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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丝路起长安

作者: 蒋季成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著名地貌学家、地质学家、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曾于1868—1872年间七次来我国旅行考察的李希霍芬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其地理著作《中国》一书中称:“从公元前114年(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张骞二使西域,丝路南、北道开通)到公元127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班勇统兵降服焉耆等十七国,西域丝路北、中、南三道并行),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应称之为‘丝绸之路’。”虽然曾有人称此路为“玉石之路”,但由于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意义深远,又与历史十分贴切,故而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
  万里丝路起长安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始发点,应起自十三朝古都长安。这在许多历史史料中多有记述: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西域传》中,均以长安为中心计算通向西域诸国的里程,如称“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
  晋代法显著《佛国记》称:公元399年他偕僧徒多人去天竺(印度)取经“初发迹长安”(当时为后秦都城)。
  《隋书·裴矩传》中《西域图记》,首次详述了发自长安,出敦煌西去,经中亚诸国,达于地中海的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所经线路。其序言称:“自汉氏兴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
  《新疆地方史》称:“汉代丝绸之路,东自汉都长安出发,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向西分南北两道。南道自敦煌西出阳关,经楼兰……最后到大秦(罗马帝国)。北道从敦煌出玉门到车师前王庭……到奄蔡(今咸海至里海一带)。
  宋人钱易所撰《南部新书》记载:在长安开远门外的堠(高台)上竖有石碑,上刻“自(长安)开远门至安西两千里”,以石碑为记,打下了丝绸之路起始点的地桩,明确地向过往客商昭示,从长安始发至丝绸之路沿线一些城市、属国、国家的距离。
  清人赵钧彤著《西行日记》所录张骞自长安出使西域时,在大宛国边境题刻的路碑称“远华西以八千”,明确标示出汉都长安至大宛国的距离。
  此外,自敦煌和西域故地出土的一些粟特(伊朗语族)文书,也有记载称长安是丝绸贸易商人最大的据点,这不仅限于都城在长安的汉唐时期,就是在西晋、东晋(公元4世纪到5世纪初)都城变迁后,西方商人依旧以长安为最重要的据点。
  总之,万里丝路起长安,不仅有众多史料、文物佐证,而且也是国内外所公认的事实。只是在东汉都城东移洛阳,丝绸之路也相应向东延伸至洛阳后,由于政治、军事等原因,丝绸古道曾三度阻断,经窦固征讨、班超镇守治理方得三通。北魏时期,洛阳仍是外国商人汇聚之地。隋唐时期,丝路空前繁荣,盛唐时都城长安“自开远门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闾阊相望,桑麻翳路,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至五代时期,由于海路交通兴起等原因,丝路商贸渐次衰败。到了元明时期虽略有复兴,但毕竟昔日风光不再,丝绸古道日趋冷落。
  [对于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城,16世纪中叶,明代作家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九回里,有一段描绘说:“都城大国实堪观,八水周流绕四山,多少帝王兴此处,古来天下说长安。”“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个奇胜之方。”]
  长安(今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座始建于3100多年前,历经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与罗马、雅典、开罗齐名的世界著名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它与罗马古城一东一西,是当年代表东西方文化最高的水平,曾有无比辉煌的成就,无比灿烂的文化,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令世人无限向往的城市。
  如今,这座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十三朝古都”所拥有的千余年的辉煌,虽已随历史长河飘向远方,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周、秦、汉、唐的帝都所在:周朝为中华文化奠基,秦朝统一全中国,汉代的“文景之治”、开拓疆域,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座积淀着华夏文化精华,记载着民族骄傲的古都,不仅为亿万华夏儿女留下中华民族辉煌的记忆,并将永远为后人所憧憬。前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未能访问中国为终身之憾,他的夫人说:“人在进入天堂以前,应到中国去看看。”时至今日,美、俄、法等许多国家元首都深感不走进西安,难以走进中国;日本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西安是日本文化的根”,以至溯源寻根者络绎不绝。而作为炎黄子孙,在追踪古丝绸之路的岁月变迁,探索新丝路的复兴、创新时,难道我们不应该去亲近它、了解它,去传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发扬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么?
