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中，无论是作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亦或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内的一个发展阶段而言，都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历史时期。反映在阶级关系上，或者说就直接生产者而言，其名色分类之复杂与众多，都是超过西汉和唐宋的。就中又以“部曲”一种，以其名称的出现，到内涵的变化，更具特色。
　　如所周知，“部”与“曲”本汉代军队之编制，同时也就成为军队的代称。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往往又成为私家军队的代称。就在同一时期，它又成为当时社会法律地位高于奴婢、却又低于编户齐民的一种“贱口”。有关“部曲”的研究，从寄簃先生的《部曲考》到今人的专题研究，成果甚多。目前可说除了在唐代“部曲”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以及“部曲”是否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尚有争议外，应该说存在的争议不多了。
　　作为“部曲”，存在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南、北之政权所颁布的法律中，亦自必有律文可见。然由于唐以前诸朝律书之散佚，故不得知其法律地位。所以寄簃先生亦只得仅就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十一月诏为据，断言：
　　改奴婢为部曲，乃奴婢与部曲同在私家分别等级之明证，而客女亦同见于诏中，似奴婢、部曲、客女三者之纂入律内实始于此。①
　　然考该诏书所云：
　　自永熙三年(534)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②
　　这里所云永熙三年七月，应指高欢之入洛废元修。“去年十月已前”，即指周建德五年(576)十月，周伐北齐事前。而“平江陵”，指宇文泰于西魏恭帝元年(554)十一月灭梁元帝之役。后一役，“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③这些“没为奴婢者”，不少应是作为战利品赏赐给文武百官。于谨就因平江陵功，得奴婢1000口。④
　　是故，建德六年诏中，并非指北周境内所有奴婢皆“放贱从良”，而是针对特定时期及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奴婢，如与东魏北齐交战过程中，以及平江陵之役所掳掠的敌国之民(没为奴婢者)，采取“放免”措施，并“所在编附，一同民伍”。只是对旧主“犹须共居”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这里没有讲到何种前提下，允许哪些“旧主人”可以以“犹须共居”的名义依然占有旧时奴婢。但于谨之类立有战功而得奴婢赏赐的文武官员，可能更有条件享有这种优待。因而在既照顾某些特定的“旧主”，又要体现对这批奴婢的优待，故改作“部曲”及“客女”。作为奴婢虽不能变为编户齐民，但能成为“部曲”及“客女”，未尝不是一种地位的一定改善。在唐代，奴婢一免为部曲，再免为良人，应是与之有关。但如果仅据此而得出结论，即断言“似奴婢、部曲、客女三者之纂入律内实始于此”，则未免似有武断之嫌。
　　今所保存的《唐律疏议》中，不少律文是关于部曲及客女的规定。众所周知，北周、隋、唐之律文有承袭关系，因而唐律中有关部曲、客女的规定，也正反映了周、隋时期部曲、客女的法律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部曲及客女这个特殊的阶层，是有相当数量的，它既不同于奴婢，又不同于编户齐民，特别是他同“主人”的关系，有必要在法律条文中，规范其种种行为。
　　但是，也正如许多学者指出，除了在《唐律疏议》中明确提到部曲、客女这个阶层的存在外，只有《文苑英华》所收判文及某些诏书中提及部曲，而在大量唐代文献中，并未见到有关部曲的记载。敦煌文书的问世，无疑为唐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不见于现存唐代文献的唐史资料，但内中也不曾见到《唐律》中的那种部曲、客女。直到70年代，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官府文书中，始见到部曲与客女的存在。但又提出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西州部曲及客女的出现，是在唐平高昌以后随其主人来自中原地区，还是在唐平高昌以前当地即已存在这种名目不同，而实际地位等同于部曲的“贱口”。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十六国时期到麹氏高昌，最后到唐代，无疑都存在着奴婢。世俗及寺院中，都拥有或多或少的奴婢。但是在麹氏高昌时期，还存在着一种特殊身份的“作人”。笔者曾撰文指出，此种“作人”是可以买卖、继承的，只有名而无姓，并见明确记载是使用于农业生产中。但这些“作人”中，有的尚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由此而决定他们如同地主、寺院、自耕农那样，要向麹氏王朝交纳“租”银。作为主人，也可采取“出租”的形式，立有“租契”，将他们“出租”于他人，收取租金。也有“作人”以立契方式交纳一定货币，从主人那里取得一定时间的“自由”。最后，还将“作人”与南朝宋、齐时期的“十夫客”作了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处。⑤
