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城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

　　新疆地区曾是古代欧亚诸民族迁徙、定居，以及中西经贸、文化交流大通道——“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古代西方世界在很长的时期内，主要是通过新疆和这条通道而认识和接触中国文明的。同时，中国也是凭借这条道路不断接触和了解中亚以西的西方世界，东西南北中的各种类型的文化曾在此碰撞、交流和融汇，产生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历史和文化。其中，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文化的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新疆先秦时期我国玻璃科技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一、拜城克孜尔墓地
　　墓地位于拜城盆地东南隅的克孜尔乡境内，地处天山南麓喀拉克尔丘陵和确勒塔格山之间，境内有源于天山而南流的克孜尔河，以及源于天山而东流的木扎特河，在此相汇东流组成渭干河。渭干河经克孜尔千佛洞，穿行于确勒塔格山谷东流，经库木吐拉河口而注入库车、新和、沙雅三县绿洲。
　　墓葬主要集中分布于克孜尔河两岸的东西台地，有克孜尔吐尔墓地、喀日尕依买里斯墓地等。墓地附近都有大面积的居住和冶铜遗迹等①，墓地地表均有不同程度的砂砾土堆积的封堆，封堆底径5米～12米、残高0.3米～1.6米，其下为竖穴土坑墓室，墓室呈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葬俗和葬式主要有单人葬、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及多人合葬三类，其中以一次葬为主，二次葬以及一次和二次混合集体葬亦有。死者头向普遍向西，侧身屈肢葬式最具特点，尤其是成年男女的合葬墓中，男女面向相对的侧身屈肢葬式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从墓葬中有单人葬、成年男女合葬、多人合葬等葬俗看，存在着一次葬、二次葬和附葬现象，以及侧身屈肢葬、仰身屈肢葬、仰身直肢葬等变化序列。从封堆和墓口上部的墓标石的发现，可以表明祭祀的存在。合葬墓中有的先入葬，后又将此墓坑挖开，再将随后的死者放入进行合葬。合葬墓有的分层，有的不分层，反映出这些合葬者之间存在着家庭或血缘之间的社会关系。
　　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石器、骨器和玛瑙、玻璃珠等装饰用品。其中陶器均置于墓主人的头部西端左右，主要有较大的圆底形带流釜、圆口釜、盆、钵、碗、罐等生活实用器皿，尤其是大型的圆口釜，其圆形状的底部外表普遍粘附一层含粗石英砂粒的制陶工艺别具特色，有别于其他地区所出土的釜类器物的形制。其次，墓地出土彩陶数量较多，约占陶器总量的74％。在土黄色陶衣上饰红色或深红色彩纹。纹饰均在器物的口沿内外和沿至上腹之间，图案母题主要有各种条带纹、三角纹、折线纹等，其中以多排连续的三角纹和折线纹组成的图案又最具特点，折射出墓地和遗址地处河流两岸以及南北山峦这种依山傍水的自然景观。
　　据墓地已测定出的碳十四的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000年—前400年左右，可参考推断出墓地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
　　二、墓葬出土的玻璃珠
　　迄今为止，克孜尔墓葬出土的玻璃珠，有碳十四的测年数据参照，又有其他出土文物和相关冶铜遗址相印证，是一批所谓的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玻璃制品。初步统计，出土玻璃珠项链(每串项链中还含有乳白色石珠和赭红色玛瑙珠等不同质地珠)的墓葬占已发掘墓葬总量的10％以上。出土时的玻璃珠均置于墓主人的颈部、胸部等位置，如90BKKM26(见图2—11)，墓葬为分有两层的一次合葬墓，每层均葬一对成年的男性和女性。上层部分在距墓口深60厘米～70厘米处，为两人头向相同，面相对，男性(A)左侧身屈肢；女性(B)右侧身屈肢。女性头侧置单耳带流釜，男性头侧置双耳陶盆和单耳彩陶碗。在这层人骨架下有一厚20厘米～30厘米的填土层，其下为墓室底层的人骨和随葬器物。二者头向相同，均置西，仰身屈肢。女性(C)颈部出土一串白色石珠和绿色玻璃珠组成的项链，其两人头部顶端置有单耳圆口釜(釜内置羊腿骨)、单耳彩陶碗。90BKKM4为单身成年女性的乱骨墓葬，墓室随葬双耳圆口釜、单耳彩陶盆、单耳带流彩陶釜、单耳彩陶碗、单耳彩陶钵、骨纺轮、铜管饰、石化妆棒、石珠和玻璃珠组合的项链。90BKKM11亦为单身成年女性的乱骨墓葬，墓室的随葬品中有单耳带流彩陶釜、单耳彩陶碗、单耳彩陶钵、描眉的石化妆棒和一串石珠和玻璃珠组合的项链。(图3—1，克孜尔吐尔墓葬出土的玻璃珠)
　　玻璃通常是易于用肉眼鉴别的，因一般玻璃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气泡，很容易用肉眼或低倍显微镜看出。通过外貌观察，克孜尔玻璃珠为模压铸制的工艺，大小有几种，呈不规则的圆鼓状或算珠形，有些珠体的中间穿孔，呈斜孔状。颜色不均匀和不纯正，出土时珠体表面多附着一层白色或褐色的氧化胶结物，没有透明度。单色珠体有蓝色、蓝绿色、绿色、淡黄色、浅绿色，珠体的新鲜断裂面可见到玻璃质光泽和气泡。这批玻璃珠外径为1厘米～1.5厘米、厚为0.5厘米～1.3厘米、孔径为0.3厘米～0.5厘米。