  金城千里天府国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两都赋》中称:“汉之长安,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视长安为虎踞龙盘之地。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进咸阳,秦亡。西楚霸王项羽立子婴为义帝,分封诸侯王。汉王刘邦攻占“三秦”。
  公元前205年,项羽杀义帝,诸侯王发生混战。
  公元前202年,在楚汉争锋中,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称帝,是为高祖,并于两年后定都长安。
  [刘邦称帝之初准备定都洛阳,但其后又为何选择长安?]
  这主要是忠臣娄敬、丞相张良等谋臣认为长安所处的关中盆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秦汉时期,它以不足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养育了当时全国1/3的人口,被人们称为“八百里米粮川”,流经其间的渭河,“沽舟泛泛,鱼艇悠悠,黑鳗赤鲤,浮沉于绿水之中。”而长安位居渭水南岸“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有进可攻,退可守,“阴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险要地形:地位居中,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可控东南,可拓西北的形胜之地。张良更描述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诸侯安定,河渭天下,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听后,当即下定决心:“即日起驾,都关中。
  汉高祖刘邦立国之初,由于经历战乱,国力尚弱,先在秦兴乐宫基础上,修葺建成了长乐宫(皇宫),其地在今西安城西北郊阁老门村。继而由丞相萧何亲自监督,兴建了未央宫。未央宫地处渭河之滨,西南高,东北低的龙首原上。萧何根据地势“斩龙首山而营之”,宫阙重重,依原而升,顶天立地,气势雄伟,“金铺玉户”,“重轩镂槛”,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至为壮观。高祖刘邦征战归来,十分惊愕,作为司职追捕盗贼的小小亭长出身的他,见宫阙如此壮丽,不禁责问萧何:“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笑称:“天下方未定,固可因以就宫室。且乎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如此既有恭维又很得体,既看眼前又重今后,既是奋勉又更多激励的回答,十分符合汉室方兴,初登龙位,“君临天下”,誓欲总揽九州,兴国富民,开疆拓土,强盛中华的大汉开国君主的宏伟抱负,十分迎合高祖刘邦的心意。此后,这座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有殿台观阁70余座的未央宫,便成了西汉诸帝临朝议政之地,形成为西汉时期的政治中心。
  公元前194年(汉惠帝元年),开始修筑长安城墙,其地在今西安城西北10公里处,周长32.5公里,墙高三丈五尺,下宽一丈五尺,上宽九尺,以板筑夯土为墙,历时五年方才建成。其间,曾有两次大规模修筑,先后征发了附近300公里之内的男女夫役29.1万人。此外,在惠帝三年,还征发了诸侯、王、列侯的徙隶2万人长期参加修筑。此城因地形、地势而建,故成不规则正方形,其“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故又称其为“斗城”。环城四面各开三门,共十二个城门,其南墙最西的城门正对未央宫,被命名为西安门,其寓意一目了然。汉长安城总面积约为34.39平方公里。据《三辅黄图》记载汉代“长安有九市、九街、九陌、闾里一百六十”,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华丽的宫殿台榭楼阁遍布城区,这在两千多年前,应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
  汉朝初建时,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十分困难。据说,高祖刘邦的车辇需要用四匹同样毛色的马都凑不齐,而朝中的一些文臣武将只能乘坐牛拉的车子。面对如此捉襟见肘之窘境,自高祖起就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奖励农耕,提倡节俭,促进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至汉惠帝时,长安人口数已近50万。再经“文景之治”,国力更加充实,据《史记·平淮书》载:“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具有雄才大略,又“不改文景恭俭以济斯民”(《前汉书·武帝纪》)的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即位后,便开始出兵击匈奴,遣使通西域,直至北方安宁,丝路贯通。