　　根据麹氏高昌时期文书，我们见到“作人”出现的集中与频率远高于奴婢。当然，我们绝不能因此而认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多于奴婢。但文书中所反映出的有关“作人”的经济活动，确远较奴婢为多。其原因就在于尽管奴婢数量多，但他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作人”毕竟地位高于奴婢。这种“作人”的产生，虽仅见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但却与江南及中原地区直接生产者身份的变化，有着某些共同性。
　　如所周知，吐鲁番盆地本古车师前部地，自西汉宣帝置戊己校尉，建高昌诸壁垒，开屯田，汉族始迁入定居。东晋十六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高昌。从现出土的麹氏高昌时期的墓志中，可以见到不少原是敦煌、金城、扶风籍的人氏。而在唐代出土墓志中，更有不少明确提到是在“五凉”时期迁入高昌的。大约在北魏灭北凉沮渠牧犍时，沮渠安周率其残部万余家退据高昌郡后，河西地区人口的迁徙不再如以前那样通畅。而公元460年，柔然灭北凉之后，进入高昌王国时期，在这一百多年中，他虽与中原及江南王朝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又由于高昌国的地理位置的特点，故先后臣服于柔然、铁勒及突厥。作为高昌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而言，从北凉时期的“计赀”制度，到麹氏高昌的按土地面积等级征收银钱，不同于北朝按丁征收的方式，却同于东晋南朝的趋势。
　　关于直接生产者的阶层中的变化与发展方面，虽然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在东晋南朝范围内，不同封建隶属关系、名目众多的生产者并未在高昌地区出现，但由于高昌地区居民与河西地区的关系，以及同样处于战乱、流徙时期这个背景，所以在高昌地区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奴婢的新的封建隶属者，这就是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笔者将他与南朝宋、齐时代的“十夫客”作过某些比较，并认为二者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高昌地区与南朝发展趋势的一致。
　　笔者又曾指出，在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之后，大量唐代文书中，不再见到这类“作人”的记载。我们所见到的唐代“作人”，也即麹氏高昌时期即已存在的雇佣者或是官府征发的服役者。在唐平高昌后，并不见有诏书放免奴婢与“作人”为良的任何记载。当然，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十二月伐高昌诏说道：
　　自隋季道消，天下沦丧，衣冠之族、疆场之人，或寄命诸戎，或见拘寇手，及中州既定，皇风远肃，人怀首丘，途经彼境，皆被囚系，加之重役，忍苦遐外，控告无所。⑥
　　上述之类“皆被囚系、加之重役”的人员，在平高昌后，自会被唐朝政府所解救放出。而“作人”既不属于此类，当不会与之同时放免。相反，唐代的文书中，却又出现了文献中罕见的“部曲”、“客女”的记载。这里不仅有作为户籍、乡帐、名籍的记载，同时有以部曲入军的记载。那么西州部曲是来自中原地区，还是如同作者所推断，系本地旧有，由于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因其身份类同于部曲，从而按唐律而作名称的改变。这将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重点了。
　　在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文书中，目前始见到“部曲”及“客女”记载的是在阿斯塔那42号墓出土《唐永徽元年后某乡户口帐》之中，内中统计“贱口”数记云：
　　6 口三百卅七贱
　　7 口二老部曲
　　8 口一丁部曲
　　9 口一百五十二奴
　　10 口廿五老奴
　　14 口一百八十二*(外□里婢)
　　15 口一客女
　　16 口卅三老婢
　　(后略)⑦
　　我们知道“乡帐”是为每岁作“计帐”的最基础的统计工作。内中一项，即是要统计出不课口的种类与数量。永徽元年上距贞观十四年(640)，不过10年，而在永徽元年乡帐中即已出现“部曲”与“客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又在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中，所见“部曲”、“客女”以及奴与婢名籍，皆为制定手实、户籍过程中，由于某种缘故，“漏”而未作登录。后经查出，而补作登录。本件今剩二残片，虽从形制与书法可知为一件之二残片，但已不可知二者之先后关系。今所见第一残片中之第31至33行，记三部曲姓名年龄，其后为奴之名年。自第51行至54行，记四客女姓名年龄，其后记婢之名年。而在其后之第66至67行残剩如下记载：
　　又参见此前只记1奴17婢名年后的一段记载：
