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有唐一代籍帐制度，因得力于敦煌、吐鲁番两地唐代文书的发现，故能结合文献资料，考究其制度之原貌。笔者数年前在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过程中，曾就籍帐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索，“手实”制度即其一则。但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发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已有研究发表，①故今亦无须重复赘述，此处仅作些拾遗补阙之事，略述一二。
　　关于“手实”的制定，根据文献资料，固然由各户户主申报，而里正等胥吏在制定过程中，也起很大作用。这一点，在出土文书中亦可见到有关记载。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唐永淳元年(682)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内，记唐高宗仪凤四年(679)波斯道行兵孙海藏因征途中病发，不堪前行而被安置在交河县地休养。
　　今造手实，巡儿恃(持)至。②
　　这里表明，在造手实之际，官府还派有“巡儿”搜索，此处的“巡儿”，至少是指造手实的里正与“书手”，可能还有其他胥吏。他们在造手实时，不仅仅只是被动地根据当地土著居民的申报来填造手实，同时还要搜检当地当时所有客寓之人。因而留在交河县养病的孙海藏虽系高昌县人，此次亦有军中所给患病留养之“公验”，并由当军长官牒文，“具患状牒州，州符下县收捉讫”，但遇上造手实时，依然不免被“巡儿”捉去，进行反复调查，因此，在造手实的过程中，也可说是同样具有类似“括客”的职能。
　　其次，手实的制定固然首先由各户户主申报户内人口的姓名、性别、年龄……等等，但也非由户主任意申报，而这一切首先取决于“团貌”。唐制规定县令的职掌：
　　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若五九(谓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三疾(谓残疾、废疾、笃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虫霜旱涝、年收耗实、过貌形状及差科簿，皆亲自注定。③
　　又据武周延载元年(694)八月敕：
　　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得更貌。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④
　　以上两条史料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县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亲貌形状”，或云“过貌形状”。其内容则是“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并“以为定簿”，即指制定“貌定簿”。完毕后，则“以付手实”。
　　至于“团貌”(亦称“貌阅”)时间，根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二十六日敕：
　　天下诸州每岁一团貌，既以转年为定，复有籍书可凭，有至劳烦，不从简易，于民非便，事资厘革。自今已后，每年小团宜停，待至三年定户日，一时团貌。⑤
　　可知在开元二十九年以前，每年皆“团貌”一次。大约这类团貌不过是按照旧记载“以转年为定”，复凭藉所造户籍，在推算中制定新的“貌阅簿”，而无须县令去亲自“过貌”、“亲貌”，因而称为“小团”，以区别于每三年定户等时进行的“团貌”。故而玄宗决定废除这种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仅据推算而进行的“小团”，从而改为三年一次。
　　但是，根据天宝九载(750)十二月二十九日敕：
