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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花瓷传播路线研究

作者:黄珊






  景德镇元代制瓷业的成就主要是创烧卵白釉瓷以及延续宋代以来的青白瓷,从国内出土的材料来看,元青花生产的数量远小于上述两类,而且始烧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中晚期。但是目前海外各国海路沿线普遍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踪迹,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北非等地区在内的广大范围内都有出土或收藏,尤其是现藏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的大量巨型精美元代青花瓷器,更是世人瞩目的焦点。这说明这种器物的有着较强的市场取向和扩散性。本文在整理出土材料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元代青花瓷在国内外的传播路线。
  一 元代青花瓷国内传播路线探索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国内基础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元代青花瓷,据初步统计,约有170余件,其中123件出土遗迹性质明确者,是本部分讨论的对象(附表)。相对于早前被确认为元代青花瓷的伊朗、土耳其两国收藏而言,国内出土的元青花面貌更加复杂,不仅品种更多,而且品相参差不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使得元青花研究开始向多层次多角度转化。施静菲女士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元青花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和角色,她从出土元青花的器类组合入手,主要分析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元青花,特别强调了元青花在祭祀和随葬方面的作用及地区特点①。本文在她的基础上全面整理全国范围内出土的元青花,试从出土遗迹和分布区域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和研究。
  除了窑址以外,国内出土遗迹性质明确的元青花主要来自51处考古发现,分别出土于三种遗迹:窖藏、墓葬和遗址。从考古学角度来考虑,出土环境是附加于出土物之上的重要信息之一,不同的环境出土的同类器物,可能表达不同的含义。出土于窖藏者,说明在埋藏前是备受珍视的贵重物品,由于战乱或者其他原因被埋藏起来,以待将来发取。出土于墓葬,则需要视墓主人的经济状况而定,宋元时期的葬俗已经走向现实化,与汉唐时代的厚葬之风相去甚远②。中下层平民墓葬随葬品通常比较粗糙,纸制和木质明器开始流行,说明墓主及其家人保持量力而行的谨慎态度。富有阶层和贵族才有能力厚葬故人,我们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仍然能发现许多豪华敛葬的实例。至于遗址出土的元青花,则是当时当地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我们而言,是了解元青花在国内消费市场上所扮演的角色的最佳材料。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只是各有侧重,例如窖藏物品在被埋藏之前应该也可能属于日用品之列,只是其价值相对较高而已。
  初步统计(详见附表),出土元青花的窖藏一共有20处,这类遗迹中出土的元青花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目前国内出土的大型立件元青花主要出土于这类遗迹。其中的代表有江西省高安市窖藏(图一,1)和河北省保定永华南路小学窖藏等;出土元青花的各类墓葬有22处,一般墓葬中随葬元青花不多于两件,常为一件或一对。如前文所言,出土元青花的墓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江西景德镇周边地区的平民墓葬(图一,2),另一类是南京周边地区的明初重臣墓葬(图一,3)。前者出土元青花相当粗糙,很少见于其他地区;而后者则出土了一批质量极高的立件大器,其中颇有可与收藏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地的元青花相匹类的优良产品;出土元青花的遗址一共有9处。遗址中出土的元青花相对较破碎,只有部分进行过修复。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类型最为丰富,洋溢着生活情趣。大量发现元青花的居址有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图一,4)、北京西直门后英房居址等。
  综观全国范围内出土元青花的地区,我们很容易发现,元青花的销售范围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区域可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地区一:内蒙古南部以及河北北部(包括北京);地区二:赣北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其中,南京附近及湖北、安徽、苏北、河南和山东共10座明初藩王或功臣墓里集中出土一批元青花③(图二)。这些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出土遗迹的侧重不同,质量类型也有区别,大致上我们可以说,国内发现的元青花,其生产是有其市场针对性的,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各种需求。以下试分区介绍各地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发现(详见附表)。
  地区一:是元代统治中心地区,出土元青花遗迹性质明确的有17处,包括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窖藏、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墓葬、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北京西直门后英房居址、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窖藏和河北保定市窖藏等。
  地区二:元青花的产地景德镇附近④,出土元青花遗迹性质明确者一共有20处,包括江西九江市至正十一年墓、江西高安市窖藏、安徽太湖县阮氏一世祖墓、浙江杭州市古荡湾至元丙子墓、江苏金坛县窖藏及江苏镇江市吴家门遗址等。
  此外,在新疆、甘肃、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及广东还有零星出土或征集品,由于过于零散,暂不构成区域性格。
