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1941年夏，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获张君义文书四件，其中《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较为完整，现藏敦煌研究院，余三件则残损严重，有两件是张君义立功的公验，一件是关于张君义等乘驿马的牒文，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①1961年，大庭脩先生发表《敦煌发现の张君义文书について》，首次对文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提出了若干颇具启发性的见解。②1982年，朱雷先生发表《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兼论“勋告”制度渊源》，重点探讨了张君义文书所反映的“勋告”制度。③1991年，中村裕一先生在《唐代官文书研究》一书中，对两件公验有过录文和简单解释，并刊布了三件较为清晰的文书图版。④1995年，内藤みどり先生发表《“张君义文书”と唐·突骑施娑葛の关系》，在大庭惰先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残损部分进行了一定的增补，并结合史实考察了唐与突骑施娑葛的关系。⑤前贤已有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张君义文书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张君义立功的两件公验文书，并进而探讨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的变化。
　　一
　　为便于说明和研究问题，兹转录两件公验文书并试行标点如下：⑥
　　(一)
　　1敕四镇经略使前军 牒张君义
　　2 五月六日(破)连山阵 同日…………日破临崖阵
　　3 同日破白寺城阵 九日破□坎阵 同………同日破仏陁城阵
　　4 十一日破河曲(?) 阵十二日破……十四日破故城阵
　　5 同(日)破临桥阵
　　6 傔人(张君义)
　　6’ (右使注功第壹等)
　　7牒：得牒(称)……………………(突骑施背)□，围趬
　　8安西，□………………………………………命(?)君义
　　9等从……………………………………………………散府
　　10镇………………………………………………………获凶
　　11丑□………………………………………………等城，杀
　　12获逻斯□首。前…………………………用命副使亲监于………………………………………………………(纸缝)
　　13□□件蒙…………………………功第壹等，于后恐无
　　14凭准，请给公验，故牒。……(请)裁者，件检如前，
　　15并(?)准状各牒………………………状牒…………任为
　　16公验，故牒。
　　17 景龙三年九月五日 典洪壁牒
　　18 □……………………
　　19(用盐泊都督府之印)
　　20 检校副使云(麾将军□□县开国男薛思楚)
　　(二)
　　1敕(四镇经略使前军 牒张君)义
　　2 六日……………………………………蓿园阵
　　3 同日……………………………………碛内阵
　　4廿一日城北(破□□阵□日城西本□阵廿)五日城西破莲花寺东涧阵
　　5 傔人 张君义
　　6 右使(注功)第贰等
　　7牒：得牒称：(突骑施背)叛，围绕安西，路隔绝。君
　　8义等不顾微命，遂投□………………使突围救援府
　　9城，共贼苦□□阵先………………………件等阵，当
　　10□使对定，□功第贰等讫(?)。恐后无有凭准，
　　11请给公验，请裁者。依检………使注如前者。
　　12君义等救援焉耆……………入(?)都府自至，□
　　13经行阵，前□□□………获，贼徒因而退
　　14败，有功………………………………由(?)勘检
　　15既与状(?)………………………………牒准
　　16状，故牒。
　　17 …………………………洪壁牒
　　18(用渠黎州之印) 筹 (署名)
　　19 检校副使云麾将军□□县开国男薛思楚(署名)
　　第(一)件明确纪年为唐中宗景龙三年(709)九月，第(二)件则残损不知年月，但两件俱为典洪壁所作，且所记皆为张君义等突围救援立功之事，年代应大致相当。至于张君义等唐军作战的对象，内藤みどり氏根据文书(二)第7行文字残存笔画，推补该行所缺数字为“突骑施背”，从而表明与唐军交战的是突骑施。联系景龙年间唐与突骑施之间的战事(详后)，内藤氏的这一推补值得信从。
　　两件文书分别记录了唐军与突骑施的两次战事，一次是在文书(一)所揭示的景龙三年五月六日至十四日，另一次具体时间不明。内藤氏据文书(一)的记录格式，推测文书(二)第2行的“六日”为“六月”之误，进而确认唐军与突骑施的另一战事发生在景龙三年的六月某日至六月二十五日。这一推测也颇合情理，并有一定根据，值得信从。总之，根据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文书得出如下基本认识：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六月，西域唐军曾与突骑施两次交战，并取得了救援安西的胜利。但是，在对文书的认识和研究上，仍有若干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唐军从何地而来?唐军与突骑施交战的地点位于何处?两件文书为何要分别钤盖“盐泊都督府之印”和“渠黎州之印”?景龙年间的四镇经略使有何变化?这一时期的西域形势究竟怎样?等等。
　　两件文书都分别记录了若干唐军与突骑施交战的地点，对这些地点大致方位的考察，或许可以揭示出唐军的行军作战方向。文书(一)2行所记“五月六日(破)连山阵”、“□日破临崖阵”，表明“连山”、“临崖”两地有突骑施军队驻守，从其名称看，二地当为形势险要之地。3行记“同日破白寺城阵”，联系上下文，此“同日”应指五月七日或八日。“白寺城”一名，不见史载。法国伯希和氏于库车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所获汉文文书中，有两件载有“白寺”一名，其中D.A90号文书存4行，引录如下：
　　1掏拓所 帖城局万…………
　　2白寺、河西寺在寺院等所有…………
　　3仰城局万清自须带来一…………
　　4 外即…………
　　(后缺)⑦
　　另一件为D.A101号，亦存4行文字：
　　(前缺)
　　1报，娑勒先言许留粟拾硕，后即对
　　2面，亦有恩答。今为 长官在白寺，故使
　　3吏心奴走取与好白羊一口，速付，专待，莫令
　　4空来。九月十七日。义⑧
　　两件文书俱缺纪年，但从文书格式及官称看，其年代应属唐代。前件为帖文，大意指主管渠堰缮修事务的掏拓所下帖给城局万清，要其带领该城白寺、河西寺在寺若干人，即日至某处劳作。后件亦类似帖文性质，4行最后一字“义”，应是某官员的签名。遗憾的是，文书前缺，不知该帖具体发往何处?就残存4行内容看，涉及二事：一是“义”对过去某事的处理意见，二是“义”目前跟随某“长官”在白寺，为款待上司，下令要某地有关人员准备好白羊一口，并派吏心奴前来领取，而且要求“速付”，不得延误；自己则专门等待，不要让心奴空手而来。从语气分析，“义”当即该地长官。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即库车渭干河西面的夏克土尔遗址。⑨两件文书既出于一地，所记之“白寺”显然是指同一寺，而且距夏克土尔遗址不会太远，以“白寺”名城的“白寺城”，也当如此。
　　笔者在《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⑩一文中初步认定，所谓“河西寺”，即位于夏克土尔遗址，伯希和和黄文弼二先生早年皆视该遗址为古代寺庙遗址；“白寺”则可能位于今库木吐拉石窟。渭干河东面与夏克土尔遗址隔河相望的玉其土尔遗址，当即古代龟兹“白寺城”之所在地。张君义文书中所记唐军“破白寺城阵”，即发生于此地。
　　又文书(一)3行还记有“同日破仏陁城阵”，此“同日”即五月九日。“仏陋”即佛陀或浮屠，乃梵文“Buddha”的译名。“仏陁城”以仏陁命名，当有其特殊含义。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大会场”条记龟兹王城西门外立有高达九十余尺的佛像，该国于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此地在龟兹政治、宗教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11)仏陁城有无可能就在此地呢?由于库车皮朗古城西面尚未发现有古城遗址，不便遽断。