　　天下郡县，虽三年定户，每年亦有团貌，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退团貌。
　　似乎前引开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书中，关于停止每年“小团”的规定，后来又取消了，依然恢复到每年一次“团貌”。“团貌”后所制定的“簿”，“以付手实”，也即是作为制定手实的依据。这一点，在手实中关于“年”的记载，自不待言。关于“疾”的情况，从吐鲁番出土的《武周载初元年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中所记，亦可见到有关记载：
　　户主王隆海 年伍拾壹岁 笃疾
　　这里王隆海所申报的“年”与“状”，很显然并非个人任意所云，而是“貌阅”的结果。因此，手实制定最根本的前提是“貌阅”，“貌定簿”是直接为制定“手实”提供“年”与“状”的根据。
　　如上所云，“貌定簿”是制定“手实”的重要根据，而户籍又是据手实等制定的。因此，“貌定簿”并不直接与“户籍”发生关系。《唐会要》卷八五籍帐所记：
　　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
　　这里提到的定户籍所凭藉的诸种文簿中，并无“貌定簿”一项，而事实上主要是手实。但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的唐代户籍中，于户内人名、年龄下，往往见到“貌加”及“貌减”的脚注记载，今试举两条如下：
　　姑汉足 年柒拾玖岁 老寡 开元拾陆年籍柒拾玖其帐后貌减三年就实
　　前条出《武周万岁通天二年帐后柳中县籍》，后条出《唐开元十九年柳中县高宁乡籍》，其中都记载了在某年经过“貌阅”而重新加、减年岁。这里似乎表明了“貌阅”的结果，直接提供给户籍作修改人之年岁的依据。但前引延载元年八月敕中已云貌阅毕，“一定以后，不得更貌。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这表明除了按法令规定的年限“貌定”外，如发现有可疑的，也可随时进行“貌定”。上述两例则应是在造籍帐之后，发现有可疑之处，而后经过“貌阅”，发现有以减年的手段，由中男降为“小男”；有以增年的手段，以人80岁的界限，故经过“加”和“减”而“就实”。这种“随事貌定”的结果，依然是“以付手实”，而不是“户籍”，故上面两籍中的“貌加”与“貌减”，依然是据手实的结果改动的。所以说，手实的基础是“貌阅”。当然不仅只是如此，在制定时，还与官、勋授受的“告身”，土地授受之“给田簿”等等有密切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貌阅簿”。
　　关于手实制定的年限问题，史无明文记载。吐鲁番所出唐代手实虽有7件，但大多缺少纪年，亦难排出明显的时代顺序。《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记：
　　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这段记载颇难理解，当有讹脱之处。而且这里涉及到手实、乡帐、计帐三者的关系，颇为复杂，只有留待另文专门讨论。这里所要解释的只是手实制定的年限，故只能简单指出唐代有计帐、乡帐之制，一年一造，县据下属各乡之乡帐，造一县之计帐，再由州总合属县之计帐，造一州之计帐，申送户部。《通典》引开元赋役令云：
　　诸役课，每年计帐至尚书省，度支配来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讫。
　　可知计帐类似一种财政预算收入统计，而它是据诸乡所造乡帐综合而成。计帐每年一造，乡帐当然也是一年一造。这一点，吐鲁番所出高昌县诸乡户口帐中也可见到。在造帐的诸里正保证辞中，最后皆记如下词句：
　　牒件通当乡去年帐后已来新旧……⑥
　　表明乡帐一年一造，本年所造，应反映上年造帐之后的新变化，如户与口之增减等等，故云“通当乡去年帐后已来”。
　　既然乡帐、计帐都是一年一造，以反映每年课役对象数字的变化，那么，作为最基本依据的手实，就不能不反映每年的新变化，因而也应是每年一造。因此上引《新唐书》上的有关记载，可以理解为每年岁终造手实，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乡之乡帐。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区所出《唐西州高昌县顺义乡诸里帐(草)》中有一种很有趣的记数法，今仅摘抄该乡和平里统计如下：
