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利是汉武帝刘彻的第三位皇后李夫人之兄。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外戚传》)的这位李夫人在世时，武帝对她迷恋至极、宠幸有加，在她死后追封为“孝武皇后”以享尊荣。武帝的这位大舅子李广利，曾受命率军攻大宛，并拜为贰师将军。大宛地处古代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地区阿姆河上游，费尔干纳盆地(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汉武帝为何要派李广利率领大军不远万里去攻打大宛?李广利这次西征顺利吗?]
丝路不宁 兵戎相见
谈及李广利兵伐大宛，还得从张骞出使西域谈起。张骞自西域回到长安后，曾向武帝报告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史记·大宛列传》)。《汉书》也有记载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子马。”这些记载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良马——汗血马，就出自当年的大宛国。这自然便引起了好马者的兴趣。
正巧励精图治，锐意振兴的汉武帝对良马十分看重。原因是在汉与匈奴的长期斗争中，以畜牧为主的匈奴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攻城略地如顺风，似闪电，日行百里。而以农耕为业的汉地，除耕马外，兵卒少良马，步兵行动迟缓，难以抗衡骑兵的冲击，难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成了国力盛衰、兵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致获取良马成了武帝的癖好，争夺良马成了他装备骑兵，壮大军力的追求。为此他一面鼓励百姓养马，在西、北边郡专设养马场36处，牧马30多万匹，一面不惜代价，获取良种马匹。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元狩三年)，武帝得神马于敦煌阳关附近渥洼水中。欣喜之余，曾作《太一之歌》。其后，武帝“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汉书·西域传》)。再后，武帝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为‘天马’”(《史记·大宛列传》)。并于公元前101年(武帝太初四年)又写了一首《西极天马歌》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在那个时代，产自西域的良马，已成为稀罕的贡物，珍贵的聘礼，重要的战利品。商人们以它代步，驮运货物；骑兵们跨上它冲锋陷阵，驰骋疆场；权贵们以拥有它而显示身份高贵。而李广利率大军进击大宛，既是一场涉及良马的大战，更是一场维护丝绸古道安宁的万里征战。
这场大战的诱因，是汉武帝有爱马的癖好和对良马的需求。
这场大战的动因是武帝得悉大宛有“日行千里”的汗血马后，曾在公元前107年(西汉武帝元封四年)派使团出使大宛，车载黄金千两和用纯金铸造的金马，以求换取汗血马。
这个贸易使团在万里迢迢的西行路上，既有风沙、干渴之苦，又遭遇一些为匈奴所控制的小国的仇视，甚至还受到蒙面强盗的袭击。历尽千辛万苦，虽然到达大宛，但大宛国王有见于汉朝相距遥远，而近邻匈奴势力强盛，不但拒绝了以黄金和金马换取汗血马的要求，而且强敌匈奴还指使其属国在半路上劫夺财物，掩杀返回途中的汉使。派出去一个庞大的使团，只剩下七零八落的10余人返回长安。汉武帝闻奏大怒，对匈奴阻断丝路，破坏贸易，破坏交往的行径难以容忍。
这场大战的导火线是匈奴失去乌孙后，便联络大宛等国扣留杀害大月氏、身毒等国通汉的使节，杀戮汉朝派往西域的官员，阻断丝路交通。而曾出使过大宛的官员又纷纷进言：“大宛国兵力疲弱，果真派去汉王朝大军不超过三千人，就能全部虏获他们。”既可降服大宛，又可威震西域，反制匈奴，武帝随即降旨，准备发兵征讨大宛。从而形成匈奴为患，丝路不宁，易马遭劫，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武帝既定兵伐大宛，护卫丝路，获取汗血马。为何选定李广利领军呢?]
