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

“王陵”被盗惊世人

作者: 蒋季成















    
  自古以来,人们欲求长生不成而幻想在百年之后仍如在世一样拥有安乐舒适的生活,往往都追求厚葬。特别是那些尊为天子的帝王、势倾一方的权贵、富甲乡里的财主们在过世以后,总是将许多金银珠玉、奇珍异宝,或佩于身,或置于棺,或藏于墓,以致这些帝王之陵、富豪之墓,因其密藏珍宝,既是留给后人的珍贵文物,深藏重要历史信息的迷宫,又因其“树大招风”,露帛引盗,而成为掘墓取宝之辈、鸡鸣狗盗之徒垂涎三尺的地下宝库。
  历史上盗墓猖獗不止的原因,除有追求财富的经济因素支使外,还有掘陵墓以泄愤报复,挖宝藏以筹集粮饷等政治因素的驱动,既有隐蔽暗藏的“民盗”,又有明目张胆的“官盗”,以致盗墓之风不绝于世,盗墓之事屡禁不止,盗墓之术日趋诡秘。
  根据零散的资料记载:
  约在公元前7世纪西周晚期,一座应属公元前16世纪商代第一位帝王商汤之墓就曾被盗掘;
  公元190年前后,东汉末期,东汉帝陵遭董卓盗掘;
  公元192—207年之间,曹操在其率领的军中曾专门设置盗陵的官职;
  公元319—349年之间,东晋十六国之一的后赵王(羯族)石勒、石虎,先后盗掘了历代帝王及先贤陵墓……
  民国时期,军阀孙殿英领兵盗掘清东陵……
  两千多年来,盗掘陵墓之事层出不穷,而作为丝绸古道起始点,历史上著名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周边,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古西域诸国故地,先后发生的掘陵盗宝的惊天大案,更是时有见闻。
  [2003年2月11日,某新闻媒体曾惊爆一条哄动一时的消息称“苦苦寻觅百余年,刚被发现即遭不测,考古专家断定——千年古楼兰王陵惨遭盗墓”。被盗王陵在哪里?是何人发现?是何人判别认定?它真是“古楼兰王陵”吗?]
  “楼兰王陵遭盗墓”?
  根据某新闻媒体报导,说是一支有十多人参加的探险队,在进入罗布荒漠的第三天,开车行进在干涸的罗布泊西岸接近古楼兰城遗址附近区域时,发现前方有一辆没有牌号、形迹可疑的白色312吉普车,见探险队汽车露面,吉普车立即加速远逃。
  探险队怀疑是撞上了盗墓贼,便开车沿着吉普车车辙跟踪,追出约5公里,发现了几处被挖开的墓穴,接着又在一座土丘上孤零零矗立着的佛塔下发现了一座被盗的大墓。
  报导说:“这座墓里面可以看到有两个墓室,盗贼是从正上方打一个洞进入墓室的。第一个墓室有5具棺材,已被盗墓贼破坏,干尸及枯骨满地都是,地上散落着丝绸的碎片。”又说“最令人惊奇的是墙上的壁画。一个金驼和一个银驼相互撕咬着,一个穿长袍模样的人站在中间,做出手势让两驼分开。旁边,一头奔牛怒目而视,振蹄欲奔。金银双驼的壁画已被破坏,一具干尸躺在壁画下,另一些尸骨已经破碎。”
  “进入第二个墓室,首先看到的是一堆劈开的彩棺。据估计至少有4具,里面干尸及绸缎碎片扔得满地都是,还有一个精美的牛角梳。彩棺颜色非常华丽,超过了探险队以前所见到的。墓室里也有壁画,一大群大臣模样的人端坐垂手行礼,栩栩如生。”