　　和*(外□里平)
　　老*(外□里户)* 寡户＇
　　丁户尚尚尚尚尚尚尚* 小户*
　　次户＇⑦
　　很显然，这是按手实作乡帐统计时，分别统计老、丁、中、小、寡诸户的总数，用“尚”字作筹，犹如今之划“正”字。一个“尚”字代表“十”的计数。⑧
　　前面讲到“貌阅”制度时，表明至少在开元二十九年以前，天宝九载之后，每年皆有一次“团貌”。因团貌结果还要“以付手实”，似亦可表示手实每年一造。因此，这里也反映了手实的作用，它不仅为每三年一造的户籍提供最主要的依据，同时还为每一年一造的乡帐提供每年户口新、旧、老、小、良、贱、见输、白丁等变化情况。
　　根据户令，唐代户籍是三年一造。而三年内人户的某些变化，如前所云“貌加”、“貌减”之类，也是据手实而作更动。因此，反映每年变化的首先是手实。而须了解每年变动以确定“来年课役”的计帐、乡帐，也必然是依据一年一造的手实。假如说计帐、乡帐是一年一造，而手实如同户籍一样，是三年一造，则手实并不能反映每年的变化，它只能反映三年内的变化，据此而造的乡帐、计帐必然不能反映每年的变化。所以每年一造乡帐与计帐，也就必然要求每年一造手实。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我们见到《唐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据记该手实作于载初元年一月。据《旧唐书》卷四《武则天本纪》云于永昌元年(689)十一月，依周制，改元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寅月为一月。该手实造于载初元年(690)一月，干支为庚寅。而《唐六典》卷三户部云每定户以中(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庚寅既非定户之年，亦非造籍之年，此亦可证非是三年造籍之时方才造手实。
　　根据唐令规定：
　　诸州县籍、手实、计帐当留五比。⑨
　　则手实在制定后，并非在为计帐、户籍制定提供依据完毕后，即刻销毁，而是如同户籍、计帐等一样，保存在州、县的“籍坊(库)”中。如是这样，则次年另造手实时，并不与去年手实原卷接触，而是另外重新书写一份。在前面已提到的载初元年宁和才等户手实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记载，这份手实纸质好，书写工整，背面骑缝盖有高昌县之印，是目前吐鲁番出土手实中保存最完整、记录户数最多的一份，在该手实的第一段中记载：
　　户主宁和才*(年)拾肆岁
　　母赵*伍拾贰岁
　　妹和忍*拾叁岁
　　右件人见有籍
　　姊和贞 *贰拾贰岁
　　姊罗胜*拾伍岁
　　右件人籍 后死
　　这里提到的“籍”，我认为至晚应是永昌元年(689)所造，该年干支为己丑，适逢造籍之年，但目前尚未发现实物。根据出土文书，我们知道垂拱二年(686)造过籍，手实中的“籍”也可能是指后者。大约到了载初元年造手实时，因宁和才与其母、妹尚健在，且无脱漏户籍，故注“见有籍”。然其二姊可能死于永昌元年造籍之后，故注“籍后死”。
　　在该手实的第八段内：
　　父婆子 *(年)伍拾玖岁 职资
　　右件人籍后死
　　妾罗*贰拾玖
　　男思安*壹岁
　　女元竭*贰岁
　　右件人漏无籍
　　女保尚 如意元*九*(月)上旬新生附
　　本段中所提及的“籍后死”，应同前引所记相同，皆指在上次造籍后发生亡故，记入本次所造手实中。“漏”据唐律，即指“漏口”，⑩此处指妾罗等三人在上次造籍时未附，到本年造手实时始发觉原“漏无籍”，故将妾罗等三人登上手实，并于后注明原因。
　　但是，这里引人注意的则是女保尚名下脚注：
　　如意元年九月上旬新生附。
　　按武则天于天授三年(692)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又改元为长寿。如意元年干支为壬辰，上距本手实制作之时约3个年头。据前考，手实在造毕后，亦同户籍一样，保存15年，但本件却记入了三年后之事。如意元年干支为壬辰，适逢造籍之年，何以不作当年新手实，而在前三年已入籍坊保存之旧手实中补记当年之事?
