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一
　　1963年春夏之际，余遵唐长孺师所嘱，阅读斯坦因窃经缩微胶卷，以校对唐师及张泽咸同志昔日所录社会经济资料，同时校对刘铭恕先生《斯坦因劫经录》，①并加以补充，至S.0524《胜鬘经疏》，见尾端题记，刘目原作：
　　延昌四年五月廿三日于京承明寺写胜鬘疏一部，高昌客道人得受所供养许。
　　然缩微胶卷“明寺”前一字虽有模糊之处，却又不似一“承”字，读研究生时期，唐师指示阅读《洛阳伽蓝记》，有所收获，故更疑此字非为“承”字，而有可能是“永”字。当时因不能校对原件文书，复因学识浅薄，不敢妄断。至是年秋后，已不能从事研究工作，故未能再深入下去。
　　至1982年，于唐师处见日本藤枝晃教授之考证，知教授释文亦作“承明寺”。以此延昌为高昌王麹乾固之年号，四年则相当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经疏抄于高昌王都高昌城，②后见姜亮夫教授《莫高窟年表》，则作：
　　高昌客道人于洛阳承明寺写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疏注。③
　　此处表明姜亮夫教授亦释作“承明寺”，不同于藤枝教授之处在于此寺在洛阳。则此延昌为北魏宣武帝元恪年号，与刘铭恕先生《经目》同。1987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弓同志赴伦敦查阅敦煌文书，遂请代为查阅该件原卷，复承函告，知原书作“永”。
　　按《巴官铁盆铭》所见，“永”字隶书作“*(上亠下水)”④又见南京地区出土六朝墓志，“永”字亦有作“*(上亠下水)”，⑤则可知此“承明寺”应正作“永明寺”。
　　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总计都洛凡40年，此时佛教昌盛，孝文既“善谈老庄，尤精释义”，⑥“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⑦“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沙门论义”。⑧至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⑨足见自世祖太武帝灭佛以后，佛教又兴盛起来，而随着迁都，洛阳又成为佛教的中心。正是在宣武帝世，又开始了按照代京灵岩窟规制，开始了伊阙山石窟的营建。
　　据《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永明寺条记：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成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簷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堦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⑩
　　据此可知，洛阳以其“佛法经像”之盛，已成为西域诸国沙门求法之中心，而“笃好佛理”的元恪，为弘宣释家之说，便利西方求法僧人学习与生活，故特立“永明寺”以供养之。
　　魏孝文帝末年，麹嘉即已为高昌王，虽臣于柔然，但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即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麹孝亮入朝，并求内徙，请以军迎援，后虽内迁未果，但十余次遣使贡献珍宝及特产，延昌中，北魏又封“(麹)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11)终宣武之世，遣使不绝，《魏书》宣武帝纪有载。正因如此，高昌僧人慕洛阳“经像之盛”而来求法。这件经疏的抄写者自称：
　　高昌客道人得受
　　此正表明是来自高昌的客僧，得受为其法号。据题记，抄写此经疏时在宣武帝延昌四年五月，相当南朝梁天监十四年。
　　按《胜鬘经》，即《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之略谓。据《胜鬘经序》云，刘宋元嘉十三年(436)彭城王刘义康请外国沙门求那跋陀罗“手执正本，口宣梵音……释宝云译为宋语。德行诸僧慧严等一百余人，考音详义，以定厥文”。(12)求那跋陀罗本罽宾国帝室之胤。出家后，“深达律品，妙入禅要，时号曰三藏法师。”后至师子国。宋文帝时由海道至广州，元嘉十二年(435)至建邺，居祗洹寺，多有译著。(13)有关得受于永明寺所抄写之经疏，藤枝教授已有详考。
　　这份题记虽言语简略，但证实了《洛阳伽蓝记》永明寺条所记，洛阳已成为当时佛教的圣地。永明寺的建立，也正如该书所记，成为接纳西域来华求法诸僧居止学习之中心。在南北朝分裂对峙的局面下，各地区的正常往来交流无疑是中止了，但由于当时佛教的广泛盛行，立志弘宣佛法的僧人不畏路途艰险，相继奔波于道。高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佛教东渐的一个重要地区，北凉统治时期，由于北凉沮渠王室倡导，高昌一度成为佛教中心，到麹氏高昌时期，该地虽复崇敬释迦，但已不复是译经及阐扬佛学理论之中心。而北魏的洛阳、江南的建康等地取代了其地位。“高昌客道人”除表明其是来自高昌地区外，似亦表明他是为求法而至洛阳，当应学毕还归故里。这份经疏在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可能表明他在返乡途中，道经敦煌这个佛教昌盛、寺院众多的地区，因某种原因，未能继续西进，滞留在敦煌，故他在洛阳永明寺所抄写的经疏也就留在敦煌某个寺院。
　　二
　　编号为S.2838的《维摩诘经》卷下的写本卷子尾部，保留了完整的题记：
　　1经生令狐善願写，曹法师法惠校，法华斋主大僧平事沙门法焕定。
　　2延寿十四年岁次丁酉五月三日清信女稽首归命常住三宝。盖闻
　　3剥皮折骨，记大士之半言。丧体捐躯，求般若之妙旨。是知金文玉牒，圣教真
