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扶南乐
早在公元三至六世纪，扶南国(今柬埔寨及越南、泰国部分地区)之乐舞已传入中国内地。如三国吴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①。至隋代，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遣刘芳攻林邑(今越南中部)，“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通典》作‘匏瑟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②。“工人”者，乐工也。按中国古代将乐器统分为“八音”，即金、石、革、土、丝、木、匏、竹，主要以制作乐器的材料而发出不同音色而言。匏琴之“匏”，即“瓠也，女娲氏造。列管于匏上，内簧其中，《尔雅》谓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今之竽、笙，并以木代匏而漆之，无复音矣”③。因此，近代学者多指扶南之“匏琴”属八音中的“匏”，系笙、竽之类乐器。其实，这是误解。匏琴应属八音中的“丝”音部，是琴的一种。④
事实上，在隋大业元年刘芳征林邑之前，京师长安已有了较完整的扶南乐。据《隋书》卷一五《音乐志》记：“始开皇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日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也就是说，在隋文帝开皇初，扶南乐虽未正式列入七部乐内，但此乐确实已存在。大业元年炀帝改林邑所获之扶南乐工及乐器，可能为直接来自扶南，故有上述记载。
然而，唐代杜佑撰《通典》卷一四六“乐六”却与上之记载不同，“讌乐，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下注九部乐中有“扶南乐”，列为第四。《唐会要》卷三三讌乐条，也有如上的记载，又说：“今《通典》所载十部之乐(指唐贞观十六年改隋九部乐为十部乐——引者)，无扶南乐，只有天竺乐，不见南蛮乐。”以上两书均载扶南乐曾为隋九部乐之一。但《隋书》卷一五《音乐志》记：“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即清商乐——引者)、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内中并无扶南乐，而有天竺乐。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记载呢?其原因，正如《唐会要》卷三三《南蛮诸国乐》所说：“扶南、天竺二国乐，隋代全用天竺，列于乐部，不用扶南。因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转写其声。”前一句说明上引《隋书》记隋九部乐无扶南乐是正确的；后一句又说天竺乐多转写扶南乐声，实际上是扶南乐。因此，有以上两种不同的记载。
由此可知，隋代九部乐中，扶南乐也实居其一，只不过乐器用天竺乐器而已。隋唐时，扶南、南诏、骠国(今缅甸)、天竺乐统称为“南蛮乐”。扶南、林邑、骠国等南海诸国的文化深受印度文化之影响，甚至有“印度化”之倾向，而且各国使用的文字(梵文)、法律、文学、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均同于印度，故其乐舞也深受印度的影响，当然诸国也还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之故，中国史籍甚至记南海国家，如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宋卡一带)，⑤即“奏天竺乐”⑥。扶南乐当属印度乐系。其次，隋唐时，从西域及中亚传来的胡乐，如隋九部乐中的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唐十部乐中又增高昌乐，甚至西凉乐，从西域传入的天竺乐，皆属“胡乐”。其中的天竺乐，过去学者大都以为均系西域直接径陆上传入，事实上天竺乐就是通过南海诸国传入中国内地，是另一条传播渠道。在胡乐充斥隋唐京师长安宫廷之时，扶南乐(或通过天竺乐)能占有一席之地，的确是难得的。
至唐初，讌享之乐仍用隋九部乐，至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始制定十部乐(增一“高昌乐”)。内天竺乐仍杂有扶南乐声。而唐代沿历代王朝旧例，宫廷有“四方之乐”，即：高丽乐、百济乐，东夷之乐也；扶南乐、天竺乐、骠国乐，⑦南蛮之乐也；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西戎之乐也；鲜卑、吐谷浑、部落稽等马上乐，北狄乐也。⑧所谓“南蛮乐”中，骠国乐容后再论；扶南乐与天竺乐相似，前者虽未直接列入十部乐之内，但扶南乐却在其中。又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俳优条记：“夷部乐，即有扶南、高丽、高昌、骠兹(骠国)、康国、疏勒、西凉。”将扶南乐与其他列入十部乐的音乐并列。