麹氏自麹嘉自立为王，据高昌凡134年，①其典章制度，昔时仅据《北史》、《周书》、《梁书》、《隋书》诸史高昌传略知梗概，然皆语焉不详。至于赋税一项，据《周书》记云：“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②这里并没有说明赋税之种类及具体征收办法。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讨高昌诏云：“畜牧园果，悉有征税。”③也只是泛指牧畜及种植物皆要收税。又据《隋书》云：“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④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中道，且“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⑤故其以西诸国商人及贡使到长安或河西走廊者，必经过此地，因此对在高昌贸易之胡商以及道经高昌之商旅征收商税，应是相当大的一笔财政收入。前引《隋书》所记，是因铁勒强大，麹伯雅一度臣服，故要把向往来商胡所征收之商税奉献给铁勒。麹氏王朝本身也同样要从中获得厚利。故当焉耆王龙突骑支于唐贞观六年向唐太宗“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即由焉耆不再向东道经高昌，而复开直接向南再向东、经大砂碛到敦煌之“大碛道”。这就直接影响了麹氏王朝商税的征收，因而“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⑥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魏徵谏太宗语中亦讲到，“自后数有商胡，称其(按：指麹文泰)遏绝贡献。”⑦此处“遏绝”亦系商胡所云，恐不能从字面上解释为不允过境，否则商胡不能由此而东南去河西走廊等地，就不会再到高昌，于麹朝亦不利。大约应是指高昌王国征收过高商税而言。
关于向商胡征收商税的办法，史籍中并无记载，在吐鲁番出土的麹氏高昌文书中，我们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所收阿斯塔那514号墓一件定名为《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文书，反映了向商胡征收“称价钱”这种形式的商税的事实。
这件文书纪年已残，据该墓出土文书前面的说明：“据墓葬形制和同出文物推知本墓为麹氏高昌时代。”⑧故而定本件为麹氏高昌时期文书，今据文书记载内容，亦可进一步推断为麹氏高昌时期文书。如片(一)之第10行云：
“岁”前有缺文，当是纪年及年份干支。在年号之后加干支纪岁，正是高昌公文书中之常制，而且这一时期的民间契券以及衣物疏之类文书，亦同样于纪年后加干支纪年。同行所记之“藏”同“臧”。阿斯塔那84号墓所出之《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及《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均有高昌麹氏王朝征收“臧钱”及“官臧钱”之记载。⑨在其余十六国时期及唐代文书中，皆无此科“臧钱”、“官臧钱”之记载。此处又称“奏”，亦是麹氏高昌王朝时期公文书之一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三册中，已发表不少。《周书》云：“其大事决之于王。”⑩而这里涉及到了“内藏”的收入问题，大约亦属“大事”，亦要“决于之王”，故“奏”之。凡此上三者，皆可为本件必属麹氏高昌王国时期文书之证。
又，本件之中，有人名“车不吕多”，凡三见。同书所收阿斯塔那331号墓文书《高昌义和六年己卯岁伯延等传付麦粟*(外广里禾)条》中，亦有人名“车不六多”，(11)义和六年己卯相当于唐武德二年(619)。若此二“车”姓者即是一人，则本件年代应相去不远。这里还是孤证，属于推测，不可遽断。但本件定为麹氏高昌王国时期之文书，应是无疑义的了。
我们在整理文书时，对本件的断句及数处释文上，觉得尚有不妥之处，兹提出补正意见如下。原书所记行1云：
起正月一日，曹迦钵买银二斤，与何卑尸屈二人边得钱二文。
自此以下诸句，皆是依此标点。依此，则似是“曹迦钵买银二斤”，而要“与何卑尸屈二人边得钱二文”，易生疑问。今改为：
起正月一日，曹迦钵买银二斤，与何卑尸屈，二人边得钱二文。
理解为曹、何二人进行“银”的交易，高昌国官吏向此买卖双方征收钱二文。文理当较前种断句明白易懂。此条以下诸条，皆可据此改正之。
在释文与注释方面，亦有一、二处应予更正。
片(一)之第18行，有“阿何伦遮”一名，与同片之第3行“何阿陵遮”二者，固因有“伦”、“陵”二字之差别未必即是一人。但前者书作“阿何”，应是“何阿”之误。在出土文书中，草书之“何”、“河”、“阿”三字，往往因形近易混。“何”为昭武九姓之一，未见有姓“阿”者。又，出土文书中常见胡人名前多冠以“康阿”、“安阿”“曹阿”、“何阿”者。(12)当前手边无原件照片核对，尚无法断定是否原件所记即是如此。但即或文书中亦书作“阿何”，亦应加注说明之。
片(三)之第3行，原作：
