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朱雷，男，汉族，浙江省海盐县人，1937年5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59年7月大学毕业后又考取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唐史专家唐长孺先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61年，参加唐长孺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的编选工作。1962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唐先生创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在唐长孺先生的指导下，除了通读《全唐文》、作分类资料卡片外，还对敦煌文书有关社会经济及社邑的部分文书进行校对、补遗。
　　1973年秋，由于某种机缘，朱雷先生西行至洛阳、西安、天水、兰州、敦煌、新疆等地参观考察，初步接触了吐鲁番文书。1974年元月，唐长孺先生听朱雷等介绍了吐鲁番文书的情况后，遂向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刘仰桥同志建议，对所发现的吐鲁番文书进行整理。1975年5月初，王冶秋同志带着局里干部及唐长孺、谭其骧先生赴新疆考察，朱雷先生也随同前往。
　　朱雷随唐长孺先生到了乌鲁木齐，又去了南疆的吐鲁番、库车等地，在去千佛洞的道中，他们坐在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由于“机耕道”路况极差，强烈的颠簸致使唐先生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被迫返回北京诊治。朱雷留在自治区博物馆及吐鲁番地区文保所，清理、拼合、抄录文书及墓志。
　　由于朱雷不是搞考古的，当他下墓穴时，沙子常往下掉，内心还是很受挑战，担心墓穴会垮掉，自己被埋在里面。墓穴里不光有骨头，还有未腐烂的尸体，有的眼睛被老鼠吃掉了，令人恐惧。但不去又不行。吐鲁番出土文书，涉及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对历史研究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非常珍贵。有的文书直接随葬，如功德录、契约等，加上气候炎热干燥，墓室内形成天然无菌环境，随葬品历经千年而没腐烂，文书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有的文书被裁剪成给死者穿戴的靴子、帽、腰带、枕等，故多已残损，需要拼合……当时朱雷只想多收集资料，恶心也就顾不上了，右手点烟，左手翻动尸体。到晚上做噩梦，梦见去掏死人的嘴巴。
　　新疆的实地考察，使文物局领导了解了吐鲁番文书的重要性，从吐鲁番返京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同志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建议在唐长孺教授主持下，组织有关人员在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这一建议获得批准，遂在国家文物局成立“吐鲁番文书整理组”。朱雷教授作为整理组主要成员之一和唐长孺先生的助手，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长期工作生活在北京、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从事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在唐长孺师的指导下，他与整理组的同志们，一同从事这批珍贵文书残卷的整理、缀合、定名、断代和初步研究。由唐长孺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易寒暑，终于完成。其史料价值之珍贵，整理工作之艰辛，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和推崇。该书出版后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如国家图书奖、国家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朱雷教授作为唐长孺先生助手并随唐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是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对其学术研究也有重大的影响。由于长期跟在唐先生身边，耳提面命，并长期从事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其学术水平突飞猛进。
　　1980年，朱雷发表了《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一文，深入、细致而全面地研究了吐鲁番所出北凉赀簿文书，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其观点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引用。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项优秀的研究成果，“将历来被视作麹氏高昌末期的该件文书考定为北凉承平年间的赀簿文书，作者详尽地搜集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文书残片，对其用语、性质作了周全的探讨”，并认为作者对该赀簿内容的理解也是极深刻的。它的学术价值正如姜伯勤教授所说“正在改变着国内外籍帐研究的面貌”。
　　1983年8月，朱雷教授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议期间，他还与季羡林、常书鸿、唐长孺、段文杰、宁可等22位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加强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为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8月底朱雷与唐长孺教授一起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京都、东京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试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本文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初次发现的六世纪麹氏高昌的私属“作人”，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创见，指出高昌私属作人与南朝宋齐的“十夫客”相似，这一重大发现促进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其结论为中日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多处引用。
　　1986—1987年，朱雷教授获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奖助金，进行“唐代籍帐制度”的研究。1986年，在联邦德国汉堡召开的第32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学术大会上，朱雷教授摘要发表了《六至七世纪高昌地区的东西贸易》。
　　1987年6月，朱雷教授与季羡林、段文杰、王永兴、姜伯勤等先生应邀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发表了《唐代“乡帐”与“籍帐”制度研究》的论文，在充分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基础上，对唐代乡帐与籍帐制度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意见。
　　1995年，朱雷先生在武汉大学主持了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主编了会议论文集《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此前后，朱雷教授还发表了《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吐鲁番敦煌出土“点籍样”文书的考察》、《唐“籍坊”考》、《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等高水平学术论文。2000年，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朱雷教授将部分论文结集为《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出版后，于2003年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较高声誉。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发表专题书评指出：“朱先生的很多论文，尽管经过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学术价值还是难以超越。”“学界师友常言：唐长孺先生门下，论文风格与唐先生最为接近者，莫过于朱雷先生。读罢本书，深信此言非虚。”
　　1986年，朱雷教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同时还曾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美)罗杰伟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湖北省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又任浙江大学、天津师大、陕西师大、江西师大等校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内外吐鲁番文书总目》等重要课题。
　　朱雷先生虽已退休，但仍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与冻国栋教授一起主持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的修订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