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特干和和田一带搜集的古物

　　如同在我前次旅行中那样，在1906年和1908年我连续访问和田绿洲期间，我都尽力地去从村民们或当地代理人手里搜集任何古物。前者是通过在约特干的淘金活动而获得古物的；后一种人则惯于搜集此类东西，像古钱、刻石、花纹陶瓷等，他们在和田的巴扎上有他们自己的路子。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代理人获得了每年在约特干淘金活动中发现的大量小物件中的主要部分，只有一小部分是从“找宝人”那里得到的。一到冬季，那些“找宝人”就前往绿洲附近的古遗址中去寻找这一类的古物。因此要想得到这各种古物很方便，我只要在和田某一个地方收购就是了。
　　在约特干搜集古物之出处
　　所有我搜集的古物中，无论是我个人经手还是由我的值得信任的当地总管巴德鲁丁汗(Badruddīn Khān，印度和阿富汗商人们的头领)所经手者，凡是公开声称来自约特干遗址的，或者其出处没有明确声称来自约特干，但看上去又像是从这个地点中系统地挖掘出来者，都作了妥善处理。至于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古物，在利用任何一件作文物争论之根据时，更有必要引起注意。
　　有了所做的这一区分，人们就很容易看出来，主要的遗物其实都是由佛教时期在于阗古都中很繁盛的文明所留下来的。它们在特征、风格及材料上，与先前从约特干遗址“文化层”中搜集到的文物极其一致。
　　以前的搜集品
　　在这些搜集品中，我以前为印度政府连续收购的文物，在1901年时即已被霍恩雷博士做了很有学问且详尽无遗的分析。我前次探险时获得的约特干文物对我们的材料是一个明显的补充。它们在一般特征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确实是太接近了。
　　关于新搜集品之说明
　　1906—1908年间我搜集到的文物，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我第一次和田之旅时所携回者，但是这两批文物所表现出来的类型上的同一性却仍是同样大的。这一事实，我想将会证明我刚才说的对古物做简洁说明是正当的，即使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并未强加给我这一限制。我曾尝试着尽可能地用分组方法来压缩文字，同时还指出这么做可以有助于今后做系统的分析。在说明约特干文物时，所取的主要是那样一些物品：要么是显示从前已知的类型以来的器物，要么是在如此众多之遗物诸如陶装饰品、陶塑像等情况下有助于阐释所采用之分类者。最后我在这里说这些话的意思，仅仅是作为对不同类型的文物的一个迅速的概括，并引导对任何有特殊价值之遗物的注意力。
　　约特干遗址陶器
　　约特干遗址之“文化层”，应算是在一个连续占据达数世纪之久的遗址中诸遗物自然堆积之结果。如果我们能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诸如老和田城所习用的那些建筑材料，譬如土坯、夯土或者木材和枝条，必定都彻底颓毁在由于不间断的灌溉而潮湿的土壤中了。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就可理解，在约特干淘金活动所挖掘出的遗物中，为什么最大量的东西会是陶器。一旦被打碎，它就会被弃置在那地方，当做无价值的垃圾。从陶片的现状上来看，也证明它们后来没再受到任何更进一步的损坏。但是容器就不一样子，从实用的角度考虑，它们(同时又是完整元损的)极少会被弃置到碎片层中：这就说明了新搜集品中那些完整器物的价值所在(图49、50)。图51是一件双耳细颈罐，细泥质，红色，上面保存有大部分装饰图案，很丰富。图52是素面陶罐，其中有一件小罐(图53)，上面有刻划的线条纹饰，在器形上显示出希腊的影响。图54～57是各种形状的小容器，这些小容器上常常都有一对把手。
　　在完整的双耳细颈罐等器物上(图58)，其把手或耳一般都做成奇形怪状的动物形状，这说明了为什么会发现大量的此类装饰品。从图59上，还可看出器物嘴部也做成了动物形。图60是一件不明用途的奇怪的器皿，也许是一个香炉。