原认为“尼”是指“比丘尼”，而“屈”为尼名，“量”是香名，故在“屈”字右侧划人名号。今按此件奏文是为奏申“称价钱”逐日征收之明细帐，相当于唐代之“历”。只记被征收税的卖买双方人名，不必记其身份。高昌的赋役制度，皆有“道”、“俗”之分；但此处是向商胡征收“称价钱”，则无区分“道”、“俗”之必要。又，香料一项，虽奏文中从未提及是何种香料，但劳费尔在研究中西贸易的香料一项时所列举的有：“*(左贝右甘)香”、“阿萨郍香”、“苏合香”、“没药”、“青木香”、“安息香”等类，(13)亦未见有“量香”之名。况且此件奏文中，有关香的卖买记载颇不少，均无一处注明何种香料。故知此处“量”非香名，字应从上读。因此，这里的“有尼屈量”应是一商胡名，其上缺文中还应包括有他的胡姓。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按照奏文其他诸项记载，此“量”字下尚脱一“买”字。而在“得”字上，尚脱“与某某二人边”等数字。这些脱漏处，应加注说明，以使此行记载与它行所记一致起来。
关于“买”字，本奏文各项记载均云：
×××买×××与×××
若按“买”字本义解释，因后有“与”字，故感文理不通。我认为此处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买”字实应理解为“卖”字，即
×××卖×××与×××
这样文理就通畅易解了。人们还看到片(一)之第26行记
白妹买囟沙十一斤与康阿揽牛延
白为龟兹姓，其地又产硇沙，故当是白妹携其故乡之特产——硇沙来高昌贸易，卖于他人，亦可证此“买”字当作“卖”字理解。当然，此处仅是推测，但此字勿论作何种解释，都毫不影响事物的性质。其差别仅在于前后二者，孰是卖方，孰是买方。
本件奏文中所列举的卖买双方姓名中，所见有：
康姓：16人次
何姓：10人次
曹姓：6人次
安姓：5人次
石姓：1人
白姓：4人次
车姓：4人次
翟姓：3人次
宁姓：1人
供勤大官1人
其中，康、何、曹、安、石五姓，占38人次。此五姓，皆为昭武九姓胡人。尤以康姓为最多。此康姓为康国人，即粟特人。其人活动于“丝绸之路”上，隋末唐初，有名之“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曾带领胡人居于鄯善之地，并筑有典合城、新城、蒲桃城、萨毗城。(14)
其余：白姓为龟兹人；翟姓，高车族也；(15)车姓，应即车师前部国人之后裔。按：车师前部国本在交河，因北凉沮渠安周借柔然之兵攻灭车师国，车师王车伊洛“舍国东奔”，“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16)此处之车姓未知系留居高昌故地，抑或当年已迁至焉耆之车师前部人。“大官”当即“达官”，(17)此供勤大官必是西突厥人无疑。还有一“宁”姓，据出土墓志及文书，知是高昌当地之汉姓。又见有“□显祐”之名，姓已残，仅就其名而言，亦似应属汉人。
如果我们在前面将“买”字作“卖”字解释能成立的话，那么，从这里所看到的现象将是卖方皆为昭武九姓胡人，或是龟兹、高车、车师人。而买方除一确知是汉姓的宁某及一尚未能确知是汉人的“□显祐”外，仍然是昭武九姓胡人占绝对多数。从而表明奏文中的“称价钱”是向在高昌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主要是向商胡征收的某种商税。
从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交易的商品主要可分：
1.贵重金属的金、银与*(左钅右俞)石、铜
诸史高昌传以及笔记小说之中，皆未有高昌产金、银的记载。唐代的西州，乃至庭州的土贡项目中，亦无金、银二品。可见此金、银应是来自高昌以外的地区。
*(左钅右俞)石，本非贵重金属，但在作为制作首饰等类装饰品这一点上，与金、银有共同之处。元稹诗云：“*(左钅右俞)石打臂钏。”(18)吐鲁番出土之衣物疏中，亦有关于鍮石首饰的记载。
据《隋书》记载，金、银、*(左钅右俞)石、铜等，都是波斯特产，(19)商胡从波斯把这些贵重金属以及高昌所缺之金属、矿石(即*(左钅右俞)石)运到高昌，进行贸易。
2.香料、郁金根
奏文中并没有注明是何种香料，如前所引劳费尔的研究，则主要还是来自波斯等西亚地区以及印度。劳氏所列举的五种香名，亦不见于有关高昌产物记载的史籍中。
郁金根，应是指郁金香的根部，劳费尔谈到至少有三种郁金根，引用了大量中文史籍与医书，认为主要是来自印度及西亚地区。(20)
3.硇沙
本亦入药用，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云：“痈肿囟砂食却。”(21)“囟”字即“硇”，或写作“铙”(22)，为龟兹之特产，唐时该地土贡即有“硇沙”一项。(23)又据《隋书》所云，康国亦产“铙沙”。(24)因此我们在奏文中见到龟兹人白妹及康国人康妹在经营硇沙买卖，或许他们分别从家乡——龟兹和康国贩运来高昌出售。
4.药
奏文中亦未注明何种药材，有的如可作药用的硇沙，又从药中分出另列一项，故无法断定这些药来自何方。诸史有关高昌地区产物中除《梁四公记》中提到“食之止痛”的紫盐及“攻妇人小肠症瘕诸疾”的医珀外(25)，未见高昌尚产何种药材。但勿论这些药材来自高昌以西或以东地，都是经商胡运来高昌，进行交易的。
其他，如“石蜜”，有关高昌地区特产的记载中，只见有“刺蜜”一项，(26)而不见有关“石蜜”的记载。至于“丝”，高昌是丝之产地，但于阗及龟兹亦产丝，且拔汗那、波斯皆产丝绸。(27)我们无法断定这里交易的丝产自何地，但都是由商胡在进行买卖交易活动。
从奏文所记来看，这种买卖是大宗的批发交易，而非零售。我们看到宁祐熹一次买药达140斤之多，石某一次买硇沙有251斤之多，一阙名者一次买香800斤。而买香者最少一次30多斤，买硇沙者最少一次买50斤。显而易见，无论最多或最少量，都断非个人及家庭成员的需要。因此，奏文所记载的应是商人(占绝大多数的是胡商)之间的成批交易。据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不仅是胡商必经之要道，同时也是货物集散地。一些胡商从西面来到高昌，不再远行，就把货物在当地卖掉。而另一些胡商不须再回故乡，或到货物产地收购，只须在高昌就可成批收购，再运到其它地区出售。这样，既免去了商人长途跋涉的辛苦，还有利于他们能迅速地进行多次贩易，以获厚利。