　　我们以阿斯塔那出土的贞观十四年(640)李石住、安苦*(左口右知)延等户手实及其他贞观年间残手实与载初元年手实作比较，就可发现二者文书书写格式有一不同之处，前者在书写户内人名年龄之后，紧接着书写土地授受情况(包括已受未受数，以及已受田地的段、亩数与四至)，其后紧接着书写保证辞，三项之间，并无特别的空隙出现。相反，后件手实在与之相同的三项之间，保留有相当的空隙。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知道，唐代推行着一套严格的籍帐制度，不仅有种种的法令条文，而且各类籍帐书写的程式亦有严格规定。《唐会要》卷八五籍帐门所引唐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敕云：
　　诸户籍三年一造……有析生新附者，于旧户后，以次编附。
　　这虽是开元十八年敕，但关于三年一造籍以及“析生新附”的规定，就是重申旧制。由此推测，在载初手实中出现不同于贞观手实的变化，正是为了今后发生“析生新附”以及土地因授受而有增加时，留有空白，供“以次编附”之用。因此，发生在如意元年九月上旬的“析生新附”便编附入载初元年一月所造的手实中了。
　　由此，我们推测手实是每年一造，在贞观年间手实甚至还是每年重新编造一份。大约最迟在武周载初元年造手实时已发生上述的变化，表明每年造手实时，未必都重新编造一份，而是在此前所造手实中所保留的空白处，填入新的变化。至于要到何时再重作一份，由于史无记载，目前出土文书亦尚不完整，故不知其制度，尚留待于今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去解决。
　　在手实中，特别是在贞观十四年手实中，我们还看到户主所作保证辞中，都有如下一句：
　　牒被责当户手实具注如前，更无加减，若后虚妄，求依法受罪，谨牒。(11)
　　“加减”二字，在唐律中则写作“增减”。“加”、“增”二字义同，自不待辩。唐律中还进一步指出，“增减”即“增减年状”。该条之注则云“年状”即“谓疾、老、中、小之类”。而该条律文的疏议更明确指出其义即：
　　增年入老，减年入中、小及增状入疾。其从残疾入废疾，从废疾入笃疾，废疾虽免课役，若入笃疾，即得侍人。(12)
　　很明显，律文正为手实中的保证辞——保白作了详尽的说明。突出“更无加减”，也即是保证该户内无有“增减年、状”之事发生。我们知道，唐初行均田及租庸调之制，故重“以人丁为本”，这一点在籍帐制度中尤为明显。封建国家只有控制最大量的直接生产者，才能保持封建赋役剥削得以实现。这里除了一个数量的问题外，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否能够承担赋役剥削的问题，这就和直接生产者的“年”和“状”有关了。
　　前引《唐六典》卷三〇中提到的必须由县令“亲自注定”的有“五九”及“三疾”两项，所谓“五九”，这条注文中云：“谓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而武周延载元年八月敕中虽未言及“五九”之数，但指出“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显而易见，“五九”、“三疾”是与入丁、老、疾，及是否承担课役等有密切关系的，故唐律中严格规定：
　　脱口及增减年状(谓疾、老、中、小之类)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满四口，杖六十(部曲、奴婢亦同)。(13)
　　贞观年间手实的保证辞中所云“更无加减，若后虚妄，求依法受罪”，应即指依上述之法，因而“加减”之中，法律尤重“免课役”这条，所以县令在定“五九”、“三疾”时，就要亲自出马，以貌形状了。
　　关于唐代的丁、中以及均田、赋役制度，据《唐六典》云：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14)
　　据上，可知“年”、“状”与授田及赋役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不仅如此，而且法律条文中许多条款的执行，亦与之关系密切。以下仅就“五九”、“三疾”与封建赋役关系，进行大略的说明。
　　所谓“十九”，据前引《唐六典》条文，应是中男。唐制十六至二十皆为中男(玄宗世又提高成丁年龄)，但中男却因年岁不同而又有不同待遇，故在乡帐统计中是有区别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如下记载：
　　据后一条，知上条“年十□已上”句之脱文，应是“八”字。乡帐中作出中男总计项下，还区分十八以上、十六以上两项，正是因为考虑到其与授田等有关系，故有此举。十八岁以上中男即同丁男一样授田，是否同样承担租调及役的负担，令文中并未明言。但据《唐六典》这段引文，在讲“给田之制”时，丁、中男并列，均受田一顷，且加注说明中男限十八岁以上，依丁男给。而后面讲租调及役时，皆明言按丁征，似已将同样受田之十八岁以上中男排除在外。犹如令文中关于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授田若干，但亦不承担丁男所承担的租调及役。又据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户令云：
　　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15)