由此可见，扶南乐在唐都长安不仅作为“四夷之乐”之一而存在，且在燕乐十部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广义的燕乐，由最初的十部乐，后又发展为立、坐二部伎，“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坐部伎有讌乐(狭义之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⑩其中也有与扶南乐有关者，如立部伎中的“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鹜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即今斯里兰卡——引者)等国。缀毛为衣，像其俛仰驯押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拤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11)。此舞与今日中国南方的狮舞相似，“师子”虽原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但舞者却作“昆仑象”。众所周知，“昆仑”系当时南海诸国之泛称，即作南海诸国(包括扶南)服饰和形态。又坐部伎之“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维大袖，并画鸜鹆(俗称‘八哥’——引者)，冠作鸟像……”(12)。按此能言鸟，仍属鹦鹉、八哥一类，多产于岭南及南海诸国，广州献之，当与南海诸国有关。
至于扶南乐本身的情况，史籍记载并不多。《通典》卷一四六《乐六》记载算较详细的：“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衣，朝霞行缠(即绑脚布)，赤皮鞋。隋代全用天竺乐，今其存者，有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箫、横笛、筚篥、铜钹、贝。”而“天竺乐，乐工皂丝布幞头巾，白练襦，紫绫袴，绯帔。舞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缠，碧麻鞋。乐用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铜钹、贝，其都昙鼓今亡”。两种乐相比较，舞者二人同，但所著衣饰异，扶南舞人作朝霞衣及行缠，即用金色朝霞之木棉布为之，此为南海诸国之特产。如赤土国，“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13)；林邑国王“衣朝霞布”(14)，堕和罗国属国陀洹(在今马来半岛北部)，“以白*(左疊右毛)(棉布)、朝霞布为衣”(15)。而天竺乐舞者则著朝霞袈裟(僧衣)。两乐之乐器几乎完全相同，盖因隋代以天竺乐器代替扶南乐器之故。扶南国及南海诸国乐器，事实上也与天竺乐乐器大致相同。如《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哥罗国(今马来半岛吉打西北一带)条记，其国“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蠡(即‘贝’)”。
现对扶南乐和天竺乐乐器作进一步分析：
羯鼓、都昙鼓、毛员鼓：均属“八音”中的“革”音。《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记：“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毛员鼓，似都昙鼓而稍大。”唐玄宗最喜击羯鼓，是此中妙手。此处“羯”系泛指今西北少数民族或中亚胡人。唐南卓撰有《羯鼓录》一书。
筚篥：属“八音”中的“竹”音。“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声悲”；“或云儒者相传胡人吹角，以惊马；一名笳管，以芦为首，竹为管”(16)。此乐器在“胡乐”中普遍使用，竖吹，管短而粗，唐墓出土的乐舞俑或鼓吹俑多有吹筚篥者。
横笛：《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记：“笛，汉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元出于羌中。短笛，修尺有咫。长笛、短笛之间谓之中管。”又《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亦说：“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下注云：“横笛，小吹篪也。”此乐器源于羌族，属八音中的“竹”音。
箫：此器亦属八音中的“竹”音。《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箫，舜所造也。《尔雅》谓之筊。大曰*(上?下言)，二十三管，修尺四寸。”按唐代的箫有两种：竖吹者名“尺八”，或称为“洞箫”，如今之箫；(17)横吹者名“排箫”，“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18)。唐代一般所谓的箫，均指排箫，扶南国乐所用箫，亦为此。天竺乐未记有此乐器。