原来汉武帝当时正想为宠妃李氏族人封侯拜将。虽然高祖刘邦曾立过“非有功者不侯”之禁约，但《汉书·李夫人传》称：“是后宠臣，大抵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自进。”于是武帝便将这一似乎轻而易举即可获胜的任务交给了李夫人之兄李广利。
贰师将军 誓师西征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李广利率部誓师西征。对此《史记·大宛列传》中有一段记载：“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从这段记载可以得知：大军西征的目的地是与长安相距万里的大宛国都贰师城；大军伐宛的任务是对抗匈奴，扫平丝路障碍并获取汗血马；而大军的组成除六千骑兵是正规军外，其他的几万人，不是牢狱里服刑的囚犯，便是郡国无赖少年。作为汉初征战频繁时补充兵源的一种策略，让这些在押囚犯和无赖少年奔赴战场，给囚犯们免去牢狱之苦，赋予戴罪立功的选择。给恶少们杀敌立功、重塑人生的机会，也许能调动他们报效国家的积极性。但这毕竟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而是临时凑合的“杂牌军”，其实力和水平可想而知。依靠这样的队伍，能打一场胜仗维护丝路畅通并获得汗血马吗?
[看来汉武帝似乎有轻信传言，小视了边国实力，贰师将军也有求胜心切，轻敌冒进之误，其后果如何，人们自当拭目以待。]
贰师将军统率的这支队伍，兵虽不精，但人多势众，旌旗招展，刀枪闪光，铁骑扬尘，浩浩荡荡，自然引起匈奴的不安。为了继续控制西域诸国，力阻西汉王朝大军西征进击大宛，涉足其势力范围，面对贰师将军所率的这支庞大的队伍，匈奴虽未敢轻易正面拦截，但却派专人赴楼兰等汉军必经之国，令其诸王坚守城郭，拒供粮草，伺机骚扰，截断汉军队尾。
而李广利十分轻敌，又求胜心切，他率领的队伍奔袭很快，战线太长，以致后勤难以跟进。在荒凉、干旱、人烟稀少的大漠里，兵缺粮食、饮水，马乏草料，饥饿、干渴、疲劳交织而来，其战斗力自然大大削弱。而大宛是西域第二大国，自身既有六万善于骑射的兵卒，身后又有强盛一时、雄霸一方的匈奴的大力支持，粮草丰裕，水源充足，据险固守，以逸待劳，自然士气高昂，胜算在先。两军交手，汉朝的部队旋即溃不成军，丢盔弃甲，折损过半，大败而归。
对这场征战的失败，史书也有记载称：“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罗布泊)，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引兵而还。往来两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日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史记·大宛列传》)
两年之前，几万将士，离乡背井，万里迢迢，为维护丝路安宁，为天子获取善马，下定必胜的决心，胸怀立功的信念，斗志高昂地西出玉门而去，如今只剩下残兵败将万余人，偃旗息鼓，背着幸存的一条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归来。而皇帝却认为这位大舅子太不争气，有伤其自尊，竟然冷酷无情地下令：“军有敢入(玉门)者辄斩之!”也不知是在发泄其愤怒，显示其威严，还是护卫丝路，夺马之心不减，将效忠于他的将士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铩羽而归 难入玉门
[武帝的一纸命令，将贰师将军及曾与其出生入死的部属挡在了玉门关外。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玉门关外，平沙莽莽，戈壁无垠，是一片荒凉之境，被挡在关外的这支队伍，怎么能驻扎于那里求生存?又能依靠什么来活命呢?]
过去，每读《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时总是不解：敦煌城在玉门关东南，而李广利残军万余人自西撤回，这支队伍既不能入玉门关，又怎么能屯驻敦煌呢?玉门关外的荒漠又何以能供养这支庞大的军队呢?