在奏文中，我们还看到了有的商人进行卖出买进的商业活动，如车不吕多，仅残片就记其人活动三次：在四月五日以前，曾从康乌提畔阤处买郁金根87斤；在五月二日，车又卖丝60斤与白迦门贼；次十二日，车又卖若干物品与白迦门贼。由此可见，商人的活动，往往是在某地买得特产，再到高昌出售，同时买进他认为可以赚钱的货物，再到其他地区出卖，这比单纯带上钱币来高昌购货贩易，要多赚一倍的钱。凡此两点，也许正反映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特点。
正因高昌不仅是“丝路”通衢，而且也是大宗货物集散地。高昌麹氏王朝凭藉其有利地位，便可从商业税收中获得厚利。例如高昌并不产银，但麹氏王朝时期却除用铜钱外，同时还存在大量银钱供流通使用。玄奘从高昌动身西去取经时，麹文泰一次就送他“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28)从出土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银质货币，持续使用到并不行用银币的唐代。在西州，不仅民间，地方官府亦同样征收使用这种银币。
对于这种并非零售而是成批交易的胡商如何征收赋税，不仅未见史籍记载，而且仅有的这份奏文尚有残缺之处，我们仅能就此进行一些比较，以求出大概的“称价钱”税率。今试作一表如下：
据上表所列，大致可推算出各类商品“称价钱”之税率数：
金：大约4—5两纳1文。除片(一)之第50行所记4两纳0.5文外，余均同前。
银：每斤纳1文。
香：约每40斤左右纳1文。
郁金根：每百斤内，最多纳1文。
硇沙：因记载过残，已知两项中，还有一条是出于推测，估计大约每50斤最多不过纳l文。
丝：除片(一)之第37行所记60斤纳三文，疑此“三”本是草书“六”字之误释外，其余皆可证实，知每10斤纳1文。
石蜜：仅一项，据推测31斤交纳2文。
何谓“称价钱”?唐代县仓有一种吏叫“称架人”，(29)似与称量粮食出入仓有关。据《商君书》算地篇云：“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此外“称”作“称量”解，意即称量货物之重量，分别按一定比例征收商税。奏文中云“二人边得钱”，似乎这笔“称价钱”应由买卖双方共出。但买卖双方所出的份额是否相等，抑或卖方多出一些，限于材料，还不能贸然作出结论。
根据《隋书》食货志，东晋时买卖奴婢、牲口及田宅，所收税“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府，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由此推测，麹氏昌境内，很可能卖方亦同东晋之制，应多纳一部分。
所纳“称价钱”奏文中皆称“钱”若干文，但我们知道，在麹氏高昌王国，流通钱币有银钱与铜钱。在出土文书中，有注“银”钱的，也有文书开头写明是“银”或“铜”钱，后面就只写“钱”，或只写若干文。但也有文书并不写明是银或是铜钱。如《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四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30)，奏马钱数皆未写明是“银”抑或是“铜”，但根据其后之《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六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六月廿六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延昌二十七年某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证实这里的钱，应是“银”钱。事实上，高昌时期的公文书，绝非偶然失误不注明何种质地的钱币，同书所收有《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八月兵部条列买马用头数奏行文书》(31)等数件，亦未写明钱的质地。故对此类情况，分不清楚，又无同类文书可作旁证，就只能从其本身内容去考虑。我认为这里所记都是胡商的贵重金属、香料等大宗货物买卖，高昌王国以其作为重要财政收入，不会从轻征税。因此我认为这里征收钱，应是银钱。麹朝铜钱与银钱比值不清，但据出土武周如意元年(692)文书，一文银钱值铜钱32文，(32)或许麹朝时期的比值与此相去亦不甚远。
这里所涉及到的“称价钱”，当然仅只是商人(主要是胡商)纳给麹朝的诸种商税中之一种。另外，我们还看到胡商交纳“臧钱”的记载，当是另一种商税，今后另著文探讨。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讲的“称价钱”是由“内臧”征收后奏申高昌王的。“臧”者，库藏也，但是它区别于封建政府系统的税收机构，而属于所谓“御府禁藏”，(33)即王室所有的机构。这种“称价钱”，以及上面所提到的“臧钱”，都是麹氏王室通过“内臧”这个机构，直接向胡商征收的某种商税。麹氏王室过着奢侈生活，养着大批官吏、士兵、僧侣，又时常对焉耆等小国发动战争，对外还要向邻近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先是柔然、铁勒，后是西突厥)奉献物资、钱币，此外对中原地区从北魏(以及萧梁政权)、隋、唐诸王朝也要朝贡，需要大量的财富，除了依靠对高昌王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外，大约向胡商征收各种名目的商税，也占了不小份量。而由“内藏”征收的“称价钱”即是其中之一种。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0年内部交流。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1992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7合订本)略修订)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第915页。