　　三、克孜尔玻璃珠的化学成分
　　玻璃成分是古代玻璃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出土的古代玻璃中，由于各个地区制造玻璃的工艺和原料来源不同，其化学组成往往带有地区的特征。如我国古代黄河、长江流域自制的玻璃，有许多是PbO含量很高的高铅玻璃，而来自西方古代的玻璃中，古罗马和古希腊制造的钠钙玻璃成分，具有MgO和K2O两种氧化物含量较一般为低的特征。因此玻璃成分对判别古玻璃来源和制造玻璃的原料，以及研究玻璃工艺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试验环节。②
　　考古研究与自然科技史研究相结合的科研方法已成一个大趋势。最初我们选择克孜尔墓地中的三座墓葬(M21、M26、M37)的部分玻璃珠标本，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潜伟博士合作，对其进行了初步鉴定和化学成分的分析与研究。③其后，我们又将整理出的五座墓葬(M3、M4、M9、M11、M27)以及M26共六座墓葬的玻璃珠标本，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合作，进一步全面作了高科技的测试分析。④
　　两次共取自八座墓葬计18个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克孜尔出土玻璃珠化学成分大致有四种类型：
　　1.Na2O(K2O)-CaO-SiO2玻璃，其中K2O5。属于这类玻璃珠标本有M26、M4、M3、M11、M27。
　　2.NaO-CaO-PbO-SiO2玻璃，其中PbO>2％。属于这类玻璃的标本均来自M26。
　　3.CaO-MgO-SiO2玻璃，这类标本中Na2O很少(<2.5％)或没有。属于这类玻璃的标本分布于M26和M9。
　　4.MgO-PbO-SiO2玻璃，这类样品目前所测仅有一个，即来自M26。其MgO和PbO的含量分别为7.44％和5.11％。所测样品普遍具有高镁低铝、含铅的特点。
　　以上所列举的克孜尔玻璃珠成分的不同谱系现象，为我们探讨其原料来源、制作地点等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其一，总体上观察成分的比较研究认为，克孜尔墓地中玻璃珠的Na2O(K2O)-CaO-SiO2类型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玻璃的化学成分非常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克孜尔玻璃珠成分中的第一类，即钠钙或钾钙玻璃有可能从西亚等地传入技术后为当地制造。而克孜尔其他类型(2、3、4)的玻璃珠成分，则在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目前少有发现，这些玻璃珠的化学成分明显地反映出克孜尔的自身特点。如M26的玻璃串珠中的眼纹玻璃珠，基体与眼部成分明显不同，白色部分的成分很特别，其中含有很高的CaO(57.62％)和PbO(17.02％)，而SiO2含量(17.02％)明显低于其他样品。同时，这类玻璃珠眼纹结构简单，与同时期中、西亚等地的“蜻蜓眼纹珠”的制作技术水平相差甚远，表现出克孜尔玻璃珠制作技术水平尚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
　　其二，从样品成分分析结果来看，克孜尔玻璃珠的硅镁含量比较固定，内部未熔化晶体的核心经检测硅镁比例也几乎不变，因此这些玻璃珠可能是使用同一种硅酸盐，如滑石、顽火辉石和蛇纹石的矿物原料来进行熔制。同时，这些玻璃珠体内部都发现有锆石，形态和成分十分接近，且样品基本上不含铝元素等。依据这些使用原料接近的例证，几乎可以断定玻璃珠是在同一地区所制造。
　　其三，有些玻璃珠硅和钠含量较低，而钾和镁的含量明显高于一般的钠钙玻璃，这种现象在世界古代玻璃的谱系中比较少见，又与周边地区的古代玻璃有较大区别，因此可以认为这些玻璃珠是利用了本地的矿产资源而熔制生产。
　　四、克孜尔玻璃珠相关问题的认识
　　克孜尔玻璃珠成分中的四种系统类型现象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些玻璃珠是否为本地产品以及相关问题亟待贤人学者参与讨论。
　　就世界范围看，西方玻璃要比我国玻璃的起源早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知道，公元前两千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已出现了玻璃的生产，以后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玻璃已被人们所熟悉。就目前所知的玻璃成分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战国至西汉玻璃的组成皆属于PbO-BaO-SiO2系统”。然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组成，均属于Na2O-CaO-SiO2系统，只有少数玻璃含有少量的氧化铅，到了19世纪后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⑤。于是，我国春秋末战国初期墓葬出土的钠钙玻璃、钾钙玻璃、硅酸钙玻璃等都被视为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⑥但是，近些年我国南方和北方，以及西北地区都出土了钠钙、钾钙玻璃资料，尤其是新疆克孜尔玻璃资料的分析与初步研究，可以说对我国玻璃起源提供了新的补证资料。
