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布文集

　　朝鲜是历史上与蒙古有密切交往的民族之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许多朝鲜学者致力于蒙古学。他们潜心研究蒙古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
　　高丽朝(918-1392)的通文馆，李朝(1392-1910)的司译院，都是朝鲜历史上蒙古学家荟萃的处所。通文馆、司译院是当时朝鲜政府中掌管与邻邦交往和翻译事务的机构，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编纂了成套的语文工具书。
　　李朝的司译院设有汉、蒙、倭、清四学。据《世宗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等文献记载，司译院使用的蒙学书籍就有20余种。但是，其中多数已于兵燹中毁灭。流传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只有《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蒙语类解》、《语录解》、《蒙语老乞大十二字头文》等数种。《老乞大》、《捷解》是会话体的蒙古语课本。《类解》是汉、朝、蒙三种语言对照的分类词典。《语录解》是讲授蒙古语语法的教材。《十二字头文》是用朝鲜训民正音字母注音的蒙古文字母表。这五种著作恰好组成一套完整的读物，语音、语法、词汇、话语材料，应有尽有，是学习蒙古语的理想的工具书。本文仅就其中的《语录解》作一些初步研究。
　　《语录解》是朝鲜学者研究蒙古语语法的发轫之作。《语录解》的作者，根据司译院汉学行副司直李瀷于1790年写的《蒙学三书重刊序》的说法，应是当时的蒙学训长方孝彦。李瀷说方孝彦实际主持了《蒙语老乞大》、《蒙语类解》、《捷解蒙语》三部书的修订、重刊工作，与此同时还汇编了《类解补》，“且集语录数百句，附之卷末”。但是，现代朝鲜学者中有人认为《语录解》在方孝彦编《类解补》之前已经存在，方孝彦只是大幅度地修改、补充了李亿成于1768年刊行的《蒙语类解》中的《语录解》罢了。尽管《语录解》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方孝彦与《语录解》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研究蒙古语语法很有贡献的一位朝鲜学者。
　　在现存的版本中，《语录解》有附在《蒙语类解补编》之后的(奎章阁木刻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收藏的手抄本)，也有附在《蒙语老乞大》卷1之后的(东洋文库收藏的木刻本)。据朝鲜学者研究，这三种本子内容一致。此外，东洋文库还有一种《语录解》的手抄本，是附在手抄本《蒙语老乞大》卷8之后的，这个本子在体例上与上述三个本子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对《语录解》所作的分析，依据的是奎章阁木刻本《语录解》的影印件。全文共16面(8叶)，每面10行。
　　《语录解》的特点
　　在现代语言学兴起之前的传统语文学阶段，差不多与《语录解》属于同一个时代的还有两篇与蒙古语语法有关的作品。这两篇作品都出自蒙古族学者之手。一篇是丹津达格巴编写的《蒙文启蒙诠释》(写于1723-1736年之间)，另一篇是赛尚阿纂辑的《蒙文法程》(其父作于1814年以前)。
　　《蒙文启蒙诠释》是在古代印度梵文文法(声明)和西藏传统文法(三十颂)影响之下写成的。其中有关蒙古语语法的内容分别安排在“啭声”、“词尾”和“语气”3个范畴中叙述。在“啭声”中讲到4种格后缀(主格是零形式，不算)。在“词尾”中除了重复在“啭声”中已经提到过的4种格后缀之外，还讲了另一种格后缀和一种构词后缀，以及3种助词。在“语气”中讲到2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一种强调助词，2种并列连词和6种语气词。此外，在“非终结词”的名目下还讲到先行副动词和并列副动词的后缀。在这篇著作中总共涉及21种语法形式。丹津达格巴讲解蒙古语的语法形式采取先讲功能后举例的方式，表明他对一些语法范畴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企图按照一定的语法体系来处理这些语法形式。但是，他把一些语法形式重复地放到不同的范畴中解说，思路显得不够清晰，露出套用梵文文法的痕迹。