铜钹：《通典》卷一四四《乐四》记：“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圆数尺，或谓齐穆王素所造。”铜钹应为天竺及南海诸国原有的乐器，后引入胡乐之中。现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出土的唐代铜钹实物。此乐器属八音中的“金”音。
贝：《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云：“贝，大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所谓“贝”，即螺号，大者也名“蠡”。此乐器不在中国传统的“八音”之内，是南蛮(即南海诸国、天竺等)特有的乐器。
以上是扶南乐之乐器(实际上也为天竺乐乐器)，而天竺乐除用以上乐器外还有：
凤首箜篌：中国古代箜篌，“其形似瑟而小，弦用拨弹之，如琵琶也”；东汉末，传入“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颈有轸”(19)。天竺乐的凤首箜篌当属竖箜篌之类，似今之竖琴，颈上有轸，似凤首，故有此名。其源于古希腊之竖琴，由罗马帝国东传至东亚，在中国古代此乐器属“八音”中的“丝”音。
琵琶、五弦琵琶：汉代，琵琶四絃，传说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20)。此即隋唐清乐所用，又名“秦汉子”，一般直项。“五絃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搊琵琶是也。”(21)此乐器仍属“八音”中“丝”音。
此外，南海诸国(包括扶南)还有一种特有的乐器，即上述哥罗国乐器中的“铁鼓”，而一般用铜铸，称为“铜鼓”。《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记：“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余。”南海诸国与岭南各族一样，铜鼓是其最重要的乐器，也是祭祀等活动使用的乐器，一直流传至今。
扶南乐的歌辞今已不存，但唐代诗人也有为其乐作词者，如王维就曾作《扶南曲歌辞五首》，收录在《全唐诗》卷一二五内。编者说：“《通典》云：武德初，因隋旧制，奏九部乐，四日扶南。《唐书·礼乐志》云：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自河西至者，有扶南乐舞。”按清代编纂之《全唐诗》编者所说《新唐书·礼乐志》“有扶南乐舞”句，实误。尽管如此，王维撰扶南曲歌辞一事，说明扶南乐在唐代仍有一定的影响，故诗人为扶南曲配词。王维此诗有五首，其一曰：“翠羽流苏帐，春眠曙不开。羞从面色起，娇逐语声来。早向昭阳殿，君王中使催。”(22)
总之，以扶南乐为主的南海诸国的乐舞，在隋唐时期，通过朝贡等形式传到京师长安。除扶南乐外，还有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所献之“杂乐人”(23)；诃陵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所献之“女乐”等。(24)以上诸乐对长安宫廷及民间乐舞均有一定的影响。
二 骠国乐
唐德宗即位初，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奉朝廷之命通和云南(南诏)以抗吐蕃的策略，多次遣使南诏。而南诏此时也不堪吐蕃的重役和欺压，在清平官(宰相)郑回(原系汉人)的劝说下，也愿意与唐和好如初。于是，在唐贞元九年(793年)，南诏王异牟寻遣使臣杨传盛、赵莫罗眉、杨大和坚(坚，一作“眉”)分由安南(治今越南河内)、西川、黔中三道，携书至唐求和好。其中，安南一路(杨传盛)到达安南，都护赵昌将书信及礼品、使者送至长安。(25)余二路使达成都，韦皋得书信及礼物后，也护送至京师。翌年初，韦皋所遣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至南诏都城羊苴哶城(今云南大理)，与异牟寻结盟于点苍山神祠。(26)同年六月，唐朝正式派祠部郎中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御史，至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袁滋一行从戎州(治今四川宜宾)石门道至南诏都城。至今在四川盐津县南豆沙关(即唐石门关)仍留有袁滋一行过此镌刻的“石门摩崖题铭”。此后，南诏与吐蕃决裂，并配合唐朝攻吐蕃。
南诏归服唐朝之后，原服属于南诏的骠国才有可能与唐朝建立直接的朝贡关系。正如《新唐书》卷二二二《骠国传》所说：“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韦皋先将所进之南诏乐改编为《南诏奉圣乐》以进。据《唐会要》卷三三、《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南诏献“奉圣乐”是在贞元十六年(800年)春；则南诏遣使奉乐至西川，当在此前一年或两年。其所献乐，当为韦皋改编过的南诏乐，而非骠国乐。在《新唐书》卷二二二《骠国传》中，有此乐的详细记录。