  根据以上情况,率队的那位“探险家”向媒体透露了这个消息,并表示:“我们可以确信发现了历史中的楼兰王陵!”同行的一位“文物专家”更说“有四点理由可充分证明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古楼兰王陵:
  第一,古墓在一座佛塔下面—按古楼兰人的习俗,人生前地位越高,他死后被埋葬的地点也就越高。佛塔是古楼兰人最尊崇的地方,这座墓葬在佛塔下,里面绝非普通人。
  第二,墓室里放着四具彩棺。以往楼兰也出土过一些彩棺,但那些彩棺比起发现的这批彩棺无论从规格、数量、做工、色彩上都差得极远,古楼兰人死后能用彩棺的都是很有身份的人,而这么好的彩棺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
  第三,古墓内室壁画上群臣端坐。任何一个王公大臣的墓室里都不可能出现这种壁画,这在当时是犯禁的,只有帝王陵墓里才可以绘制如此内容的壁画。
  第四,古墓外室壁画上金骆驼和银骆驼对咬。在古楼兰国,金骆驼和银骆驼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只有帝王才能拥有它,平民百姓的墓里是不允许有这种图像存在,因此只能解释它为帝王陵墓。
  由于遭盗墓贼挖开后,棺木被劈碎,尸骨被捣坏,文物被劫走,壁画遭破坏,使这座大墓主人的身份,失去了可供佐证的原始信息,不仅折断了可能解读楼兰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而且给这座墓葬解秘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以致有关它是“楼兰王陵”的断定,好像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很容易让人轻信。但细加思考,又似觉其推断之词缺少确实可信之据,不得不令人生疑:
  一是这是“一群探险爱好者”的发现,而不是某些媒体所称的“一支考古探险队”的发现。未经考古专家缜密考察、未获得确凿可信的证物,便“确信发现了历史中的楼兰王陵”,未免失之轻率。
  二是在其四点理由中,出现了“古楼兰人的习俗”,“彩棺只有王公大臣才能拥有”,“王公大臣的墓室里……出现这种壁画,这在当时是犯禁的,只有帝王陵墓才可以”,“在楼兰古国,金骆驼和银骆驼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只有帝王才能拥有它”等论据。但不知这些习俗、这些规矩、这些制度出自楼兰的什么法典?什么记载?是史书或是出土木简、纸简中确有记述,还是“想当然耳”?
  三是说“考古专家断定——千年古楼兰王陵惨遭盗墓”。不知这支由“一群探险爱好者”自发组织的“考古探险队”进入国家文物禁区楼兰,经有关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没有?这支队伍中真的有“考古专家”吗?如有,其所指的是哪一位权威,竟然“只呆了约半个小时”就能下如此确定的断语。
  四是说“壁画上群臣端坐”垂手行礼,不知根据什么认定那些人就是“群臣”?明明是几位贵族男女举杯饮酒,怎么能认定是“垂手行礼”?