　　贴压上的装饰品
　　常见器物上的装饰品，是由模塑成的部件组成的。它们分开来制作，并在烧炼以前贴在器物上，因此很容易脱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存在着大量的奇形怪状的动物和人等塑像，看起来它们是最令人喜爱的装饰物(图61、62)。
　　图63、64是人脸模型。在某些情况下，其表现手法和镶嵌方式明白无误是继承自“戈耳工”(‘Cor-goneion’)类型，例如图65。在动物面型中最常见的是狮面(图66)，但也可见到羊及一种猛犬的塑像(图67)。另外在这些贴压上的器物装饰物中，还可见到整个动物的塑像(图68)。
　　一种特别偏爱的图案是戴花冠形象的女性，意指一个乾闼婆(Candharvī)，这在和田及其他地方的古代装饰艺术中很常见(图69～71)。其中的一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反映的是对佛陀之施舍钵之崇拜，这是犍陀罗雕塑艺术中很常见的一幅场景，在这里被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样子进行处理。此种希腊化佛教艺术之影响，最显著地反映在陶器碎片上(图72)，该器物也许是一件特别大的器皿的一部分，上面塑有两个乐师，正在某种建筑物的连拱廊下演奏。在这里精心制作的背景建筑物的所有细节，包括“佛教式栏杆”，以及印度—科林斯(Indo-Corinthian)式圆柱，看起来仿佛是从一些犍陀罗浮雕中直接借用过来似的。考虑到与犍陀罗建筑风格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再看到这样清楚明白的古典因素如矮棕榈枝、叶板和棕叶饰等图案(图73～76)时，就不会引起惊讶了。
　　陶塑头像
　　很可能在现在的搜集品中所包含的大量陶塑头像(男性和女性，做成圆形)中，有明显一部分至少是用作器物装饰品的，尽管其准确用途尚值得怀疑。它们的意义在于从这些人头像上清楚地反映出的种族类型，这在男性头像的例子中(图77、78)反映得特别明显。他们很成型的“雅里安”特征，包括高鼻梁和深陷的眼窝，看上去证实了人类学和其他证据所引导我们做出的关于古代和田人口之种族特征及其与帕米尔地区之阿尔卑斯人种类型间的联系的推测。这里所谓的类型，肯定基本上都是本土的，这一点通过与阔塔尔(Khotan)僧侣塑像中借自希腊化佛教艺术的传统头型相比较，就变得很清楚了。
　　女性头像的情况亦是如此，很容易从那些明显来自犍陀罗、可能属于乾闼婆以及相类似的神灵(图79～81)的贴塑头像中区分出当地类型来，它们通过一系列标本(图82～84)表现出来。一个很奇异的特征是她们发饰上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花样和精致。从少数完整的妇女塑像上，还提供了有关服装式样的有趣的、附和的细节(图85～87)。
　　猴子塑像
　　但是如果与大量的、表现动物形象的陶塑相比，人物塑像就显得很稀少了。在动物塑像中，猴子像大占优势。关于这些塑像所采用的很聪明的模制方法(虽然尺寸很小)，赋予它们以人类的姿势和表情的艺术上的技巧等，我在有关前次搜集品的说明中已经提到了。对猴子头部的处理富于变化，从精心的自然主义到粗犷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奇形怪状。和田人民的幽默借助于对这些猴像的漫画化处理手法再现了出来，例如那些各式各样的、表现猴子的正在演奏乐器的塑像以及大量淫秽的、成双成对相拥的色情塑像等(图88、89)。
　　乐器塑像
　　乐器中以吉他为最常见，像其现代后裔的乐器拉巴布琴一样，明显是一种特别令人喜爱的乐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有排箫、鼓和竖琴，持在一件人像之手中(图90)。长笛和铙钹可见于图72这一陶质浮雕中。人们对孩子之喜爱，可通过常见的表现猴崽在摇篮中或被抱在怀中的塑像上反映出来(图91、92)。一组特别令人好奇的塑像是图93，它表现的是一只母猴，怀中抱着幼猴和鸟，按照安喀塞斯样式(Anchises fashion)被它的公猴扛在肩上。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到的是：有很有趣的例子，证明在和田早些时候猴子皮被用来充气做皮筏子，以作渡河之工具。显示的是一猴子皮正在水面上漂浮的场面；在图94中，一个猴子看上去正跪在那里，背上有一张皮，准备着被利用。这一类的猴皮筏在小型陶塑中也另有反映。
