遗址有:
  2003年发掘的伊犁河流域巩留县西汉墓。⑨1995年至1999年,尉犁县营盘墓地。⑩1985年发掘的天山南麓的温宿县包孜东汉墓。(11)(图23—3,温宿县包孜东汉墓地出土的玻璃珠)1996年拜城县库木鲁克埃肯汉墓(12)、库车县麻扎甫塘汉墓。(13)尤其是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和田地区的洛甫县山普拉汉晋墓地,在已发掘的68座墓葬中出土的各种类型和工艺的玻璃珠饰1405枚。(14)(图23—4,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玻璃珠)此外,如民丰县尼雅汉晋墓葬和遗址(15),(图23—5,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项链)安迪尔的汉唐古城遗址(16),策勒县达玛沟汉唐遗址(17),于田县喀拉墩南北朝至唐遗址(18),(图23—6,于田县克里雅遗址出土的玻璃珠)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的二期墓葬等,都出土过丰富的玻璃珠、玻璃器皿及其残块。(19)享有盛誉的楼兰和营盘地区的墓葬、遗址,20世纪初期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等国外探险者,都曾在此获得过各种类型的玻璃制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楼兰和营盘遗址及墓葬又出土一批汉晋时期的各种玻璃珠、玻璃器皿和残片。(20)
  3.南北朝至隋唐遗址(公元5世纪—10世纪)
  这一时期的墓葬和遗址出土和采集到的玻璃器皿及其残片中,最为显著的是发现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路线上的汉唐时期的疏勒、于阗、龟兹三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商贸中心所属的遗址。丝绸之路上的疏勒、于阗、龟兹遗址中的早期玻璃器皿碎片很多,20世纪初的资料皆流失在域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均收藏到发掘和采集的玻璃器皿残片。近些年来的出土和采集品更为丰富,主要遗址有:
  喀什地区疏附县的伯希克热木和莫尔佛寺遗址采集的玻璃器皿残片,(图23—7,疏附县伯希克热木遗址出土的玻璃器皿残片),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的玻璃器皿残片。(21)(图23—8,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的玻璃器皿残片)
  和田地区皮山县的杜瓦遗址采集的方形呈蓝色的玻璃管。墨玉县布盖乌伊里克佛寺遗址采集的白色玻璃器皿残片。和田县吾加比俄木玛扎遗址采集的淡紫色玻璃器皿残片;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采集的浅黄绿色玻璃器皿残片;和田县买俄甫尔麻扎遗址采集的白色玻璃器皿残片。洛甫县阿克斯比力古城遗址采集的2枚蜻蜓眼纹玻璃珠饰和洛甫县喀拉克尔遗址采集的深绿色和浅紫色玻璃器皿残片。策勒县达玛沟采集的白色玻璃指环和深蓝色带口沿的玻璃器皿残片若干。(22)(图23—9,策勒县达玛沟遗址的玻璃指环)
  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群梯木烽戍遗址采集到的蓝色玻璃管、绿色玻璃珠。(图23—10,柯坪县群梯木烽戍遗址的玻璃器残片)
  柯坪县托木里克古城内采集的黄色带纽扣装饰纹样的玻璃器皿残片。新和县大望库木遗址采集的浅黄色玻璃器皿口沿残片,蓝色、褐色、蜻蜓眼纹等玻璃珠饰。(图23—11,新和县大望库木遗址的玻璃饰品)
  库车县库木吐拉遗址采集的深蓝色玻璃器底残块和淡绿色玻璃器皿残片;库车县托盖塔木遗址采集的蓝色玻璃珠饰;库车县森姆塞姆墓葬出土的玻璃杯和绿色带凸棱纹玻璃器皿残片。(23)(图23—12,库车县森姆塞姆出土的玻璃杯)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拉伊苏烽戍遗址采集的蓝色玻璃器皿残片和玻璃珠饰。(24)
  二、测试结果与分析
  新疆地区古玻璃的化学成分测试与比较研究,对于我国古玻璃的起源,以及东西方文化科技互动交流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新疆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收藏的极少数采集品曾做过一些化学成分的测试分析。但是这些玻璃残片均为遗址采集品,有的遗址延续时间相当长,年代不准确,有些标本的年代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25)近年,在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的组织和指导下,我们在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支持下,参与了中国玻璃起源课题的基础研究工作。本文汇集38处100余件墓葬和遗址出土的玻璃材料(附表23—1)。这些资料主要是近些年来的发掘品,有可信的出土地点和相对年代,其中对50件标本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测定。表23—2为新疆这批早期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我们按照样品的时代实验结果进行分析。(26)
  1.先秦时期的玻璃珠
  这时期的玻璃珠样品主要来自克孜尔水库墓地和塔城铁厂沟—碗泉墓地。克孜尔是龟兹史前的一处重要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处遗址主要有大面积的居住遗址、冶炼金属(铜)遗址和公共墓地等,墓葬散布于克孜尔河东西两岸的台地上。以克孜尔墓地墓穴中的朽木为标本,一共进行了9组碳十四测年。经过树轮校正,这批墓地的年代均在公元前1100年至前700年(B.C.1100—B.C.700)左右。从考古学上来判断,克孜尔墓地的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早期。在克孜尔墓地发掘以前,中国还没有发现比春秋末更早的玻璃制品。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是目前中国出土并经过科学鉴定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玻璃。塔城铁厂沟—碗泉墓地为早期游牧民族墓葬,墓葬年代在公元前700年至前500年。
  以前曾对克孜尔墓地出土的少量残破玻璃珠进行了初步检测,样品分别选自M21、M26、M37。此次实验采用的这批玻璃珠分别来自M3、M4、M9、M11、M26、M27,样品的数量和范围都比以前工作增加很多。玻璃珠多为单色,其颜色有蓝色、蓝绿色、淡黄色、绿色等,多不纯正;样品的表面多附着有一层白色或褐色胶结物,并有不同程度的风化;玻璃珠体内有较多细小的气孔和结石。测试分析结果看,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大致有四种类型:
  (1)Na2O(K2O)-CaO-SiO2玻璃,其中K2O5。属于这类玻璃样品的有XJ-1A、XJ-3A、XJ-3B、XJ-4A、XJ-30和XJ-33,样品几乎分布于所测量的所有墓葬。塔城铁厂沟—碗泉墓地的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珠(XJ-44),也属于这种类型。
