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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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

作者:刘安志


  唐初,随着吐蕃的崛起,东突厥的复兴,边疆民族形势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唐王朝作出了多方面的边防部署和策略调整,武周时期设置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一职,就是明显的一例。
  陇右诸军州大使,又称陇右诸军大使,根据史籍记载,先后担任此职的,有娄师德、唐休璟、郭元振等人,俱为唐朝镇边名将。《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载:
  神功元年,拜纳言,累封谯县子。寻诏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河西营田事。圣历二年,突厥入寇,复令检校并州长史,仍充天兵军大总管,是岁九月卒,赠凉州都督,谥曰贞。①
  《册府元龟》卷三二九《宰辅部·奉使》记娄师德“神功元年,拜纳言,又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河西营田事”②,与旧传略同。而据《新唐书·武后纪》与《资治通鉴》卷二〇六记载,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的时间,在圣历元年(698)四月。③因此,可以肯定,迟至圣历元年,陇右诸军大使之职业已设置,娄师德当为首任大使。
  但最初的陇右诸军大使似乎并不是常设的使职,因为就在圣历二年四月,娄师德再次被任命为陇右诸军大使,《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圣历二年夏四月条记:
  壬辰,以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④
  《新唐书·武后纪》圣历二年条亦记:
  四月壬辰,魏元忠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副之,以备突厥。辛丑,娄师德为陇右诸军大使。⑤
  娄师德于圣历元年、二年两年间两度出任陇右诸军大使,说明此职最初并非常设的使职。
  师德死后,继任者为谁?史籍记载并不是很明确。据《旧唐书》卷九三《唐休璟传》记:
  圣历中,为司卫卿,兼凉州都督、右肃政御史大夫、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⑥
  似唐休璟继娄师德后为陇右诸军州大使,但《新唐书》卷一一一本传则记其为“持节陇右诸军副大使”,⑦而且,魏元忠似乎于此期间也曾担任过此职,《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载:
  圣历二年,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治号威明。张易之家奴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杀之,权豪惮服。俄为陇右诸军大使,以讨吐蕃;又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御突厥。⑧
  据《旧唐书·突厥传上》,⑨魏元忠久视元年(700)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又《资治通鉴》卷二〇七久视元年闰七月条称:
  丁酉,吐蕃将麹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港源谷……庚戌,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⑩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记:
  久视元年闰七月冬(“冬”当为衍字),令左肃政御史大夫魏元忠充陇右令(“令”当为衍字)诸军州大使,以讨突厥。(11)
  以上记载似乎表明,唐朝曾于久视元年闰七月先后以唐休璟、魏元忠二人为陇右诸军大使,但据《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载:
  又遣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总管,率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出讨。方虏攻凉州,休璟击之,斩首二千级。(12)
  可知魏元忠所任为陇右诸军大总管,而非陇右诸军大使,真正的陇右诸军大使是唐休璟。前揭《新唐书·魏元忠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记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当是指陇右诸军大总管。唐休璟可能先为陇右诸军副大使,娄师德死后则继其任为陇右诸军大使。
  唐休璟之后,郭元振于大足元年(701)继为陇右诸军州大使,《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云:
  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13)
  唐休璟、郭元振都是身兼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二职,驻于凉州,且郭元振任职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说明陇右诸军州大使已是较为固定的使职,这与娄师德担任此职时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郭元振于神龙二年(706)改官安西大都护后,(14)此职可能就废置了。在景龙四年(710)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中,凉州都督司马逸客职衔为“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15)已无陇右诸军州大使之职。因此,陇右诸军州大使从圣历元年初置,至神龙二年废置,存在时间达八九年之久(698—706)。
  我们知道,唐初根据全国山川地理形势分天下为十道,陇右道即为其中之一道,景云二年(711),又从其中分出河西道。(16)陇右乃指陇山之右,其地理范围包括整个河陇西域地区。在景云二年以前设置的陇右诸军州大使,其管辖权限应当包括整个河陇西域地区。《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云:
  瀚海军,置在北庭都护府,本乌孙王境也。贞观十四年,置庭州。文明元年,废州置焉。长安二年十二月,改为烛龙军。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军。(17)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庭州条记瀚海军:
  北庭都护府城中。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18)
  二者所记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瀚海军由烛龙军所改而来,而且与郭元振有关。长安三年(703),郭元振在凉州都督任上,却能“奏置”或改烛龙军为瀚海军,说明北庭瀚海军由其所节制,这显然与郭元振任陇右诸军州大使有关。又据唐长孺先生研究,陇右诸军州大使还兼统四镇。(19)可见,西域军政亦由陇右诸军州大使所节制。
  作为唐中央朝廷派到地方的使职,陇右诸军州大使驻于凉州,设有一综合管理机关,名曰“都司”。1933年底,苏联科学院探险队于中亚塔吉克斯坦唐代粟特城发掘到数件汉文文书,其中一件为唐代官府牒文,存7行,转录如下:
  (前缺)
  1访察前置监军御史者宜……
  2 神龙二年闰正月十四日
  3都司 牒伍涧
  4 交城守捉使 大斗守捉使
  5牒:被 敕监覆仓库兼访察诸州军使牒称:检
  6案内,被 敕访察诸州军使牒称:得东都右御史
  7……得吏部牒称:奉 敕旨如右。牒至,准
  (后缺)(20)
  苏联波利雅科夫、日本菊池英夫先生都对本件文书有过探讨。(21)据菊池先生介绍,文书字体相当潦草,其正中间处有钤印的痕迹,但印文不明,知其为官府文书无疑。
  文书记“都司牒伍涧”之后,接书“交城守捉使”与“大斗守捉使”,说明它们之间有一定关联。“伍涧”在此显然是一地名,但不见史载,菊池先生认为在凉州境内,当是因“交城守捉”与“大斗守捉”位于凉州境内之故。(22)“都司”为何机构?菊池英夫先生不同意波利雅科夫认为是指尚书省都省的观点,认为文中之“都司”与日本有邻馆所藏第39号文书《都司牒阴副使衙》中的“都司”,皆不是指尚书都省,而应指边军军使、都护府、都督府等长官之司,本件“都司”是指凉州都督府,而非中央尚书都省。根据我们的初步考证,上揭文书中的“都司”,其实是陇右诸军州大使驻于凉州的综合管理机关,系模仿尚书都省之“都司”而来。(23)
  作为陇右诸军州大使的综合管理机关,“都司”的职责当是代表大使负责各种具体事务,是大使与中央及所辖地方各级军政机构联系的重要中介。但限于资料,有关“都司”的具体运作情况,我们所知不多。
  从武周圣历元年至唐中宗神龙二年(698—706),唐朝所设陇右诸军州大使存在时间达八九年之久,(24)其目的和原因何在?种种迹象表明,该使职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对付吐蕃与东突厥的联合侵扰。
  武后统治时期,东突厥默啜强盛,时扰唐边。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默啜入寇凉州,数万突厥军队直逼凉州城下,并俘凉州都督许钦明而去。(25)关于此事,新、旧《唐书》、《通典》、《册府元龟》等皆记吐蕃所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曾对此有所辨析:“《实录》云:‘吐蕃寇凉州,都督许钦明为贼所杀。’按明年正月□啜寇灵州,以钦明自随;又默啜将袭孙万荣,杀钦明以祭天。《实录》云吐蕃,误也。”(26)可知万岁通天元年寇凉州一事,确为东突厥默啜所为。但《实录》及诸书皆记在吐蕃头上,是否暗示着此事与吐蕃有关呢?换言之,东突厥此次入寇凉州,可能与吐蕃有直接关联。因为在此之前,骨笃禄、默啜虽曾多次进犯唐边,但入侵方向多集中在唐朝北部边境诸州,极少染指河西地区,(27)而此次入寇凉州,似为首次。继此之后,东突厥入寇河西的次数增多,且多与吐蕃联合(详下)。因此,我们推测,万岁通天元年东突厥首次进犯凉州,可能事先与吐蕃有过某种协谋。此后不久,唐朝即于圣历元年四月设置陇右诸军州大使,显然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圣历二年(699),默啜以其子匐俱为小可汗,又号拓西可汗,意欲西侵;(28)唐乃于久视元年(700)腊月,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以稳定十姓故地;(29)同年十二月,东突厥又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30)而东突厥对河西的入侵,又多与吐蕃联手进行。《文苑英华》卷九七二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元振)行状》载:
  吐蕃与突厥连和,大入西河,破数十城,围逼凉州,节度出城战殁,蹂禾稼,米斗万钱。则天方御洛城门酺宴,凉州使至,因辍乐,拜公为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调秦中五万人,号二十万,以赴河西。(31)
  《新唐书·郭元振传》亦称:
  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门宴,边遽至,因辍乐,拜元振为凉州都督,即遣之。(32)
  按郭元振于长安元年(701)十一月以主客郎中出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33)而久视元年(700)十二月东突厥曾掠陇右诸监牧马万余匹而去,因此,吐蕃与突厥联合进攻河西,其时间当在久视元年末至长安元年十一月之间。又《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元年条记:
  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34)
  由上可见,武则天统治后期,吐蕃曾多次与东突厥联手,入侵河西地区。而河西乃关中的西部屏障,河西的安危与否,势必会影响关中地区的稳定。唐朝廷对此当然十分重视,前揭“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门宴,边遽至,因辍乐”一段记载,当可说明此点。显然,唐朝设置陇右诸军州大使,授予其极高的权限,让其节制整个河陇西域军政,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吐蕃与东突厥的联手入侵,以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元振)行状》又记:
  公至凉州,吐蕃素闻威名,相谓曰:“我赞普犹惧,吾辈何可敌乎!”相率而去。公收合余众,缮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复,公之功也。公以凉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扬天威,因征陇右兵马一百二十万,号二百万,集于湟州,营幕千里,举烽号令……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齐进,过青海,几至赞普牙帐,赞普屈膝请和,献马三千匹,金三万斤,牛羊不可胜数。公大张军威,受其蕃礼而还。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献马二千匹,所获凉州人士,皆放归塞上。从此方镇肃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遗。凡所规模制作,率为后法。河西、陇右十余处置生祠堂,立碑颂德,阎立均等为其文。(35)