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19年,在发起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征伐前,为鼓士气,为壮军威,汉武帝特意在都城长安未央宫南的西安门外为数十万出征将士置酒壮行。其后,曾七伐匈奴的大将军卫青,率部追杀千里,击溃匈奴主力;曾六击匈奴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远涉漠北,俘杀匈奴数万。而在大获全胜,归降大汉的诸国使者来朝时,武帝又令特制加重、加大的铁酒杯,置宴设酒相待。由于铁酒杯特重,难以举起,逼使诸国使者不得不俯首饮酒,以示臣服。其威控华夏之雄心,统率帝国之豪情,在隆重的国宴上,也尽露无遗。
  西汉建都长安200余年后,公元5年,王莽杀平帝摄政。公元23年,刘秀打败王莽军,长安人民起义杀王莽。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东汉,迁都洛阳。其后,又有几个朝代定都长安。及至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攻隋,占长安,次年称帝,唐高祖定都长安,长安这座丝路起点的古城,又延续了近300年的辉煌。
  唐代的长安城近正方形,东西长9.72公里,南北宽8.65公里,面积约为84.8平方公里。城市布局匀称整齐,以承天门大街为中轴,分城区为东西两部,东为万年县和东市,西为长安县和西市,比汉代的长安城面积更大,居民更多,市容更繁华。诗人白居易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为种菜畦。”《长安志》说:“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唐长安城西壁三门中最北边的门,是出长安走丝路的城门。隋时名“安远门”,深寄丝绸之路平安之祝愿。唐安史之乱后改为“开远门”,有继续开拓丝绸之路的意思。
  今日西安遗存的明代西安城墙所围的老城,是在唐代皇城基础上改建的,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墙上每隔120米建敌台一座,全部9座敌台上均建有驻兵的敌楼。
  明西安城城墙,东西长3.4公里(南墙3.4公里,北墙3.3公里),南北宽2.6公里,周长约11.9公里,面积为8.84平方公里,约相当于当年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唐长安城的九分之一。故不论其几千年辉煌灿烂、无与伦比的东方文明,仅以其宏大的规模、华丽的,建筑而言,汉、唐帝都长安皆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唐太宗执政23载,励精图治,偃武修文,“贞观之治”,盛况空前,经济繁荣,国威远扬。唐玄宗在位44年,开元年间唐朝达到极盛的顶点。史书称:开元二十五年,天下断死刑者仅58人,几乎到了民无犯法,刑无所用的地步。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过二百,绢办如之,海内安宁,东西大道,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在皇城含光门里设有鸿胪寺,主管外宾接待,执掌外交事宜,足显丝路畅通后中外贸易、文化、科技交流之繁荣。据史料所记:自长安安远门直到西域的丝绸之路上,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州县仓库堆满粟帛,京师左藏,财物惊人。
  诗圣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胜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1)鲁缟(2)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3),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4)礼乐萧何(5)律。”诗中洋溢着对“开元盛世”的回忆与赞美。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对汉唐盛世的京都,对丝绸古道起始地长安,留下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赞美之词,往往令今人沉入怀旧之梦,进入繁华富庶,风光绚丽的汉唐胜境。
  杜甫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之句虽有暗讽之意,但又描述了八水绕长安的曲江池畔,柳绿花红,烟水明媚,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男濯清流祈福祉,女披罗绮照暮春,几十万人踏青同乐的盛况。
  而李白有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阑干。”又仿若穿越时空,将人们带入开元年间的兴庆池东,一窥沉香亭前,唐玄宗骑白马而来,杨贵妃乘步辇随后,翰林学士李白奉旨进清平乐词,梨园弟子抚丝竹伴李龟年放歌,玄宗调玉笛以倚曲,贵妃持波斯进贡的玻璃七宝杯,饮西凉州酿制的葡萄美酒,太平盛世,歌舞升平,赏名花,对妃子,尽享风流的盛唐遗韵。