  从图二以及出土遗迹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元青花的出土地点集中于南、北两个区块,其中地区一分布较为分散,地区二则密集得多,这应该是与当地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元代统治中心地区生活的蒙古人较多,游牧的传统生活习性使得他们活动半径较大,瓷器一经贩运到主要的集散地,便会迅速地扩散到较为辽阔的范围内。而地区二则是农业传统的地区,居民安土重迁,活动半径较小,青花瓷器的扩散并不明显。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青花瓷在景德镇附近的扩散范围,从宏观角度而言,主要在长江鄱阳湖段下游地区,水路是景德镇瓷器销售运输的主要通道,烧成瓷器从景德镇外运,首先要通过流经景德镇的昌江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运输到长江。从地图和出土地点列举中我们发现,皖南和苏南地区出土元青花的遗迹基本上都在长江两岸,此外,杭州出土元青花如果联系山东济宁市郊区墓葬和安徽濉溪县至正十三年(1353年)墓随葬品来看的话,则为我们勾勒出了京杭大运河的轮廓。这样看来,当时元青花的销售市场确实相当有限,国内只有首都附近和主要运输路线两岸有所消费。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各个地区对元青花的消费取向差异很大。元代统治中心地区的青花瓷主要是在窖藏(8处)和遗址(7处)中出土(共计17处),这说明这些瓷器主要作为日用品在当代使用,或者是当时的商品,准备进行贸易,例如黑城和集宁路,都是当时著名的中转站。至于窖藏品,一方面它在埋藏之前也可能在日用物品之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窖藏说明其价值之高,窖藏的集中,说明这个区域在当时是高档元青花的主要消费地点之一,这与该地区是元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地位是相符合的。
  地区二则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讨论。其一,赣北地区,将元青花作为随葬品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目前出土遗迹性质明确的只有江西九江市至正十一年(1351年)墓、江西景德镇近郊墓葬、江西鄱阳磨刀石公社墓葬、江西上饶市北门乡墓葬、江西高安市窖藏、江西丰城文物商店征集至元戊寅墓出土和江西萍乡市窖藏共计7处,包括2处窖藏,5处墓葬,其中萍乡窖藏出土物品质与随葬器相接近,只有高安窖藏尤以其优质大量著称。这些随葬品大多火候欠佳,制作草率。施静菲女士认为用劣质元青花陪葬是景德镇周边地区元墓独有的特点,这些青花器是高价值同类器物的替代品或明器,也不排除生前使用的可能性⑤。经研究,这类小罐可能是用来盛装食盐、脂粉或茶叶之类的生活用品⑥。对比江西萍乡窖藏出土物可以看出,元青花生产地周边的居民确实也将这类器物作为日常用器,并不是为了祭祀或随葬专门生产的(图三)。说明当地人民死后将生前常用物什随葬,这也是元代平民葬俗现实化、量力而为的一种表现。
  其二,从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的出土遗迹中,窖藏占绝对优势,有8处,而且往往窖藏量较大⑦。遗址和墓葬各有两处。窖藏的集中和藏品质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区在元代的富庶和文化特殊性。苏南浙北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十字地带,交通发达,经济富足自不待言,查《至顺镇江志》,我们还发现,金坛和丹徒两地在元代都有可考的回回户定居⑧。这些回回人可能与金坛和丹徒发现的元青花窖藏有一定联系。
  总的来说,相比与元代其他窑口,例如磁州窑、龙泉窑的产品,甚至景德镇窑自身的其他产品,如卵白釉瓷和青白瓷而言,青花瓷发现的总量是相当少的,这一方面与这种瓷器处于初创期,数量不多有关,另一方面,中上品质的元青花的主要发现于元朝和明初的统治中心地带附近,这些都是财富集中的地区,说明元青花在当时尚属比较贵重的种类。
  二 元代青花瓷远销海外的路线概说
  从13世纪早期开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蹄席卷旧大陆,迅速建立起“混一声教,无远弗届”的超级帝国。其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达地中海,超过了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世界帝国,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理单元内的人群活动与文化交流。自五代十国以来,由于内地政治局面进入长期的分裂对峙阶段以及西北地方政权的崛起,汉唐时期往来络绎不绝的丝绸之路一度归于沉寂,海路交通日益兴盛。进入蒙元时期以后,不特陆上通道重新得到恢复,航海贸易也臻于极盛。但是,由于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的长期战争以及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不时发生争夺领地的战争,使得蒙元时期的陆上交通时断时续⑨。而海路则相对畅通。
  元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采用了许多具体政策,广开海路。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取浙、闽等地后,就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和澉浦四地设立市舶司,重用南宋时期管理泉州市舶的官员蒲寿庚⑩。从忽必烈时期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年的46年间,元代的航海政策经历了前后“四禁四开”,但四次海禁加起来不过10年时间(11)。至治二年“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12)。之后直到元代灭亡,没有再发生过变动。在政府扶持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元代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大发展,当时的史籍和笔记中记录的海路贸易的国家、地区的名称,在200个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布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北非。其中相当一部分不见于以前的记载(13)。有元一代涌现出大批著名的使臣、航海家和旅行家,关于海路交通的记载大大丰富,这些都使我们相信,元代航海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通往波斯湾甚或北非的航线已趋成熟。