　　动物塑像
　　在其他类动物塑像中，骆驼是最常见的(图95、96)。图97看上去像负载着东西。另外还可见到孔雀、牦牛和公猪等(图98～100)。
　　小型刻石
　　对于陶器及陶制品来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其当地起源性，但对其他类型的古物如石器、金属器和玻璃器而言，我们就感觉不到这样的把握了。这些古物都包含在约特干和和田的搜集品中。虽然如此也丝毫不损其意义，因为如果它们实际上不是在和田地区被制作的话，那它们就是利用进口模型制作之明确证据。通过它们必然推测出：这些古物直接表明了那种来自印度和西方的艺术影响。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那件雕刻得很好的冻石质小雕像(图12)——一件小佛塔之顶部，在佛陀和奇形怪状的动物像之上，还有一连串的伞状塔尖——显然是从犍陀罗传到古和田的。同样之结论可能还适用于小型冻石质浮雕(图101、102)以及雕刻得很好的裸体像(图103)，是用一种板岩类的石头制成的。其他冻石雕刻风格尚不明确，而图104中的猴子像则明显是和田式的。
　　金属器
　　各种金属器物中，大部分是青铜器，如图105～112所示。关于它们的制造地区仍然很难确定。在金属器中，还没有器物在模制或装饰风格上与我们已知道的其他和田古艺术品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具有明显价值的器物有：一件青铜质小台之腿部(图113)；八边形金属包头的装饰品，似一权杖之头部，亦青铜质(图114)；一件奇怪的器物，像守护门户的两面神之头颅(图115)，其用途不明。上述诸物皆录入图版Ⅶ之中。图116系箭头，剖面呈三角形，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形状上非常接近图118(获自敦煌古代烽燧遗址)，证明它们的使用时间也是汉代。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一些黏土模子，系别人转交给我，发现于他木屋吉勒，用来铸造一些小型青铜器。这些黏土模子揭示出了铸造之方法。在先前的报告中我已详细指出，淘金活动就发生在这地方，靠近和田绿洲之东北边缘，也像约特干那样的“文化层”之中。
　　珠宝、进口玻璃器
　　金饰品小件，如图118代表了一类“发现物”，它们很少保存在坩埚之中，而这对考古学来讲，在价值上就大打折扣了。在大量的玻璃和石质串珠中，那些以白色镶嵌出图案者应单独挑选出来加以简要说明，因为其技术至今仍需要专家来确定。
　　明显有价值者还有一件用繁琐手法装饰的玻璃珠，系镶嵌工艺品，因它反映出一种规则的西方类型特征，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西方玻璃器之输入中国，被证明是在一个相对晚的时期内的事；而与此同时仍然无法肯定的是中亚是否也制造玻璃，像这样不容置疑的直接从地中海地区进口的证据是否有价值。
　　印章及凹雕
　　在约特干或和田城搜集的印章，无论是金属质的还是石质的，它们都显得与我上一次旅行时在和田地区的遗址中发现和获得的相同类型遗物极其接近。因此，它们的本地起源性可以不用怀疑了。至于凹雕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在这里找到的这一类物品无疑属于晚期古典作品；另外一些尽管属于东方式的，但必定是在比和田更西的地方制作的。前一类凹雕有：制作很好的女子半身像；亚历山大类型的无胡须男子头像；很精致的戴头盔男性头像，此外还有波斯人面孔的头像；一个罗马战士的半身像；大型无胡须男子头像，周围是用不同的手刻写的婆罗谜文字。此外，还有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凹雕遗物尚留待介绍，它们中大多数都很小。几乎全部都是动物雕像，常常用惹人注目的技法来雕琢，其设计大胆，但很给人一种力度感，令人回想起约特干陶器和塑像中的那些作品。考虑到这些凹雕中的大部分都是用像玉髓及光玉髓一类的岩石雕刻成的，和田东面的昆仑山中能不懈地供给其材料，而且这一类遗物在我的第一批和田搜集品中也有大量的代表，因此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它们极可能出自古代和田的雕刻师之手。