南诏乐也属“南蛮乐”，但“奉圣乐”已经韦皋改制，从其乐器及乐部名(如龟兹部、大鼓部、胡部、军乐部)看，此乐受西域胡乐影响较大，已失真正南蛮乐之精华。但其乐工、舞人服饰却作“南诏衣”；如舞人著“绛裙襦，黑头囊，金佉苴(金腰带)，画皮鞾，首饰袜额，冠金宝花鬘，襦上复加画半臂”。其歌也多有南诏音律，如有“天南滇越俗四章”等。
上引《新唐书·骠国传》又记：骠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据《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说，献乐是在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乙丑，且记：“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贡，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27)诸书记载骠王姓名，有作“摩诃思那”者(如《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贞元十八年条)，此应为一大臣之爵号，作“雍羌”是。(28)骠王遣使，诸书记载各异，有谓遣子或弟“悉利利(夷)”，又作“舒难陀”等。据有的学者考证，应以自居易为德宗起草致骠书中所记“国王之子舒难陀”为确，舒难陀为“悉利移城主”(29)。此城又名悉利城，在今缅甸阿瓦，正当由云南入缅甸、印度的交通要道上。(30)骠国使团是贞元十八年正月抵京师长安，此前又先至成都韦皋处，故其出发时当在贞元十六至十七年间。
《新唐书·骠国传》将骠国乐乐器按“八音”分类，对每“音”乐器作了详细的论述：(31)
“金二”：之一，“铃钹四，制如龟兹部(指龟兹部铜钹——引者)，周圆三寸，贯以韦，击磕应节”。之二，“铁板二，长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系以韦，与铃钹皆饰絛纷，以花*(左疊右毛)缕为*(上蕊下木)。”絛纷，即丝带。此乐器为骠国乐所特有，似胡乐中的拍板，但不用木制而用铁，声更清亮悦耳。
“贝一”：即“螺贝四，大者可容一开，饰絛纷”。如前述，贝大者又名蠡，系海螺之类乐器，为南蛮乐等所特有。骠国乐用螺贝四，可见其在乐中的地位较为重要。
“丝七”：之一，“凤首箜篌二：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虺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顶有条，轸有鼍(音tuo，今之扬子鳄——引者)首”。按此乐器天竺乐、高丽乐皆有，但各自形制及装饰各异。之二，“筝二：其一形如鼍，长四尺，有四足，虚腹，以鼍皮饰背，面及仰肩如琴，广七寸，腹阔八寸，尾长尺余，卷上虚中，施关以张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饰彩花，傅以虺皮为别”。此筝与唐内地使用之筝差别较大，“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以片竹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32)。之三，“龙首琵琶一，如龟兹制(即曲项琵琶)，而项长二尺六寸余，腹广六寸，二龙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数，两轸在项，一在颈，其覆形如师子”。所谓“如龟兹制”，应即胡乐中龟兹乐的曲项琵琶(四絃)或五弦琵琶，但其项装饰特异，弦数也多(六絃)。之四，“云头琵琶一，形如前，而饰虺皮，四面有牙钉，以云为首，轸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饰虺皮，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此为拨弹，形制如龙首琵琶；其拨弹器刻一舞昆仑人像，也甚特别。之五，“大匏琴二”，按此“匏琴”指琴，而非竽、笙之“匏”，属八音中的“丝”音。此琴“覆以半匏(葫芦之类)，皆彩画之，上加铜瓯。以竹为琴，作虺文横其上，长三尺余，头曲如拱，长二寸，以絛系腹，穿瓯及匏本，可受二升。大弦应太簇，次弦应姑洗。”之六，“独弦匏琴，以班竹为之，不加饰，刻木为虺首，张弦无轸，以弦系顶，有四柱如龟兹琵琶，弦应太簇。”之七，“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长二尺，大弦应南吕，次应应钟。”以上七种乐器，均为“丝”音，系骠国乐之主要乐器。
“竹二”：之一，“横笛二：一长尺余，取其合律，去节无爪，以蜡实首，上加师子头，以牙为之，穴六以应黄钟商，备五音七声；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与荀勗《笛谱》同，又与清商部钟声合。”之二，“两头笛二，长二尺八寸，中隔一节，节左右开冲气穴，两端皆分洞体为笛量。左端应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宾，三夷则。右端应林钟，管末三穴：一南吕，二应钟，三大吕。下托指一穴，应清太簇。两洞体七穴，共备黄钟、林钟两均。”此笛特出，为骠国乐所独有。