  长安大道横九天
  “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之句,出自诗仙李白去世前一年(公元761年)之诗。按推度,李白的诗句应是云游四方的他,忆及开元年间,国泰民安,帝都长安四海通达,八方来朝,空前繁荣的颂扬之词。这对后人追寻、考察、研究丝绸古道,无疑是一种形象的展示,炫耀的宣扬,历史的定位,有力的启迪。
  当时的长安交通四通八达,其主干道:向东过洛阳,经开封至商丘;向西经凤翔,或过眉县越秦岭,经汉中到成都;向南过江陵、襄阳人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向北经太原,出娘子关至北京。特别是始发自长安的丝绸之路,经敦煌出玉门,通西域诸国,西行万里,远及罗马帝国,像一条彩带不仅将地处亚洲、欧洲的两个“超级大国”连在一起,而且将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汇流在一起,为世人留下了光照千秋万代、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
  相传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我国东周平王二十六年),约有2700年历史,是世界上可与代表东方文明的古都长安相媲美的,代表西方历史文明的古城。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依凭所接获的信息,觉得罗马类似我们的华夏神州,史书上说“其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所以古罗马帝国,汉时即被中国人称为“大秦”是当时西方的头等强国。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老单于死,内部王位争夺激烈,匈奴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恐遭杀害,率其部属12000人归服汉朝,由屯田渠犁,护卫丝路的卫司马郑吉率龟兹、渠犁诸国兵五万人护送,远迁长安,先贤掸受封“归德侯”,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后,西汉王朝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设置西域都护,命郑吉为首任都护,封“安远侯”,镇抚诸国,使西域大地正式归入祖国政治版图,丝绸之路畅通。故有史称中西交往“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公元前53年,罗马将军克拉苏率大军追击波斯部队,在卡尔莱惊现波斯人展开一面迎风招展的丝绸大旗时,士兵们不知为何物,竟吓得惊慌四散,遗尸数万。
  公元前45年,罗马帝国执政三巨头之一、终身执政官恺撒,曾在任内的一次祝捷宴会上,展示过一位将军进奉的来自中国的丝绸织物。那些色泽艳丽,华光夺目,光滑似凝脂的绸缎,轻薄如蝉翼的纱绢,既让赴宴的男宾们目瞪口呆,更令在场的贵妇们赞美不绝。他们称“中国的丝绸像梦一般的神秘”,像是“天上的仙女织成的”。由此,一股魅力无限的“丝绸热”在罗马掀起,追逐丝绸不仅成为时尚,穿着丝绸也被视为身份高贵的象征。
  当时,西汉与罗马帝国虽无官方正式交往,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商贸信息的传布,善于经营的商人们将中国丝绸源源不断运去,罗马帝国要支出大量的金币用于购买这些生产成本不低,数量稀少,质量超群的丝绸。由于经过万里迢迢的运输,“洋货”的价格高,耗费大,从而引发“奢侈和女人让我们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抱怨,以致在公元前14年,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至尊、皇帝)屋大维(恺撒的侄子)临终之前,罗马元老院竟然发出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继续穿着丝绸服装,并对妇女使用丝绸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不过,此令既出,却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禁令反而激起了罗马人对华贵无比的中国丝绸的强烈追逐。盛产丝绸的中国,也被世人称为“赛里斯国”,即“丝之国”。
  公元前1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称:“中国人是以树上长羊毛而著称,他们依靠水的帮助,从树上取下羊毛。”罗马诗人维吉利厄斯在《农耕赋》中说:“丝是某种树上的叶子,通过梳理而采集的细线。”希腊史学家斯特拉邦认为:“它是亚麻皮弄细而制成的。
  直到公元174年,希腊史学家包撒尼亚斯才弄清楚“赛里斯人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其国有虫……赛里斯人冬夏季,多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丝,类于细丝……”