　　文书(一)4行又记“十一日破河曲阵”、“十四日破故城阵”。按“河曲”，一般指河流弯曲之地。据《水经注》卷二《河水二》，龟兹境内有东川水和西川水，东川水即今天的铜厂河，西川水即唐代白马河。既然确定白寺就在白马河附近，则“河曲”应指该河的某一弯曲之地。也就是说，唐军是沿白马河行军作战的。“故城”，同书记东川水有一支西南入龟兹城，继续往东南流，与流经龟兹城南的一支西川水相合，汇为一水，“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12)。按“屯校”，当指屯田校尉，西汉时，中央朝廷为经营西域，曾在渠黎、轮台一带推行屯田，置校尉领护之。(13)屯田校尉可能也在龟兹城南进行屯田，并筑城屯守。黄文弼先生1928年10月在库车东南面沙乌勒克以北之古址考察时，曾推论这一带地区“当原为汉代屯田区，至唐代仍在此地垦殖”。(14)汉以后，中原王朝势力退出龟兹，原汉兵屯守之地也就变成了“故城”。黄文弼先生在库车南部考察时，据穷沁旧城的古建筑形式属圆形，颇类轮台之着果特旧城，推断该城可能就是《水经注》中所说的“故城”。(15)此地临河，又有城，无疑是一理想的屯防之地。文书中“故城”与此同名，二者应指同一地。
　　文书(一)5行记“同(日)破临桥阵”，此“同日”即五月十四日。唐军在一天时间内连破故城、临桥两阵，说明二地相距不是很远；而且，“临桥”二字，也与河道有关。《水经注》卷二《河水二》记东川水支流与西川水支流在龟兹城南交汇后，往东南流入东川水。此河道既然架桥，则必有道通往东面，在古代西域地区，交通道路毕竟多依水道而成。
　　综上对文书(一)的考察，可以看出：第一，唐军作战经由白寺城、仏陁城、河曲、故城、临桥等地，其行军方向大致是由西而东，再转向安西城的南面，而且多沿河道行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龟兹交通道路的历史面貌；第二，从五月六日到十四日历时九日，唐军共历战阵十余次，反映了战争的艰巨与残酷，这或许正是张君义立功第壹等的主要原因；第三，这十余次战阵都发生在安西城周围，而两件文书都提及突骑施“围绕安西”事，可知突骑施军队主要驻扎于安西城周围的各个交通要道上，故唐军在五月份的救援作战也是在其周围。
　　文书(二)所记唐军破阵部分残损严重，这里仅就相关点滴记载作出解释。文书第2行末存“蓿薗阵”三字，此“蓿薗”即苜蓿园。苜蓿乃是一种牧草，可供牛、马等牲口食用，在西州还可作为商品出售。(16)苜蓿园就是专门种植苜蓿的场所。文书第4行“廿一日城北”后缺战阵名，但其大体方位应在安西城北面；该行最后所记“廿五日城西破莲花寺东涧阵”，值得注意。莲花寺，唐代龟兹有此寺名，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七载：
　　佛说十力经一卷
　　右一部一卷，龟兹三藏沙门勿提提羼鱼(唐言莲花精进)于安西城西莲花寺译。(17)
　　又(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丘慈国莲华寺莲华精进传》载：
　　释勿提提羼鱼，华言莲华精进，本屈支城人也，即龟兹国，亦云丘慈，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居此中，号三藏苾*……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山下有伽蓝，其水滴溜成音可爱，彼人每岁一时采缀其声以成曲调，故《耶婆瑟鸡》，开元中用为羯鼓曲名，乐工最难其杖撩之术。进寺近其滴水也。(18)
　　据上，莲花寺又作莲华寺，乃安西城西的一座佛寺。文书中的“莲花寺”也位于城西，二者同名，又在同一方位，显然是同一地方。据韩翔、陈世良先生考证，“滴滴泉”即“耶婆瑟鸡”的意译，实即今克孜尔千佛洞之泪泉(又名千滴泉)。(19)既然“进寺近其滴水”，则莲花寺应在今克孜尔千佛洞附近。(20)“莲花寺东涧”，按“涧”，指山间的水沟，《说文·水部》云：“涧，山夹水也。”莲花寺附近有“滴滴泉”，泉水下流形成一条水沟，直到今天水沟仍然存在。因此，“莲花寺东涧”应指“滴滴泉”流淌而成的水沟，之所以称“东涧”，当是此涧位于莲花寺东面之故。
　　由文书(二)的零星记载大致可以看出，唐军第二次作战经由安西城北某地，然后转往城西，在莲花寺东涧进行最后一场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有趣的是，文书第12行记“君义等救援焉耆”，说明唐军不仅救援安西，还向东救援了焉耆。关于此点，下文还要详论。
　　仔细比较文书(一)和文书(二)，在记录战阵方面，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首先，文书(一)记唐军作战地点，并不标明其在安西城的方位，文书(二)则具体写明“城北”、“城西”的方位。两件文书之所以有此差别，当是因唐军两次作战地点距安西城远近不同所致：第一次作战地点基本上是在安西城周边不远的地方，第二次则相对较远，如莲花寺更在白寺城西面，距安西城一百余华里远，故标明其在“城西”的方位。因此，似可作出如下判断：文书(一)反映的是唐军与突骑施之间的一场内围战，文书(二)则是一场外围战，二者都是围绕着安西城进行。其二，两件文书也揭示了两次战争剧烈程度的不同。文书(一)记唐军九日共历十余次战阵，有时一天经历两次或三次战阵，战争之剧烈可想而知；文书(二)所记第二次战争相对第一次而言，则稍显逊色。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张君义立功第壹等和第贰等的区别。
　　二
　　文书(一)、(二)首行记“敕四镇经略使前军牒张君义”，末行为“检校副使云麾将军□□县开国男薛思楚”。此处“检校副使”，当为检校四镇经略副使之略称。杜佑注称：“检校者，云检校某官”，“皆是诏除，而非正命”。(21)薛思楚正是以代理四镇经略副使的身份，统领“四镇经略使前军”前来救援安西的。景龙三年的四镇经略使是谁呢?《文苑英华》卷九七二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元振)行状》：
　　景龙年中，宗楚客、韦(纪)处讷等潜结朋党，憎功害能，授公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22)
　　又《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载：
　　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
　　再结合《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二年(706)十二月条之相关记载，(23)可以初步断定，迟至神龙二年十二月时，郭元振已由凉州都督改任安西大都护并四镇经略使。但景龙年中，四镇经略使一职曾为周以悌所替任。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三年二月条《考异》引《景龙文馆记》载：
　　初，娑葛父子与阿史那忠节代为仇雠。娑葛频乞国家为除忠节，安西都护郭元振表请如其奏。宗楚客固执，言：“忠节竭诚于国，作扞玉关，若许娑葛除之，恐非威强拯弱之义。”上由是不许。无何，娑葛擅杀御史中丞冯嘉宾、殿中侍御史吕守素，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大破之，夺其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奏到，上大悦，拜以悌左屯卫将军，仍以元振四镇经略使授之。敕书簿责元振。宗议发劲卒，令以悌同郭虔瓘北讨，仍邀吐蕃及西域诸部计会同击娑葛；右台御史大夫解琬议称不可。后竟与之和。(24)