  某些媒体的一阵炒作,确实令人惊讶,但在震惊、担忧之余又感到如坠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好在消息传开惊动了考古界,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更引起了新疆考古界、新疆自治区政府、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组成了以副所长张玉忠研究员为队长的考古队,于几天之后的2003年2月20日傍晚,赶赴楼兰被盗墓地现场开展工作。经认真、仔细、客观、严密的实地考察分析后,科学地断定这座被盗古墓不可能是“楼兰王陵”。
  考古专家们认为,这是在楼兰遗址区域内首次发现的有长墓道,有壁画的洞室墓。这种墓葬形制于西汉晚期(公元元年前后)在中原兴起,东汉时期(公元25年至220年)流行。在丝绸古道上古楼兰王国区域以东的甘肃酒泉、敦煌一带曾发掘过类似形制的一批魏晋时期(公元220年至420年)的墓葬,墓主多是当地名门望族。新疆已知的有长墓道的洞室墓,主要分布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喀喇和卓等晋唐墓地,这种墓葬最早约在两晋时期(公元265年至420年)出现在该地。此处被盗的这座墓葬的年代应与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已发现,并确认的壁画墓相近,其年代大约应在公元3世纪。
  考古专家们分析,被盗墓室中曾有4—5口棺材,其中有两块棺板上有彩绘,其图案及木棺的形制,与1998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彩棺及营盘古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的彩棺基本相同,墓室中发现的织物残片,如云气纹、草叶纹刺绣和菱形格织锦也曾见于营盘古墓地。
  由于楼兰王国于公元前77年已更名鄯善国,并将王城南迁至500多公里外的阿尔金山下的扜泥城,其所遗楼兰故城在魏晋时期已是西域长史府治所,距这座被盗墓葬约有28公里。所以如有楼兰王陵,其时间必须早于公元前77年,其地址应在距王城不远处。故从时间、空间上分析,这座被盗墓葬都不可能是楼兰王陵。鉴于被盗的这座墓葬距LE城(古方城)较近,前后双墓室较大,墓中壁画人物衣服华丽、遗存器物制作精致及享用彩棺等状况,考古专家们推测,这可能是3世纪前后楼兰故城以东LE城的一个贵族的合葬墓。
  2003年11月2日,参加过“楼兰学术论坛”的部分专家学者,在考察了楼兰故城及LE城遗址后,又特意赶到这座曾被媒体大肆渲染并轰动一时的“楼兰王陵”,想再亲自观察一番。
  这座墓葬坐落在西距LE城遗址约4公里,位于北纬40°40′,东经90°07′的一片高约20米、长逾百米的柳叶形雅丹上。
  真不知那支探险队的人正沿着车辙追踪形迹可疑的白色312吉普车时,怎么不去追贼,而又改弦易辙,竟然停下车爬上这座又高又陡的雅丹上来了?
  此墓建在一座高大的佛塔附近,显然是遭遇了很有经验的盗墓贼,准确地在前墓室左上方挖开了一个直径二米的盗洞,直达墓室,但没有盗走稀罕的、价格昂贵的彩棺,却劈碎了彩棺,抛弃了尸骨,取走了其他文物,几乎把随葬的物品盗窃一空。
  在经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仔细考察鉴别后,墓道已挖通,墓室已清理,并暂时用一块大木板遮挡洞口,置于文物管理所管理之下,并在雅丹下树立了保护文物的标志。此行的专家、学者们在文管所同志陪同下,对墓室内外又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察后,完全赞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们否定这是“楼兰王墓”的意见。对佛教美术颇有研究的李青教授,还根据壁画上手举酒盅、酒碗的贵族男女人物所穿的粟特人衣饰,初步推测应为魏晋或其后(公元3——5世纪)的一位有一定地位的粟特人墓。
  粟特人出没丝路
  粟特人原居中亚索格独亚那(今乌兹别克一带),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拜火教、火祆教)、摩尼教。公元7世纪,玄奘西游归来曾记述过在中亚地区的见闻,说粟特人“多行诡诈”,父子计利,良贱无差,虽是巨富人家,吃穿也很简单。又说“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