“匏二”：之一，“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凤翼，大管长四尺八寸五分，余管参差相次，制如笙管，形亦类凤翼，竹为簧，穿匏达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为簧，无匏音，唯骠国得古制”。之二，“小匏笙二，制如大笙，律应林钟商。”
“革二”：之一，“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广下锐，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广不过首，冒以虺皮，束三为一，碧絛约之，下当地则不冒，四面画骠国工伎执笙鼓以为饰。”之二，“小鼓四，制如腰鼓，长五寸，首广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钉彩饰，无柄，摇之为乐节，引赞者皆执之”。
“牙一”：“牙笙，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双簧皆应姑洗。”
“角二”：之一，“三角笙，亦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应姑洗，余应南吕，角锐在下，穿匏达本，柄觜皆直”。之二，“两角笙，亦穿匏达本，上植二牛角，簧应姑洗，匏以彩饰”。
以上骠国乐乐器共八类(八音)，十九种，乐工二十二人。其乐器与唐朝内地传统乐器及流行的胡乐乐器，无论在形制、装饰等方面均有不同。其形制特异，朱漆彩画，丝絛垂条，令人耳目一新。无怪乎乐团到成都，韦皋觉其“异常”，图画以进。到了京师长安，更是轰动一时，许多诗人作诗以记，或以诗为谏。
特别是上引《新唐书》的记载(可能来自韦皋的记录)，将骠国乐乐器材料、制作、形状、装饰，甚至包括音律(内有十件乐器有音律记载)，都有记述。而这一切在今缅甸已失传，人们可以根据上述记载，复原所有的乐器。这对于音乐史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十分珍贵的财富。
骠国乐曲共十二首，上引《新唐书·骠国传》也有详细记录：
“一日佛印，骠云没驮弥，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日赞娑罗花，骠云咙莽第，国人以花为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鸽，骠云答都，美其飞止遂情也。四曰白鹤游，骠云苏谩底哩，谓翔则摩空，行则徐步也。五曰斗羊胜，骠云来乃。其人见二羊斗海岸，强者则见，弱者入山，时人谓之‘来乃’。来乃者，胜势也。六曰龙首独琴，骠云弥思弥，此一絃而五音备，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七曰禅定，骠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七曲唱舞，皆律应黄钟商。八曰甘蔗王，骠云遏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骠云桃台，谓毛采光华也。十曰野鹅，谓飞止必双，徒侣毕会也。十一日宴乐，骠云笼聪网摩，谓时康宴会嘉也。十二曰涤烦，亦曰笙舞，骠云扈那，谓时涤烦暋，以此适情也。五曲律应黄钟两均：一黄钟商伊越调，一林钟商小植调。”
以上十二乐曲曲名及含义、语原音等，记载颇详。骠国与其他南海诸国一样，深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从乐曲看，有直接与佛教有关的乐曲(如赞娑罗花、禅定、甘蔗等)，但并非如有的中国史籍所说：“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辞”(33)；或说：“大抵皆夷狄之器，其声曲不隶于有司，故无足采也。”(34)今缅甸本国已无公元七至十世纪的这些乐舞资料，以上记载为今缅甸古代乐舞保存了一份极为宝贵的资料，可供缅甸及中外学者们研究；而骠国乐能不远万里在唐京师长安表演，本身就是唐朝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很有意义。
又骠国所属之弥臣国(在今缅甸白古地区)(35)也有乐舞，“与骠国乐同”。弥臣乐也传入了南诏，前述贞元十年唐册南诏王使臣袁滋等在南诏，“皆见此乐”(36)。
至于骠国乐乐工服饰及舞容等情况，上述《新唐书·骠国传》及唐诗中，有所描述。《新唐书》记：“乐工皆昆仑(南海诸国的别称——引者)，衣绛*(左疊右毛)(大红棉布衣——引者)，朝霞为蔽膝，谓之械襔。两肩加朝霞，络腋。足臂有金宝环钏。冠金冠，左右珥珰，絛贯花鬘，珥双簪，散以毳(细绒毛——引者)。”此服饰与今印度、东南亚诸国歌舞者所著有些相似。
骠国乐初奏时，“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其舞容随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或十，皆珠冒(即缀有真珠之类装饰的帽子——引者)，拜首稽首以终节”。
