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路全程探行纪实上

      
　　佛教初传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属同时代人，是古印度伟大的思想家、伦理学家和布道者。就像孔孟之道能够传播开去，为东南亚及世界各国接受一样，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也逐渐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所以有“丝绸西去，佛教东传”的说法。《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64)夜梦金人飞于殿前，次日乃问群臣。太史傅毅回答：“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汉明帝派中郎将蔡愔等18人前往西域求佛，蔡愔在西域巧遇印度僧人，得佛教经卷，以白马驮之，与僧人同归洛阳。汉明帝下诏建白马寺供佛经与僧人，并组织翻译经文。于是，白马寺成为中国内地首座官办佛庙和最早翻译佛经的地方。这也是“汉明求法，佛教初传”说法的由来。但更接近事实的是佛教在此之前肯定已沿丝路传入内地，不然，大臣又怎么知道西方有佛?至于“汉明求法”，则是当时人们希望进一步了解佛法，由于是皇帝诏令，朝廷修庙，这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或者说是里程碑式的作用。
　　诞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生根，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对广大的群众来说，那些救死扶伤、感人肺腑的佛教故事，与中国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有相通之处，很容易在质朴善良的底层群众中引发共鸣；再是那些端庄慈善、金碧辉煌的佛塑能给人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尤其是面临人生许多永远也难以摆脱的苦难烦恼时，有了可以叙说或者转移烦恼的对象。踏进寺院，那柔软婉转的佛教音乐，常常使人放松。至于深奥难懂的佛经，一般群众只需从佛教故事中明白其大义即可，但却吸引了知识阶层去精研和深究。不管从哪方面说，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固有思想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打开了新的思路和窗口，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由于佛教的传入，在丝路沿线形成的库车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麦积山佛窟、洛阳龙门石刻、大足石刻以及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等众多庞大的佛雕、佛塑、佛刻、佛家寺院，则莫不成为集历史、佛教、文学、医学、壁画、雕塑、石刻、建筑为一体的文化与财富重镇，几乎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吸引众多群众前往旅游观光的热点、亮点、重点，这应该是佛教传入中国意外且重要的收获吧。
　　曲折西行
　　佛教、佛学在中国传播数千年之久，发展中自然会有起落兴衰，普及佛教需要兴修寺庙、开凿佛窟、耗费财资，因而绝非易事。因此，历史上那些兴旺发达的时期，也常是佛教事业获得较快发展的阶段。公元七世纪初，李渊、李世民在隋末社会动荡中，力扫群雄，脱颖而出，创建唐朝并在长安建都，历经“贞观”、“开元”之治，国力昌盛，土地幅员辽阔，四方辐射，万国来朝，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强盛大国。唐王朝又对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包，胡化之风兴起于中原。一个昌盛的时代，多元文化构成的社会在呼唤着佛教的发展，呼唤着一位能够承前启后的佛学大师的出现。历史和时代十分严格地选择了一位大师，他就是玄奘。
　　玄奘原名陈炜，河南偃师人，出生于公元602年，玄奘是出家后的法号。据史载，玄奘祖上家世显赫，为豪门大户，广有资产。但到父辈已败落，玄奘五岁时，母亲去世，六岁时，父亲辞去江陵县令回乡隐居，不久便去世。故史书载他“少罹穷酷”，无奈之下，他与二哥同去洛阳净土寺为僧，以解衣食之虑。其时，隋末动荡，群雄割据，许多人都卷进烽火狼烟之中。玄奘家道虽败，但心中有“根”，在寒寺中苦读经卷，研究佛理，以不变应万变，等待机遇，以求发展。公元618年，唐王朝在长安建都，玄奘认为京都人才云集，能够求拜高明佛师，遂和二哥一起来到长安。孰料，长安初定，百废待兴，佛事一时还难得昌盛。审时度势，他们当机立断，又去了相对平静、安定的成都，那里集中着许多高僧，开坛讲佛，争论佛法，玄奘在成都空慧寺潜心钻研，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并登坛讲佛，几年时间便誉满巴蜀。这时，长安已渐趋安定，玄奘认定，佛法艰深，必须不断拜高僧。于是，又离开成都，乘船穿越三峡出川，到湖北荆州，江苏扬州、苏州，河北赵州，遍访高师名僧，吸纳众家之长。当他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重返长安时，已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年轻高僧了。当时，长安城中最负盛名的高僧是法常和僧辨。他们经常开坛讲佛学，有许多门徒，玄奘也前往请教，但他很快发现两位高僧对佛学的根本问题，比如什么是佛?怎样成佛?并不能讲述清楚，这使玄奘对国内的佛学水平产生了怀疑：“隐现有异，莫知所发”，进而产生了不如“游西方以问所惑”的想法。