  (2)Na2O-CaO-PbO-SiO2玻璃,其中PbO>2%。属于这类玻璃的样品有XJ-2A和XJ-2B,样品主要分布于M26。
  (3)CaO-MgO-SiO2玻璃,这类样品中Na2O很少,小于2.5%或没有。属于这类玻璃的样品有XJ-1B、XJ—1C、XJ-1D和XJ-32,样品分布于M26和M9。
  (4)MgO-PbO-SiO2玻璃,这类样品有一个,即XJ-2C。其MgO和PbO的含量分别为7.44%和5.11%。
  另外,从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XJ-1B白色部分的成分很特别,其中含有很高的CaO(57.62%)和PbO(17.07%),而SiO2含量(17.02%)明显低于其他样品。总体上看,这些样品的成分普遍具有高镁低铝、含铅的特点,K2O的含量多在1.5%~2.5%之间。XJ-2A、XJ-2B和XJ-4A等样品中有较高含量的Sb2O5。需要指出的是克孜尔墓地自身也出土含铅10%以上的铅青铜勺等。
  我们曾将克孜尔墓地Na2O(K2O)-CaO-SiO2类型玻璃的化学成分,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早期玻璃(B.C.800年左右),以及建立于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早期玻璃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是非常相似的。而其他类型的玻璃在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少有发现,这些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又具有各自的特点。蜻蜓眼玻璃珠(XJ-1B)的基体与眼部成分的明显不同,反映出制作者对原料的性能有了一定的认识,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多个样品中含有高的PbO含量,应当是在熔制玻璃时有意识选择了铅矿石原料来达到某些使用价值的结果。
  克孜尔的这批玻璃珠多是单色无镶嵌的玻璃珠,形状不规则,并且含有较多的气泡和结石,透明度差。其中的2颗镶嵌玻璃珠的眼部结构简单、个数少,反映出这些玻璃珠的制作技术尚不完全成熟,与同时期中、西亚等地的玻璃制造水平有一定差距。
  我们认为,克孜尔墓地出土的这批玻璃珠中的第一类Na2O(K2O)-CaO-SiO2玻璃,有可能是从西亚等地输入或传入技术后,在当地自制的。而其他几类玻璃珠是采用本地原料在当地自制的,技术上和当地的青铜、铅矿冶炼有密切关系,但借鉴和吸收了中、西亚地区的技术。在天山北麓与拜城相隔数百里的塔城早期游牧民族的墓葬中,首次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玻璃珠。这为玻璃技术的传入与传播途径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信息。更详细的研究结果,另文发表。
  2.新疆战国时期的玻璃珠
  实验中所分析的几个战国时期的样品有确切的出土地点和时代。其中,来自哈密的XJ-46号样品为PbO-BaO-SiO2玻璃,含有很高的Fe2O3(12.03%),成分比较独特。这说明在战国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制品成分体系是多样化的。战国时期在长江、黄河流域的很多处都发现了铅钡硅酸盐玻璃,而新疆地区也有出土,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战国时期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技术和文化交流。
  3.新疆汉唐时期的玻璃器
  这一时期的早期玻璃样品主要来自沙漠丝绸之路南道上的若羌、民丰、策勒、和田、皮山、疏勒和北道上的巴楚、柯坪、阿克苏、温宿、拜城、库车、轮台、尉犁等地。这一时期玻璃样品的种类比战国时期明显增多,除了镶嵌玻璃珠、玻璃管、玻璃指环等小型器物外,还有玻璃瓶、玻璃杯等相对较大的器物残片。玻璃残片的熔制质量有差别,有的表面有腐蚀的凹坑。少量玻璃残片上带有凸纹、磨制的椭圆形纹饰或弦纹。玻璃残片从半透明到透明,有蓝色、绿色、黄绿色、淡紫色和乳白色等多种颜色,多数残片中有较多的气泡。根据我们的观察,玻璃的制备技术有铸造、吹制和搅胎,成型后有的进行了冷加工。
  在对中国早期的玻璃制品进行分类时,确定是中国自制还是国外输入,一般要综合其器型、成分、时代、制备工艺、历史记载等综合因素。从成分特征上对这些早期玻璃样品进行一些探讨。总体上看,这些样品的成分主要有三种类型:
  (1)PbO-BaO-SiO2玻璃,这类样品只有1个即XJ-42B。PbO-BaO-SiO2玻璃及镶嵌玻璃珠在中国主要存在于战国至西汉时期,以后极少发现。镶嵌玻璃珠XJ-42A和XJ-42B的采集地点是和田的阿克斯皮里古城,遗址的时代在唐至宋代。根据分析结果,我们认为这两个样品很可能是前朝的物品,样品的时间下限应为汉代比较合适。
  (2)Na2O-K2O-CaO-SiO2玻璃,这类玻璃中含有较高的K2O(>4%)。这类样品共有10个,约占这时期样品总数的36%。有XJ-10A、XJ-13A、XJ-15A、XJ-17A、XJ-19A、XJ-24、XJ-28、XJ-40、XJ-41和XJ-42A。需指出的是与这种类型的其他样品相比,XJ-42A中含有相对较高的PbO,黄色部分PbO高达13.07%。
  (3)Na2O(K2O)-CaO-SiO2玻璃中K2O<3%。这类样品共16个,除上述2种类型的样品外,这一时期的其他样品均属这种类型,约占样品总数的57%。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早期玻璃有一些不同特点。尽管拜城克孜尔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含PbO高的玻璃,而且新疆也有丰富的铅矿资源,但是从西周直到汉代,新疆PbO-BaO-SiO2玻璃所占的比例很小。不排除从其他地区带入的可能。唐、宋时期就在中原地区出现的PbO-SiO2玻璃,在此次分析的新疆早期玻璃样品中鲜有发现,深入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属于Na2O-K2O-CaO-SiO2玻璃的样品,时代基本在汉晋至唐代。这类样品中的AI2O3的含量都高于其他类别(XJ-24号样品除外),最高达到9.12%;K2O含量在7%以上,MgO的含量(基本在3%~4%之间)也高于一般的钠钙玻璃。这种类型的玻璃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在熔制时应是采用了与古埃及、伊朗高原等地的钠钙玻璃不同的助熔剂。XJ-18号样品是整形器物,其化学成分仅使用PIXE方法进行测试,其中含有K2O 4.01%、AI2O3 10.75%,推测也应属于这种类型的玻璃。以前对若羌出土的唐代玻璃碎片、瓦石峡遗址出土的宋元时期玻璃器皿的分析结果,和我们的分析结果(XJ-28号样品)相符合。这类玻璃在新疆有较大的分布范围,并延续了很长时间。这是在Na2O-CaO-SiO2玻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玻璃体系,可能采用了新疆本地的土硝(KNO3)等作为助熔剂。(图23—13,若羌县瓦石峡遗址出土的玻璃瓶)
