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布文集

　　蒙古族在古代多数是草原游牧民，即所谓“有毡帐的百姓”；一部分是森林狩猎民，即所谓“林木中百姓”，他们原来都无文字。南宋赵珙说：“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蒙鞑备录》)。南宋彭大雅、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说蒙古族“言语有音而无字”，又说：“鞑人本无字书”，“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
　　从现存史料来看，蒙古族最初曾借用汉字和回鹘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己丑的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元史》卷202《八思巴传》)。不过，后来的一些史料很少提到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情况，倒是常常指出蒙古族使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元朝色目人盛熙明于至正四年(1344年)以所著《法书考》8卷进呈顺帝。书中写道：“惟我皇元，兆基朔方，俗尚简古，刻木为信，犹结绳也。既而颇用北庭字(按指回鹘字)，书之羊革，犹竹简也”(《法书考》卷2)。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学士刘三吾在《华夷译语》序中说：“昔宋运告终，天命元君入主中国。其俗专骑射，尚杀伐，素无文字。以发号施令非文不传，故借高昌之书(按指回鹘字母)为本俗之典”。“其书一字数母，及复纽切，然后成文，繁复为甚。”那么，蒙古族最初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是在什么时候呢?据《元史·塔塔统阿传》说：“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大扬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由此可知蒙古族采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是在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之后。
　　13世纪中，欧洲天主教教士关于蒙古族最初使用文字的情况也有报道。例如意大利人普兰·迦儿宾在《小史》(Libellushistoricus)中曾经说过：“成吉思汗出征回鹘地面……他征服了他们，鞑靼人采用了他们的文字，因为在此以前鞑靼人还没有任何文字；现在这种文字被称为蒙古文”(见Christopher Dawson编《The Mongol Mission》第20、21页)。法国人卢不鲁克说：“鞑靼人用回鹘字母，从上往下写，读亦如此，一行一行从左到右。……蒙哥汗寄来的信，是蒙古语而用回鹘字书写的”(见上引书第140页)。
　　中西史料互相参证，可见1204年以后蒙古族开始使用以回鹘字母为基础的竖写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后来所说的回鹘式蒙古文。
　　回鹘字母来源于粟特(即窣利)字母。玄奘说：窣利“字源简略，本三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见《大唐西域记》卷1)。公元11世纪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在《突厥语词典》中列举了18个回鹘字母。元末的著名学者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提到过回鹘字母。他说：“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见《书史会要》卷之八《外域·畏吾儿字》)所谓“重名”字母，指的是写法不同但实际读音相同的字母变体。
　　至于蒙古族最初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时使用多少个字母，至今尚未发现直接的记载。后人对元代回鹘式蒙古文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其字母总数为19个(见拙文《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载《蒙古语言文学》1981年第2期)。
　　回鹘式蒙古文的拼写法基本上沿用回鹘文的规则。不但字母与读音的关系、字母在不同位置上的变体基本一致，就连行款、程式等等也都一样。
　　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在公元1269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曾经受到限制。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即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后改称“蒙古字”，今通称“八思巴字”)。这是一种脱胎于藏文字母的竖写拼音文字，大多数字母与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少数新造的字母也以相应的藏文符号为基础(见照那斯图：《论八思巴字》，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蒙古新字于公元1269年正式颁行。此后朝廷三令五申，限制使用回鹘式蒙古文(见上引《元史》卷10《世祖纪》7)。到了元朝后期，回鹘式蒙古文又逐渐通行。
　　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到17世纪初发展成为两个支派。一支是现在通行于我国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蒙古文，一支是只在新疆蒙古族中使用的托忒文。这两种现代蒙古文，无论在字母表或在拼写法方面都同回鹘式蒙古文有明显的区别。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原件传世者不多。今存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有写本、刻本、碑铭、印文、符牌等几大类。