　　按文中“男年二十以上”之“上”字，应为“下”字之讹，“皆为不课户”之“户”字，应为“口”字之误，这里正表明“二十以下”的中男亦属不课口。在吐鲁番文书中，亦可找到证据，今摘录部分录文如下：
　　(前缺)
　　1□二
　　2□二职*(外□里资)
　　3□一领*(外□里岸)*(外□里头)府旅帅
　　4□□□官□骑尉
　　本件前后俱缺，行6“十”字下缺文，前已考应为“八”字。又行8、9俱缺损过多，只残剩一“男”字，但参照其它乡帐，知中男后为“小男”、“黄男”二项。此件虽残损，不知作何统计，但将“中男”与“黄男”、“小男”以及“职资”并列，显然是里正在造帐时，按相同类项归纳统计在一起的。在唐代小男、黄男不属授田对象，同时也不承担赋役，作为二职资(一为折冲府旅帅，另一虽有脱文，但亦知必为勋官无疑)虽授田，但都属于不课口。(16)既然十八岁以上中男与不课口同在一统计之内，表明了他们尽管如同丁男那样受田，却又不交租调及承担正役。当然，就上引开元二十五年户令及吐鲁番出土乡帐所记，还有许多问题，只能留待下篇讨论“乡帐”制度时，再一一仔细探讨。
　　但是，十八岁以上中男亦并非不承担任何封建剥削，至少在徭役上，虽不承担正役，但也要服若干色役。据《通典》卷三五职官门所记：
　　诸州、县不配防人处，城及仓库门各二人；须守护者，取年十八以上中男及残疾，据见在数，均为番第……每番一旬……满五旬者，残疾免课调，中男免杂徭……总谓之门夫。
　　由此可见，中男十八岁以上者，不仅不服正役，而且因充门夫“满五旬”，还可免杂徭，而残疾则是免“租调”，由此亦可见中男不交租调。
　　前面讲到唐制二十一岁成丁(天宝三载后改为二十三岁成丁)，许多授受征免提到的年龄界限往往是十八以上，二十以下，因此在“五九”之中首先重“十九”，就和进丁以及是否承担赋役有密切关系了。因为丁男既是均田对象，又是赋役的承担者，故封建国家首先要注意把成丁之中男及时纳入丁男中去，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减年入中”，故重“十九”之岁，并由县令亲自“过貌”。
　　所谓“四十九”，本在丁男之限内，似无甚特殊之处。但据《唐会要》卷八五团貌门引高宗开耀二年(682)十二月七日敕云：
　　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
　　按高宗于开耀二年二月癸未改元永淳，此处云开耀二年十二月七日，必有误。又据高宗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遗诏云：
　　永徽以来入军，五十者并放出军，天下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17)。
　　按前条开耀二年十二月七日，疑即后条之误，若是弘道以前，已有五十即免课役之定制，则次年高宗临终时所作遗诏自无必要再申旧制。又遗诏之类蠲免规定，皆是临时措施，未必即成常制。至中宗神龙元年(705)，韦后为收买人心，曾提出百姓二十二岁成丁，五十八岁免役。(18)若是旧制已定五十岁免课役，而韦后所请年龄为五十八岁，且只免役，不及于课。因而较前者而言，不是减轻而是加重。由此亦可见高宗遗诏所云，实是临时措施。韦后改变成丁及免役年限，亦因景云元年被杀，复行旧制。
　　又据《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记玄宗开元元年(712)正月己亥上皇(睿宗)诰云：
　　卫士自今二十五入军，五十免。
　　似是五十岁即可免军役，但《唐六典》、《唐会要》有关部分所记，皆“六十乃免”，又《资治通鉴》卷三一二开元八年(720)条记开元八年敕云：
　　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
　　可见睿宗之诰亦未实行。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临时性的蠲免，在“年”的规定上往往都是以“五十”为界限，故此必重“四十九”，以防人“增年入五十”。
　　所谓“五十九”，据前引武德令，六十为老，又据文献及出土文书中的户口帐及户籍，可知老男皆为不课口，不再承担租调及正役，但据敦煌所出天宝某年差科簿的统计，老男仍服差科。据池田温教授统计，从六十到七十，皆服差科。但比较丁男而言，所承担的封建赋役无疑要轻，所以重“五十九”也就是要注意掌握控制“入老”的关键年龄，以防诈伪“增年入老”。前引天宝九载十二月二十九日敕云团貌事，至“五十九”后，即可不再列入“团貌”的对象了。
　　所谓“七十九”，为入“八十”之关键，所谓“八十九”，为入“九十”之关键，在唐代均属不课口，这一点自不待言。但之所以如此提出，作为“五九”之数，自有其缘故。据唐令所制定的日本《养老令》、《大宝令》中之户令部分，皆有相同之记载：
　　凡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皆先尽子孙。若无子孙，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若欲取同家中男者并听。(19)
　　表明年入八十、九十就可分别享有不同数量的“侍丁”优待。侍丁是取白丁充当，一旦充侍之后，“依令免役，唯输调及租。”(20)在吐鲁番出土的诸乡户口帐中，我们还看到“侍丁”与佐史、里正之类杂任，以及卫士等，同列于“不输”的记载。(21)因此，在给侍的问题上，不仅仅是限于年龄达到多大，能享受给侍几人的待遇，而且直接涉及到国家赋役的征收。故重“七十九”、“八十九”。