  粟特人特具商业才干,他们经商的足迹不仅遍布中亚的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石国(塔什干),而且向东进入西域,直达中国。他们在各处经商,娶妻生子,形成移民群落,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吐鲁番、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等地建过居民点,在敦煌、罗布泊筑过城镇。如建于罗布泊南的“艳典城”(今若羌县城附近),因城中广种葡萄,又称“葡萄城”。公元7世纪末,他们不仅在吐鲁番经商,而且还经营耕地和葡萄园。建于敦煌县城东500米处的“安城”,公元8世纪中叶时,曾住有粟特人300户,约1400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读莺莺传》一文中,曾推测说《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原形就是年轻、能歌善舞,在胡人酒店中接待客人的粟特女子“胡姬”。
  粟特人的文字今已消亡,但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的字母都承袭了它的衣钵。他们也因其语言优势,而经常充当外交使节,如公元545年,酒泉粟特人安诺磐陀,就曾奉西魏太祖之命出使过突厥。
  粟特人信奉的祆教、摩尼教经由他们传入中国后,唐代在沙州香火甚盛,至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才被禁绝。
  粟特人死后的丧葬习俗十分奇特,隋朝韦节所著《西番记》称“城外别有200余户,专事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养狗。每有人死,既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此行的专家、学者们初步推断这座被盗墓葬的墓主,很可能是久居于罗布泊地区的粟特富商或城镇首领的家族合葬大墓。
  这座大墓墓葬形式已完全入乡随俗,除大墓前室中柱及正中壁画上绘有飞轮图案,可能是他们传统的宗教信仰的反映外,墓主不仅将其长眠之地选择在像一叶飞舟的高台之上,安排在佛塔之旁,且其墓葬形制也没有遵循粟特习俗,而是采用了出自中原的葬制,既说明在当时中原文化对西域已有极大的影响,又蕴含着墓主对中原的景仰。如此精心的安葬,似在表达墓主对人世的眷恋之情:葬我于高台之上兮,思我故乡,西送晚霞兮,痛断肝肠;葬我于高塔之旁兮,长安在望,东迎日出兮,遥寄向往。
  其实,该地被盗的大墓不是仅此一处,就在附近雅丹上还有被盗掘一空的一座两室墓,一座三室墓和盗洞累累、遗骸遍地的上百座普通墓穴。
  千古遗存有力地提醒我们,这一片邻近LE城的地域显然是当年的一处重要的墓葬区,所以对于LE城及其附近的古文化遗存,我们千万不可忽视。对那些利欲熏心,心狠手毒的盗墓贼,千万不可丧失警惕。
  古方城盗掘一空
  距离上述被盗古墓不远的古方城,是当年斯坦因考察时编号为LE的一座古城遗址,位于楼兰故城东北约24公里处,地当孔雀河下游支流铁板河河网地带,罗布泊北岸之西。此城略成方形,面积约16700平方米,城墙为夯土版筑,残高约有3米,斯坦因曾在北城门内掘得西晋泰始年间(公元265—275年)汉文木简残纸6件及五铢钱、铜箭镞等重要文物。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察队曾到此调查,称其为“方城”,说它可能是汉代居卢仓遗址。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应是古楼兰城,而现称为楼兰故城的应是古注宾城。这些争论不休的诸家之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各据其理,各有高见,但由于缺乏充分的、可靠的、明确的史料来佐证,只能各说其是,难以服众。因此人们期待深入的、科学的考察和发掘,以求有更详实的资料,来揭示其历史的真面目。
  今日的LE古城遗址,除有高大的城墙残基,轮廓分明,气势不减,足以证明它的存在之外,城内建筑已渺无踪影,只剩下一片起伏不平的沙土地上几丛野草与干旱抗争,几棵杂树迎风摇曳。面对荒芜的古城,人们不禁要问,昔日的屋宇、市井、寺院是年久塌毁了?风沙掩埋了?还是遭遇那些狂掘滥挖的强盗们破坏了、夷平了?如今在残墙内外,沙土深处,是否还埋藏有未见天日的文物?难道一两千年前曾是楼兰王国联通四方的交通枢纽重镇,就这样从历史的长河里无声无息的消失,而未留下一点蛛丝马迹?联想到近些年来,一伙伙敢于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盗贼,轻而易举地就能从LE古城遗址附近盗得彩棺、干尸、锦缎、毛织品等珍贵文物的事实,那不是在向我们昭示,LE古城及其周边仍应是值得认真关注,并亟待保护的历史文物宝库么?