②《周书》卷五〇《高昌传》，又《北史》卷九七，《通典》卷一九一“计”下有“田”字。
③《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④《隋书》卷八三《高昌传》，第1848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焉耆传》，第530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同上，第5301页。
⑦《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36，第2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⑧《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31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207页、209页。
⑩《周书》卷五〇《高昌传》，第915页。
(1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111页。
(12)同上，第119页。
(13)[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280页，香料，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4)羽田亨：《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载万斯年辑《唐代文献丛考》，第75页及图版残卷照片，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1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9西域诸姓白氏条，第4高车诸翟氏条。
(16)《魏书》卷三〇《车伊洛传》，第723页。《北史》卷九七《车师传》。
(17)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18)《全唐诗》卷四一八元稹《估客乐》，第4611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9)《隋书》卷八三《波斯传》，第1857页。
(20)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133页，红花和姜黄。
(21)本件由S5614、P2755、P2378拼合。参见宫下三郎《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释注》，载《东方学报》。
(22)参见中华标点本《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校勘记13；又见中华标点本《北史》卷九七《西域传》校勘记21。
(23)《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条。
(24)《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康国条，第1849页。
(25)《太平广记》卷八一异人一梁四公。
(26)《北史》卷九七《高昌传》、《周书》卷五〇《高昌传》、《太平广记》卷八一异人一梁四公。
(27)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366页。
(28)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21页。
(29)张鷟：《朝野佥载》卷五，张鷟为阳县尉日条；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一引作“河阳县尉”，“称架人”引作“构架人”。
(30)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73—74页。
(31)参见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
(32)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武周如意元年里正李黑抄》。
(33)《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第1162页。
藏文书法精粹/朱雷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