  资料记载,约在公元2世纪,出身于马其顿一个商人家庭的希腊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就组织过一次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商业考察,历经七个月的跋涉,他经过姑墨(今阿克苏)、龟兹(今库车)、蒲昌海(即罗布泊),进入了玉门关,这是沿丝绸之路,经过西域进入中国的第一支有记载的欧洲商队。其后,经丝绸之路来中国访问者络绎不绝,而到19、20世纪,丝绸古道又成了举世追逐的探险考古热线。
  公元7世纪初,东罗马史书称:中国国君号为天子,国君世袭无争,国内安宁无乱,法律严明,公正不枉,崇拜偶像,人性温和,技巧异常,物产丰富,善于经营商业,多有金银财帛,黑衣国渡河灭红衣国(指公元589年隋文帝灭南朝后主陈叔宝)后,国家统一,户口众多,天之下,地之上,无一国能与之匹敌。又说,中国人善养蚕,丝就是由蚕吐出来的。
  丝绸之路东端强大的中国,自然受到西端罗马帝国的敬重,当其国受到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威胁时,对强大的中国,自然抱有求助的希望。
  公元643年,东罗马王遣使者来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宝物,唐太宗发玺书致意,并回赠丝织品为礼。
  公元667年,701年,708年,东罗马帝国曾先后遣使者来朝。
  公元719年,东罗马帝国又两次来朝,一次是委托地处葱岭以西,今阿富汗境内的吐火罗国大首领来献狮子、羚羊等珍稀动物,一次是派遣大德僧(总主教)前来朝贡。
  公元742年,东罗马帝国再次派大德僧来朝。
  在唐太宗至唐玄宗之间的百余年里,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派使者使长安的史实说明,经由丝绸之路建起的欧亚大陆桥而联系起来的,地处东西的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相互崇敬,礼尚往来,无侵略之霸气,无征服之野心,和气致祥,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堪称国际关系中友好往来的楷模。遗憾的是,国与国之间和平交往共存共荣的理念,并未为后世的一些大国所接受,他们为富不仁,恃强自傲,东讨西伐,称霸之心不减,南征北战,掠夺之心毕露,闹得世无宁日,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剧。
  一千多年前,由于丝绸之路开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盛,商业贸易繁荣。这里且不说这条在人类文明史上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在宗教传播上的影响和科技、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文化方面的交流、交融,仅就商贸交往而言,便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的盛况,仅在汉长安城西北就开辟了“九市”:六市在路西,有冶铁、铸币、砖瓦、陶器、铜器等手工作坊数十座,称“西市”;三市在路东,以商贸交易为主,中外客商云集,八方货物汇聚,堪称汉代的“国际商品交流市场”。
  汉惠帝时(公元前194—前188年),长安城有居民约50万,但到唐代(公元7世纪至9世纪)长安城内居民已达100万之众,而当时在欧洲能有一座2万居民的城市就很了不起了。
  唐代长安城的市场比汉代更大、更繁荣。当时在皇城之南,在北南走向的朱雀大街东西两侧各建有五十四坊,每坊长宽各三百余步,街东多住贵族和官员,街西多是浮寄流寓。“东市”在街东,有二百二十行,“西市”在街西,店肆与“东市”略同。东西两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八方货物堆积如山,中外珍奇琳琅满目,车马行人穿梭如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商人竞相叫卖,人们争相购物,流传极广的“买东西”一词,即源于此。
  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便有了“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张籍)的外贸繁荣景象。那时,除由我国发明并先后传入世界各地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外,经由丝绸之路对外输出远达西域、吐火罗(阿富汗)、安息(伊朗)、希腊、罗马等地的商品,最先主要的是丝绸,其后又是金银器、铁器、铜器、铜镜、漆器、瓷器、文具、纸张、茶叶等。
  1906年12月下旬,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楼兰发掘出一小捆黄色丝绸,经判定应为晋代(公元2—4世纪)从中国沿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的丝绸。
