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自公元629年(贞观三年)离开长安后，沿丝绸古道西行，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踏遍西域、印度等一百三十余国，由当初的留学僧人(访问学者)到其后成为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
受崇敬 那烂陀寺
公元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一百年左右，是那烂陀寺最盛时期。而玄奘法师正是在此时期中到达该寺，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对那烂陀寺的兴盛和佛学的发展，确实贡献匪浅。
玄奘曾独自获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之作，如和会空有两宗的《广百论释》和编入《成唯识论》的护法正义，连印度都无传本。可见他实际上已成为印度佛学的传承者，和佛学发展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
当时，崇信佛教的戒日王在统一北印度建都曲女城后，每5年都要在钵罗耶伽(阿拉哈巴德)举行一次无遮大会，全国佛教徒云集，领取布施(1)。由于对玄奘法师的成就十分景仰，戒日王特意为他举行了为期十八日的无遮大会(2)。在会上，玄奘法师被推举为论主，他高踞狮子宝座，陈义立宗，无人敢出面与他对扬争锋。因此，大乘学者共尊他为大乘天(即大乘的神)，赢得了当时中印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的最高荣誉。成为了广受中国、印度及古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和敬重的伟大的佛学家。随后，他婉言推谢了戒日王等印度国王和众多僧俗百姓的恳切挽留，执意返回祖国。
据一位公元818年前后在我国的日本僧人金刚三昧记载，在他游历印度时，见一些僧寺中都画有玄奘所着的麻履及所用的匙子、筷子，并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日辄膜拜焉”(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三及《续集》卷二)。表明在玄奘回国百余年后，印度佛教界已将他穿过的麻鞋等物当作佛的足迹一样敬重，可见他在印度佛教信众中地位的崇高。
玄奘法师作为一个学者，在佛教的诞生国度享有这样高的尊敬，除了各大教宗的教主，历史上尚无第二人。直到现在，日本佛教学者仍然认为，玄奘法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个伟大的民族才能产生出来，玄奘法师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高昌灭 暂留于阗
公元644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玄奘在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后返国时，高昌王国已被唐朝攻灭，曾与玄奘结为兄弟的高昌王麴文泰已经去世，麴氏族人也被率大军出征的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押至长安，以至玄奘已无法践约再走丝路北道去看望他结拜的兄长高昌王，只得改走丝路南道，先到了于阗国。
于阗是古代西域大国之一。《后汉书·于阗传》说：于阗国“领户三万二千，人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有说是公元前2世纪佛教传入于阗；也有说是约在公元前86—87年间传入(见藏文本《于阗国授记》)。此后，于阗国便成为丝路南道的佛教中心和佛教传向内地的中转站。公元260年(三国魏陈留王景元一年)，高僧朱士行西行取经，曾在于阗访得大乘佛教经典梵文本《放光般若经》。公元400年左右，法显访于阗时恰逢一座新寺建成，他记述新寺塔“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他观礼了每年四月一日开始，为期长达13天，举国行动，万人空巷，规模盛大、气势庄严的“行像”大典。他称赞于阗国“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从僧乃数百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家家门前皆起小塔……”
[玄奘法师当年离开长安时，唐朝曾有“西行之禁”，而他擅自西出玉门关也算是“偷越国境”，今日冒昧返回，也不知将有何种结局?]
由于心中无数，玄奘法师虽回乡心切，但也不敢再贸然闯关回国，再加上返国时印度戒日王送给他驮运经卷的大象，在翻越葱岭之前的大山中遭遇盗匪时，失足坠落悬崖，掉至谷底急流中溺死，缺少运载工具。他只得接受信奉佛教的于阗国王的挽留，暂留于阗讲经说法。同时派随行的高昌人马玄智随商队去长安，向太宗皇帝上了一道“陈情表”，略述天竺取经归来急欲返回长安扬佛安国之意向。他说自己“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既呈述了当年私出边关的初衷，概述了取经途中的艰险，又赞颂了皇帝的天威。最后说他已到达于阗，因“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表达了他急于返回长安，进见皇上，弘扬佛法的心愿。
于阗是玉石之乡，那里有两河：一名玉龙喀什河(白玉河)，一为喀拉喀什河(黑玉河)。故在当地每年皆有“踏玉”之举，即在秋季暴涨的山洪消退之后，去河水中捞取山水冲下的美玉。相传为鉴别玉石真假，还须投入火中焚烧三日，色泽不变者方为好玉。白居易曾有诗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玄奘暂留于阗期间，在他的记述中称于阗为瞿萨旦那，意为大地的乳房，简称地乳。相传，有老国王无子，为续香火传承王位，跪拜于毗沙门天庙前祈求天神赐子，竟自天神额头裂开处诞出一男婴，国王再祈天神赐乳，神像前地面渐自隆起，状如母乳，地生奇味，甘香如乳，男婴因得大地之乳汁，健康成长，后即王位，改国名为地乳国。
再有传说称：早年于阗国曾遭匈奴数十万大军围攻，而于阗国仅有三万军队，危难之际，国王夜梦鼠王称愿为效力，并嘱国王主动应战。次日国王领兵出击，匈奴大军匆匆接战，却发现队伍装备的马鞍、弓弦、衣物等均被老鼠咬坏，已完全丧失战斗力，只得撤退逃命。于阗之围解除，救命的老鼠从此安享百姓的祭献。
还有记载是说，玄奘法师造访了一座于阗王妃建造的种有桑树的寺庙——麻射寺。那里流传着中国公主远嫁于阗，曾在帽子里藏蚕种出境后，植桑养蚕之术渐至西传的故事。以上传闻，从1900年斯坦因在该地区发掘出的古代木版画《养蚕西传》、《鼠王传说》上都得到了印证。
[在滞留于阗，等候长安回复信息期间，玄奘法师仅仅是在那里休息吗?]