　　《蒙文法程》关于蒙古语语法形式的处理比较简单，只是以动词kele-为例，用满、蒙两种语言对照的方式列举了163种变化形式(其中有单纯形式也有复合形式)和依附在它后面的两种助动词的变化形式。在这些语法形式中，有动词的陈述式、祈使式、形动词、副动词的后缀，以及使动态、交互态、共同态的后缀，有格后缀和第三人称领属后缀，有助动词和虚词(多数是语气词)。赛尚阿的用意在于为满蒙对译提供一套语法形式的规范写法，作为行文时的参考。他对蒙古语的各种语法形式既未分类也未作任何解释。
　　同上述两篇蒙古语语法著作相比，《语录解》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语录解》的作者另辟蹊径，把辑录的蒙古语语法形式与汉语和朝鲜语相应的虚字加以对照，逐项解释其意义，并且尽可能指出在句子里经常联用的词语或语法形式，注意相关成分的前后照应，最后用汉、蒙对照的例句表明其具体用法。朝鲜学者研究蒙古语的立足点与蒙古族学者不同，他们是把蒙古语当作一种外语来研究的。《语录解》侧重于阐明语法形式的意义和用法，用不同语言对照的方式释义、举例，对学习和掌握蒙古语，对蒙-朝两种语言的对译很有实用价值。在《语录解》里把蒙古语的语法形式和有关的正字法问题一共归纳成53条。在这53条中，除最后两条是解释正字法规则的，其余51条讲的都是语法现象。有些条目，作者是从意义相近或相通着眼，把不同的语法范畴合并在一起叙述的。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做法显得系统性较差，与现代语法著作的通例有所不合，似乎不足为训。但是，如果体会作者的用心在于辨析语法意义的异同，特别是能够注意到不同语法形式之间的联系(意义上的联系或用法上的联系)，不能不说在教学上还是颇能给人以启发的。无论从独创性上看还是从实用性上看，《语录解》都是值得称道的。
　　《语录解》的内容
　　据我们的统计，《语录解》中直接和间接触及的语法形式达115种之多。在条目中列出来的有94种，条目中没有列出来但是在释文和例句中出现的还有21种。这里把一种语法形式按元音和谐律区分开的几个变体只当作一种来计算。代词的几种变格词干以主格词干为代表。助动词只统计词干。下面按现代蒙古语语法著作中常用的系统和范畴，把这些语法形式重新加以排列，前面带*号的是条目中没有列出来但是在释文或例句中出现的语法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语录解》除句法外，几乎把蒙古语词法的各个方面都触及到了，对蒙古语语法的认识可以说相当全面。朝鲜学者对蒙古语语法形式所表示的意义体会得也相当准确，很少失误。远在200年前，朝鲜的蒙古学家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惊叹!
　　由于时代的局限，《语录解》在方法论方面还不够完善。尽管作者对蒙古语的语法形式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是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语法范畴和语法体系，条目的排列缺乏秩序。尤其是有些常用的语法形式，出现频率很高，却没有归纳到适当的条目中去叙述，只是在有关的条目释文和举例中出现。这是明显的疏忽和遗漏。我们指出这些问题，毫无苛求古人的意思，只是企图全面地介绍这篇著作罢了。
　　最后，我要向赐给我有关资料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蒙古学家罗依果博士表示谢意。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朝鲜学者编辑的蒙古学文献，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写成这篇论文的基础。我还要向帮助我翻译朝鲜文资料的同事、研究朝鲜语的专家宣德五同志和金淳培同志表示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没有可能利用朝鲜学者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本文为1987年9月25日至29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
　　主要参考书目：
　　《蒙语老乞大》，国学资料第8辑，西江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
　　金炯秀：《蒙学三书研究》第1辑，萤雪出版社，1974年。
　　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蒙古语文研究资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赛尚阿：《蒙文晰义》，1848年。
　　释法尊：《藏文文法》，汉藏教理院，1940年。
　　吕：《声明略》。
　　(原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