　　自约特干遗址搜集之钱币
　　我将出自约特干或看似出自该遗址的、相对大量的钱币搜集品放到最后来叙述的原因之一是，由钱币所提供的年代证据之价值，在购买的情形下明显要比能被证实出自遗址本身者小得多。在得到这些古钱之时，我连做一次最粗略调查的闲暇时间都没有。这里所提供的简要说明，全都是根据J．阿兰先生友善地提供给我的对这些钱币之初步分析做成的，必定限于一般性地介绍一下其年代学关系而已。在这里为了得到一个更可靠的用以做观察的基础，我认为最好是将那些我在和田购买的钱币搁置一边，关于这部分古物之来源，还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资料。
　　从约特干搜集到的钱币(皆铜质，只有一枚除外)，其年代范围明显与我1900—1901年所获的、并在《古代和田》一书中详细介绍过的搜集品年代范围相一致。它们从可能属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和田汉佉二体钱(Sino-Kharos thī currency)，一直到宋朝时候的钱币，其中最晚者的年号为公元1078—1086年。另外还有两枚印度—斯基泰钱币(Indo-Scythian coinage)，系迦腻色伽(Kanis ka)钱(图119)。
　　中国钱币类型
　　已验证过的钱币总数为337枚，所代表的主要钱币的发行量相对较小。除了刚才提到的少量非中国钱币外，还有47枚当地的汉佉二体钱，正面是汉文铭文，背面则是印度俗文字(Indian Prākrit)(图120)。早期的中国钱币为“五铢”(wu-shu)，既有前汉王朝又有后汉王朝时所发行的，它们占了一个很大部分，总数为113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五铢中有48枚出自同一座窖藏——这个意外发现必会打乱正常比例不可。关于公元5世纪和10世纪的隋和宋王朝钱币，阿兰先生分辨出了三枚五铢是属于隋朝时候的。
　　关于上面有“开元通宝”(K‘ai-yüan t‘ung pao)铭文的钱币(图121)，仅有4件标本。这种钱最初是由高祖(618—626年)铸造的，在有唐一代一直发行。另外在这些钱币中，标有“乾元”(Ch‘ien-yüan)年号(758—759年)的属于不同发行量的钱币数量至少有134枚。钱币中出现的最后期的唐朝年号是大历(Ta-li，766—779年)，这一类钱币发现有28枚(图122)。属于至道(Chih-tao，995—998年)、天禧(T‘ien-hsi，1017—1022年)和元丰(Yüan-fêng，1078—1086年)年间的钱币各1枚，证明了在宋朝时期约特干遗址还被占据着，并在穆罕默德教征服之后，也仍与中国保持着持续的联系。穆罕默德教时期的钱币有3枚，系穆罕默德·阿尔斯兰(Muham-mad Arslān)汗钱币，属公元11世纪。
　　和田附近沙漠遗址出土之钱币
　　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此次在约特干搜集到的各种货币发行量的比率，与我在和田得到的、据公开承认获自绿洲的东北边缘以外古遗址——例如阿克斯皮尔(Ak-sipil)和杭桂(Hanguya)的“塔提”遗址——的诸种钱币总量之比率作一对比，会看出一些名堂出来。在总数为124枚的已确证过的钱币中，包括有1枚王莽钱(公元14—19年，图123)，9枚汉佉二体钱，8枚汉代五铢，26枚可能属于公元5世纪的剪轮五铢，17枚唐钱(主要是乾元重宝)，17枚宋钱，以及46枚各种穆罕默德教统治者时期所发行的钱币。这一分析显示出：上述“塔提”遗址中，属于晚期钱币之比例明显地增多了。这完全与其他的古物证据所指示的它们的废弃时间相一致。此一事实既符合我前一次又符合这一次在约特干所获文物反映出的情况，它必为研究这古都的历史增加一份钱币学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