　　此段记载非常重要，值得给予充分重视。根据上述内容，可知碎叶镇守使、中郎(将)周以悌是在娑葛杀唐大臣、破灭忠节、侵扰四镇之后，才率镇兵数百人反击娑葛并取得一定胜利的。消息传到长安后，中宗乃擢周以悌为左屯卫将军，并命其代郭元振为四镇经略使。但其他史籍所记与此颇有差异。《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条等都记阿史那忠节在播仙城遇周以悌时，周的官衔为“经略使、右威卫将军”，(25)《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将帅部·机略六》记周为“经略使、左威卫(将)军”，(26)《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则仅记“经略使周以悌”。(27)这几种记载可能都出自同一史源，但存在几点疑问：其一，既然诸书记娑葛入侵四镇前，周以悌已为四镇经略使，而其后又记宗楚客奏请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前后岂不矛盾!其二，唐中宗景龙年间，中央十二卫中并无“左右威卫”之名，而只有“左右屯卫”之称，据《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载：
　　左右威卫：光宅元年改为左右豹韬卫，神龙元年复改为左右威卫，其年七月，又改为左右屯卫，景云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又改为左右威卫。(28)
　　《旧唐书》卷七《睿宗纪》景云二年八月庚午条亦记：
　　改左右屯卫为左右威卫，左右宗卫率府为左右司御府……(29)
　　按中宗统治时期曾改左右威卫为左右屯卫的这一重要举措，《唐六典》、《通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都没有明确记载，然相关史籍、出土文书及碑刻墓志可证此点。《旧唐书》卷七《中宗纪》记神龙、景龙年间张仁亶曾任“左屯卫大将军”之职，(30)《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记神龙二年十二月时，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为“右屯卫大将军”。(31)现藏日本正仓院、唐景龙四年(710)四月的写本《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颂译场列位》记：
　　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左屯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同正员臣瞿金刚证译。(32)
　　瞿金刚一名，又见于同时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卷十译场列位》，(33)官衔与上同。碑志方面的记载亦是如此，《大唐故左屯卫将军庐府君(玢)墓志铭并序》记志主卒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十一月廿九日，年54岁，卒前官衔为“左屯卫将军、东都留守兼判左卫及太常卿事”。(34)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唐中宗统治时期，确曾一度改左右威卫为左右屯卫。《景龙文馆记》载周以悌由碎叶镇守使、中郎将升为四镇经略使、左屯卫将军，正与这一官名改动相符。更何况，该书的作者武平一，在景龙二年五月曾入修文馆为直学士，同时的大学士有李峤、宗楚客等人。(35)武平一无疑知晓当时朝中大事，其所记当可信。而且，《唐周晓墓志》(36)所记：“大父以悌，宕、岷州刺史，四镇经略使、右屯卫将军、西平县开国男，赠特进。”也证实此点。至于《旧唐书·郭元振传》及《册府元龟》等有关周以悌在景龙年间官职变动之记载，则显得有些混乱。因此，考察周以悌与阿史那忠节在西域的活动，尚需对有关史料进行认真辨析，方能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周以悌代郭元振为四镇经略使的时间，据上引《景龙文馆记》记载，是在朝廷接到周以悌大破娑葛的消息之后。又按《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二年条：
　　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努等帅众犯塞。(37)
　　《资治通鉴》此条在新、旧《唐书·中宗纪》中都有反映，旧纪云：“(景龙二)冬十一月庚申，突厥首领娑葛叛，自立为可汗，遣弟遮弩率众犯塞。”(38)新纪称：“十一月庚申，西突厥寇边，御史中丞冯嘉宾使于突厥，死之。”(39)因此，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大破娑葛，只能发生在景龙二年十一月庚申之后，考虑到西域、长安两地间的信息传递约需月余时间，(40)则周以悌代郭元振任四镇经略使，当在景龙三年初。而张君义等救援安西事，发生在景龙三年的五月和六月，进而可推知文书中的“敕四镇经略使”非周以悌莫属。
　　中宗景龙三年七月丙辰(二日)，突骑施娑葛遣使来降。(41)联系上揭张君义两件公验所记唐军五、六月在西域的作战，娑葛此举，当与其受到唐军打击有关。就在该月壬午(二十八日)，朝廷遣使册封娑葛为归化可汗，并赐其名守忠。(42)从七月二日娑葛来降，到二十八日遣使册封娑葛，其间历时二十几日，唐廷当重新讨论了对娑葛的政策。既然如此，与娑葛矛盾极深的周以悌就不可能继续执政西域了。张君义文书中，还有一件关于张君义乘驿马的牒文，很能说明这一问题。(43)此文书具体年代不明，但其中存“景龙”二字，知亦是景龙年间的文书。作牒典是张旦，与两件公验文书不同，文书第18行残存“周将军放还准”数字，大庭脩氏、内藤みどり氏认为，此“周将军”应是周以悌，甚是。不过，“周将军”之称，乃是因周以悌担任左(右)屯卫将军之故，而不是右威卫将军。该文书钤有“四镇经略使之印”，据大庭脩氏推补，首行文字应为“敕持(节四镇经略使 牒张君)义”，与两件公验中的“敕四镇经略使前军 牒张君义”不同；末行为“(四镇经略)大使真定郡公张□”，据大庭脩氏文，该行最后一字还存有“表”字的部分痕迹，此张某应即景云年间担任安西都护的张玄表。由此可见，张玄表已在景龙某年代周以悌为四镇经略使。如前文所考，周以悌景龙三年初为四镇经略使，景龙三年九月五日，张君义公验仍在使用“敕四镇经略使”的称号，说明周以悌当时仍在任上，张玄表正式接替周以悌应在此之后。朝廷在七月底作出决定，与娑葛和好，诏令传到安西，恐怕已是九月份之事，这与文书所记时间并不矛盾，二者前后可以吻合。该文书所揭张玄表接替周以悌之事实，表明《旧唐书·郭元振》所记“复以元振代以悌”并非事实。(44)《新唐书·郭元振传》则不记此事，只说“元振使子鸿间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归京师”。(45)
　　张君义的两件立功公验是由“敕四镇经略使前军”所颁发的。按唐代行军基本上推行七军制：中军、左、右虞候军、左厢二军、右厢二军或中军、左右虞候二军及前、后、左、右四军，军数较少时可能只有前、中、后或左、中、右三军。(46)“敕四镇经略使前军”，当即时任四镇经略使的周以悌所率诸军中的前军，该军由检校副使薛思楚统领，故在张君义立功公验上，由其长官薛思楚最后署名签字。
　　三
　　关于两件公验的钤印问题，大庭脩氏、内藤みどり氏在前揭论文中都有所解说，但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文书(一)钤“盐泊部督府之印”，(47)按盐泊都督府，乃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平阿史那贺鲁之叛后，于西突厥胡禄屋部设置的羁縻都督府，(48)地在今新疆玛纳斯河一带。(49)唐乾陵石人像右二碑第七人衔名为“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50)此阿史那忠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他即是景龙年间与突骑施娑葛矛盾极深的阿史那阙啜忠节。驻于玛纳斯河一带、远在天山以北的盐泊都督府。其印为何钤在张君义立功第壹等的公验上?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前揭《景龙文馆记》记景龙二年底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数百大破娑葛，“夺其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其后，周以悌升任四镇经略使，统率四镇唐军进击突骑施娑葛，阿史那忠节麾下的胡禄屋部军队当也加入了唐军的战斗。内藤氏认为，从文书所署“盐泊都督府之印”上，可以看出阿史那忠节也参加了薛思楚所率的“四镇经略使前军”。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