  [如果说以上讲述的“楼兰王陵”被盗,是近些年来发生的个案,那么处于丝路始发地的三秦大地上的帝王陵墓被盗事件,就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盗帝陵千年不绝
  在丝绸之路起点,十三朝古都长安周边的三秦大地上,帝王陵墓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不仅世所罕见,也堪与古埃及王陵匹敌。但正由于此,这片风水宝地也一直为野心家们所垂涎,为盗墓贼们所觊觎。
  且不论西楚霸王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是否波及秦陵?就一个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便发现有起自唐、宋的盗洞247个。也不说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盗贼盗伐了汉朝的霸陵、杜陵、薄太后陵。五代梁、唐之际(公元907年至936年)温韬几乎挖遍了唐代皇帝的陵墓。仅以长安西北今日咸阳地区而言,由于在不足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了西汉11代帝王的陵墓,连同陪葬墓等,知名的古墓多达1135座,这些大大小小的古墓,高高低低的坟丘,耸立在田野之间十分醒目,极易为盗墓贼所识别。他们沆瀣一气,组帮结伙,有准备、有目的而来,白天明目张胆地踏勘地形、地貌,摸清管护人员动向,晚上偷偷摸摸潜入墓地,借着庄稼遮挡,趁着夜色掩护,在黑夜里挖坑、打洞,对古墓狠下毒手,大干盗掘祖先之陵,以求暴富的勾当,在他们之间流行着一句顺口溜“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成为万元户”。
  其实,深埋在那片黄土地之下的文物,何止区区万元。据报载,几年前有一个出自陕西的汉俑头在准备偷运出境时,被广州海关截获,经查,其中间货主是一名经营石油的伊拉克文物商人,他所开出的价格竟然超过一亿元。而盗取这件文物的盗墓贼在看准目标后,大约只花费几天工夫,便可将这件汉俑从50米深的地下掘取出来。盗墓贼们就是这样凭着敢于以身试法的莽劲和敢下地狱的贼胆,无需多大代价,轻而易举即可换得连做梦都想不到有那么多的钞票,真可谓是地下挖出金山,无本赢来万利的大买卖。难怪有文物专家感叹说,古代长安西北这片帝陵富集之区,堪称是地球上地产价值最高的一片地方。
  2003年1月14日,西汉高祖刘邦墓长陵被盗,警方虽追回盗墓贼尚未来得及出手的粉彩骑马俑22件,但并不排除也许有部分文物已流出海外。据警方介绍此案的破获也颇有些戏剧性,当他们接到“田野里有影子在晃”的举报,推测可能有盗墓活动,便果断决定于次日清晨派警员去那里布下埋伏,果然只等了不到半小时工夫,盗墓贼刚从盗洞里伸出头来,就被逮了个正着。
  抓住盗墓贼,本以为完成了任务,但在下午再派警员去清理现场时,又一个不肯舍下盗墓成果,大着胆子又去盗洞中搬运文物的“漏网之鱼”“撞上了枪口”。所幸这次盗掘的只是为长陵刘邦墓陪护的63座墓葬之一,而非主墓,否则将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
  令人忧虑的是,在长陵61亩陵区内,可以容纳一人进出的盗洞竞有二十余个,就在刘邦主墓坟丘附近也有近十个洞口,这些盗洞是何时所挖已难查实,但散布于陵区内斑斑驳驳的盗洞口,似乎是地下亡灵张开的大口,在控诉丧尽天良的盗墓贼的罪恶,在呼吁有良知的人们加强对陵墓的保护。
  2003年6月26日,6件被走私出境的西汉彩色裸体陶俑运回西安,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但这几件陶俑由美国海关移交我国运达北京时,陶俑的腿上还系有“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标签。如此盗掘、偷运、出境、拍卖的印记,不能不刺伤有良知、讲文明、重诚信、爱和平的中国人的爱国之心、自尊之心。
  通过外交、竞购等途径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促使6件西汉彩色裸体陶俑的回归,已经不是我国第一起文物回归了。2000年4月,北京保利集团在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的拍卖中,为购回当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明火执仗劫走的珍宝——青铜牛首、青铜猴首、青铜虎首,付出了人民币2600多万元,而这三件文物,在6年前第一次出现在伦敦的拍卖会上,底价仅为1.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3万元),6年间其价格竟然飞涨了113倍。其后青铜猪首、马首也被购回。2001年,我国从美国追索回一块准备拍卖的精美绝伦的唐代浮雕武士像……不过能得以追回的文物和流失海外的文物相比,真是挂一漏万,少得可怜。