  Na2O-CaO-SiO2玻璃样品中的K2O和AI2O3含量明显低于第二类玻璃样品,其中的K2O含量均低于5%(多数低于3.5%),AI2O3含量一般在2%左右。这类玻璃样品从成分特征看,还可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罗马玻璃类器皿残片。样品中XJ-14A、XJ-25、XJ-45、XJ-7A都可归纳于这类玻璃,其中K2O和MgO的含量低于1%。第二,萨珊玻璃类残片。多数Na2O-CaO-SiO2玻璃样品属于这种类型,其中的K2O、MgO的含量较高,器型比较典型的是XJ-43A。新疆发现的Na2O-CaO-SiO2玻璃可以证明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经过西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来自温宿汉墓的XJ-5、XJ-6样品属于高钾的K2O-SiO2,样品中的K2O含量分别为15.60%和14.18%,而Na2O和CaO的含量很低。XJ-6A和XJ-6B样品属Na2O-CaO-SiO2玻璃,并且其中含有很高的K2O和MgO。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古代玻璃中,钾硅酸盐玻璃制品大量出土于广西、广东两地,时代大都在两汉时期。如以前发现最早的钾硅酸盐玻璃珠有湖南长沙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珠,并与铅钡硅酸盐玻璃珠一起作为随葬品而出现;云南江川战国墓中出土的六棱形玻璃珠;新疆温宿县包孜东出土的汉代高钾玻璃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汉代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技术和交流。
  综上所述,我们采用多种测试技术和方法对38处墓葬和遗址的50件玻璃样品所做的化学成分分析表明,拜城县克孜尔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单色和蜻蜓眼纹玻璃分别属于不同的成分体系。其中的Na2O-CaO-PbO-SiO2玻璃和MgO-PbO-SiO2玻璃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少有发现,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战国时代,新疆就出现了我国自创的PbO-BaO-SiO2体系玻璃和曾在广西、广东等西南地区广泛出土的K2O-CaO-SiO2体系玻璃。汉晋、南北朝、唐宋时代主要发现的是Na2O-K2O-CaO-SiO2这种富有地方特色的玻璃,以及属Na2O-CaO-SiO2的罗马和萨珊类玻璃。总而言之,新疆虽然也发现了其他富有特色的玻璃类型,但是先秦、汉晋、南北朝至唐宋玻璃化学成分始终是以Na2O-CaO-SiO2玻璃,以及类似的Na2O-K2O-CaO-SiO2的玻璃为主体,其技术演变上与我国其他地区有明显的区别。
  三、新疆丝绸之路上的古玻璃
  丝绸之路这条联结亚、欧、非三洲的古道,不仅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历史证物,也是东西方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熔炉。由于新疆的地缘位置,历史上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都曾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使这里的文化面貌和性质变得十分复杂和曲折。尽管目前对于中亚及新疆地区所形成的复杂文化因素仍处在探索之中,但是百年来,国内外的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专家和学者对生存在这里的不同民族和导致民族迁徙的轨迹,以及各具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和各自文明在此融汇的历史等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趋于共识的成就。考古发现对补史和证史起着重要作用,前文已综述过新疆古玻璃出土和化学成分的分析成果,现就这些新资料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新疆地区位于中亚的东部,亚洲中心即位于今乌鲁木齐市。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隔成南北两个自然条件不同的区域。天山以北为准噶尔盆地,其北界为阿尔泰山、塔尔巴克台山麓和伊犁河流域,联结着中亚的七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以及蒙古大草原和西北地区。这一广袤的地区曾为游牧民族的久居之地,骑马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曾在丝路文化的东西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前文所述先秦时期(公元前2世纪以前)在这一地区出土的玻璃珠颈饰,从另一个侧面又进一步印证了阿尔泰山麓和伊犁河流域的草原地带,在玻璃文化传播过程中曾是重要的中继和媒介。
  先秦时期,我国和西方文献就已有朦胧的记载。尽管文献贫乏,掺杂了传闻失实以至类似神话的介绍,而且学术界对此解释出现分歧,尚无定论,但是新疆及周邻地区考古资料对此提供的例证,导引了我们对古代文献所述情况的正确理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表明,公元前7世纪至前2世纪期间,天山以北就存在着一条途经准噶尔盆地以北、阿尔泰山麓而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文化交流地带。如古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的《独目人》。希罗多德根据《独目人》,以及他自己从斯基泰人那里所得到的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的介绍,就有阿尔吉帕人分布在哈萨克丘陵地区,伊塞顿人居住于楚河至伊犁河流域,以及阿里马斯普人分布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尔泰山麓的记载。中国文献,如《穆天子传》、《山海经》、《周书》、《尚书》、《战国策》等,对新疆地区的地理和部落亦有详略不等的描述。尤其是《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的相互对照也有新的解释,认为书中记载的“昆仑山”即是阿尔泰山,而西方以斯基泰为主的商道与东方商道的交点就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地区。这条商道大致上是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区向西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至斯基泰人居住的黑海北岸。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罗马人和印度人的历史和地理著作里,就有关于东方的“赛里斯国”(即丝国——中国)的记载。