玄奘法师滞留于阗期间，一方面为于阗国王及成千上万的僧俗人等讲经说法；一方面又派人去信奉佛教的龟兹、疏勒等国的寺院，补抄了驮运经卷的大象在溺水时冲走的约50夹经卷。
苦苦等了七八个月，马玄智终于赶回于阗，带回了唐太宗诚挚地邀请他回去，并将接见他的敕令：“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表明唐太宗不仅欢迎他回长安，急欲与他相见，指示于阗等途经诸国供足鞍乘，指令鄯善官员在沮沫，敦煌官员赴流沙迎接，而且希望他将能通梵语，能解经文的僧人都一并带去长安。
回长安 倾城恭迎
离开长安长达17年的玄奘，见到太宗的敕令后终于放心了，心系故土的他这才告别于阗，急匆匆地踏上归途，经若羌，过楼兰，进阳关，回关中。他这一趟沿丝绸之路西行，出访天竺，往返行程五万里，先后周游百余国，取得佛经520夹、657部，迎得如来佛肉舍利150粒，佛像7尊，动用20匹马驮负，于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抵达长安西郊。
此时，身在洛阳的唐太宗正准备出兵东征，他指令留守西京长安的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负责组织迎接玄奘法师。没想到玄奘归心似箭，日夜兼程，比房玄龄按常理推测的时间大大提前到达，以至接待准备不及，未能派员去西郊远迎。但玄奘法师返回长安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于是便出现了“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因宿于漕上矣”的场面。是说长安西郊的百姓闻讯后，比今日的“粉丝”更虔诚，更仰慕，三五成群，自发地蜂拥而至，瞻仰大师的风采，造成街巷堵塞，甚有踩踏现象发生，以至玄奘难以脱身前行，只得在西郊留宿一夜。这才给房玄龄留下一点准备盛大欢迎的时间。
正月二十五日，梁国公房玄龄“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佑奉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在朱雀街)，其从若云。”又安排长安各寺院隆重准备迎接，将玄奘迎回的经书等护送到弘福寺(在今西安西关)。
第二天，在朱雀街之南，展示玄奘法师自天竺迎回的经书、如来佛肉舍利及金银檀木佛像时，“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人物阗阗。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花，无得移动，而烟云赞响，处处连合。”是说自朱雀街到弘福寺几十里之间，官民不分，拥列于道路两旁，伫立瞻仰，人头涌动、万人空巷，人声喧腾，真可谓盛况空前。为防止发生意外，还特意采取安全措施：就地烧香散花，严禁移动，以防不测。而在此倾城欢迎的时刻，玄奘却格外平静谦虚，他“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续高僧传》)并没有去接受世俗的崇拜、狂热的追捧，以回避人们的批评议论。
二月，唐太宗在洛阳行宫谒见他，对他“出国不报”表示理解，对他取经的执着精神表示赞许。问他万里西行的经历、见闻，他随问随答，很有条理地讲述了西域、印度的物产风俗，佛教圣迹，许多都是张骞、班超、司马迁等的著作中没有记载的。太宗听后十分高兴，先是要求他“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玄奘接受了，其后所成之书，便是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继而“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是认为玄奘法师可以任自己的左右重臣，劝他罢道还俗，辅佐政务。玄奘当即辞谢说：“愿得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甚幸。
当时“帝将问罪辽滨，天下兵马已会于洛，军事忙迫”，“匆匆言犹未尽意，欲共师东行，省方观俗，指麾之外，别更谈叙，师意如何?”是说他与玄奘间的交谈，意犹未竟，要他随军同行，以便在指挥作战之余，可经常与他叙谈。对此，玄奘当然不能答应，只得借口推谢：“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驾。”太宗说：“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辞焉?”玄奘只得如实申述：“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涂路费损之惭。加之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伏愿天慈哀矜，即玄奘甚幸。”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度量自己，既没有参与军事谋划的本事，随军征战难有所助，又会虚耗路费，于心惭愧不忍。加之佛教的戒律规定，僧人不得观看战争的场面。这是佛门之规，我不敢不奏，恭请圣上发慈悲之心，怜悯我的处境，玄奘就十分庆幸了。经过玄奘的一番解释，太宗免除了让他随军行动的要求，但拒绝了他欲去嵩山少林寺译经的请求，而是说：“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