　　首先，对于我国玻璃起源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同商周时代发达的冶铜术是分不开的，很可能是冶炼精铜排渣过程中偶然产生的。⑦这种分析从克孜尔玻璃珠的成分分析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新线索。显微分析表明，玻璃样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富铜、铁、锑相，这些都可能与铜的冶炼有关。我们知道，作为铜冶炼原料的硫化铜常常伴生有硫化铁和硫化锑成分，前者的伴生矿为黄铜矿，后者称为黝铜矿，它们都是自然界中常见的铜伴生矿。铜冶炼渣中最常见的元素是铁元素，此外锑元素和铜元素也有少量进入到渣中。一般炼铜渣中含量较高的氧化铁相，很容易与二氧化硅形成低熔点的晶态铁橄榄石，而玻璃相中主要成分是钙和镁等的氧化物，所测标本玻璃相中高的含钙量也说明这很可能是炼铜渣急剧冷却下来形成的玻璃相。
　　其次，所测的玻璃标本中有一定数量的含锑的铅玻璃珠，其中铅元素的含量可达10％以上，这显然不是熔制玻璃原料无意识混入少量铅的原因，而是应当与金属合金化类似，即有意识地加入某种矿物来改变材料的性能以达到某些使用价值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铅玻璃，就是冶炼铅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⑧
　　墓地附近的天山南麓分布着丰富的锆矿、铅矿、铜矿、铁矿等金属矿藏，非金属矿藏中的石英砂，产于侏罗纪地层中，厚100多米。SZC品位95％以上，系优质的玻璃原料。
　　克孜尔墓地附近保存着较好的居住遗址和冶炼铜矿遗迹。据我们地表调查，发现有大量的生活用陶残块、石磨盘、石斧、石锤、残坩埚、炼渣、破碎的铜矿料、炭灰堆积，以及与冶铜活动相关的文化遗物。同克孜尔遗址和墓葬的时代相近的，还有拜城县的多冈墓地、库车县的克孜勒亚炼铜遗址等。就此，笔者与同事曾撰《从克孜尔遗址和墓葬看龟兹青铜时代的文化》、《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⑨，可以参看。
　　值得注意的是，克孜尔M26发现高铅含量的玻璃珠现象，目前尚缺较合理的解释。其实在墓葬中已有铅锡青铜物件的出土，与克孜尔相邻的尼勒克县的奴拉赛古铜矿遗址，以及察吾乎四号墓地出土的铅青铜都表明，铅矿的认识和冶炼在当地的历史已十分悠久。⑩
　　奴拉赛古铜矿冶遗址位于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境，地处天山北麓，与库车、拜城、和静仅南北一山之隔。这是一处含有古代采矿遗迹、冶炼遗址和墓葬的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大型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时代约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或稍早。经矿石、炉渣、铜锭的冶金学分析，以及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表明，炉渣和铜锭成分中都含有高铅，甚至有60％以上的铅颗粒，曾有学者误认为此处或许是一处炼铅的遗址。但是研究结果表明，遗址熔炼的最终产品主要是铜砷铅三元合金。(11)奴拉赛古铜矿冶遗址冶金学的研究，对于地缘相邻的克孜尔墓地及遗址的铜器与玻璃珠熔制技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已发表的地矿资料表明，在古龟兹国地域内的库车、拜城、温宿、乌什县的天山地带，实际上存在着世界上一处重要的铅锌成矿带，这条矿带延伸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广大地区。(12)
　　汉文史籍中，如《汉书》、《晋书》、《北史》、《魏书》等的《西域传》，都明确记载龟兹国“能冶铸，有铅”，“饶铜、铁、铅、锡”，以及“(龟兹)人取此山之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这些准确无误的记载是当时其他西域诸国所没有的，尤其是铅矿的开发和利用，有可能说明古龟兹国为西域地区的一个铅矿开采和冶炼的中心。克孜尔墓地能够出土含铅10％以上的铅锡青铜，那么使用铅矿熔入到玻璃当中的技术和条件就有可能存在和发生，在这里首先使用铅矿生产玻璃珠工艺应不是太难理解的事。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里接受或吸取了中原地区和中亚地区冶金或玻璃制造技术的传播和影响。
　　五、“丝绸之路”与中国古玻璃起源