　　我们姑且把这些部曲、客女均作为“寄庄户”所有，也即中原人士至西州任官后，置有“寄庄”，也将由中原地区带来的部曲及客女置于“寄庄”之中。
　　但在该件第(二)残片中，由于残缺，仅见有客女一人，余皆为婢。据“乡帐”之式样，以及片(一)所见，客女前还应有部曲及奴之记载。特别是在客女及婢的记载后，尚有两行记载完整的说明：
　　18右件部曲、客女、奴婢等，先漏不附籍帐，今并见
　　19右，请从手实为定，件录年名如前。
　　可见，这些是在制定手实前，例作检括此前由于某种缘故而“漏”的贱口统计，并在新作手实中，从实登录。⑧但第(二)残片不同于第(一)残片之处就在于前者所记是指高昌土著人所有部曲及客女。
　　我们知道，手实是为一年一作的“乡帐”及三年一作的户籍的基础统计，而根据唐代沙、西二州户籍所见，其中登录对象，除了开元及天宝以后，尚见有武职的中、下级军官外，余皆是均田民，不仅不见有文职的流内、流外官吏，甚或连乡长、里正皆未见过。当然，“寄庄户”之类，则更不会与一般均田民合于同一户籍。故此，西州均田民亦即当地土著之民。作为均田民，内部也存在贫富差别，见于户籍中，也有拥有奴婢者。因此，拥有部曲、客女者，也不足为怪。但他们的部曲、客女自然不会是从中原地区带来。作为制度是唐王朝统一颁布的法律条文。但作为贱口实体的部曲、客女，则是由于在麹氏高昌时期，就已存在这种特殊身份的“作人”。
　　寄簃先生在《部曲考》中，曾就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一月诏的考证中，提出：
　　至于衣食客、佃客、浮家、吏兵等项，间亦以相依日久，并于部曲。事或有之，书缺有间，更无可考矣。
　　这个结论，虽未指出明证，且所列举之名色亦有不清，但不为无见。如果我们认识到麹氏高昌时期这种特殊身份的“作人”的存在，而到了唐代，自然要按照唐代的法律条文，以类相从，也就按照性质最为接近，由“作人”改称“部曲”及“客女”了。故此也未尝不可作为寄簃先生的推论的补证。
　　在麹氏高昌时期，“作人”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或者“作人”由其主人出租给需要农业劳动者的人，在其土地上劳动耕作。而在唐代，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但在吐鲁番出土的《唐永徽三年(652)士贞辩》中，见到如下记载：
　　3(上略)士贞当向田内去，部是黄昏时
　　5甘香等同在一处种粟，一更向了，移向别种粟。⑨
　　这里表明拥有一婢一奴的主人，皆同时在田中耕作，那么那些拥有部曲及客女，如同士贞一样比较富裕的主人，在其面临繁重的耕作时，不会仅将部曲及客女留在家中从事较为轻松的家内劳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所收《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蒲昌县定户等案卷》记录了下上户韩君行的情况，韩君行年七十二，家中又无其他丁、中男口，唯有一丁部曲知富。而其除有菜园坞舍外，尚有车牛两乘，青小麦捌硕、*(外广里禾)粟肆拾硕。很难设想这里的部曲不从事农业等生产活动。或者说，“部曲田客制”可能在唐代不曾存在，但部曲及客女用于农业劳动的现象，不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这决不取决于部曲及客女本身，而取决于主人本身的需要。
　　就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份唐代残文书中，见到如下记载：
　　由于残缺，不知该折冲府名，更不知其属于何卫，其“地团”亦难于考定，但总之不是在西州地区则是无疑的。该折冲府果毅高运达之部曲范小奴显然是在为主人执行某项任务，虽目的不明，但他却押领着“作人四”(注意，这里的“作人”是指早在麹氏高昌时就已存在，而且在唐代相当普遍的雇佣劳动者)、婢一人以及驼、驴、马之类牲口。在这里部曲范小奴显然比雇佣作人的地位高。这当然不是指法律地位而言，而是由于主人的需要，主人更相信相随较临时雇佣者为久、更可信赖的“贱口”。而办事官吏由于对主人地位的肯定，因而在登录备案过程中，记载了高果毅家部曲之名，而不理会法律地位高于部曲的雇工。
　　由此可见，唐律中对部曲及客女有关法律条文的继承，首先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那就是唐代本来就存在着部曲及客女。此外，尚有存在于社会上，地位接近于部曲、客女的种种“贱口”。他们或因地位之接近，从而直接改称部曲、客女，如平麹氏高昌之后对待旧时的“作人”。但更多的是不会改变名称的官私“贱口”，那么其法律地位，以及需要依法律处置时，其法律依据何在?
　　众所周知，在《礼记》王制、《秦简》法律答问、《汉书》刑法志及唐、宋、明、清律中，皆有比附的规定，也即比照旧案例判案。同时，也是对没有法律条文可依循者以类相从，按照相类似的身份法律条文判决。在《唐律疏议》中：
　　诸部曲殴伤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⑩
　　该条部曲下脚注：
　　官户与部曲同。
　　按“官户”者：
　　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11)
　　官户隶属司农，州、县元无户贯。部曲，谓私家所有……客女……部曲之女亦是。犯罪皆与官户、部曲同。(12)
　　由此可见，官户与部曲及客女来源及归属虽有不同，但法律地位却相同。因此，唐律中虽无官户之律文规定，但在执行法律判决时，亦得按照有关部曲的有关规定执行。
　　又见唐律中尚有关于“随身”之名，律文问答云：
　　问曰：妄认良人为随身，妄认随身为部曲，合得何罪?