因此,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途经新疆阿尔泰地区和额尔齐斯河的草原商路,中国内地著名的特产丝织品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沿着《穆天子传》所述的道路交流至中亚及以西的地区。原苏联境内,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公元5世纪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的丝织品和刺绣着凤凰图案的茧绸、漆器、“山”字纹铜镜,就是有力的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高原的匈奴考古资料。它主要分为原苏联的外贝加尔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对匈奴墓葬的发掘。百余年的匈奴墓葬的发掘,如诺颜乌拉山和达尔罕山、桃红巴拉和西沟畔、毛庆沟等重要的匈奴墓葬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单色和蜻蜓眼纹玻璃珠饰、玻璃璧等。近年,新疆阿尔泰山以西的塔尔巴克台山麓的铁厂沟墓地、伊犁河流域的吉林台水库墓地、巩留县的红旗砖厂墓地等也陆续出土了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玻璃珠、管饰。近邻的哈萨克斯坦也出土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蜻蜓眼纹玻璃项链。上述考古资料已足够印证这一历史时期中,蒙古高原、阿尔泰塔尔巴克台山麓及伊犁河流域的大草原曾是东西交流的大通道。马背上的民族——阿尔泰山麓、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古代民族——在商贸和文化交流中居于重要的中介人地位。
  (二)绿洲丝路上的玻璃文化交流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我国境内的西段,自新疆的天山南北往西便进入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目前学者对“丝绸之路”新疆段的起止大体划分为四条大的干线,自甘肃敦煌起有三条:南道、中道和北道;准噶尔盆地的阿尔泰地区、塔尔巴克台山麓和伊犁河谷地带则归为亚欧的草原丝路。以下仅对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道谈谈自己的认识。
  塔里木盆地约有56万平方公里,其内包容着约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盆地四周是高山雪水下泄的河流孕育的绿洲,主要有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汇集后组成横贯盆地北缘东流的塔里木河;孔雀河、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且末河、若羌河、米兰河等流域覆盖的绿洲,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堂。天山南部和昆仑山北部受这一自然地理形势的制约,“丝绸之路”的沙漠绿洲道必然是出河西走廊的敦煌后,寻路抵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或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自然分成南北两道,于盆地的西端过天山、帕米尔谷地和达坂,抵达中亚、西亚和南亚。
  汉文史籍所载,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就已出现了疏勒、莎车、皮山、于阗、扜弥、精绝、且末、若羌、姑墨、尉头、温宿、龟兹、轮台、乌垒、渠犁、楼兰等绿洲上的“居国”(城廓之国)。东汉以后,逐渐形成了疏勒(喀什噶尔)、于阗(和田)、楼兰—鄯善、龟兹、焉耆五个大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实体的城邦之国。其中,除楼兰—鄯善王国在4世纪之际就较早地夭折外,其余四个大的城邦实体均维持至公元九世纪至十世纪。
  值得提及的是,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的治所、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的治所,以及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均设置于轮台、楼兰和龟兹地区。西域诸国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塔里木盆地成为“丝绸之路”新疆路段的枢纽地位。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是塔里木盆地诸民族把古代的中国、印度、罗马、波斯、伊斯兰等文化的种子根植于各自的绿洲开花结果,又是塔里木盆地诸民族在此向东方或西方播种着友谊,发挥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递媒介和中转的作用。迄今为止,新疆玻璃考古的实物资料主要出自上述诸绿洲的大遗址和墓葬里。如前文所述的38处墓葬和遗址中就有35处是来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楼兰地区、龟兹地区。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有助于玻璃考古新资料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提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在丝绸之路新疆路段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1.南道
  这是西汉以前即已存在的古道。西汉张骞东返长安、东汉班超西征、僧侣宋云西行、玄奘东归都曾循此道而行。南道,出敦煌至米兰—若羌—瓦石峡—且末(扎滚鲁克墓地、那勒克遗址)—民丰(安迪尔古城)—尼雅遗址(精绝故址)—于田县(喀拉墩遗址)—策勒县(达玛沟遗址)—洛浦县(阿克斯比力古城、山普拉墓地)—和田—墨玉—皮山至莎车。“南道”由莎车县入帕米尔山道至塔什库尔干县,由塔什库尔干古城沿河谷南行可进入印度河上游,西南行可进入阿富汗的瓦罕走廊,由阿富汗西行至伊朗、两河流域及地中海周边地区。
  百年来的上述各地都发现了丰富的玻璃制品。(27)近些年在南道玻璃考古有很大突破性的收获,出土了一批春秋至西汉、汉至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各类玻璃制品。如前文所述的38处遗址和墓葬,其中30处计40件标本均出自南道各地。择重要的三处发现作一介绍,以助认识。
  (1)洛浦县山普拉墓地,这是一处分布面积大的于阗王国的公共墓地。墓葬出土文物中除了具有地方特点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之外,其丝绸织物、铜镜显然来自中原。值得注意的是,在毛织品中有人首马身像和持矛人物像的织物。这种人首马身图像主题可能源自古希腊神话。而持矛人物图像,面部挺直的高鼻明显具有希腊、罗马风格。