  行状称元振能调动陇右兵马120万,虽然有所夸大,但表明其权限颇大。至于他率大军出击吐蕃之事,不见史载,仍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元振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屯田,发展生产,增置军镇,加强防御,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所谓“河西、陇右十余处置生祠堂,立碑颂德,阎立均等为其文”,都表明他在这些地区的所作所为,得到当地军民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史称:“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一缣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36)在此之前的娄师德,亦多有德政,史称:“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37)
  在增置军镇方面,久视元年(700)置临洮军于狄道,(38)大足元年(701)郭元振奏置新泉军于会州西北,(39)长安二年置烛龙军于北庭,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神龙元年置合河戍于瓜州。(40)此外,为了加强凉州的军事防御能力,郭元振还于凉州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从而“控其冲要”,“至是寇不复至城下”。显然,这些军事举措与部署都是为了防御吐蕃和东突厥的入侵。如凉州城内的赤水军,“管兵三万三千,马万三千匹。本赤乌镇,有青赤泉,名焉。军之大者,莫如赤水,幅员五千一百八十里,前拒吐蕃北临突厥者也”。(41)
  而烛龙、瀚海军的设置,从其名称看,似都与东突厥有关。按瀚海,唐代是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及其迤西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广大地区的泛称。(42)贞观二十一年(647),唐以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43)贞观二十二年,又分瀚海都督府所统骨利幹部为元阙州,俱罗勃部置烛龙州,(44)瀚海都督府治在今蒙古国车车尔勒格一带。(45)回纥诸部后为东突厥所并,《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载:
  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46)
  唐在北庭置军,取名烛龙、瀚海,应是针对东突厥而言的,其目的主要是防御东突厥之西侵。
  针对东突厥曾掠去陇右诸监牧马万余匹,唐朝还派使赴西州买马,加强战备。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所出《唐残牒》存文字7行,录如下:
  (前缺)
  1 十二月九日典纪
  2 判官凉府录事梁名远
  3 副使检校甘州司马綦使
  4 大使正议大夫行甘州刺史李□
  5 正月七日录事□
  七日□
  6 录事参军……
  7 检*(上巧下言)白
  (后缺)(47)
  本件缺纪年,但7行“*(上巧下言)”字签署又见于同墓所出的《唐神龙二年(706)残牒》,(48)其署月份为“闰正月”,而本件5行所署为“正月七日”,又斯坦因编阿斯塔那三区四号墓所出《唐神龙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处分死马案卷》中之3行、20行都记有“连*(上巧下言)白”,“*(上巧下言)”即41行的西州都督府兵曹参军程待*(上巧下言)。(49)因此,可以大致确定上揭文书的年代在神龙二年。2行“凉府”即凉州都督府,文书中大使由甘州刺史李某所任,查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长安年间至景龙四年(710)间,任甘州刺史者有李汉通、李释子、李守徵三人。(50)文书4行最后一字残存有笔画,颇类“通”字,当即甘州刺史李汉通。副使亦由甘州司马所任,判官则由凉州都督府录事梁名远担任。很显然,此次使团成员主要由河西官员所组成,他们前来西州的原因是什么呢?同墓所出市马文书多件,其中《唐上李大使牒为三姓首领纳马酬价事》残存文字6行,其文云:
  (前缺)
  1………………………………九日
  ……………………………………………………
  一匹□州拾……
  2三姓首领胡禄达干马九匹,
  □匹各柒……
  3三姓首领都担萨屈马六匹,匹别各……
  4 右检案内去十一月十六□得上件
  5 牒请纳马,依状检到前官
  6 □□牒上李大使,请牒
  (后缺)(51)
  6行之李大使,显然即是上引文书中的甘州刺史李汉通,本件之年代,也可因此断在神龙元年末或神龙二年初。又同墓所出《唐西州都督府牒为请留送东官马填充团结欠马事》(52)所记“所市得马欲送向东”、“前已上使”、“别牒上使听裁”等等,也都与市马有关,所称“使”,实即大使李汉通。又《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载:
  (前缺)
  1□钱弍拾贯肆伯文
  2 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匹直
  3 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
  4 干领。
  5 译语人何德力(53)
  突骑施为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前揭胡禄达干属胡禄屋部,都担亦为十姓部落,(54)可见此次前来西州卖马者,多为西突厥十姓部落的首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朝于神龙元年派出了以甘州刺史李汉通为大使的市马使团,前来西州市马,卖马者多为西突厥十姓部落首领,使团成员大使、副使、判官皆由河西地方官员所组成,说明此次市马可能主要是为了解决河西地区的用马问题,这或许与久视元年十二月东突厥掠去陇右诸监牧马万余匹、唐朝需要加强河西地区军备密切相关。神龙元年郭元振仍在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任上,此次西州市马,很可能即是郭元振加强河西武备的一项重要方略。从上揭数件文书“牒上李大使,请牒”、“前已上使”、“别牒上使听裁”等记载看,西州有关方面对李大使是比较尊重的,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李汉通乃唐朝廷派来的市马大使,同时也可能与当时西州受陇右诸军大使节制有关。
  武后长安四年(704年,即吐蕃龙年),吐蕃赞普赤都松卒,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政局不稳,(55)诚如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在景龙二年(708)疏中所说:
  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所以屈志,且共汉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镇也。如国力殷足之后,则必争小事,方便绝和,纵其丑徒,来相吞扰,此必然之计也。(56)
  敦煌所出吐蕃本《大事记年》亦载:
  及至蛇年(705),赞普王子野祖茹与祖母墀玛类驻于“准”地,岱仁巴农囊札、开桂多囊等叛,于本教之“那拉”山顶杀岱仁巴等诸叛臣。于邦拉让,赞普兄乞黎拔布自王位被迫引退……冬,赞普野祖茹与祖母墀玛类驻于“许尔”,任命曲·莽布支拉松为大论。其后,于林仁园,曲·莽布支拉松获罪。任命韦·乞力徐尚辗为大论。悉立叛。是为一年。(57)
  在此情况下,吐蕃转而结好唐朝。神龙三年(707)二月,吐蕃赞普遣其大臣悉董热献方物;(58)同年四月,唐中宗诏以所养嗣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59)双方关系趋向和好,从而使得唐朝西面边防压力大大减轻,于是,剩下的强敌乃是北面的东突厥。景龙四年,中宗颁发《命吕休璟等北伐制》,部署和调动西域、河西、关内诸道蕃、汉数十万唐军,谋图大举征讨东突厥。制文只记默啜“虔刘肆暴,桀鷔反常,独为匪人,假命骄子者,有岁时矣”(60),而对吐蕃只字未提,表明此时的唐蕃关系已趋和缓。遗憾的是,由于唐发生宫廷政变,这次讨伐东突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未能成行。
  神龙二年末,郭元振改任安西大都护,并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谋图征发西突厥诸部共同征讨东突厥。(61)郭元振的改任,表明陇右诸军州大使一职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继此之后,此职就不复存在了。不过,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于凉州设置的河西节度使,(62)却与陇右诸军州大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河西节度使作为唐朝设置的第一个节度使,其始置之初,领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权限虽小于陇右诸军州大使,但跨区统领数州之军政,则是相通的。另外,河西节度使设置后,治于凉州,例兼凉州都督,(63)而陇右诸军州大使亦是如此,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前后继承性。可以这样说,河西节度使就是在陇右诸军州大使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从这一意义上讲,对陇右诸军州大使个案的考察与探讨,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唐代节度使制度的产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武周圣历元年至唐中宗神龙二年期间(698—706),唐朝于凉州所设置的陇右诸军州大使,权限极大,统辖河陇及西域各地之军政,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这一时期吐蕃与东突厥对河西地区的联合侵扰,是唐王朝根据周边地区民族形势变化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调整与部署,充分体现了唐朝边防政策的灵活多变性。唐睿宗景云二年于凉州设置的河西节度使,一定程度就是在陇右诸军州大使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本文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①《旧唐书·娄师德传》,第2976页。
  ②《册府元龟》卷三二九《宰辅部·奉使》,第3891页。
  ③《新唐书》卷四《武后纪》,第98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圣历元年四月辛丑,第6530页。
  ④《资治通鉴》,第6540页。
  ⑤《新唐书》卷四《武后纪》,第100页。
  ⑥《旧唐书·唐休璟传》,第2979页。
  ⑦《新唐书》卷一一一《唐休璟传》,第4149页。
  ⑧《新唐书·魏元忠传》,第4344页。
  ⑨《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久视元年,(默啜)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制右肃政御史大夫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之。”(第5170页)
  ⑩《资治通鉴》,第6549页。
  (11)《册府元龟》,第11582页。
  (12)《新唐书》,第6080页。
  (13)《旧唐书》,第3044页。
  (14)《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第6608页。
  (15)(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五九,第2335页,(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1959年,第705页。
  (16)《唐会要》卷七〇《州县分望道》,第1233页;《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第1639页。
  (17)《唐会要》,第1429页。
  (1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3页。
  (19)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20)参见[日]岩佐精一郎:《唐代粟特域塞之发掘及其出土文书》,收入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第148页。
  (21)[日]菊池英夫:《唐代边防机关として守捉、城、镇等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东洋史学》第二十七辑,1964年12月,第49—52页。波利雅科夫文未见,其观点系据前揭岩佐精一郎氏文及菊池先生文介绍。
  (22)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凉州条载(第1018页),交城守捉位于“凉州西二百里,管兵一千人”,大斗军位于“凉州西二百里,本是赤水军守捉,开元十六年改为大斗军,因大斗拔谷为名也,管兵七千五百人”。所谓大斗军“本是赤水军守捉”,似是指其原属赤水军所辖之守捉,本名即文书所记的“大斗守捉”。既然两守捉俱位于凉州西二百里,二者相距当不会太远。由此推测,“伍涧”可能即二守捉长官驻屯之地名。
  (23)参见拙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3年,第199—213页。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24)郭元振于神龙二年末改任安西大都护后,陇右诸军州大使之职可能就已废置了,详见正文。《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第6608页。