带着这些久存心底的疑问，我曾登上玉门关外几十里，名为后坑(又称西湖)的山坡四下察看，谜团不禁迎刃而解。因为附近浅山上散落着不少房屋、城堡、烽燧的遗址，据说正是李广利大军驻扎过的敦煌旧塞。
再上山头南望，目光所及，豁然开朗，方圆几十公里的一块大盆地里有小溪，有湖水，有茵绿的草地，有金黄的芦苇，有茂密的红柳、胡杨，有牛、羊、骆驼在草场上放牧，有水禽在湖水中嬉戏，有黄羊不时从草场跑过，真真切切是一处风光秀丽的塞外天堂，一处宜于屯兵备战的好地方。
疑问初解，回头再查查历史，史书虽无记载，但据考古学家们在汉长城亭燧遗址发现的汉代木简文字中可以得知，当年汉朝政府在玉门关设有都尉，下辖两位侯官，即玉门侯官和大煎都侯官。在玉门关关外，属玉门侯官管辖的有4座烽燧，在玉门侯官辖区以西，属大煎都侯官管辖有十几座烽燧。所以玉门关并非敦煌郡最西的边界，在玉门关外，属玉门都尉管辖的地区，大约还有2000平方公里。而上述后坑以南的这片水草丰茂的地方，应是大煎都侯官下辖的被称为榆树泉的盆地。这是戈壁、沙漠中难得的一片绿洲，曾是向玉门关、敦煌郡提供粮食的粮仓。贰师将军统率的原本就是一支“不患战，患饥”的队伍，能在后坑旁榆树泉这处米粮之乡，养精蓄锐，进而再征大宛，说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确实是用兵之要诀。
面临禁入玉门关的绝境，痛定思痛的李广利深知，如不能扫通丝路，战胜大宛、取得汗血马，此生将失去再入玉门关的可能。于是整饬残部，扎营后坑，开荒屯田，招兵买马，习武练兵，养精蓄锐，以求伺机再伐大宛，维护丝路。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二年)，汉武帝力排撤军之议，征调全国犯案官吏、亡命之徒、入赘男儿、商人小贩、曾有商人户籍者、父母及祖父母曾有商人户籍者，凡七种人，罚他们去当兵。又下令赦免关押的犯人，征调各地的流氓、恶少，会同边塞骑兵增援贰师将军李广利。
重整旗鼓 终获成功
于是李广利又重整旗鼓，发兵六万，战马三万，牛十万，驴、骡、骆驼一万，带足粮草，配足武器，誓师敦煌，再次西征，奔袭大宛。先锋部队三万精兵围困大宛国都，整整攻打了40多天后，大宛贵族惧于汉军势众，难以抗衡，共谋杀其国王毋寡，以其头颅献给贰师将军，愿献全部良马，任凭挑选，并供粮草，请求解围罢战。
李广利恐康居国派军来援，便允其所请，挑选汗血马三十匹，良马三干匹，另立贵族昧蔡为大宛国王，订立盟约，大胜而归。
这场征战既为汉武帝取得了汗血马，更实现了汉王朝向西域诸国炫耀实力，以对抗匈奴，控制丝路，促进交往的目的。《汉书·西域传》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止盐泽，往往有亭。”这对丝绸之路的通达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乌孙马和大宛马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著名的诗人，都为之留下了赞美的诗篇。诗圣杜甫称赞：“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劈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又有诗写道：“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秦川杂诗》)是说自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丝路后，西来的骏马像浮云一样连绵不断，逐秋草而向东，传说那就是自汉到唐历经七八百年的真正的龙种的后代，它悲壮的嘶鸣，昂首而立的神态，无不展现出准备参战的英姿。
诗仙李白唱道：“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哺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其大意是说出自月支的天马(《山海经注》：“月支多好马”。《南州志》：“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罗马)为宝众，月氏为马众。”)毛色斑斓如虎纹，骨骼坚实似龙翼，嘶呜呼啸，像一条神龙腾空而来，横越昆仑，踏遍西域，鸡叫时洗刷于北地，过午后饲喂出南方，真像闪电一般的快速。
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原王朝与丝路诸国友好交往的增进，汗血马不再是单纯的战利品、特殊商品，而渐次转化为尊贵的“贡献”，珍稀的礼品，甚至成了友谊的使者，交好的象征。如据南北朝至隋、唐年间的一些记载：