  墓地位于县城西南14公里处,属昆仑山麓北坡的丘陵地带。1983年、1984年和1992年三次共发掘汉晋时期墓葬68座,其中有15座墓葬出土的项链、手链、耳坠等玻璃饰珠约1405颗。山普拉墓地分早晚两期:早期为公元前1世纪至3世纪,即相当于中原历史纪年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晚期约为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魏晋时期。(图23—14,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玻璃项链)
  目前考古发掘表明,山普拉墓地的早期墓葬(西汉晚期至东汉末)出土的玻璃珠数量和色彩类别比较多而丰富,主要有:橘红色、褐紫色、赭黑色、白色、绿色、黑色、鎏金鎏银、蜻蜓眼纹、流云纹等。形状有多种,如算珠、连珠、圆柱、长椭圆形、三角柱形、扁圆形、菱形、长葡萄形、齿轮形、方管柱形等。其中蜻蜓眼纹玻璃珠有叠堆式和镶嵌式两种工艺形式,镶嵌式玻璃珠同心圆分层最多的达到了6层。(图23—15,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蜻蜓眼纹玻璃珠)
  晚期墓葬(魏晋)出土了玻璃耳珰和饰珠。主要有蓝底叠堆式蜻蜓眼纹、蓝底镶嵌式蜻蜓眼纹以及褐紫色方管形、橘红色圆柱形、流云纹形玻璃珠等。(28)
  (2)民丰县尼雅汉晋遗址和墓地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北12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20世纪初,斯坦因曾在此获得一定数量的玻璃器皿和珠饰。1959年,新疆博物馆曾清理过多处遗址和一座东汉贵族夫妇墓。在这里首先发现了完好的古尸及随身的“万事如意锦衣”等华美的汉代丝绸织锦、印花棉布、汉式镜等。其中贵夫人的颈部保存一条完整的珠粒大小不一,有呈黑、红、鎏金、鎏银各色的玻璃珠和珊瑚组合的项链。(29)(图23—16,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项链)
  1988年至199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单位合作,在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遗址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调查。所获汉文、佉卢文简牍,陶、木制品,大量锦绢、棉布、毛织物、地毯,五铢钱,汉式铜镜、漆器、玻璃器皿残片,玻璃珠、珊瑚饰等文化遗物,有助于对汉晋时期精绝社会生活、政治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1995年I号墓地出土“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锦”等珍品,揭示了汉晋各朝与尼雅地方统治集团的密切关系。其次,9座墓出土完整无损的各类玻璃珠、蜻蜓眼纹玻璃所组成的丰富多彩的颈饰、腕饰、耳饰、胸饰等,深化了对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上南道古玻璃交流的认识。(30)
  (3)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
  扎滚鲁克墓地和附近的那勒克遗址位于县城西南,距且末河故道不远,目前已是一片风蚀的荒漠戈壁。这是一处古且末王国的大型公共墓地。自1985年以来,新疆博物馆在此共发现了5个墓地,先后发掘墓葬176座。第一期墓葬是距今约3千年的西周时代;第二期为春秋至西汉时期(公元前8世纪至前1世纪);第三期为东汉至南北朝(公元3世纪至6世纪)。(31)
  墓葬普遍保存不少干尸、毛织物和皮革衣裤,少有丝绸织物,这显示出自身特点的地域文化。需要注意的是墓葬出土有西方特点的乐器木竖箜篌、玻璃杯、各类玻璃珠、管、蜻蜓眼纹玻璃珠,以及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竹器和纸质汉文书等,这反映出来自中原地区和西方地区文化色彩在且末古国处融汇的特点。如第二文化中的第14号墓葬,出土了一根漆木棒和一件木竖箜篌的乐器。出土的6颗玻璃珠中,3颗呈蓝色,外部饰以白色的镶嵌式同心眼纹。第90号墓葬出土的一条项链,共66颗柱状珠组成,其中骨柱状珠48颗,柱状玻璃珠18颗。东汉至南北朝的三期文化中的第49号墓,出土的漆耳杯、漆案、汉字文书、“大宜子孙锦”织物、玻璃珠饰和玻璃杯等,包含着东西文化色彩的遗物。玻璃杯是淡绿色,有玻璃质感和透明度,吹制,斜直口、腹部自上而下磨琢加工了有三排椭圆形的龟甲纹,上、中排周壁外各13个,下排7个,底部为一磨制的单圆纹。杯通高6.8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1.3厘米。(图23—17,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玻璃杯)
  前文概述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于阗、精绝、且末三个王国玻璃考古的部分资料。尽管三国主体文化成分各有自身特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个整体。这是由于那条史前时期就已出现的商路联系起来的绿洲,仍然保持着往来的接触,考古玻璃的发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历史时期这种文化交流的广度。实验室测定的上述南道各地玻璃成分大体上是Na2O-CaO-SiO2和K2O-CaO-SiO2玻璃系统,同属于罗马—萨珊玻璃。值得注意的是和田山普拉墓地出土了一件魏晋时期的绿色玻璃耳珰,从工艺和器型观察属于我国内地所产玻璃文化传统,应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东向西传至和田地区的例证。
  2.北道(中道)
  史前时期就已存在,是当时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联系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的古道。这里指西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经帕米尔高原抵达大宛和素叶的主要交通路线。
  中道在两汉史籍称“北道”,是新疆丝绸之路的沙漠绿洲道路中最重要的交通干线。这一路线的大体走向是汉代时西出敦煌至楼兰,经孔雀河流域的尉犁、库尔勒后西行。魏晋时,增改为西出敦煌后,经哈密、吐鲁番、焉耆至库尔勒,汇入汉时的北道西行。自库尔勒西行经当今的轮台—库车—新和—拜城—阿克苏—巴楚—喀什等地,穿越天山谷道和达坂抵达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或伊塞克湖地区。这条交通线上所经的地区曾发生过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尤其要提到的是,中道上的轮台、库车和楼兰三地曾是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唐代的安西大都护府驻节的所在地,是汉至唐时期代表内地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我国西北边政史中占有特殊地位。
  近年在中道的遗址也出土了历史文物,其中:
  (1)楼兰古城遗址
