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塞英雄----张骞

 

    
　　 刘彻在未央宫正殿的御座上端坐，接受群臣的祝拜。群臣的颂贺声使得刘彻真正感到了皇权的威力。他的第一份诏书就是几张委任状。他先封母亲为皇太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封长公主刘嫖的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了他小时候“金屋藏娇”的诺言。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汉武帝又封自己的母舅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那位敢于冒险的外祖母臧儿被封为平原君，这一切都是这个大胆的女人所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她是这次冒险的最大赢家。
　　 建元元年(前140)，刚登基的刘彻，静下心来正视刘家几代人历经六七十年时间给他留下的这份遗产。
　　 汉高祖刘邦从泗水亭长起家，趁着兵荒马乱，靠自己的胆识，拉起一支反秦的队伍。他交了不少的朋友，而且为人讲究义气，因而势力发展很快，最后在与项羽争夺全国大权时，以弱胜强一统天下，建立了汉帝国。
　　 汉建国之初，正是多年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国力薄弱。就连刘邦出门也找不到清一色的四匹马来拉车。那些官至丞相的大臣们上朝时也只能坐上牛拉的车子。平常百姓家的日子更加难过，家徒四壁，没有隔宿之粮。当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贫困。
　　 等到天下基本上平定下来之后。刘邦下令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的措施，对于不务农的商人则采取打击措施，不准他们穿绸缎做的衣服，不准他们乘坐车辆，并且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在社会上给商人低贱的地位。农民都回到土地上，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对于北方匈奴的侵扰，刘邦曾做过一次无力的反击，在白登山上被匈奴骑兵围了七天，幸好陈平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妻子)这才侥幸生还。为了不加重百姓负担，汉高祖忍辱负重，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节省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以图后报。
　　 到吕后、惠帝时期，社会刚刚步入太平，仍对商人进行限制，规定不许工商业者及其子孙做官。官吏的薪俸和政府的开支仍向农民征收，但已减少了巧取豪夺的现象。地税一般保持在十五税一左右。农民减轻了负担，有了小块的土地，生活也日渐好起来。上自皇帝、下到诸侯，各人有各人的汤沐邑，这样各自收支平衡，不靠政府拨给经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到文景时期，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统治者清静节俭，使全国的百姓免受过分的劳役之苦，以保证他们的耕作时间。如果不遇上大的水灾和旱灾，人民可以家家自足。无论城里还是乡村，官府的仓库里满满地装着粮食和钱财。长安城内国库中的钱堆放在一起，因为时间太长，用来穿钱的绳子都烂断了，铜钱散乱在一起，多得无法计算。粮仓里的粟米，一层一层向上堆，堆得太高，甚至有许多粮食从仓中流到露天之下，因而烂掉不能再吃。
　　 这时候，就连平民百姓都能骑上自己的马匹在大街小巷中往来奔忙。田野里的马牛更是成群结队。要是有人骑着一匹雌马或者小马，人们都会瞧不起他，嫌他太寒酸，因而不愿跟他往来，就连看城门的小官吏也都能有好肉、好饭享用，可见当时天下之富。
　　 官位不高的小官吏们，因为生活优裕，直到自己的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也不愿图谋升迁。有的人总是干一种官职，时间太长了，甚至把官名改变成了自己的姓。人们只记得他的官名，反而忘了他的姓名。有些看仓库的就从儿孙起改姓“仓”或者“库”。
　　 衣食足，知礼节，文景时期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互相之间劝勉多做好事，不愿因为做坏事而受到朝廷的羞辱。每年官方处决的犯人只不过有几十个人，天下一片太平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也正是这个时候，法网太宽，浪费奢侈的风气又兴起来了。尤其是一些富人家更是挥霍无度。官员们也竞相展示豪华，他们住的宅子，穿的衣服，坐的车子，简直跟皇帝不相上下，这种僭越也没有得到限制。
　　 汉武帝面对的就是他的先辈们给他留下来的丰富遗产。他总觉得国库里的钱多得花不完，粮食多得吃不完，而前几代人却又省吃俭用，清静无为，真是不可理解。同时他也对先辈们给他留下这么一大笔丰富的遗产而感到庆幸不已。
　　 初登帝位的汉武帝是个热血少年，他有活力，有抱负，他想在先帝们为自己搭好的历史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他要用这笔丰富的遗产，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好在青史上留下英名。
　　 首先下诏命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国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丞相卫绾上奏：“所推举贤良，如果陈说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这样会淆乱国政，请一律罢去。”皇上同意了。二月，大赦天下，赏赐人民爵位一级。当然，这爵位并没有任何的实权，只不过是在触犯规律被定罪的情况下，可以用爵位赎罪。
　　 为了安抚人民，又于建元元年(前140)四月初九日，下诏说：“古代立的规矩，乡里以年龄为准，朝廷以爵位为重，治理国家教化民众，要把德行置于重要位置。可以说在乡里中尊重长者，奉养老人，是古代的遗教。今日天下的孝子贤孙愿意尽心尽力赡养自己的长辈，然而他们外迫于公事繁忙，内乏于资财，因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朕深为同情。百姓年龄在九十以上的，朝廷已有给其米粟以为糜粥的制度，再增加对年满八十岁的免除全家二口人的赋税，年满九十的免除全家甲卒。以促进贤子孝孙履行其供养老人之责。”