　　答曰：依别格：随身与他人相犯，并同部曲法。即是妄认良人为部曲之法。其妄认随身为部曲者，随身之与部曲，色目略同，亦同妄认部曲之罪。(13)
　　有关依律断刑，见于议曰之中。这里可以看出“随身之与部曲，色目略同”，也即在法律身份上“略同”。唐之“随身”，限于作者水平，不知其究竟。但顾名思义，应是依附于主人、“元无户贯”的、受主人驱使之类者，因而在法律身份上，与部曲“略同”。
　　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中，该奴名年之前有残剩记载：
　　此“乐事”后记载已缺，此前亦缺，未知“乐事”是否仅有一名。“乐事”记载在奴与婢之前，表明他的身份不仅不同于奴及婢，而且应是高于奴及婢，犹如此件中，部曲在奴之前，客女在婢之前，但乐事既然与部曲、客女、奴、婢同在一处，表明它依然属于贱口。
　　“乐事”一名，见于《旧唐书》侯思止传云：
　　雍州醴泉人也，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乐事渤海高元礼家。(14)
　　但《新唐书》侯思止传却云：
　　贫懒不治业，为渤海高元礼奴……思止本人奴，言语俚下。(15)
　　这里称思止为高元礼“奴”。但就《太平广记》、《类说》、《大唐新语》、《朝野佥载》等所记侯思止之史料，或称奴，但均为卑视、贬义之称。《资治通鉴》云：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卖饼为业，后事游击将军高元礼为仆。(16)
　　表明侯实因贫穷，投靠在高元礼下为仆，但因非是买卖所致，是自己投靠，故称“乐事”。这种情况，在整个古代中国，应是不少见的。
　　前引“乐事”一事，是与“寄庄”中漏附奴婢、部曲名在一纸上，从而表明此“乐事”亦是“寄庄户”由中原地区带来。
　　由于“乐事”在登录漏附名籍上位于奴婢之上，我们虽不知前是否有部曲，但由于皆是“贱口”，故又不同于编户齐民。因而同《唐律》中的“随身”比较，他们都没有户贯，也即依附于主人，故其法律地位应是相当的。
　　由此可见，从魏晋以来，除奴婢以外的各种名色的封建依附者，到唐代应说是走向统一化(如麹氏高昌时的“作人”改作“部曲”)，或是处于逐渐消亡中(如部曲、客女)。对前代法律条文的继承，决不是仅仅徒具律文，而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需要，不仅这种名目的依附者，现实还存在(尽管已较前代减少，直至消亡)，而且还有不少依附者尽管名目不同，但实际身份又相接近，犹须比附处理。
　　事实上，我们看到《宋刑统》中，还有不少部曲、客女的律文，但谁也不会说宋代尚有“部曲与客女生产制”。那么这种照抄唐律条文，显然不只是形式上的继承，而是用以对待那些“随主属贯”、“别无户籍”的封建依附者。到了明代，《明律》中虽无部曲之名，但唐、宋法律中有关部曲的某些律文，却又出现在《明律》之中。而《明律》明确记载，这些条文是用于“雇工人”的。这一点，沈寄簃先生与同时代人薛云阶先生的论著中已有论证。(17)而当代学者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三位先生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黄冕堂先生的《清史治要》等学术专著，均从法律角度探讨论证了“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充实了沈、薛的有关论证。从而表明在古代，针对特定时期的某一特定被奴役的阶层所制定的法律条文，尽管其针对的对象已逐渐消失，但后世依然存在，目的是用来针对现实中的某些依附者。
　　附记：笔者这篇短文草撰于此次会前数月。会议期间，得张泽咸同志赠予新作《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一书。是书发掘出不少前人所未发现之资料，论证精当。尤于宋、辽、金三代之部曲存在与特点，皆前人所未云。设若事前能拜读是书，或能求教于泽咸同志，则此文似不必再作。然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是故，犹存敝帚自珍之心，供献大家，以博一笑。
　　(原载武汉大学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①沈家本著，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第42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周书》卷六《武帝纪》(下)，第104页，中华书局1971年版。
　　③《周书》卷二《文帝纪》(下)，《梁书》卷五作“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亦作“数万口为奴婢”。该条《考异》引《典略》作“五十万”。
　　④《周书》卷一五《于谨传》。
　　⑤参见朱雷《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参见《册府元龟》卷九八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⑦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第228—22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⑧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3年第5期。
　　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2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⑩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律》，第4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同上，卷三《名例律》，第57页。
　　(12)同上，卷六《名例律》议曰，第131页。
　　(13)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律》，第46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侯思止传》，第4844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新唐书》卷二〇九《侯思止传》，第590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6)《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天授元年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
　　(17)《唐明律合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