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

　　《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律》“将吏捕罪人逗留不行”条记云，在追捕逃亡罪人时，除授命现任文武官员“追捕罪人”外，尚有一种“即非将吏，临时差遣者”。该条议曰：
　　即非将吏，谓非见任文武官，即停家职资及勋官之类，临时州县差遣，领人追捕者。
　　上引文中，“停家职资”句下，引宋人释云：
　　停家职资谓前职前官。①
　　由此可见，那些曾任文武官员，而今卸任在家者，称之为“停家职资”，而且有别于“勋官”。笔者寡闻陋识，还不知除唐律以外，尚有哪些文献资料，对“停家职资”有过解释。
　　但在敦煌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沙、西二州的籍帐类文书中，我们见到不少有关“职资”、“职资妻”、“职资妾”的记载，也就能提出更多的问题，以及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依据。首先，“停家职资”在籍帐类文书中，作为一种特别身份登录时，是否可简称作“职资”?而那些目前“见任文武官”如在籍帐类文书中登录时，是否也称作“职资”?其次，在籍帐类文书中，作为表示某种特定身份“职资”的注记，除了在州县追捕逃犯时，便于临时据户籍检点“停家职资”，“领人追捕”外，是否还有其他缘故?
　　目前所见到“手实”中明确记载有关“职资”身份的是《武周载初元年(689)西州高昌县手实》，其中一户残“手实”记之：
　　父婆子年伍拾玖岁 职资②
　　这里“婆子”是名，未记其姓。名上注“父”，从而表明婆子不是户主，由其子身充户主。又，此处身份只注记为“职资”，而未记何色职官。但今所见唐代沙、西二州“手实”、户籍中的编户齐民，皆为白丁、卫士、三卫，而职官中，仅见有中、下级武官，文官不见一人，就连流外，乃至佐史、里正之类，亦不见有一人，故婆子大约是一中、下级武官。
　　又，婆子已年届五十九，可能已由军中简出，成为唐律中的“停家职资”，但在作“手实”时，可简称为“职资”。设若因军中“要籍驱使”，婆子尚在军中任职，则唐律中的“见任文武官”亦可称作“职资”。
　　在唐代西州籍中，今所见可能为唐高宗时的一份残户籍中，有如下记载：
　　卫士队正
　　上士职资妻③
　　由上残存记载，可知此户籍中的阙名男性身充府兵，并是折冲府下级军官。但登录形式，则户籍不同于“手实”，前者中，男性身份注记为“卫士队正”，而其妻身份注记则为“卫士职资妻”。而前引武周载初“手实”中，虽不知婆子之妻的记载，但婆子身份已注记为“职资”，而不言身居何色武官。同时，这里也表明了“卫士”不属“职资”范围。这一点也为所有沙州、西州籍所证实。
　　在有名的《唐神龙三年(707)西州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中，所见记载形式如下：
　　户主何莫潘年八十 职资
　　(其妻身份注记写作“老男妻”)
　　户主曹玄格年卌九 职资队正
　　(其妻身份注记写作“丁妻”)④
　　从何、曹二人身份注记形式所见，则同于前引“手实”，而不同于前引户籍。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见“点籍样”中，有关“勋官”的记载，是不同于武官的记载，即后者注记称“勋官”。由此可见，正同于前引唐律的条文，即“勋官”不同于“职资”。在神龙三年“点籍样”中，身份登录是将“职资”、“勋官”、“卫士”三者严格区别的。
　　由于西州籍过残，而沙州籍则相对较完整，且多开元、天宝时之户籍，如有名的沙州天宝六载敦煌县效谷乡籍，共四片，文字记载长达300余行，又如大历四年敦煌县宜禾里“手实”，亦存有250行文字记载，其中不少材料反映了有关“职资”的资料。为便于统计和引用，今试将有关资料列表如下：
　　下表据唐耕耦、陆宏基先生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册所收户籍及“手实”列表统计。又，所收统计表中的妻(妾)身份确记为“职资妻(妾)”。序号为11之索思礼，身份记为“老男妻”，但通观所收，应是“职资妻”之误。序号为10之卑德意，身份虽阙，但受田记载有“勋田”五亩，故其人至少应为“勋官”。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开元十年之后，直至大历四年，“职资”所包含的对象，有队副一人(序号3，曹思礼)，折冲一人(序号12，索游鸾)以及别将一人(序号11，索思礼)，这类折冲府武官，是前引唐律中的文武官员的范围，但其余的大量对象则是本不属于唐律所规定的。
　　一、勋官
　　上柱国三人：序号为2之曹仁备，序号为7之程大忠，序号为13之安游璟(余二上柱国因身为武官，故不计入)。
　　上骑都尉一人：序号为1之杨义本。
　　飞骑尉一人：序号为9之程智意。
　　武骑尉二人：序号为4之程思楚，序号为8之程大庆。
　　由上可见，在唐律之中，明显将“职资”与“勋官”区别分开，而且在前引神龙三年“点籍样”中，严格遵守了唐律中的条文，“职资”、“勋官”二者注记不同，但至迟从开元十年起，即已不再区别，“勋官”与“文武官”同样称作“职资”，其中缘故不见文献记载，或许“勋官”亦有比附文武散官的品秩，⑤故亦同文武官员，在身份注记时，俱作“职资”。
　　二、翊卫二人
　　序号为5之程什住，序号为6之程仁贞。