又白居易的乐府诗《骠国乐》：“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一作‘举’)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玉螺(即‘贝’)一吹椎髻耸，铜鼓一(一作‘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发斗薮龙蛇动。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左右欢呼何翕习，至尊德广之所及。须臾百辟诣閤门，俯伏拜表贺至尊。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37)元稹也有《骠国乐》诗：“骠之乐器头象驼，音声不合十二和。促舞跳趫筋节硬，繁辞变乱名字讹。千弹万唱皆咽咽，左旋右转空傞傞。俯地呼天终不会，曲成调变当如何。德宗深意在柔远，笙镛不御停娇(一作‘嫔’)娥。史馆书为朝贡传，太常编人鞮靺科……”(38)两位诗人对骠国乐音乐、舞容有精彩的描绘，但两诗的后半部都借献乐一事，讽喻人君应爱民富国，不要贪图外夷朝化之虚名。
除元、白两诗人外，还有胡直均等存留有关于骠国乐的诗篇(39)；开州刺史唐次并以《骠国献乐颂》以献进。(40)尽管有如白居易、元稹等人不以骠国献乐为然，但从唐朝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角度看，此事也应算作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为后人所称赞。
(原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通报》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① 《三国志·吴志》卷四七《吴主传》。
②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③ 同上。
④ 见后述之“骠国乐”。
⑤ 关于赤土国的位置，中外学者意见分歧，本文取今马来半岛宋卡至北大年说。
⑥ 《隋书》卷八二《南蛮·赤土传》。
⑦ 《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南蛮乐多一“南诏乐”。
⑧ 以上见《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⑨ 《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⑩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11) 《通典》卷一四六《乐六》。
(12) 《通典》卷一四六《乐六》。
(13) 《隋书》卷八二《南蛮·赤土传》。
(14) 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
(15) 同上。
(16) 《通典》卷一四四《乐四》。
(17) 日本存《信西古乐图》内有吹奏尺八之图像。此书现存本为日本宝德三年(1449年)摹绘。
(18) 《通典》卷一四四《乐四》。
(19) 同上。
(20)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21) 同上书，《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
(22) 《全唐诗》卷一二五，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5页。
(23)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卷九十五等。
(24)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诃陵条。
(25)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蛮传》；《蛮书》卷一〇附《赵昌奏状》等。
(26) 《蛮书》卷一〇。
(27) 《唐会要》卷三三记载相同。
(28) 见陈炎《唐代骠国献乐考》，载《世界中世纪史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缅甸〕吴耶生《公元802年骠国使团访华考》，中译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9) 同上。
(30) 《通典》卷一四四《乐四》。
(31) 以下所引除有说明外，均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骠国条。
(32) 《通典》卷一四四《乐四》。
(33)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唐会要》卷三三。
(34) 见拙作《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考》，载《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5) 同上。
(36) 《唐会要》卷三三。
(37) 《全唐诗》卷四二六，第4698页。
(38) 《全唐诗》卷四一九，第4618页。
(39) 同上书，卷四六四，第5274页，不赘引。
(40) 唐次此诗收入《说郛》，不赘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