　　文书(二)钤有“渠黎州之印”。渠黎州，不见史载。据《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陇右道羁縻州条记：“河西内属诸胡，州十二，府二。”(51)二府之一即为“渠黎都督府”，但所列十二州中，如乌垒、和墨、遍城、耀建、寅度等州，据王小甫先生考证，实际是四镇都督府下辖之州，其地并不在河西地区。(52)同样，渠黎都督府似也不在河西。前已述及，西汉政府曾在焉耆与龟兹之间的轮台、渠黎两地屯田。唐代仍有“渠黎”之名，岑参在《轮台歌奉送封大夫西征》中说：“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过金山西。”(53)此渠黎地望一般都定在今新疆库尔勒市以西一带。(54)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就定渠黎都督府于库尔勒一带。(55)从名称看，渠黎州与渠黎都督府之间当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56)如前所考，两件文书中的战阵多发生在龟兹境内，文书(二)还记张君义等曾救援焉耆，联系文书(一)记唐军沿水道作战的行军方向，张君义等在破故城、临桥阵之后，可能继续沿水道往东推进，到达渠黎一带，进而救援焉耆。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焉耆都督府辖下不领蕃州，则渠黎州当属龟兹都督府下辖九州之一，(57)地在龟兹东境，与焉耆交界。钤有“渠黎州之印”的文书(二)，记录张君义等救援焉耆之事，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渠黎州与焉耆之间存在着联系。
　　内藤みどり氏认为，阿史那忠节的部落已迁居瓜州、沙州，作为河西内属胡，唐朝可能在忠节的部落置“渠黎州”，并以忠节为“渠黎都督”。内藤氏此论原因大致有三点：其一是《新唐书·地理志》记“河西内属诸胡”中二府之一即为“渠黎都督府”；其二是《旧唐书·郭元振传》所记：“先是，娑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屡相侵掠，阙啜兵众寡弱，渐不能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卫，移其部落入瓜、沙州安置，制从之。”说明郭元振的建议得到了实施；其三是前揭《景龙文馆记》记宗楚客所言“忠节竭诚于国，作扞玉关”，指的是忠节对国家忠诚，守卫玉门关。
　　关于阿史那忠节部落是否移居瓜、沙州问题，前田正名先生早在1964年出版的《河西の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就曾对《旧唐书·郭元振传》的这一记载表示过怀疑。(58)笔者认为，阿史那忠节部落并未移居到瓜、沙州，原因如下：其一，渠黎都督府虽属河西，并不证明其地即在河西地区，此点上文已有所辨析；其二，据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载：“(郭元振)知娑葛与阙啜有衅，奏请移于瓜州，制从之。会中书令宗楚客受金，遂寝其事。”(59)知郭元振确曾建议移阿史那忠节部落于瓜州一带，但由于权臣宗楚客的阻挠，此议并未得到实施。此点还可从《旧唐书》卷九二《宗楚客传》得到证实：“景龙中，西突厥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不和，屡相侵扰，西陲不安。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徒(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晋卿、处讷等各纳忠节重赂，奏请发兵以讨娑葛，不纳元振所奏。”(60)其三，就“玉关”一称看，宗楚客所言“作扞玉关”，是指阿史那忠节保卫边关，并非实指其守卫玉门关。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六《谕安西、北庭诸将制》记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率辛、李之将，用甘、陈之谋，与羌骑校尉、王侯君长以下，自金河玉关，至于南北戊午，逾流沙，跨西海，□蒲类，破白山。战事致命，出于万死”；(61)又《唐故右卫德润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高公(捧)墓志铭并序》载：“及申骁金满，效智玉关，□奔哭于葱岩，断飞鸿于蒲海。诏授甘松府果毅，勋加柱国，改授德润府果毅都尉。”(62)知“玉关”多相对“金河”、“金满”而言，泛指边关，并非实指玉门关。况且，宗楚客所言忠节“竭诚于国，作扞玉关”，乃是针对“娑葛频乞国家为除忠节，安西都护郭元振表请如其奏”而言的，如果忠节部落已移往瓜、沙州一带，娑葛似无必要再提除掉忠节之事。其四，我们还注意到，开元初，胡禄屋部曾有数万帐来降，《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二》载：“(开元二)六月丁卯，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阿史那献枭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弩及胡禄等部落五万余帐内属。”(63)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714)十月己巳条称：“突厥十姓胡禄屋等诸部诣北庭请降，命都护郭虔瓘抚存之。”(64)同卷开元三年二月条《考异》引《实录》曰：“(开元)二年九月壬子，葛逻禄车鼻施失钵罗俟斤等十二人诣凉州内属。乙卯，胡禄屋阙及首领等一千三十一人来降。”(65)以上事实可充分说明胡禄屋部并未迁到爪、沙州一带。至于盐泊都督府之机构名称，唐玄宗开元五年时仍然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新疆鄯善县出土的《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记西州献之在开元五年末，曾被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可汗阿史那献判补为盐泊都督府表疏参军。(66)这是盐泊都督府作为羁縻州府机构仍在天山以北地区存在的真实反映。
　　文书(一)和文书(二)分别钤有“盐泊都督府之印”、“渠黎州之印”，却不使用“四镇经略使之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庭脩氏认为，这种官印的转用，虽然在制度上不被允许，但作为战阵时的临时措置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内藤みどり氏则认为，薛思楚在应“四镇经略使前军”的士兵们要求发给他们这些“军功公验”时，所以转用这些官印，也可以认为是因为在战争已结束两个月左右的当时，作为“四镇经略使”的郭元振或张玄表，都持不承认此次战争中所获军功的态度。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张君义等第一次作战的时间是在景龙三年五月六日至十四日，到该年九月五日才发给其钤有“盐泊都督府之印”的立功公验；第二次作战从景龙三年六月某日到二十五日，发给张君义钤有“渠黎州之印”的立功公验应当不会晚于该年的九月五日，中间相隔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两件公验上分钤不同的官印，恐怕还不好说是“战阵时的临时措置”。据朱雷先生上揭文研究，唐代军中发给“公验”以及“勋告”制度，实渊源于北魏卢同对“勋簿”的改革，其中一条即在军中立“勋券”，“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此“勋券”即类似于唐朝的立功公验。