  对于陶瓷运输和销售而言,海运无疑是更合适的选择。陶瓷沉重且易碎,陆路运输显然成本高、难度大,但是海船不仅容载量大,装载陶瓷还能起到压舱的作用,故而海路运输是陶瓷外销的主要途径。目前我们在从中国到北非一线的沿海地带都能发现许多陶瓷遗存,数量巨大,而且能够相互衔接,足以复原出一条连贯的海运路线。陆路则不然,目前只有数个城址有相关发现,彼此之间关系并不紧密,至中西亚地区甚至会失去线索,无法构架出一条有始有终的销售路线,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增进我们的认识。
  从出土材料来看,元代青花瓷输出的范围很广,从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北非和东非等地的沿海城市和重要内地城市都有发现。这些地区的元青花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藏品主要集中于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14)。出土物最主要的则在印度(15),都是体形巨硕、青色鲜丽和绘制精美的大型青花瓷器。与此相对应的是,东南亚地区出土或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大都属器形较小、纹饰简单的小型器,仅出土少量大型青花器的残片。此外,波斯湾和红海附近的许多城市都发现不少元青花碎片,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埃及开罗北部的福斯塔特遗址(16)。叙利亚位于从港口城市到伊朗高原的交通要冲,那里也发现许多珍藏了数个世纪的元青花(17)。总而言之,海路沿线发现的元青花构成了一个连贯的系统和完整的行销路线。
  三 小结
  本文认为,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有其突出的市场取向,并在其产生之后迅速销往市场。总的来看,青花瓷在元代尚属新兴的贵重瓷种,大多数用于满足权贵阶层消费和海外市场需求。其在国内主要通过鄱阳湖运输到长江,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当时的统治中心地区,并以大都为中心扩散到今内蒙古、辽西、甘肃和新疆等地。元代青花瓷的外销主要依靠海路,其目的地在西亚、北非一带。至于陆路运输系统,尚缺乏足够考古学材料的证实。
  ① 施静菲:《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在国内市场中的角色和性质》,《美术史研究集刊》第8期,(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0年。
  ② 秦大树先生曾经探讨过这类问题,他在分析北方宋墓时提出,宋人对明器的态度已经转为用各种方式以示意,代表了宋人对阴界和鬼神认识的进步。见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151页。
  ③ 其中包括:江苏南京市北郊洪武四年汪兴祖墓、江苏南京市牛首山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江苏南京市雨花台永乐八年王氏夫妇墓、江苏南京市中华门外永乐十六年叶氏墓、江苏南京市观音山正统四年沐晟墓、江苏淮安市成化六年陶升墓、安徽蚌埠市明洪武二十八年汤和墓、山东邹县明鲁王妃墓、河南郑州市明周惠王墓和湖北钟祥明郢靖王墓。
  ④ 景德镇本地遗址中的出土物都属于瓷器生产地的发现,本节主要讨论元青花在市场流通中的特性,故而这些遗迹出十品不纳入讨论。
  ⑤ 施静菲:《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在国内市场中的角色和性质》,《美术史研究集刊》第8期,(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0年,152~153页。
  ⑥ 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图版164。
  ⑦ 例如杭州窖藏一次出土54件瓷器,品种包括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和卵白釉瓷、磁州窑孔雀绿釉和山西霍窑白瓷。安徽歙县窖藏一次出土31件瓷器,品类包括景德镇青白瓷、卵白釉瓷、白釉描金瓷、蓝釉瓷和青花瓷。
  ⑧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侨寓:“回回五十九。录事司,四十九。丹徒县,五。丹阳县,三。金坛县,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⑨ 大都大主教蒙特科维诺的第二封信,见道森1983:246.
  ⑩ 《元史·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11) 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历史研究》1978年3期,61~69页。
  (12) 《元史·英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13) 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94页。
  (14) Pope,J.A.: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ia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Istanbul.Washington:The Lord Baltimore Press,1952;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Washington:The Lord Baltimore Press,1956.
  (15) Smart,E.S.:“Four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aq Palace in Delhi”,T.0.C.S,Vol.41(1976-1977),pp.230.
  (16) Hobson,R.L.:“Chinese Porcelain from Fostat”,Burlirtgton Magazine,vol.61,July 1932;[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8~10、62、108页。
  (17) Carswell,J.: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s around the World,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

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罗丰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