　　中国古玻璃起源问题始终为学术界所关注。迄今为止，我国早期玻璃资料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期墓的钠钙玻璃珠，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嵌的硅酸钠玻璃，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嵌的钾钙玻璃等。(13)据研究，上述资料都属早期钠—钙—钾系的玻璃，可能为域外传入。而铅钡系的玻璃到战国时期才真正开始在中原地区广泛出现，其后才出现铅系玻璃。因此有部分学者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玻璃主要是铅钡系玻璃，不同于西方钠钙系玻璃，主张中国玻璃是独立起源的。(14)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我国学者对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玻璃，以及战国早期的随县曾侯乙墓所出土玻璃珠的进一步分析研究，认为这种钾钙玻璃、钠钙玻璃一直是延续生产的一种本国的玻璃工艺产品，这种制造应是在我国古代制陶、冶金、炉渣技术的启示下发展、演变过来的。早期玻璃很可能存在多个成分体系，大约钾钙玻璃、钠钙玻璃是其中较早出现的体系。铅钡玻璃和铅玻璃，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在我国早期玻璃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西方”的影响是可能的，但影响方式尚待研究，钾钙玻璃、钠钙玻璃是否来自域外，目前还不能肯定。(15)也有的学者笼统地指出，我国出土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镶嵌玻璃珠，其工艺、纹饰以及钠钙玻璃的化学成分，与西亚同类产品相似，很可能是通过游牧民传播到中原地区的。(16)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和桥梁，东起中国的中原，穿越西域、古印度、波斯，一直通向古希腊、古罗马世界。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等，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而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等自然科技成果也是由此路传向世界的。因此，可以说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几乎涵盖了世界史的所有重要内容。
　　历史时期的中亚地区始终是欧亚大陆上民族大迁移的走廊，新疆也是中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导致了远古时期新疆地区居民种族多源、民族成分复杂、经济文化各具特色。据出土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的结果，新疆不仅存在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差异，即使同为白种人，其中也存在着不同支系和地区的特点。这些不同人种、不同种族的居民分布于天山南北各地，都因地制宜，寻找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选择其经济文化类型，如游牧、农牧结合或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主。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表明，距今4000年前的古代新疆，早已不是一块孤立而封闭的沃土，而是存在着同黑海地区、古黄河流域、古印度，以及西亚等早期文明的交往和联系。这些古文明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产生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古代文明。
　　公元前1000年左右，“前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在新疆大地的互动交往已相当频繁了，玻璃制品或科技文化能在此生根、开花、结果，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克孜尔出土的玻璃珠工艺特点和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同克孜尔墓地相邻的轮台县群巴克墓地，历史时期为公元前950—前600年，相当于西周中至春秋中期，也出土了绿色和眼纹玻璃珠(17)；额敏县铁厂沟墓地也曾出土约公元前700—前500年的玻璃珠项链。(18)此外，战国时期的哈密上庙尔沟墓地、巴里坤县黑沟梁墓地(19)、温宿县包孜东墓地(20)、且末县扎滚鲁克二期墓葬，都曾出土有单色和眼纹状玻璃珠。(21)这些出自“前丝绸之路”上的各种玻璃珠资料，为我们研究新疆玻璃文化，以及玻璃商品及技术输入我国中原地区的路线，提供了重要例证。
　　结语
　　克孜尔出土的玻璃珠是经科学鉴定时代较早的一批制品，结合考古遗址、遗迹，以及附近的地矿资源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属于当地所制造，其制造条件是成熟的。从玻璃珠化学成分有四种类型的结果来看，既有与西方联系紧密的钠钙玻璃，又有与中原地区相关的铅系玻璃，这种多体系的玻璃成分，充分体现了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科技交流的特点。克孜尔玻璃珠的初步研究，并不与前人研究的某些成果相矛盾，而恰好补充了原来先秦以前的玻璃研究资料的缺乏而带来的某些缺环和不足。对克孜尔地产玻璃珠的深入认识，有待于考古新资料的发现来印证，有待于科技史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与潜伟、李青会合撰，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①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载《考古》，2002(6)，14～29页；阮成文、刘景元：《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年代测定报告》，载《新疆文物》，1999(3、4)，114～115页。