　　4风，难见难闻，既尊且贵。弟子託生宗胤，长自深宫。赖王父之仁慈，蒙妃母
　　5之训诲，重霑法润，为写斯经。冀以日近归依，朝夕诵念。以斯微福，持奉父
　　6王。愿圣体休和，所求如意。先亡久远，同气连枝。见佛闻法，往生净土。增太妃之
　　7馀笇，益王妃之光华。世子诸公，惟延惟寿。寇贼退散，疫疠消亡。百姓被煦育
　　8之慈，苍生蒙荣润之乐，含灵抱识，有气之伦，等出苦源，同升妙果。
　　这段原文如此之完整，是在高昌写经之中唯一所见最长最完整的题记，刘铭恕先生《总目》以此延寿为高昌麹朝年号，其说甚是。
　　按，是经题记经生令狐善願，刘作令狐善顾，疑排版时活字有误，将“願”作“顾”，令狐为敦煌土著大姓，且敦煌所出南北朝写经，题记中数见“经生”为令狐族人，高昌地区亦见有令狐氏，或其敦煌之令狐氏迁高昌后，亦将其抄写经书之职业带入高昌。
　　延寿为高昌王麹文泰年号，十四年正值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干支亦符，俱为丁酉年。题记中的父王，应指麹文泰无疑，而题记中的“太妃”，当亦是高僧玄奘西行求法，道经高昌所见麹文泰之母张太妃。(14)“世子”当指麹文泰之子、做过短命高昌王的麹智盛。(15)“诸公”，指高昌王国内交河、田地二公，(16)题记中所云“诸公”，至少亦包括降唐后，于唐高宗朝任过西州刺史的麹智湛。(17)
　　题记中所反映的心愿，除一般常见祈福增寿外，值得注意的是“寇贼退散”句，当时高昌国臣服于李唐王朝外，又受制于西突厥，且因近临西突厥，而距唐较远，故更要秉承西突厥之旨意。而在唐贞观九年后，不见史书记载高昌朝贡唐朝的记载，直至贞观十三年，始见有朝贡记载(18)。而这一时期，麹文泰在西突厥支持下，东击伊吾，西伐焉耆，不断发动战争(有关此时期，麹文泰与西突厥、唐王朝之关系，以及对外战争，笔者另有《读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郡君麹氏墓志铭并序质疑》一文，已作详考)。处于对峙两强之中的高昌王国，是难以久存下去的，因而这位笃信释迦之法的公主，企图通过写经祈福，以“出苦源，同升妙果”。但在写经后三年，麹氏高昌终究被唐所灭，而这经卷的流入敦煌，一个可能是灭高昌麹氏的唐军官兵掠自高昌，在回师的中途施入敦煌寺院，另一种可能，则是在唐灭高昌后，按唐太宗的旨意：
　　其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等，朕并欲亲与相见，已命行军发遣入京(19)。
　　即将麹氏王族等内迁，这位公主亦随之内迁，或许携此经卷上路，行至敦煌，即将此经卷施入某一寺院。
　　作为写经题记，无疑多是祈愿之类陈辞，但也有一些如结合有关史料加以考释，也可能得到某些新收获，得受于洛阳永明寺抄写经疏，结合是经由居于建康祗洹寺的西域僧人主持译出，正反映了在南北对峙下，佛学的流播，不仅仅只是宗教本身的事，也是分裂时期南北思想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正是这种特殊形式的交流，维持了从西北到中原，直到江南人们意识的交往和信仰心理的一致，而不因政治局面的分裂产生隔阂。后一写经题记，正反映了麹朝末年，那种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再能维持下去的形势下麹氏王族内产生的末日感。
　　后记：本文为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并已蒙收入年会论集。时因作者忙于庶事，未遑修定。今故于此发表。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期合刊，《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
　　注释：
　　①参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②藤枝晃：《<胜鬘经>在北朝的传承》Toho Gakuho Kyoto(1964)Vol.40，pp.325—349。
　　③姜亮夫：《莫高窟年表》，第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④参见顾蔼吉《隶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⑤《南京出土六朝墓志》晋永和墓志，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⑥《魏书》卷七《孝文帝纪》，中华标点本。
　　⑦《魏书》卷四五《韦阆传附族弟珍子缵传》。
　　⑧参见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⑩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第235—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1)《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按原《魏书》此卷缺，以《北史·高昌传》补入。
　　(12)《出三藏记集》卷九释慧观《胜鬘经序》。用《大正藏》本。
　　(13)《高僧传》卷三译经下。用《大正藏》本。
　　(1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用《大正藏》本。
　　(15)《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16)《周书》卷五〇《高昌传》。
　　(17)《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18)《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商务印书馆1958年缩印本。
　　(19)《文馆词林》卷九九六《曲赦高昌部内诏》。《适园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