公元285年(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大宛王兰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晋书·四夷传·西戎》)
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太元四年)，“西域献汗血马……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
公元437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破雒那、者舌国“遣使献奉汗血马”，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遮逸国“献汗血马”，公元465年(北魏成帝和平六年)，破雒那“献汗血马”。(《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二》)
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西突厥处罗可汗“贡汗血马”。(《通鉴》)
公元618—626年(唐高宗武德年间)，康国“献四千匹”大宛种马(《唐会要》)，公元742—756年(唐玄宗天宝一年—十四年)，大宛献汗血马六匹，玄宗分别赐名红玉犀、紫玉犀、平山辇、凌云辇、飞香辇、百花辇，并令画工绘像于“瑶光殿”内。说明进入中原的汗血马不仅数量大增，有“京师皆骑汗血马”(杜甫(《洗兵马》)之势，而且确实深受恩宠。
由汉、唐至今，已过去了一两千年，当年盛产乌孙天马的伊犁河流域，如今仍是骏马的产地，伊犁马、焉耆马、巴里坤马、山丹马等均为我国的良种马匹。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年李广利夺得的汗血马，应是指今日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尚存的“阿哈马”。这种马在近代引入中国后，经测定跑完1000米仅需1分零4秒，日行约200公里已达极限，日行千里显然是夸张之词。至于“汗血”，专家们说那是一种寄生虫的作用而已，这在科学尚不发达的过去，却被误解了，神化了。
对于贰师将军伐大宛这场历时数年，劳师动众远途西征的得失，除扬威西域，对抗匈奴，维护丝路的作用之外，《资治通鉴·汉书》还有一段记述称：“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千石百有余人。”看来朝庭对这场征战耗费颇多，直接得利甚少，是并不满意的。多亏李广利的妹妹深得武帝宠爱的李夫人替他说了好话，这才没有追究其“私罪恶甚多”的过失，而予封赏，李广利也被封为海西侯。
恐遭株连 兵败降匈
封建王朝，裙带之风盛行，“朝中有人好做官”。李夫人得以被武帝召入后宫，缘于其兄宫庭乐师李延年以歌相荐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武帝闻歌心动，急召入宫，果然体态优美，阿娜多姿，能歌擅舞，娇艳动人，当即封为夫人。李夫人得宠后，生子为昌邑王，李延年升协律都尉，李广利封海西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当李夫人因病逝世后，虽追封其尊号为“孝武皇后”，但时过不久，其兄李延年，弟李季均被武帝以奸乱后宫的罪名，诛灭全家。
而李广利既怕株连，更因与其亲家丞相刘屈牦曾共谋拥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为太子事，被人告密，刘屈牦在长安东街路口被处腰斩，李广利的妻子家人也遭逮捕。当时正率军出征五原、酒泉的他闻讯后，十分惧怕，本想向北深入敌后邀功补过，以求免死，不幸在与匈奴大战中溃败而降。他留在汉地的家族被全部诛灭。匈奴单于虽将女儿嫁给他，但其后他又为匈奴贵族所杀，而李氏全族也无一人幸免。真是，其成时虽也轰轰烈烈，而其败时却更凄凄惨惨。
李广利败降匈奴实不可取，而他担心株连，也是事出有因。汉武帝在位54年间，开拓疆土，文治武功，使得汉王朝空前强盛，其雄才大略，名留青史，久久为世人所称颂。不过由于他的寡情薄义，致使曾受他宠信过的四位夫人陈阿娇、卫子夫、李夫人、赵钩弋均无一善终，也常为世人所指责。
事实表明，历史上一些英明之主，也并非无过无错的圣贤。所以毛主席在诗词中提到汉武帝时，也只说他“略输文采”，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但又是有所保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