　　元代的回鹘式蒙古文写本有伊儿汗国诸王的官方文牍(通行证、外交信函等)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蒙古语译文(《亚历山大传奇》残卷)。伊儿汗国诸王的官方文牍都签有日期，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元朝与西方的政治、军事、文化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伊尔汗阿鲁浑于公元1289年致法国国王腓力普的外交信件(原件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见阿贝尔-雷米札：《关于教皇与法国国王同蒙古皇帝之间的政治交往》，载法国《科学院通报》1824年第4期)，其内容是敦促腓力普践约，出兵协助蒙古军队进攻埃及。阿鲁浑于公元1290年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的信函，是对教皇劝其接受基督教洗礼的答复(原件藏于梵蒂冈机密档案馆，见田清波、柯立甫合写的《梵蒂冈机密档案馆的三件蒙古文文献》，载《哈佛亚洲学报》1952年第15卷)。伊儿汗合赞于公元1302年致罗马教皇保尼法斯八世的信函(原件藏于梵蒂冈机密档案馆，见上引《梵蒂冈机密档案馆的三件蒙古文文献》)，其内容是邀请教廷出兵合攻埃及。伊儿汗完者都于公元1305年致法国国王腓力普的信函(原件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见上引法国《科学院通报》1824年第4期阿贝尔-雷米札的论文)，则是重申愿与法国修好。
　　从吐鲁番出土的《亚历山大传奇》蒙古文译本(原件藏德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见柯立甫：《亚历山大传奇的古代蒙古文译本》，载《哈佛亚洲学报》1959年第22卷)，对研究元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有趣的线索。《亚历山大传奇》写的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寻求长生圣水的故事。原作成书于公元1世纪，有拉丁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译本等多种。就目前所知，此书传入中国仅见蒙古文译本。
　　明代的回鹘式蒙古文写本有代宗朱祁钰于景泰四年(1453年)给剌儿地面头目咩力儿吉的敕谕(此件最初由塔赫辛玉兹刊布在《突厥的纺织品与丝绒》中，见《哈佛亚洲学报》1950年第13卷)、万历八年(1580年)顺义王俺达汗的贡马表(见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的插图)，以及四夷馆抄录的《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和来文(原件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朱祁钰的敕谕原件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喀皮宫博物馆。此件表明在明代中叶，蒙古文仍然是一种通用的官方文字，是中国朝廷同西域交往使用的工具。
　　目前已经发现的回鹘式蒙古文刻本只有元代的汉蒙合璧《孝经》(原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入菩提行论疏》残卷(原件藏于德国科学院，见海涅什编：《柏林吐鲁番资料汇编》，又见柯立甫：《1312年搠思吉斡节儿所著入菩提行论疏》，载《哈佛亚洲学报》1954年第17卷)两种。它们分别代表儒家经典和佛教经典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这两种文献不仅对研究元代蒙古族的意识形态有参考价值，而且对探讨蒙古族的语言史、文字史、翻译史也有重要意义。
　　元代的回鹘式蒙古文碑铭，传世者约有10件，而以公元1225年的《也松格碑铭》为最早。此碑记述成吉思汗西征班师途中于不哈速赤忽之地设宴犒劳将士时，成吉思汗的侄子也松格射箭达335步之遥的盛况(见普日莱《成吉思汗碑铭》，载《蒙古研究》1962年第3卷)。此碑现存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有两件是纯粹用蒙古文撰写的。除《也松格碑铭》外，另一件是昆明筇竹寺的《云南王藏经碑》。此碑成于公元1340年，涉及秃坚之乱，为研究元代蒙古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佐证(见拙文《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考释》，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此外还有《张氏先茔碑》、《竹温台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见柯立甫：《汉蒙对照碑铭》，载《哈佛亚洲学报》1949年第12卷、1950年第13卷、1951年第14卷)等汉蒙对照碑铭，涉及元代统治阶级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举措，可资元史研究工作者参考。这几件碑铭的蒙古文本虽然是根据汉文原本翻译而成，但行文略有增删，内容有出入，所以，蒙古文本仍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元定宗贵由汗的御玺已经失传，据说是俄罗斯匠人库斯玛所制。但是，贵由汗御玺的印文却保存在梵蒂冈收藏的一封用波斯文缮写的外交信件上面(见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印文的大意是：“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大汗圣旨：所到各处民人一体敬畏!”
　　在19世纪中叶，俄国第聂伯河畔曾出土银质长牌，其上镌有窝阔台系诸王俺都剌的令旨。这是现存元代文物中仅有的一件完全用回鹘式蒙古文写就的符牌(见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插图《蒙古畏兀儿字牌》)。
　　总之，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首先，在历史学方面，这些文献可以补充史籍著录之不足。其次，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这些文献又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对于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来说，这些文献都是稀世珍宝。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