由此可知，“四镇经略使前军”在发给张君义公验的同时，还要递交一份公验给中央朝廷，以作授勋的根据。至于继周以悌任四镇经略使的张玄表是否承认此次战争所获军功，还不好明断。诚然，《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里，并未记张君义等破敌立功之事，只说“碛西诸军兵募在镇多年(从神龙元年十月到景龙三年十月共四周年)”，“年别酬勋壹转”，作为白丁的张君义获四转，授勋官骁骑尉。(67)但这并非镇戍士兵普皆加勋，因为与张君义同时授勋的仅有二百六十三人，只占安西四镇唐军总数的百分之一左右，(68)授勋比例并不高。显然，张君义等二百六十三人被授勋，并非空穴来风，他们肯定立有军功。景龙三年七月以后，唐与突骑施娑葛和解，并试图利用娑葛力量以对付东突厥默啜(详后)。在此情况下，朝廷在授勋时，不记张君义等与突骑施交战之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以悌被朝廷任命为四镇经略使时，他本人似乎并不在安西，“四镇经略使之印”当时恐怕并未移交到他手上。从文书内容也可以看出，周以悌并未随张君义等唐军救援安西。张君义所获公验只是其作战立功的凭证，由其所在“四镇经略使前军”所发，故公验签署长官为“检校副使”薛思楚，而非周以悌。至于公验钤印问题，我们知道，唐朝对官印的使用，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如《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记：“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缪，然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69)对“伪写官文书印”及“诈为官文书及增减”者，依法均给以严惩。(70)又敦煌文书P.3078号《神龙散颁刑部格》载：“伪造官文书印若转将用行，并盗用官文书印及亡印而行用，并伪造前代官文书印若将行用，因得成官，假与人官，情受假：各先决杖一百，头首配流岭南远恶处，从配缘处有军府小州。并不在会赦之限。其同情受用伪文书之人，亦准此。”(71)可见，唐朝法律十分强调对官印的正确行用，对违法乱纪者，处罚相当严厉。因此，张君义立功的两件公验上分别出现“渠黎州之印”和“盐泊都督府之印”，只能表明张君义所在的“四镇经略使前军”曾与盐泊都督府、渠黎州两地官府发生了联系，并由两地官府钤印证明此次救援安西之战的真实性，而非随意性的“临时措置”。以下还将结合景龙年间的西域形势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据《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载：
　　(显庆)四年正月，西蕃部落所置州府，各给印契，以为征发符信。(72)
　　两件公验的钤印，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作为羁縻州府之印，可以用来保证唐军立功公验的法律效力，这无疑反映了唐朝政治、法律制度在西域地区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四
　　唐朝中宗景龙年间，西域形势并不稳定，首先是突骑施娑葛与胡禄屋部阿史那忠节的矛盾与斗争。突骑施势力崛起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其政权开创者乃乌质勒，据《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条载：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莫贺达干。后以斛瑟罗用法严酷，拥众背之，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其下置部督二十员，各统兵七千人。常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国相接，东南至西、庭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武太后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73)
　　针对突骑施势力的崛起，唐朝委以羁縻之策，唐中宗神龙二年(706)闰正月，册封乌质勒为怀德郡王。同年十二月，乌质勒卒，其子娑葛继立，袭其爵，统其众。(74)早在乌质勒统治之时，胡禄屋部阿史那忠节就与其存在矛盾，前揭《景龙文馆记》中所载“初，娑葛父子与阿史那忠节代为仇雠”，可为明证。娑葛继立后，双方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史称：“景龙中，西突厥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不和，屡相侵扰，西陲不安。”(75)对阿史那忠节与娑葛之间的矛盾，唐朝廷的态度如何呢?据《通典·边防十五》突厥下条记：
　　初，娑葛代父统兵，乌质勒下部将阙啜忠节甚忌之，以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任势，密遣使赍金七百两以赂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使至其境，阴与忠节筹其事，并自致书以申意。在路为娑葛游兵所获，遂斩嘉宾，仍进兵攻陷火烧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头。(76)
　　可见，唐廷采取了支持阿史那忠节的态度，这当然与阿史那忠节和唐关系密切有关。《旧唐书·郭元振传》载郭元振疏文中，曾提及忠节向朝廷表请斛瑟罗及其子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之事；(77)久视元年(700)，忠节还与斛瑟罗同唐军联手，共同平息阿悉吉薄露之叛；(78)前揭唐乾陵石人像中还有阿史那忠节的衔名，这些都充分表明阿史那忠节与朝廷之关系至为密切。在西域边疆，唐边将则分成两派，安西都护郭元振支持娑葛(详后)，碎叶镇守使周以悌则支持阿史那忠节。如前所论，景龙二年末，碎叶镇守使周以悌曾率镇兵数百人大破娑葛，“夺其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这次战争发生于何处?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周以悌所率之镇兵，显然是指其直接统属下的碎叶镇兵。乌质勒在攻陷碎叶并以之作为牙帐后，原驻碎叶的碎叶镇守使及其镇兵的动向怎样?并不清楚。《旧唐书·郭元振传》记周以悌曾在播仙城一带活动，(79)但这条材料本身实有问题，而且播仙城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南面，周以悌如何大破位于北疆的娑葛呢?周以悌夺回娑葛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此“数万口”虽可能有夸大之处，但主要应是阿史那忠节的部众，因为据敦煌县博物馆所藏《唐天宝年间地志残卷》载，(80)于阗毗沙都督府有户四千四百八十七，若以每户五口计，也才三、四万口。又上引“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使至其境，阴与忠节筹其事，并自致书以申意”，此处“至其境”，显然是指到忠节部落所在地，与《新唐书·中宗本纪》所记“(景龙二)十一月庚申，西突厥寇边，御史中丞冯嘉宾使于突厥，死之”，是相一致的。这些都说明阿史那忠节的活动仍在其辖境内。突骑施娑葛“破灭忠节”并夺其部众，也应发生在天山以北。考虑到周以悌与阿史那忠节的密切关系，以及张君义公验文书(一)“盐泊都督府之印”的存在，周以悌及其所统镇兵在碎叶被乌质勒攻陷后，可能就往东移驻盐泊都督府境内。这或许就是周以悌支持阿史那忠节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在娑葛杀冯嘉宾，破灭忠节并入寇安西、于阗等地时，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对娑葛进行了反击，并夺回被掠去的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朝廷乃擢其为四镇经略使，以对付娑葛的侵扰。