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辑录

宁夏2009年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 马晓玲


  作为联结东亚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总称,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世界物质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由于丝路文化所呈现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吸引着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者的关注,关于丝路的研究方兴未艾。为加强“丝绸之路”学术交流,促进和繁荣“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同时推进“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2009年8月20日至25日,在宁夏银川市举办了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固原市人民政府、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承办。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也参加会议并进行了采访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副司长陆琼女士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杜晓帆博士向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感谢为本次会议进行筹备的各个单位,使得众多各个领域的专家云集在银川,为丝绸之路的研究、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为全球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陆琼女士在致辞中指出,宁夏已有四处遗址、石窟寺列入中国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考古研究所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为研究与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付出了积极的努力。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必将对今后宁夏丝绸之路保护、研究和申遗工作留下极其有益的影响和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副所长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1950年成立以来,始终重视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欧亚考古的研究工作。为了更好地推动丝绸之路考古、欧亚考古和我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于1999年组建了“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初具规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强调,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因此,只有通过国际、国内各学科、各领域学者长期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集各方之智慧与力量,才能真正更好地推进对欧亚古代历史文明深入而全面的认识。相信这次研讨会将会为推动国际欧亚研究、丝绸之路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有关丝绸之路很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召开,正处在中国申请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前夜。丝路项目是以中国为中心,但又牵涉到东北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以及欧洲。这次申遗先以中亚五国和中国境内的沙漠路线为内容,以后再扩充到草原路线、西南路线和海上路线,这应是世界上最长的线型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贸交流之路,时代不同,路线不同,交流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延续至今,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皆有自身的发展变化,交流的契机和内容也各呈特色。但是,历史的因缘和现实的机遇并非毫无关系,从历史因缘中可以得到现实机遇中的许多启示。最后,徐先生对从事丝路研究的学者们表达了殷切的希望,并强调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是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基础,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着申遗工作的成败,因此,这次会议虽然不涉及或干预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但与申遗工作有极密切的关系。这次会议能否达到更高的层次,要看各位代表在这个问题上能发挥出什么作用,未来丝路研究的发展,在座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共提交了近50篇论文。在六场大会学术交流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贵、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研究员郑炳林、原宁夏博物馆馆长钟侃等诸位先生参加、主持了小组发言,共有40位海内外的学者做了发言,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
  一 考古学与丝绸之路
  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寻找失落的东西文化交流的轨迹成为研究的主要目的。中国考古学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为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可能。
  在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看来,丝绸之路主要是指古代中国与中亚各国间的交通要道或商贸之路。但事实上,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从宏观上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思考与论述。他指出,广义概念的丝绸之路应该包括传统上所说的沙漠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它们都具有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但却承担着各自主要的历史作用。三者相比,沙漠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是更为“政治性”、“文化性”的,“商贸性”是其次的;而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主要是“文化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是“商贸性”的。