　　至于“三疾”，唐《三疾令》云：
　　户令：诸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瘘肿之类，皆为残疾。痴哑、侏儒、腰折、一肢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22)
　　这里是按照丧失劳动力及生活能力的程度不同来区别“三疾”的。日本仿唐令制定的《养老令》及《大宝令》几乎全文照抄唐令。有关“三疾”的区分，亦是与承担封建赋役剥削的多寡，以及是否享有“给侍”优待有密切关系。根据《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以及唐人贾公彦对《周礼》所作之疏，我们可知残疾免除正役，但服杂徭、差科(如充门夫、烽子之类)，并纳租调。废疾及笃疾课役俱免，而且笃疾还可享给侍的优待。
　　事实上，“年”与“状”不仅与承担封建赋役与否及多寡上有直接关系，而且与法律的执行有密切关系，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议》中有关量刑轻重，以及各种减免，如“请”、“减”、“赎”的条文，莫不与人之“年”、“状”有密切关系，这就要依据户籍的记载了，据唐律记载：
　　称人年者以籍为定。
　　该条疏议则云：
　　称人年处，即须依籍为定。假使貌高年小，或貌小年高，悉依籍书，不合准貌。籍既三年一造，非造籍之岁，通旧籍计之。(23)
　　唐人重户籍，必重手实。只有在一个登载完备准确的手实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完备而又准确的户籍，因此封建国家要用种种法律手段强制百姓申报如实，手实中的保证辞云“更无加减，若后虚妄，求依法受罪”，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内部交流)
　　注释：
　　①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概观第3章《唐代的造籍：手实与计帐》。宋家钰：《唐代手实初探》，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唐代的手实与计帐》，载《历史研究》1981第6期。
　　②引自杨德炳《关于唐代对患病兵士的处理与程粮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487页。
　　③《唐六典》卷三〇《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条。
　　④《唐会要》卷八五《团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唐会要》卷八五《团貌》。
　　⑥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所载诸乡户口帐皆有残缺，本文此处词句系据诸件残文合拟而成。
　　⑦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第83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原件有勾划符号，因排版有困难，故略去。
　　⑧参见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增订本。
　　⑨《唐六典》卷三《户部》。
　　⑩《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里正不觉脱漏增减》条疏议曰。
　　(11)参见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所载，贞观年间诸手实中保证辞皆不完整，本文所记，系就各手实残片合拟而成。
　　(12)《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脱户条》，第232页。
　　(13)同上。
　　(14)《唐六典》卷三《户部》。
　　(15)《通典》卷七《食货》。
　　(16)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7)《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大帝遗诏》。
　　(18)《通典》卷七《食货门·丁中条》；又《唐会要》卷八五《团貌门》记“五十九免役”。
　　(19)吉川弘文馆本《令集解》第270页、《令义解》第94页。
　　(20)《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三·犯死罪非十恶》条疏议。
　　(21)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22)《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九，疾三一引《三疾令》。
　　(23)《唐律疏议》卷六《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