文书中的“敕四镇经略使前军”应该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景龙年间导致西域形势不稳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东突厥默啜的西侵。关于默啜西侵的时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芮传明先生考证认为，东突厥“西征”应在景龙元年(707)年底或景龙二年之初，亦即在隆冬进行。(81)不过，据种种迹象分析，默啜西侵的时间似早在景龙元年初就已开始。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条载：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初，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仁愿固请不已，上竟从之。仁愿表留岁满镇兵以助其功，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悉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六旬而成。(82)
　　胡三省注云：“戍边岁满当归者，留以助城筑之功。”按唐军防令：“防人番代，皆十月一日交代。(83)兵募番代，也当准此。由此，朔方镇兵年满当归的时间应在景龙元年十月。据上引记载，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默啜西侵，二是漠南之地的夺取。张仁愿首次担任朔方道大总管在景龙元年五月(见下)，则其上疏请筑三受降城的时间当在此年的五月至十月之间。仁愿的请求曾招致唐休璟等人的反对，他“固请不已”，方获批准。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载：
　　(神龙三)五月，戊戌，命右(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景龙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愿)摄右御史台大夫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84)
　　张仁愿第二次担任朔方道大总管时，又加摄御史大夫衔，(85)当是朝廷已同意其请求，并加重其权限，以实现其“夺取漠南地”并筑三受降城的计划。(86)我们还注意到，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时，东突厥默啜还在入寇鸣沙及原、会等州，并“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87)此后，则未见其有任何入侵唐边的活动。因此，东突厥默啜西侵的时间当在景龙元年初就已开始。此时正值乌质勒卒亡不久、阿史那忠节与娑葛相争之时，默啜确实选准了时机。
　　默啜的西侵，势必影响到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所以，针对阿史那忠节欲引吐蕃击娑葛的做法，(88)安西都护郭元振上疏指出：
　　顷缘默啜凭陵，所应处(多)，(89)兼四镇兵士，岁久贫赢，其势未能得为忠节经略，非是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忠节则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90)
　　对突骑施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郭元振站在娑葛一边，他请求朝廷让阿史那忠节入朝宿卫并迁其部落到瓜、沙州安置，都说明了他支持娑葛的态度。因此，阿史那忠节欲引吐蕃击娑葛，郭元振极力反对。从西域大局着眼，郭元振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西域政局一乱，毕竟会给东突厥入侵造成可乘之机，由此动摇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但是，朝廷并未采纳郭元振的建议，而采取了对付娑葛的措施，致使娑葛反叛，遣兵入寇，“遂陷安西，断四镇路”。(91)
　　针对娑葛的反叛，唐朝命周以悌代郭元振为四镇经略使，以对付娑葛。周以悌于是组织军队反击娑葛，“四镇经略使前军”即为其中之一军，由检校副使薛思楚率领，前往安西救援。问题是，这支军队从何处而来?安西城北依天山及其支脉雀离(尔)塔格山，东西有库车河、渭干河左右环抱，南向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通往外界的交通道路大致有四条：一是东道，由安西经轮台、焉耆通往东部；二是西道，由安西过渭干河，可至疏勒等地；三是北道，由安西北行，可进入于尔都斯草原，沿途水草丰盛；四是西北道，由安西北行往西，入雀离(尔)塔格山中的盐水沟，可至姑墨(今阿克苏)及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盆地，此道乃一条很小的隘道。(92)上文业已指出，反映唐军第二次作战的文书(二)记有“君义等救援焉耆”事，说明唐军是先救援安西，然后再往东救援焉耆的，这就基本上排除了唐军由东道而来的可能性。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唐军很有可能就是经由北道南下而来。《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一》有一条记载，颇值得注意：
　　(景龙二)七月丙辰，突厥鼠尼施首领参有及突骑施(首)领贺勒哥罗来降，命有司宴之，各赐帛五十匹。(93)
　　按此条系年有误，书中叙景龙二年事，首起月份为十二月，即：“景龙二年十二月丙申，宴坚昆使于两仪殿，就其家吊焉。”其下叙四月、六月、七月、十月、十二月之事，令人费解；而且，景龙二年七月丙辰，鼠尼施及突骑施来降之事，不见他书记载。新、旧《唐书·中宗本纪》记突骑施娑葛遣使来降，时间都在景龙三年七月丙辰。(94)据此，《册府元龟》中的系年应为景龙三年，而非景龙二年。按鼠尼施部乃西突厥五咄陆部之一，游牧于鹰娑川(今于尔都斯草原)一带，唐高宗显庆二年(657)于此部置鹰娑都督府。(95)突骑施娑葛的来降，显然是受到了唐军的打击，但鼠尼施部也来降(注意：未记其他诸部)，颇疑也是遭到了唐军之打击。而张君义等南下救援安西，经由鹰娑川最为便近。因此，唐军可能是先降服鼠尼施部，再救援安西的。
　　文书(一)首记唐军五月六日破连山阵和某阵，此“连山”所指之山，当即库车境内的雀离(尔)塔格山，也就是《水经注》卷二《河水二》中所记的“赤沙山”；(96)王炳华先生考证认为，唐代的雀离关，即设于龟兹王城北面四十余里的此山山口，控扼安西城的北大门。(97)此山山口既是通往安西城的北大门，不管是唐军，抑或突骑施军队，都会在此屯驻防守。位于此山口附近的苏巴什唐代遗址，曾出有汉文残文书一件，残存“一十人于阗兵”的记录，(98)荣新江先生认为，此文书证明于阗兵曾支援过安西都护府的大本营龟兹。(99)考虑到碎叶镇守使周以悌曾夺回被娑葛掳去的阿史那忠节及于阗部众，这些于阗部众也有可能加入救援安西的唐军，则文书中出现的“于阗兵”或许与此有关。当然，这一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1999年，在此山口北部还发现了阿艾石窟，石窟周围分布有阿艾古城及冶铜、炼铁等遗址，石窟内书有榜题，多为汉人名，并出现“行官”之称，显为唐代所开石窟。(100)而阿艾石窟及其周围遗址又处于安西通往北部的道路上，这充分反映了此道在唐代龟兹地方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苏巴什的昭怙厘大寺往西，沿着雀离(尔)塔格山南麓到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是古代佛教徒礼拜的路线。(101)这条道路显然是客观存在的。上文业已指出，所谓“白寺城”，当即位于库木吐拉石窟南面的玉其土尔遗址。而张君义公验丝毫未记唐军入安西城作战之事，因此，可以推断，唐军由北而南破连山阵和某阵后，再转往西沿雀离(尔)塔格山南麓破临崖、白寺城及仏陁城等阵，之后又往南沿河道(渭干河)破河曲、故城、临桥等阵。这是唐军救援安西的第一次战役，此次战役当有不少阿史那忠节部属参加，(102)故在张君义立功第壹等的公验上钤“盐泊都督府之印”。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唐军又乘胜往东救援了焉耆。但突骑施军队并未全部肃清，仍盘踞在龟兹境内，所以，唐军在六月某日又从东往西进行了第二次战役，此次作战经由安西城北破某阵，最后打到城西的莲花寺，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