　　玄奘西行，精求佛法，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谋定而行”。其时，已有晋代法显、智严等先贤西行求佛的先例；他自身也有游历半个中国积累的出行经验，又有坚定的求佛信念，所以西行求法，志在必行。
　　唐王朝立国之初，西部尚有突厥等敌对势力，对出国西行控制很严，尤其禁止私人出境，故对玄奘等人西行求法的要求，朝廷没有批准，也就没有通关证明。其他人都知难而退，唯独玄奘不改初衷，夹在返回西域的胡商中混出了玉门关，在当地佛教徒的帮助下，骑着匹曾往返西域的识途老马，冒死西行。其时为公元627年8月，玄奘25岁。
　　西行最大的危险是道路遥远，路途艰辛，大漠戈壁，食宿无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告别玉门关，首先要穿越“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更无水草，时时顾影唯一”的大戈壁。独行两日后，祸不单行，又不慎打翻水囊，四夜五天无一滴水沾喉。“几将殒绝，不能复行”，幸而识途老马找到泉水，“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人马俱重苏息。”玄奘死里逃生，走出流沙，到达伊吾，即今哈密。但这只不过是拉开了险途的序幕，在焉耆国时，与玄奘同路的商队，为赶路凌晨先走一步，后来当玄奘看见他们时，则是全部遇难的尸体，财物被匪盗抢劫一空，若玄奘与他们同行，岂不是同样的结局。
　　在穿越天山时，玄奘写道：“其山险峭，峻极于天，冰雪所聚，春夏不解，唯知悬斧而饮，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二四，牛马愈甚。”玄奘所记，不过几个片段，但已让人欷歔感叹，如此漫长的艰难求法之路，非有大智大勇，超出常人毅力意志的超人、伟人，不能为之。玄奘历经磨难，穿戈壁、翻雪山、遇匪盗、经酷暑，好在佛教东传西域各国，上至国王大臣，下至寻常百姓，普遍信仰佛教，他们为玄奘西行求法的精神所感动，提供了不少方便和帮助，使玄奘在公元631年终于到达了古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国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这可是玄奘梦寐以求的地方。
　　载誉东归
　　那烂陀寺是古印度最负盛名的佛教寺院，仅是僧侣便有1万多名，云集着许多著名高僧。古印度许多著名的佛学著作都出自这里，住持或戒贤是全寺也是全国的佛学权威，年龄超过百岁。玄奘进入寺院后，要求拜戒贤为师，戒贤本来因年事已高不再收徒，可他亦为来自东方的玄奘求法心切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慨然答应。这位高僧用了15个月的时间为玄奘讲述佛经最艰涩深奥的《瑜伽论》。玄奘非常感激，但他又深知，只有认真求法，才是对恩师最好的报答。于是他废寝忘食，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学习古印度的文字和语言，精研佛学的各类经典著作，向各个门类学有专长的高僧请教，直到把那些深奥艰涩的经典融会贯通，了然于胸。在那烂陀寺苦读精研佛学数年之后，玄奘又外出求学，开拓胸襟眼界，先后到达今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遍访高僧名寺，参观著名佛窟，经历了几年时间，待到重返那烂陀寺，他已是享誉整个天竺的高僧了。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公元642年，曷利沙国君决定举办辩法大会，邀请古印度十八个邦国国王和六千多名各教派的高僧参加，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次盛会，玄奘应邀参加并担任主讲。他用梵文写了《破恶见论》，并在大会上宣读。所有与会者皆被玄奘精辟的立论折服倾倒，玄奘成了大会最受尊重的高僧。此后，各法会争相邀请这位中国佛学大师，以能请到玄奘参加法会为荣。转眼工夫，玄奘离开大唐已十多个年头。他环视佛国，已无让他精研的经典，他其实已站立在了整个佛学世界的制高点上，他清楚是该离去的时候了。
　　公元643年，玄奘踏上了归国之路。与来时的潜行暗度不同，这次玄奘已是誉满西域的佛学大师，他的驼队满载着650部佛经和印度各国国王相赠的礼品，有了充足的马匹和随员，沿途又得到西域各国的接待，顺利地进入了新疆。在于阗停留期间，玄奘给唐太宗写了封信，陈述了他去天竺学佛的经历和收获，苦行5万余里，历时16年，请求回国。太宗接信，十分惊喜，下旨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与朕相见。”太宗又对沿途迎接做了安排，这期间，玄奘又沿途讲学，于公元645年春天回到长安。这时，他离开大唐已整整18年。
　　佛光千秋