  这是汉楼兰国遗址。其后为魏晋及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遗址位于罗布泊西北隅,目前已沉没于荒漠之中。20世纪前3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等,以及我国学者黄文弼都曾到此做过调查和发掘。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也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这里曾出土大量汉晋时期汉文木简和文书、佉卢文文书、汉五铢钱、贵霜钱币、汉铜镜、漆器、玉器、玻璃器皿残片和各种玻璃珠饰,精美的毛织物和丝织物等。
  1980年的调查和发掘中,采集6件玻璃器皿残片和3串含有玉石、玛瑙、骨质在内的玻璃珠项链。其中80C:180A,玻璃杯残片,灰白色、半透明。残杯存口、肩、腹、底的一小部分。直口、圆唇、短颈、斜肩,唇下有两条弦纹。口部残宽5.6厘米、沿厚0.4厘米、腹壁1厘米~2厘米。其余则是半透明的呈浅红色、草绿色、蓝色的玻璃器皿残片。玻璃珠有蓝、绿、靛青、灰白、鎏金、银白等多种颜色,呈圆、算珠、扁圆、菱形、长方形、管状形等。(32)(图23—18,楼兰古城遗址出土的玻璃项链)
  (2)营盘汉晋墓地和遗址
  墓地位于罗布泊西侧,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畔的北岸,地处“楼兰道”西段要冲,曾是楼兰城兴盛时期一处交通重镇。
  墓地南部分布着圆形古城、烽火台,东部有座显赫的塔庙相结合的佛教寺院等遗址。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等曾先后到此探险和发掘,获得铜镜、丝织物、玻璃杯等文物。1989年、1995年、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已被破坏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和抢救性发掘,共约200座。出土有丝、毛、棉、皮、毡、刺绣等服饰和纺织品,木、骨、铁、铜、漆器、釉陶、玻璃杯等用具和生活器皿,金、银、贝、玻璃珠等装饰品,钱币和佉卢文纸文书等。丰富的出土文物是研究汉晋时期楼兰地区居民种族、社会经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中原和西亚地区的文化联系,及新疆中道丝交通状况的实物例证。(33)(图23—19,营盘汉晋墓地出土的人面纹玻璃挂坠)
  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出土文物382件。其中玻璃制品10件(串),主要有杯、项链、耳坠、戒面、串珠等。玻璃杯(M9:1),喇叭口、平唇,下腹部饰两周圆圈纹,圆圈表面略内凹。上周12枚圆圈呈椭圆形,下周7枚呈圆形,口径10.8厘米、底径3.2厘米、高8.8厘米。(图23—20,营盘墓地出土的玻璃杯)
  其中M1:6,由107颗玻璃珠和65颗玛瑙珠,6颗珍珠串合。玻璃珠呈绿色,扁圆形,高0.15厘米、直径0.15厘米。耳坠1件(M19:14),由11颗蓝色玻璃珠和3颗珍珠及1枚蚌壳用丝线串合作耳饰。玻璃珠呈扁圆形、透明,高0.1厘米、直径0.25厘米。串珠饰2件,其中M22:16—2,由272枚玻璃珠串合,缝缀在花卉刺绣品边缘。珠体呈圆形或圆柱形,土黄色和绿色。圆形高0.1厘米~0.2厘米、直径0.1厘米~0.2厘米;圆柱形高0.3厘米、直径0.2厘米。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营盘发现的玻璃被认为是叙利亚输入品。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所获楼兰的玻璃器皿残片和玻璃珠,通过光谱分析认为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产品”,“是叙利亚玻璃,无疑来自西方,多为罗马”。我们对楼兰城采集玻璃杯残片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是Na2O-CaO-SiO2玻璃系统。
  (3)克孜尔墓地
  克孜尔墓地是一处龟兹史前文化墓地。这一地方文化类型尚有多岗墓地、哈拉墩遗址、麻扎甫塘墓地等。时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时代最早的一批玻璃资料。
  墓地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克孜尔乡。境内的克孜尔河、木扎特河是龟兹王国绿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水利资源。1990年、1991年和199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次发掘墓葬160座,出土了陶、石、骨、铜器及玛瑙、石和玻璃珠饰。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玻璃珠墓葬占发掘墓葬总数的1/10,邻近的拜城县多岗墓地也出土了一批玻璃珠。(34)
  这批玻璃珠容易开裂,珠体普遍附着一层白色氧化物,颜色不均匀,呈绿、浅绿、蓝、浅蓝,个别变成黄褐色,均不透明。破损的珠体断面显出有玻璃质感,内含有大小气泡或气孔,有的珠体内明显可见少量结晶质,似是未完全熔化的原颗粒。珠体形状不很规整,穿孔的位置往往不在珠体的中部,有的孔洞呈倾斜的穿孔。对成型方法的观察,似模压铸制工艺。珠体大致呈圆鼓、算珠状,大小不一,高0.4厘米~1厘米、直径1厘米~1.5厘米、孔径0.3厘米~0.4厘米。(图23—21,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
  目前从克孜尔墓地选测的14件样品,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比较,大致存在4种类型:Na2O(K2O)-CaO-SiO2玻璃系、Na2O-CaO-PbO-SiO2玻璃系、CaO-MgO-SiO2玻璃系和MgO-PbO-SiO2玻璃系。这种同一墓地同一座墓,所测玻璃化学成分与其他各地明显存在差异的现象,目前还难作出合理的解释,亟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以上列举的于阗、精绝、且末、龟兹、楼兰王国境内墓葬,如果从考古学、人类学的视角观察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各地区墓葬所反映出的葬式、葬俗、葬具和随葬生产、生活的用具和用品等,都显示出各自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山普拉、尼雅、扎滚鲁克和营盘等汉晋墓地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即这些墓地里都包含了许多来自中国内地、印度,中亚、西亚,以及伊朗高原和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化因素。这种多元文化能根植于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古国之中,其历史背景、动力及演变的轨迹等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探讨。
  结语