　　② 参见史美光、周福征：《青海大通县出土玻璃的研究》，见《上孙家寨汉晋墓》，250～25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③ 参见潜伟等：《新疆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玻璃珠的分析与研究》，见《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38～144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④ 参见干福熹、李青会等：《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的早期玻璃珠的研究》，载《硅酸盐学报》，31卷7期，2003，663～668页；《新疆早期玻璃器的化学成分分析报告》，待刊。
　　⑤ 干福熹、黄振发：《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载《硅酸盐学报》，6卷1、2期，1978，99～104页；程朱海：《试探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载《硅酸盐学报》，9卷1期，1981；杨伯达：《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79(5)，76～78页。
　　⑥ 参见崔墨林：《吴王夫差的考研》，载《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101页；石碧：《原子考古》，载《科学园地报》，1982-12-03，第2版。
　　⑦ 参见干福熹、黄振发：《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载《硅酸盐学报》，6卷1、2期，1978，99～104页；程朱海：《试探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载《硅酸盐学报》，9卷1期，1981；杨伯达：《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79(5)，76～78页。
　　⑧ 参见赵匡华：《试探中国传统玻璃的源流及炼丹术在其间的贡献》，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2)，145～146页。
　　⑨ 张平：《从克孜尔遗址和墓葬看龟兹青铜时代的文化》，载《新疆文物》，1999(2)，59～65页；李肖：《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载《新疆文物》，1999(3、4)，16～26页。
　　⑩ 参见梅建军等：《新疆早期铜器和青铜器的冶金学研究》，载《新疆文物》，1995(3、4)，151～165页。
　　(11) 参见梅建军等：《新疆奴拉赛古铜矿冶遗址的科学分析及意义》，载《吐鲁番学研究》，2002(2)，45～59页。
　　(12) 参见吴振寰：《中国周边国家的地质和矿产》，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
　　(13) 参见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85(12)，54～65页。
　　(14) 参见干福熹、黄振发：《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载《硅酸盐学报》，6卷1、2期，1978，99～104页；程朱海：《试探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载《硅酸盐学报》，9卷1期，1981；杨伯达：《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79(5)，76～78页。
　　(15) 参见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玻璃技术起源问题的浅见》，载《中国文物报》，1996-04-28。
　　(16) 参见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载《文物》，2000(1)，80～90页。
　　(17) 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载《考古》，1991(8)，701～703页。
　　(18)(19)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报告》待刊。
　　(20) 参见《新疆文物》，1986(2)，9～10页。
　　(21) 参见新疆博物馆等：《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一号墓地》，载《考古学报》，2003(1)，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