　　载誉归来的玄奘受到了长安百姓的夹道欢迎，还受到了唐太宗的召见和优厚的款待。太宗听玄奘讲述西域，大感兴趣，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考虑，想让他还俗为官，玄奘却表示“愿得毕身修行”。太宗尊重了玄奘的选择，安排他在慈恩寺主持翻译佛经，并专修一座佛塔存放佛经，这便是今日见证盛唐气象的标志性建筑——大雁塔。
　　玄奘没有被富贵荣华和炫目的光环吸引诱惑，他又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人生征途，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埋头翻译。他主笔翻译的《大般若经》长达600卷，译成后被誉为“镇国之典，人天大宝”。至公元664年，玄奘共主持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鉴于玄奘精通汉、梵、突厥等多种文字，又有亲历佛国的丰富阅历，所以其译文优美流畅，明白通晓，又贴切原意，许多名词都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佛国，人们常称“天竺”，经玄奘正式确定译名为印度，沿用至今。再如，我们今天还常常使用的缘分、完美、和谐、效果、成果、天意、诚恳等词语，也莫不与玄奘翻译的佛经、弘扬的佛法相关。至于直接诞生于佛教的成语，比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则更是不胜枚举。还有，经常出现在报刊、论坛乃至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原则、现实、平等、绝对、真理、信仰、命运等竟然也来自佛教。另外，在译经之余，玄奘还把西域各种见闻口授，由弟子辨机整理出来，又经玄奘修订，这便是最早记载西域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的巨著《大唐西域记》。从《大唐西域记》看，玄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观人察事，细致入微，注重山川地貌、人文风情，他把到达过的110个国家和了解到的28个国家，几乎包括了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以及前苏联中亚五国等广大地域，以及这些国家的方位、疆域、人口、城池、名胜古迹、风俗人情、皇室贵族等一一记录下来，内容丰富、准确可靠。当时，许多国家都属于城池或部落小国，尚无文字，经千年演变，早已被岁月湮没，于是《大唐西域记》几乎成为了解这些国家中世纪历史与人文风貌的唯一珍贵史料。所以，《大唐西域记》在多个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笔者从事丝路考察写作，多次西行，所行道路，关陇河西、塔里木河流域，皆为当年玄奘所经，沿途均有与玄奘相关的寺庙景点，还附会上许多传说。2001年，随中国作协代表团在巴基斯坦访问，这里曾属古印度，拉合尔、犍陀罗均是玄奘游历和求学之处。讲解人员多次提到玄奘，连他住过的房子都挂牌保护，可见玄奘影响之巨大深远。
　　玄奘西行求法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明代文学家吴承恩，以玄奘西行为基本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近年改拍为电视剧更是妇孺皆知。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了解玄奘和他弘扬佛教的意义。梁启超曾称玄奘为“千古一人”；鲁迅更是赞誉玄奘为“民族的脊梁”；英国一位汉学家则说玄奘：“他不单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像马可·波罗一样；他也不单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像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马托斯；他倒像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像中世纪传说中一往无前的国王，他是一位史诗般的英雄，勇往直前。”
　　不过，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玄奘工作生活了二十年的西安大雁塔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佛教重镇，每年都有上千高僧云集这里，研经讲法，弘扬佛学，也弘扬当年玄奘不畏艰辛，追求实践实证，追求佛学真理的精神，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佛学大师。
　　旅·途·小·憩
　　古城寻幽
　　西安作为汉唐古都，丝路起点，古迹遍布，景点众多，但也难免喧嚣。不妨抽出闲暇，独自寻幽。比如西安城墙，虽为明代所建，但经修补仍完整如故，城墙高大，城楼巍峨，为国内省会城市中仅见。而且，环城近二十公里的城壕，清水潺潺，树木葱茏，已成西安市民休闲晨练之地。不妨步入其中，倾听关中土语，那可是汉唐官话；再看市民挥动如椽巨笔，或练张旭狂草，或肥颜瘦柳，恍然之间，岂能不感受到汉唐遗风。若再沿城墙内圈独步，则有小巷通幽，皆明清古建，古色古香。徜徉其间，心中自是安然恬淡，不定又猛然一惊，因为你分明发现，这段并不起眼的城墙根下，竟赫然标明：汉代大儒董仲舒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