  2009年,又有圆明园青铜兔首、青铜鼠首在法国佳士得公司拍卖,但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未能成功。而蔡铭超先生竞拍后“不准备付款”以示抗议。
  近有传闻称,圆明园的青铜龙首在台湾(20世纪80年代约值450万台币),而青铜蛇、羊、鸡、狗首的下落不明。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但这大约只是世界各国私人收藏中国文物总量的1/10。如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甲骨片,就有26700片流失于日、美、英等国,仅日本就有12443片。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就劫走了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收藏于宫廷内的古籍等难以计数的大批珍贵文物。
  自2002年起,国家文物局每年拨款5000万元,用以征集重点珍贵文物的专项经费,截至2009年3月,已征购回文书、瓷器、青铜器、玉器、家具等计211件(套)。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前,我国大量国宝流落异域,主要是列强的抢掠、洋人的偷窃和军阀的盗卖,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则主要是受国际文物市场对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物的需求和高额利润的诱惑。
  据称,由于近些年来地上和地下的全球文物年交易额估计多达860亿美元,而文物交易又是仅次于毒品和武器的暴利行业,利益趋使,贪欲横流,直接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案件激增,拥有丰富文物资源的中国,自然难以幸免。而走私外流的文物,除了从基本建设工地上发现后暗遭盗窃,暗中出售造成的流失外;日益猖獗又屡禁不止,并且分工渐趋专业化、手段现代化、走私网络化的盗墓勾当,更是造成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
  如上述2003年6月26日追回的西汉彩色裸体陶俑,就出自西汉窦皇后墓。第一次发现被盗是在2001年,警方在4月29日深夜在窦皇后陵墓现场抓获盗墓分子,这些盗墓贼挖掘了一个30多米深的盗洞,已经逼近墓室。但令人遗憾的是,公安机关破案后,有关方面一直没有及时对这个盗洞进行回填处理,从而留下隐患。以致在2001年10月到2002年2月,又有数个盗墓团伙在该盗墓案的现场,从原来的盗洞,顺利进入墓室,再次进行猖狂的盗掘,共计盗出彩色裸体陶俑271件,并以600元一件的低价出售,而其后仅仅追回6件。这批文物从中国出土到在美国上市,前后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说明这条“产、供、销”链条运作极为紧密、迅速。倒卖文物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诱惑,使有的人敢于以命相博,也导致有人为此而命丧黄泉。
  据传,在咸阳地区有个姓王的盗墓贼,曾将他盗得的一块年代久远,形似砖头的铜块卖给西安文物商孙某,孙某只给了他50元钱。但过了十几天便传出消息说,经专家认定,那块形似砖头的铜块,是古代铸钱的模具“钱范”,属于十分稀有的极品,道上已有人开出330万元的高价收购。王某闻讯后,自知上当,立即赶往西安,要孙某退还此物,在遭孙某断然拒绝后,竟起绝杀之心,将孙某满门灭口,而他自然也难以逃脱法律的严厉惩处。真是为贪而盗,为盗而亡。其行径令人憎恶,其结局令人哀叹,这起案件发人深思。
  从古至今,发生在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大地上的盗窃文物事件数不胜数,近年来这片地区及其相邻的山西、河南更是被视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地带。在丝绸之路的西端,古西域境内,特别是罗布荒漠腹地和黄沙淹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等被称为“文物宝库”的地区,猖獗地盗掘古墓,破坏遗址,疯狂地走私文物的活动,比之于内地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丝路沧桑/蒋季成著.-西安: 陕西地图出版社,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