  1907年4月,斯坦因又在敦煌附近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了有汉文题记的丝绸,“任城国亢父丝一卷,宽2尺2寸,长40尺,重25两,值618钱。”任城国位于山东,建于公元84年,当时是中国主要丝绸产地之一,此丝绸的发现证明在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中国各地生产的丝绸已汇聚长安经由丝绸之路运销西方了。
  195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古西域精绝国)发掘的一座东汉墓,发现所葬夫妇二人所穿的衣、裤、袍、裙、袜以及枕头、手帕,竟全部是用内地丝绸制成。其中有绛、白、紫、蓝、绿五色丝线织成的“万事如意”锦,有绛、白、蓝、驼、橙五色丝织成的“延年益寿宜子孙”锦,有力地说明丝路开通,极大地活跃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真是横跨九天,连接中西的通衢大道。而产自中国的丝绸,堪称是横空出世的五彩祥云,是促进世界文明的纽带。
  正是:万里丝路起长安,长安大道横九天。九天祥云飞彩虹,彩虹飘飘越关山。关山万里连大秦,大秦华夏一线牵。线牵东西达四海,四海五洲舞蹁跹。蹁跹丝路飞花雨,花雨降福佑平安。平安丝路再辉煌,辉煌中华万万年。
  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原的物品,主要是毛皮、毛织品、香料、珠宝、玻璃、马匹及狮子、犀牛、孔雀、鸵鸟、大象等珍禽异兽。据记载,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给其弟班超(时任西域都护,驻地龟兹它乾城在今库车西南)写信,说他托人带去300匹素绸,请替他卖给月氏人,再以卖得之钱替他购买于阗、鄯善国的毛毯,说明出自西域的毛织品,确实为内地人所钟爱。而今日我们常见的葡萄(原产于大宛、康居、大月氏)、苜蓿(原产于大宛)、石榴(原产于安息)、胡桃(原产于波斯)、红花(原产于身毒)、胡麻、胡豆、胡瓜、胡荽、胡蒜、胡葱……也是由西域诸国陆续引入内地种植的,以至略知历史的人们在品尝这些美食时,总会感念先辈开拓丝路为后人留下的这份享用不尽的遗产。
  据宋《册府元龟》载:唐时“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另据史料所记:当年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日本遣唐使访长安15次,阿拉伯帝国派使节到长安36次,日本留学生、学问僧在长安学习时,有的长达十余年之久,西域诸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不少外国人供职于唐王朝,如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曾任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高丽人高仙芝,官至安西节度使、左羽林大将军,封密云郡公;波斯人李元谅官至尚书右仆射、镇国节度使,封武康郡王等等。
  盛唐时代,京城长安已成佛教文化中心,学习外国语言中心,不仅中外文化汇聚,商户云集,而且歌舞音乐极盛。自城东至曲江一带,特别是西市的波斯邸,多有西域人开设的毕罗(抓饭)店和酒家,“葡萄美酒夜光杯”,不知陶醉了多少买酒人。诗仙李白有诗“金樽渌酒生微波”,“玉壶美酒清若空”,“胡姬美如花,当炉笑春风”,既写活了酒美,更描绘了美丽动人的西域卖酒姑娘招待客人的音容笑貌。而他的《少年行》诗云:“五陵少年金市东,银勒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又从另一个侧面,勾画了长安的富裕、闲适景象。
  在拥有百万居民的长安城内,除了身着端庄飘逸的男服,袒肩露臂的女装的国人之外,西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粟特人、西域诸国人、印度人……东来的日本人、朝鲜族人,有的深目高鼻,虬髯卷发,有的浓眉大眼,有的黄肤黑发,有的金发碧眼。他们有的戴冠冕,有的戴帽盔,有的戴毡帽,有的戴皮帽,有的戴花帽,有的佩头饰,有的系头巾,有的穿长袍,有的穿短装,有的着和服,有的披袈裟……或为使者、商贾,或为官吏、军士,或为乐师、舞伎,或为僧侣、学生……芸芸众生,四海来聚,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真是:丝路飞架彩虹桥,盛京长安汇百川,“紫罗衫动柘枝来”(白居易《柘枝伎》),“万方乐奏有于阗”(毛泽东《浣溪沙》)。一千多年前,作为丝绸之路始发地长安城,如此繁华、热闹、和谐的盛况,无不给后人留下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遐想。
  (1)齐纨:指齐地所产白细绢.班婕妤《怨歌行》称“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2)鲁缟:指鲁国所产生绢。
  (3)云门:周代六舞之一,传为黄帝时乐舞,周用以祭祀天神。
  (4)叔孙:指叔孙通初仕秦,降汉后拜博士,与儒生共立朝仪,后任太子太傅。
  (5)萧何:兴汉功臣,收取秦律今图书,定律今制度,所作《九章律》,今已失传。

丝路沧桑/蒋季成著.-西安: 陕西地图出版社,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