译佛经 废寝忘食
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玄奘自洛阳回长安，先居于弘福寺，后迁大慈恩寺，洛阳积翠宫、嵩山少林寺，再住积翠宫、铜川玉华宫，除多次又蒙太宗、高宗召见、伴驾之外，便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翻译佛经的工作。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他翻译佛经74部，计1335卷，约1300万字，其数量比与他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的另两位鸠摩罗什、真谛所译佛经的总和还要多。他还将《老子》等译为梵文，传入印度。他应太宗皇帝急于了解西域等国情况的要求，由他口述，弟子记录，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为后人研究南亚、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文化、交通等，提供了真实可贵的史料。
公元648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亲自撰写了长达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书法家褚遂良书写，刻碑。
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唐太宗采纳玄奘建议，为收藏迎自佛国的如来佛舍利、佛像、佛经等兴建的大雁塔，在长安慈恩寺内落成。
公元664年(唐高宗麟德元年)，作为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外交家、地理学家的玄奘法师，在今铜川宜君山玉华宫涅槃。(3)
说起玄奘圆寂，孤身几万里，历经风沙雨雪确实影响了他的健康，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有一些简单的记述：
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玄奘对太宗说：“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驾。”
公元656年(唐高宗显庆元年)，“法师少因听习，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岭，遂得冷病，发即封心，屡经困苦。数年以来，凭药防御得定。今夏五月，因热追凉，遂动旧疾，几将不济。道俗忧惧，中书闻奏，敕遣供奉上医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琮专看，所须药皆令内送……孝璋等给侍医药，昼夜不离，经五日方省，内外情安。”在他给高宗上表中，也一再提及：“玄奘业累所婴，致招疾苦，呼吸之顷，几隔明时。”“玄奘命垂日夕，恐不获后言。”“但以近婴疾，不获随例诣阙。
公元657年(唐高宗显庆二年)，“法师时在积翠宫翻译，无时暂辍，积气成疾。”而他自己表述的症状是：“心痛背闷，骨酸肉楚，食眠屯绝，气息渐微，恐有不图。”看来他既因万里远行落得了心脏不好、关节疼痛、呼吸不畅、消化不好等痼疾，而又因专心译经，积劳过度而加重了病情。
公元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玄奘从长安西明寺移住环境安静的宜君山玉华宫，继续译经。至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10月23日，完成《大般若经》600卷的翻译后，他“合掌欢喜，告徒众曰：‘此经于此地有缘，玄奘来此玉华寺者，经之力也。’长达五年的辛劳，多达二十万颂的梵本经文，确实令也尽心力，不无担心生命无常。(4)
他曾对僧徒们说：“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他不仅勉励众僧，齐心协力，勤奋工作，自己也像一盏明灯，欲以完美的译著，弘扬佛法，光照世人。
完成《大般若经》后，这盏明灯的灯油似快耗尽了，他“自觉心力衰竭，知无常将至，谓门人曰：‘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4)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可以蘧篨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室。不净之身宜须屏远。’”于是留下遗嘱：丧事从俭，只用粗竹席卷身，选择远离宫室的边远山涧安置。
定得生 弥勒净土
公元664年(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九日，玄奘法师“于房后度渠，脚跌倒，胫上有少许皮破，因即寝疾”。
正月二十四日，他对众僧说：“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做事毕，无宜久住。”其意是说我对自己这个不净的俗身已经很厌恶了，我此身要做之事做完后，就没必要久留了。