  新疆天山南北的沙漠绿洲和草原地带,曾是丝路玻璃商品及玻璃技术东传道路的中继地区。其中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在丝绸与玻璃互换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塔里木盆地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在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汉唐时期,西域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在塔里木盆地的设置,西域各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东西交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汉代以来,历代王朝都重视、维护、拓展这条连接古代中国、印度、伊朗、希腊、罗马等文明中心的交流和往来的道路。新疆塔里木盆地则是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前沿,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玻璃考古新资料以及共存的其他多元化因素的遗物的相互印证,是汉唐塔里木文化的一大特点。深入的综合分析研究,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视到东西文化交流的特殊意义。
  目前,新疆丝路玻璃资料仍尚处于考古的积累和收集阶段,考古与科技史相结合的研究也是刚刚开始。从目前塔里木盆地丝路玻璃所测定的化学分析结果看,大体是Na2O-CaO-SiO2和K2O-CaO-SiO2玻璃系,大致上属于罗马—萨珊玻璃系统。其个别的含铅类型玻璃,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如何认识塔里木盆地丝路玻璃特殊类型的文化现象,有待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或新的科学分析方法去补证。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交流。我国的丝织品通过新疆输入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地。随着华丝的西去,地中海、伊朗高原及丝路沿途的“殊方异物”也不断“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经新疆而进入中原,丰富了华夏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由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条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也可称为“玻璃之路”。
  (原载《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① 发掘资料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部分材料已陆续见简报,如《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2(3—4),13~53页;《伊犁恰埔其海水利枢纽工程南岸干渠考古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5(1),13~32页;《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5(3),20~30页。
  ②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4(3),1~59页;《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200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5(1),3~12页。
  ③ 参见刘学堂、托乎提:《额敏河流域发掘早期游牧民族墓葬》,载《中国文物报》,2002-07-19,第1版。
  ④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3(1),119页;《1998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3(1),15页。
  ⑤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6),14~29页;《新疆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4)。
  ⑥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87(11),987~996页;《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古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8),684~703页;
  ⑦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1996年哈密黄田上庙尔沟村1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2),1~24页。
  ⑧ 考古资料待刊,玻璃珠标本现存哈密地区博物馆。
  ⑨ 发掘资料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部分材料已陆续见简报,如《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2(3—4),13~53页;《伊犁恰埔其海水利枢纽工程南岸干渠考古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5(1),13~32页;《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5(3),20~30页。
  ⑩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1(1—2),43页;《新疆尉犁营盘墓地1999年的发掘》,载《新疆文物》,2001(3—4),43页。
  (11)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温宿县包孜东墓葬群的调查和发掘》,载《新疆文物》,1986(2),10页。
  (12) 拜城县文管所收藏,待刊。
  (13) 库车县文管所收藏,待刊。
  (14)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中国新疆山普拉》,144~14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15)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95尼雅遗址1号墓地船棺墓》,载《新疆文物》, 1998(2),21~34页;《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8号墓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9(1),25~47页。