　　“三卫”中的“翊卫”，据《唐六典》所记，皆“品子”充当。⑥前引唐律中，就未将“翊卫”纳入“职资”之内，今天宝六载籍中身份注记中，亦将“翊卫”纳入“职资”之中。当因“翊卫”由“品子”充当，而不同于“卫士”的点简对象之故。
　　这里应注意的是，表中所有之“职资”是否皆“已停家”?作为两名“翊卫”，年岁皆在七十以上，故必早经“简出”。其余皆在六十以下，我们不能断言皆属“现任”，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仍然身在军中。由是观之，无论“现任”亦或“停家”之武官及“勋官”、“翊卫”，在身份注记上，皆同样写作“职资”。
　　如前所云，“职资”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的注记入户籍之中，很显然不仅仅只是供州县长官临时差遣领人捕捉逃犯之用。对此，我们还必须进行深入探讨。
　　今录吐鲁番出土《唐永徽元年(650)后某乡户口帐》所记：
　　上引文书之第4行全阙，但据前云“废疾”，则第4行所阙当为“笃疾”。第7行“前庭”后至少阙一“府”字。第6行“见”后当阙一“在”字。这里的“职资”，几乎包括了一个折冲府中见任中下级军官，而且与前面的“老男”、“废疾”、“笃疾”紧相连接，从某种关系上讲，他们应是同一类型的，即“老男”是课役俱免，“废疾”据《三疾令》同样是课役俱免，且“笃疾”尚可得“侍丁”。⑦而上引“职资”诸人，亦俱属“不课”之列。
　　前引所见49名“职资”中，22人为“见在”，那么，另27人按唐代文书格式，应属“破除”之列。又“见在”人中，除11人属前庭府军官，另外11人则当属其他折冲府官员。从而表明这时“乡帐”中统计的“职资”，依然是唐律中的“文武官”。
　　从前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至迟自开元十年后，“职资”由唐律中的“文武官”扩大到“勋官”、“翊卫”(实际上也即“三卫”)，但在表中也反映了“职资”本人均属“不课”之列，惟其家内尚有“白丁”，也即“课口”，方为“课户”。但有一些虽为“课户”，又有“见输”及“见不输”之别，还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研究。
　　由此联系到“职资”的出现，虽见于唐代籍帐类文书中，但在《西魏大统三年(574)瓜州效谷郡(?)计帐》中，已见有“台资”之名：
　　1户主刘文成己丑生年叁拾究 荡寇将军 课户上
　　2妻任舍女甲午生年叁拾肆 台资妻⑧
　　这里注记形式，与唐代户籍全同。“荡寇将军”类杂号将军亦有品秩，尚须经“台补”授予，故谓“台资”。据中国及日本学者研究，在课役方面，政府在征收时，均有优待，而不同于一般“白丁”的征收。⑨从而表明，唐代的“职资”至少与西魏的“台资”有着继承关系。
　　除了在经济上，唐代“职资”有优待之处，而且作为“停家职资”在“差科簿”等文书中，往往又称作“前官”，也即前引宋人释唐律条文所云“前职前官”。根据《通典》，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曾大量被县府派充“城主”、“知城”、“堡主”、“平水”、“里正”，甚至被临时差遣，执行某项任务。这些名目中，“城主”已属“流外官”。作为“停家职资”，他们曾担任过文武官员或“勋官”，也就比较有行政或者是军事方面的训练与实践，因而一旦卸任“停家”之后，往往被州县官委用，临时或较长时间内，担任一定的职务，或执行某项任务。
　　综上所考，可以知道“停家职资”，是卸任归家的前任“文武官”，在籍帐类文书中，可简作“职资”。“见任文武官”亦可称作“职资”。但至迟在开元十年以后，“三卫”及“勋官”，一律纳入“职资”。但即使卸任“停家”，亦享有“不课”之特权，同时，州县还要把他们当作进行统治的依靠。
　　(原载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①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第5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④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471页、第479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⑤《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中华书局校点本。
　　⑥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第117页，广池学园昭和十八年版。
　　⑦《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九疾三十一引《三疾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⑧谭两宜译、山本达郎撰《敦煌发现“计帐式”の文书残简》(上)(下)，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4册。唐耕耦：《两魏敦煌计帐文书以及若干有关问题》，载《文史》1980年第9辑。
　　⑨参见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一〇命品第三十，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