　　渠黎州作为龟兹与焉耆交界的界州，唐军由西往东救援焉耆，当经由此州。文书(二)第12行所记“君义等救援焉耆(中缺)入?都府自至”，值得注意。结合第13、14行残存“经行阵前(中缺)获贼徒因而退败有功”内容考察，“都府”应指焉耆都督府，而8、9行记君义等“突围救援府城”之“府城”，显指安西都护府所在之城，二者是有区别的。(103)关键是“自至”如何理解?据文意分析，大概指张君义等来到某地，联系“渠黎州之印”在文书中的出现，此地或即渠黎州。如果这一理解不误，则“入?都府自至”是说张君义等进入焉耆，然后来到渠黎州。仔细比较文书(一)与文书(二)，可以发现，文书(二)所记张君义等救援焉者、“入都府自至”之事，是主管公验颁发的上级部门(即四镇经略使前军)在审查张君义作战立功情况时，所作的一个补充说明，文书(一)则无类似的记载。这一说明可能正是文书(二)钤“渠黎州之印”的原因，换言之，张君义等救援焉耆后回到渠黎州，然后由该州出发进行第二次战争。当然，也不排除渠黎州官府派人参与此次战争的可能性。(104)不管怎样，根据前揭唐朝对官印使用的规定，渠黎州官府应该知道唐军第二次行军作战的情况，故在张君义立功第贰等的公验钤上“渠黎州之印”，以证明张君义等作战立功的真实性。
　　由于唐军的打击，再加上东突厥默啜西侵所构成的威胁，突骑施娑葛被迫遣使降唐，唐朝册封其为归化可汗，并赐名守忠，召回周以悌，委任张玄表为四镇经略使，以稳定西域政局。景龙四年(710)，唐决定全力扑击东突厥，任命突骑施守忠为“金山道前大使”，统率蕃军与诸路唐军共同行动，(105)遗憾的是，由于朝廷发生政变，这次军事行动并未实施，但毕竟体现了唐朝利用娑葛力量以对付东突厥的政策。
　　五
　　综合以上研究，可总结如下：
　　唐中宗神龙、景龙年间，西域政局并不稳定，首先是突骑施乌质勒、娑葛与胡禄屋部酋长阿史那忠节的矛盾及其斗争，其次是东突厥默啜对西域的入侵。唐朝廷及西域地方军政长官在处理西域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朝臣宗楚客、纪处讷与西域碎叶镇守使周以悌支持阿史那忠节，主张消除突骑施娑葛在西域的势力；安西都护郭元振则支持娑葛，主张迁阿史那忠节部落于瓜、沙一带安置，从而稳定西域政局以全力对付东突厥。但朝廷最终还是采取了征讨突骑施娑葛的政策，致使娑葛反叛，杀唐大臣，举兵入寇，包围安西，导致四镇交通阻绝。碎叶镇守使周以悌乃率镇兵击娑葛，取得了“夺其所侵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的胜利，地点当发生在天山以北某地。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乃升周以悌为左(右)屯卫将军，命其代郭元振为四镇经略使，以对付娑葛。周以悌于是组织军队向突骑施发起了攻击，张君义所在的“四镇经略使前军”就是其中一军，由检校副使薛思楚率领，自天山以北南下而来，对安西都护府周围的突骑施军队发起了攻击，战斗共分两次，第一次是在景龙三年五月六日至十四日，经历了连山阵、临崖阵、白寺城阵、仏陁城阵、河曲阵、故城阵、临桥阵等11次战阵，其作战方向是由北面经雀离塔格山进入安西，再转向西面，又由西转向南面，基本是沿龟兹河道进行，同时也折射出古代龟兹交通的历史面貌。第二次是在同年的六月某日至二十五日，其作战方向大致是从安西往东救援焉耆，然后回至渠黎州，继续往西肃清距安西城较远的突骑施军队，经历了城北某阵、城西莲花寺东涧阵等战阵，最终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第一次战斗因有胡禄屋部军队参加，故在张君义立功第壹等的公验上钤上“盐泊都督府之印”。唐军第二次战斗则与渠黎州官府发生了联系，故在张君义立功第贰等的公验上钤上该州之印，以保证公验的法律效力。“盐泊都督府之印”与“渠黎州之印”在文书中的出现，体现了唐朝法律典章制度在西域地区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由于唐军的打击，突骑施娑葛被迫于景龙三年七月遣使投降。唐朝廷可能考虑到东突厥西侵对其在西域的统治会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调整了对突骑施娑葛的政策，册娑葛为归化可汗，并赐名守忠，召回周以悌，重新任命张玄表为四镇经略使，并在景龙四年对西域原有的边防体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由北庭都护兼任碎叶镇守使，统领天山以北民族事务，安西都护则主要负责天山以南事务。(106)不过，突骑施毕竟是西域地区新崛起的一支异姓势力，唐朝对其由征到抚的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这支力量对付东突厥，故睿宗景云二年(711)东突厥默啜西灭突骑施娑葛时，我们未看到唐朝廷对此有任何的援助行动，这其实反映了唐朝在西域地区的民族政策。
　　(本文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年第二十一辑，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①关于张君义文书的来源，张大千先生在文书的跋文中说，他是从莫高窟前的沙土中偶然挖到的。2000年，荣新江先生指出，据莫高窟北区石窟性质及所出文书，张君义文书当出自北区的某个洞窟，这四件文书就是当时的随葬品。这一说法颇值重视。参见荣新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②[日]大庭脩：《敦煌发现の张君义文书について》，《天理图书馆报ビブリア》二〇(古文书特集号)，1961年1O月；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伊势市：学校法人皇学馆出版部2003年版，第229—249页。以下引用此文观点，不另注。
　　③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兼论“勋告”制度渊源》，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349页；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225—243页。以下引用此文观点，不另注。
　　④[日]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6页，图版七、八、九。
　　⑤[日]内藤みどり：《“张君义文书”と唐·突骑施娑葛の关系》，载《小田义久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集》，京都：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1995年版，第181—209页。以下引用此文观点，不另注。
　　⑥中间残缺部分俱用“…………”表示。笔者未见文书原文，此处录文主要依据中村裕一氏书中所附图版及上述诸家的录文，并参考利用了内藤みどり氏的增补成果(括号内内容)，谨此鸣谢!文书录文又见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3—274、276—277页。
　　⑦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2000，p.86.文书中出现的人名“万清”，整理者释为“葛清”，细审该书后面所附图版，似应为“万清”。
　　⑧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91.