  (16) 资料待刊,另见塔克拉玛干综考队考古组;《安迪尔遗址考察》,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526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17) 资料待刊。
  (18) 中法考古合作项目,资料待刊。参见新疆文物考古所:《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载《考古》,1998(12),28~37页;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古组:《于田县玛坚勒克遗址调查简报》,载《新疆文物》,1990(3),12页。吴州、黄小江:《克里雅河下游喀拉墩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505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19)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3(1),119页;《1998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3(1),15页。
  (20) 参见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调查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8(7),1~22页。
  (21) 资料为喀什地区博物馆和巴楚县文管所收藏,另见柳晋文:《巴楚柯坪古丝道调查》,载《新疆文物》,1985(1),17~19页。
  (22) 和田地区诸县文物普查资料待刊,另见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考队考古组:《墨玉县扎瓦遗址》,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540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23) 参见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载《新疆文物》,1995(4),28~76页。
  (24)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轮台县文教局:《轮台县文物调查》,见《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559~569页。
  (25) 参见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早期玻璃器检验报告》,载《考古学报》,1984(4),449~457页。
  (26) 参见潜伟、张平、李前懋:《新疆克孜尔水库出土玻璃珠的分析与研究》,见万辅彬、巴莫尔主编:《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38~145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干福熹、李清会、顾冬红等:《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的早期玻璃珠的研究》,载《硅酸盐学报》,2003,31卷,663~668页;李清会:《玻璃的科技考古和分析技术》,见《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18~37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李清会等:《新疆不同历史时期玻璃器的化学成分分析报告》,见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151~1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7) 参见李强:《浅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发现的古代玻璃》,见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145~15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8)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144~14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29)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60(6);《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载《考古》,1961(3),119页。
  (30) 参见赵丰、于志勇主编:《沙漠王子遗宝》,85~95页,香港,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2000;于志勇:《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器及其相关问题》,见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96~10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1)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学报》,2003(1),119~130页;《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2(1—2),1~21页;《1998年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3(1),15~21页。
  (32) 参见新疆考古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调查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8(7),1~22页。
  (33)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载《文物》,1994(10),19~31页;《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1(1);李文英:《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古玻璃器介绍》,见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139~144页。
  (34)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6),14~29页;《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4(4),1~14页。

龟兹文明: 龟兹史地考古研究/张平著.-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新疆库车草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