  (25)《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第6507页。
  (26)同上。
  (27)关于东突厥对唐朝北部边境诸州的入侵情况,《资治通鉴》卷二〇三、二〇四、二〇五诸卷都有明确的记载,请参见。
  (28)《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圣历二年末,第6543—6544页。
  (29)《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久视元年腊月,第6545页。
  (30)《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久视元年十二月,第6553页。
  (31)(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112页。
  (32)《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第4362页。
  (33)《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元年十一月,第6557页。
  (34)《资治通鉴》,第6557—6558页。
  (35)《文苑英华》,第5112页。
  (36)《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元年,第6558页。
  (37)《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圣历二年,第6541页。
  (3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临州条,第1002页。
  (39)《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第1428页;《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凉州条,第1018页。
  (4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瓜州条,第1028页。
  (41)《元和郡县图志》卷二〇七陇右道下凉州条,第1018页。
  (42)参《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卷“瀚海”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8页;又《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瀚海”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2页。
  (43)《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6页;同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第5348页。
  (44)《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第1314—1315页。
  (45)《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瀚海都护府”条,第1044页。
  (46)《旧唐书》,第5349页。
  (47)唐长孺丰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25页。
  (4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24页。
  (49)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249、251、253页。
  (50)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484—485页。
  (5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0页。
  (52)同上,第39页。
  (53)同上,第41页。
  (54)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19页。
  (55)敦煌本吐蕃《大事记年》龙年,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9、182—183页注释43;又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龙年、蛇年(705)条,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56)《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5—3046页;又《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第6626页。
  (5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9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46页。
  (58)《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第11404页。
  (59)《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第11498页。
  (60)《文苑英华》卷四五九,第2335—2336页;《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第705页。“桀鷔”,《唐大诏令集》作“桀骜”。
  (61)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82—288页。
  (62)《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第1428页;《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第895页;参见张国刚:《唐节度使始置年代考定》,载氏著:《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236页。
  (63)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陇右道凉州刺史”条,第473—481页。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刘安志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