二月初五夜半时分，侍候一旁的弟子光等问他“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意思是师父你已经确定能得以生在弥勒佛的净土地吗?“法师报云：‘得生。’言讫，气息渐微。”“得生弥勒净土”这是玄奘留给世人的诀别之语，也是他辛劳六十五年的毕生追求。
玄奘法师病危时，唐高宗曾遣御医赶去救治。惊闻玄奘去逝后，高宗“哀恸伤感，为之罢朝”，并一再哀叹“朕失国宝矣!”文武百官莫不悲哽流涕。接着又先后下召令：玄奘法师葬事一切费用由朝庭支付；法师的译经工作暂停，已译经文由朝庭出资传抄，未完的交由慈恩寺保管，不得遗失；法师安葬日，京城僧尼要以隆重的礼仪送至墓地。
玄奘圆寂后，他的弟子们遵从他的遗命，以粗竹席为车舆，奉送他的神柩到长安，安置在慈恩寺经堂内。他的数百弟子哀号动地，日夜颂经，为他守灵。京城的僧俗人等奔丧哭泣，瞻仰他的遗容，一天多达数百上千人。
四月十四日，玄奘法师的遗体将安葬于浐河以东白鹿原。长安城内僧尼及士庶人等共造殡送之仪，有伞盖、旗帜经幢、宝冢、帐舆、金棺、银椁、娑罗树等五百余件，布之街衢，连云接汉，悲笳悽挽，响币穹宇，而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多达百万之众。虽然丧事盛大隆重，但法师神柩仍陈放在粗竹席的车舆中。东市绢行用三千疋丝绸结作成涅槃舆，华佩庄严，极为殊妙，请求用以安置法师的神柩。但众门徒恐违法师的素志遗愿因而制止，仍以法师的三衣及国家所施给他的百金之衲置于前行，以粗竹席的车舆陈放神枢次后，观者莫不流泪哽塞。当天身着紫黑僧服的僧人和白色素服的信众留宿于墓所者达三万余人。直到十五日早上，下葬完毕，又于墓所设无遮大会后才陆续散去。
公元669年(唐高宗总章二年)玄奘法师墓迁至樊川北原今长安兴教寺，同时建玄奘法师舍利塔。
在玄奘法师的故里河南偃师县缑氏镇，至今还保留有颂经斋、凤凰台、马蹄泉、晾经台等与玄奘有关的遗址。一座初建于北魏的灵岩寺，因幼年玄奘常去听高僧讲经，取经归来后他又去看望过，1996年已由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议更名为玄奘寺，寺西建有纪念性的玄奘墓。
为他铜塑的一尊身披袈裟，持锡杖，手执佛珠，突显他潜心礼佛求法，坚定迈步向前，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精神的铜像，矗立在西安大雁塔慈恩寺前南广场上，供后人景仰。
根据上述事实，客观地判断，当年玄奘法师平安地通过西域丝绸古道万里西行，获得取经成功，除了他自己一心向佛，执着追求、无私无我，坚忍不拔、心坚石穿、勇于进取的精神之外，还有奈于丝绸之路上那些与汉族人民有着传统情谊的西域各族人民，尤其是高昌、龟兹、和阗、西突厥等国人民兄弟般的关照、支持、帮助，而不是靠孙行者七十二变的法力。此前曾经提及，时至今日，在距高昌王城不远的胜金口山坡上，当地老人总是指着一根石柱、一块巨石，津津乐道地说那就是当年“唐僧的拴马桩、上马石”可见各族人民交往的深情厚谊，是不会随时光的逝去而磨灭的。
高昌王盛情挽留玄奘的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游记》五十四回，玄奘途径“国中自来没个男子”的西梁女国，女王愿以一国之富招赘他为王，幸得设计脱逃的故事，可能也是以高昌王盛情挽留玄奘法师的史实，移花接木，杜撰而成的。
在今日瓜州榆林窟第三窟里，大约绘于西夏(元代)的《取经图》壁画上，唐僧着汉僧装，剃光头，着襦裤，披右袒袈裟，穿双耳麻鞋，两手合十，神态虔诚。紧随其后的孙行者(传说就是送玄奘出玉门的青年胡僧石磐陀)，与师父穿戴相同，只是头戴金环，发长额低，龇牙咧嘴，似人似猴，野性毕露。身后随行的白马栩栩如生，鞍桥莲花座上的布包华光四射，像是从西天取经归来，但却不见八戒和沙僧。此画绘制的年代，比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成书约早三百余年，说明长期流行于民间的、大量的、不断丰富、不断变化的极具想象力、极富魅力、变化多端的神话传说，为《西游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以致在当年丝绸古道所经的西域，今日的甘肃、新疆等地，还能寻访到“流沙界”、“子母河”、“高老庄”、“妖魔山”等的一些线索。
玄奘法师十七年西行取经的万里行程，在丝绸古道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玄奘法师以毕生精力为佛教文化交流所做出无与伦比的奉献，将永留史册，万代不朽。
(1)布施：指“财布施”与人财物，“法布施”说法度人，“无畏布施”救人厄难。
(2)遮无大会：指无遮无拦，即不分贵贱、僧俗、智愚，都平等看待，都可参加大会。
(3)涅槃的意思是圆寂，就是说：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静寂的最安乐的境界，佛教认为这种境界“唯胜者所知”，不能以经验上有、无、来、去等概念来测度，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可以把涅槃解释为逝世。
(4)无常：佛教用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均处于生起、变异、坏灭的过程中，迁流不停，约无常住性，故称为无常。旧时，亦有称勾魂使者为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