　　 七月，下诏令说：“宫廷卫士去故置新常达两万人，省去一万人。开放朝廷养马的苑囿，以赐平民放牧采樵。”
　　 议定建立帝王宣明政教的明堂。派遣使者用安稳舒适的车辆，携带着布帛与宝玉，征召鲁申公进朝。
　　 继续征召贤良，征问董仲舒关于治理国家之事，这样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
　　 经过董仲舒的三次上策之后，儒家在汉武帝朝廷的地位是逐渐提高了起来。董仲舒的对策成了汉武帝治国的主要依据。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了。思想自由的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家思想时代。
　　 儒家学者一提起嬴政的“焚书坑儒”，无不怒发冲冠。但有时为了自己学术的生路，他们也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政治力量，置其他学派于死地。不过他们采用的并不是暴烈手段，人们看不到血染钢刀，却见人头落地。
　　 儒家学派并没有单独的能力生存壮大，他们必须与权力相结合。既然他们需要政权作保镖，他们就必须付出雇保镖的代价。那就是，儒家学派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者的政治打手。
　　 主持建元对策时，汉武帝年仅17岁，他实际上是在丞相卫绾的指使下主持这次对策考试的。这是卫绾为首的一群儒生，利用幼主所搞的一套政治诈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达到他们排斥异己的目的。
　　 卫绾本身是个儒者，又做过汉武帝多年的老师，他的话对汉武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他看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都没有反对，就上奏一本。
　　 卫绾在奏章中说：“那些专学申不害、商鞅和韩非子学说的法家和苏秦、张仪学派的纵横家到处搬弄是非，扰乱国政，请求陛下将这些专学法家、纵横家的贤良罢免回去。”
　　 汉武帝基本同意了卫绾的意见，他没有任用儒家以外的贤良。
　　 建元二年(前139)，武帝公然宣布新政。新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尊兴儒学、革除利弊和诏贤举荐。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在把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以后，汉武帝就决定进一步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首先他要更加彻底地解决藩国问题。汉武帝采取了主父僵建议的“推思”办法，命令藩王们不能把封地仅仅传授给继承王位的长子，而必须划出一部分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国，并且规定这些侯国不再受藩王的管领，而直接由各地的郡来管辖。这样一来，藩国的土地越分越小，小的只有三五个县，大的也不过十几个县，势力越来越弱，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对抗了。在这同时，汉武帝还用种种的借口来剥夺侯国封君的爵位。汉武帝每年八月会诸侯于庙中，诸侯必须出金助祭，如果金的成色被认为是不好的，就要夺爵，因这被夺爵的有一百多人。据另外一个统计，汉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年)就只剩下了5人。经汉武帝自己封候的有七十五人，而其中六十八人后来被剥夺了爵位。因推思法而封侯的各藩王子弟一百七十五人，在汉武帝手里失侯的也有一百一十三人。
　　 为了同样的目的，汉武帝又加强了原有的监察制度。汉朝初年，中央政府虽然因沿用秦朝的制度设有御史大夫，但废除了负责监察地方的监御史。汉武帝则把监察制度大大加以扩充，并建立了“州刺史”制度，设置了一个司隶校尉和十三个州刺史，对各郡国进行严密的监督：除了地方豪强和郡太守是否遵守中央法令，是否互相勾结称霸逞强等等，是州刺史应该监察的以外，州刺史还有直接行使“治断冤狱”的司法权。
　　 这样，没有被废的王侯既只是“衣租食税”，地方豪强的行为也受到严密的监督，秦始皇开始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汉武帝这时候才算巩固了。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还建立了一套选用官吏的制度。汉武帝以前，中央政府的大官，多是功臣或功臣子弟，一般官吏大都由郎官出身。郎官是侍卫皇帝左右的小官，人数很多，如果不是出身官家或有中等以上财产的人，是很难做到郎官的。这样，官吏的来源很狭隘，不能适应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僚机构扩大的要求。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他们迫切要求政治上的地位。汉武帝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又采用了所谓“破格用人”的政策，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量提拔起来，充当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从而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汉武帝还把以前实行过但没有被重视的“察选”制度，大大地加以扩大和发展：命令各级官吏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听候甄别试用。著名的学者董仲舒和公孙弘，就是经过“贤良”的策试(考试)而被重用的。后来汉武帝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命令郡国每年举孝(孝悌的人)廉(廉洁的官吏)各一人。对于那些具有一定条件而又不肯“出仕”的人，则由政府来“征召”。被征召的人由汉武帝亲自召见，被认为合用的，就授给官职。汉武帝还用“公车上书”的办法，使官吏和百姓都可以上奏章给皇帝建议国事，意见合他的要求的，就根据上书的人的特长授给官职。像东方朔、主父偃、朱买臣等著名汉臣，都是由于上书言事而被重用的。
　　 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学校来选拔官僚。太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