　　⑨参见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后改题为《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收入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82—105页。
　　⑩参见拙文：《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11)(唐)玄奘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12)(北魏)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12页。
　　(13)《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5)同上，第249—250页。
　　(16)如大谷3049号《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载：“苜蓿春茭壹束，上直钱陆文，下肆文。”[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453页；[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贰)，京都：法藏馆1990年版，第12页，图版一〇。
　　(17)[日]高楠顺次郎等编集：《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版，第896页。此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
　　(18)(宋)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46页。
　　(19)韩翔、陈世良：《龟兹佛寺之研究》，载新疆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20)参见陈国灿：《关于<唐建中五年(784)安西大都护府孔目司帖>释读中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1)(唐)杜佑：《通典》卷一九《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王永兴等点校本，第472页。
　　(22)(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112页。
　　(23)《资治通鉴》卷二〇八记神龙二年十二月时，郭元振已为安西大都护。第6608页。
　　(24)《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第6632页。
　　(25)《旧唐书》，第3045页；《资治通鉴》，第6625页。
　　(26)《册府元龟》，第4356页。
　　(27)《新唐书》，第4363页。
　　(28)《唐会要》，第1283页。
　　(29)《旧唐书》，第158页。
　　(30)《旧唐书》，第144、146页。
　　(31)《册府元龟》，第11342页。
　　(32)[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4年版，第273页。
　　(33)同上，第274页。
　　(3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景云〇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6—1127页。
　　(35)《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第1114—1115页；《新唐书》卷一一九《武平一传》，第4293—4295页。有关武平一生平及《景龙文馆记》之研究，可参见陶敏：《<景龙文馆记>考》，载《文史》第四十八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1—236页。
　　(36)《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景龙文馆记》记周以悌为“左屯卫将军”，墓志则记为“右屯卫将军”，二者孰是，尚有待证实。
　　(37)《资治通鉴》，第6625页。
　　(38)《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第146页。
　　(39)《新唐书》卷四《中宗纪》，第110页。
　　(40)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十二篇《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凉州西通安西驿道》，第489页。
　　(41)《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第147页；《新唐书》卷四《中宗纪》，第111页。
　　(42)《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第148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三年作七月庚辰(二十六日)，第6636页。笔者推测，七月庚辰可能是朝廷决定册封娑葛的时间，七月壬午则是正式遣使册封之时间。“归化可汗”，《资治通鉴》作“钦化可汗”。
　　(43)见大庭脩、内藤みどり前揭文，又唐耕耦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74—275页。按诸家皆释为“周将军方还”，据《唐代官文书研究》图版八，当释为“周将军放还”。
　　(44)《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8页。
　　(45)《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第4365页。
　　(46)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225页。
　　(47)大庭脩、中村裕一、内藤みどり皆释“泊”为“泪”，然唐代在西域设置的羁縻州府只有“盐泊都督府”，而无“盐泪都督府”。
　　(48)《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323页。
　　(49)参见[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4页。
　　(50)参见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6—387页。内藤みどり氏前揭文认为吐火罗国之叶护，不可能是设置“盐泊都督”的胡禄屋首领，衔名应复原为“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关于吐火罗叶护与阿史那忠节之间的关系，章群先生《关于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台湾唐代学者联谊会1989年版，第758页注15)一文已有一定解释。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1958年陕西文管会对乾陵进行实地勘察的拓片仍存“吐火……督阿史那忠节”数字(见《唐乾陵勘察记》，载《文物》1960年第4期)，证明二者确实存在联系。因此，笔者认为，陈国灿先生的复原成果不应轻易否定。
　　(51)《新唐书》，第1135页。
　　(52)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肆《四镇都督府领州名称、地望考》，第266—269页。
　　(53)[唐]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46页。
　　(54)参见《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卷“渠黎”条，第3310页；又《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渠犁国”条，第844页。
　　(55)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六三、六四图。
　　(56)二者“渠黎”同名，应为一地，有可能先为州，后升为都督府，这种事例在唐代西域地区并不少见，如《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所记北庭都护府管辖下的玄池、哥系等十蕃州，在《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陇右道羁縻州条都记为都督府，说明它们之间可能有一个由州升为都督府的过程。
　　(57)《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焉耆都督府不领州，龟兹都督府领州九，惜州名失载。第1134页。王小甫先生曾据相关史料考证出龟兹都督府所领之九州，但有些城是否为州，还有待研究。从“渠黎”一称及“渠黎州之印”存在的情况看，笔者认为，渠黎州应属龟兹都督府所辖东部之一州。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67页。
　　(58)[日]前田正名：《河西の历史地理学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此据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59)《文苑英华》卷九七二，第5113页。
　　(60)《旧唐书》，第2972页。
　　(61)(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606页。
　　(62)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龙朔〇五二，第270—271页。
　　(63)《册府元龟》，第1606页。
　　(64)《资治通鉴》，第6706页。
　　(65)同上，第6709页。
　　(66)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十一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图版第176—177页，日本学者町田隆吉先生的录文见第235页。参见拙文：《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九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2年，第210—225页。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67)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78—282页。
　　(68)长寿元年(692)王孝杰复四镇后，以汉兵三万戍守西域。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第6232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九月条，第6773页。开元、天宝时，四镇有兵二万四千人。见《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385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元年(742)春正月，第6847页。
　　(69)(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第11页。
　　(70)(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律》“伪写官文书印”、“诈为官文书及增减”条，刘俊文点校本，第453、460页。
　　(71)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246—247页。
　　(72)《唐会要》，第1323页。
　　(73)《通典》，第5462页。
　　(74)《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二年闰正月、十二月，第6598、6608页。
　　(75)《旧唐书》卷九二《宗楚客传》，第2972页。
　　(76)《通典》，第5462页。
　　(77)《旧唐书》，第3046页。
　　(78)《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第11582页。
　　(79)《旧唐书》，第3045页。
　　(80)唐耕耦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57页；又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81)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82)《资治通鉴》，第6620—6621页。
　　(83)《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诸镇、戍应遣番代，而违限不遣”条疏议，刘俊文点校本，第312页。
　　(84)《册府元龟》，第11649页。
　　(85)并参见《旧唐书》卷七《中宗纪》景龙二年七月癸巳，第146页。
　　(86)又据《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景龙元年冬十月丁丑记：“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第6617页)知仁愿在此战之后必夺取了漠南之地。
　　(87)《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第6607—6608页。
　　(88)《新唐书·突厥传下》记景龙中，阿史那忠节以重金赂宗楚客等，“愿无入朝，请导吐蕃击娑葛以报”(第6066页)。
　　(89)参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7页。
　　(90)《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6页。
　　(91)《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十二月，第6629页；又《旧唐书·郭元振传》，第3047—3048页。按诸书皆记此次娑葛率军攻陷了安西，但张君义文书却记突骑施“围绕安西”，未言安西被陷之事，而且唐军救援作战也主要围绕安西城周边进行。因此，安西城是否被陷，仍是一个疑问。
　　(92)参见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载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94—97页。
　　(93)《册府元龟》，第11443页。
　　(94)《旧唐书》，第147页；《新唐书》，第111页。
　　(95)《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323页。
　　(96)参见韩翔、陈世良：《龟兹佛寺之研究》，《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57页。
　　(97)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95页。
　　(98)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图版六六。
　　(99)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
　　(100)参见霍旭初：《敦煌佛教艺术的西传——从新发现的阿艾石窟谈起》，《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
　　(101)参见朱英荣：《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152、155页。
　　(102)周以悌既从娑葛手中夺回阿史那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则忠节部众参与唐军作战乃自然之事。
　　(103)关于“都府”，大庭脩先生认为是指焉耆都督府，值得重视，但把文书中的“府城”、“府镇”也理解为焉耆都督府，则存有疑问。内藤みどり先生对此已有所辨析。然而，内藤氏把“入都府”理解为“入安西都护府”，并指出文书(二)第12行即为君义等救援焉耆，然后进击入城之证言，恐怕也不妥当。因为文书(二)记录的是唐军第二次作战的情况，而第12行内容只是张君义作战立功的一个补充说明。
　　(104)《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中，与张君义同时授勋的还有“龟兹白野那”，朱雷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此为龟兹族人姓白者参加碛西四镇征戍军队之实证。因此，不排除渠黎州官府参加唐军第二次作战的可能性。
　　(105)《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苏颋《命吕休璟等北伐制》，第705页。
　　(106)《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苏颋《命吕休璟等北伐制》，第705页。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85—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