  丝绸之路所反映的各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经济交往是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他们主要从中国发现的外来文物和中亚、西亚发现的中国遗物来探讨中西文化、经济交流与交通状况,这方面的研究多是从刘庆柱所论述的各种性质的丝路的框架下进行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以中亚地区出土的汉式铜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中亚地区发现的汉镜与仿汉镜的形制与年代以及分布地域,认为中亚地区发现的汉镜所显示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点,是在汉朝同西域诸国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同时反映了汉文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以大约出现于唐代并且沿用至今的一种边饰——“角形回纹”为研究对象,指出这种纹饰可看作是一种文化标记,推测可能与突厥文化有关,作为中世纪善于商贾的粟特人在国内传布角形回纹中起到一定作用。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详细介绍了日本境内出土或者传世的中亚文物。南京师范大学汤惠生教授以“从西亚到东亚——新石器时代和汉代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影响”为题作了演讲。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利用考古资料探讨粟特文化中的“女扮男装”对北齐社会的影响。文物出版社总编葛承雍以“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形象研究”为题,以考古出土的文物分析胡人的身份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对近十年来中国、俄罗斯、蒙古相继新出土的一些铜鍑的新材料进行考察,指出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后,中国生产的丝绸成为欧亚大陆上主要的流通物品。而在此之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已开始。西周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铜鍑在草原人群传播,并在欧亚大陆广为流传,成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卢卡斯·倪克尔(Lukas Nick-el)教授注意到秦始皇陵墓葬结构的建造中除了利用本土的技术传统,还有一些技术特征则来源于秦国和其他东亚王国之外的墓葬文化。同时,该皇陵还大量使用了其之前几百年中国墓葬中从未出现过的真人大小的形象逼真的各种陶俑。他由此出发,以独特的视角把秦始皇陵放在一个更广阔的亚洲范围内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秦始皇陵与丝绸之路的某些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良仁通过收集国内外出土的汉代漆器,对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队发现于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城的汉代漆器碎片以及该城的年代给出了新的年代范围——74BC-69AD,认为这些遗物显示出贝格拉姆城的贵族在两汉时期与汉王朝保持着政治与经济上的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姜波以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来探讨古代中西交通的途径与方式,认为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拜占庭金币的出土地点多分布在古代商贸路线上,或位于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说明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多是从传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自汉代以来东西方世界密切的文化与经济交流也延续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以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所收藏的一件中国德化窑瓷罐为切入点,结合考古新发现,考察了这件青白瓷罐的确切年代以及马可波罗时代中国与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无独有偶,法兰西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刘清华的研究也与马可波罗有关,他将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所藏马可波罗遗嘱翻译成中文并加以补释。自伯希和以后,关于马可波罗遗嘱的相关研究还未见有人涉足,所以这份遗嘱的释读无疑对于马可波罗的研究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也是这次参会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院的宋馨(Shing Muller)教授以“汉唐丝绸沿丝绸之路向欧洲的销售方式”为题尝试以欧亚大陆丝绸考古资料比较丰富的数个地区(塔里木盆地、罗马帝国东区、西欧)来探讨中国丝绸贸易的过程、方式以及地区性加工等问题。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的耿慧玲教授提交的“从丝路到油路——国际贸易的历史改变”则更具有现实性,她指出:贸易是人类自然产生的交换行为,交通是完成贸易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居住环境的不同,物产与运用物产的智慧也不同,因此丝绸在远古时期被辗转传播到四方。为了保障农业生活不被游牧民族侵扰,以丝绸换取马匹成为汉政府的重要政策,在政府的积极管控下,原本或许是区域与区域的区块贸易成为一条稳固绵长的交通路线。工业革命以后,丝绸的需求逐渐被能源所取代,传统的丝路转变成为油路。需求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之间交通方式的改变,但是基本的路线连结大致相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仝涛则以北高加索及临近地区发现的汉唐时期与中国相关的考古遗物来探讨唐朝与拜占庭的交往及其国际贸易。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黄珊通过梳理国内外出土材料,分析了元代青花瓷从产地景德镇运销到国内城市以及通过海路销往海外的具体路线。通过对元代青花瓷的行销路线与运输方式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元代的瓷器贸易以及在贸易基础上延伸的国际交往。
  从考古、历史的研究中去考察文化交流中饮食、医学这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也是这次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通过考古发现和许多古老的小麦粒食与饼食故事,指出,虽然小麦由前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只是传入了种植技术,却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技术。小麦传入后在中国古代粒食传统背景下创立了新的面食技术传统——一个与小麦原产地不同的全新面食传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在考察信奉祆教的安禄山服用寒食散的事实的基础上,介绍了文献中记载的古代解散下石的方法与相关医疗器具——钗、簪、篦。提出我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应该注意观察以上器物的出土环境是否与医学有关。
  近年来,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跨国合作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从本次会议中的几篇提交论文可见一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介绍了2007~2008年度由莫斯科东方艺术博物馆为首的联合考古队关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布尔巴仁遗址的调查、测绘与部分区域的考古发掘情况,讨论了该遗址的年代、性质。认为这是一处研究唐代边疆史、唐王朝与北方民族关系史的重要遗迹。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A.A.科瓦列夫教授介绍了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组成的国际中亚考古调查队于2005~2007年对蒙古利亚南戈壁省的知名的“成吉思汗边墙”的野外调查。通过比较,他认为河西地区以芦苇、红柳修筑的长城是西夏时期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教授介绍了中蒙联合考古考察队于2006年夏在蒙古国中西部地区考古调查的突厥汗国至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遗址、遗迹和墓地(葬)等。同样作为这次在蒙古国境内突厥遗迹联合考察队的成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丰则专门论述了蒙古突厥墓前的“杀人石”。中国社科院研究所陈凌的报告也与突厥文化相关。他以“突厥陵墓形制及其与唐代帝陵形制的互动”为题,从突厥贵族陵墓的布局、形制变化以及乾陵以后唐代诸陵“蕃臣像”的位置变化等方面阐释突厥陵墓与唐陵之间所发生的双向互动。
  二 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与宗教、语言研究
  除了上述从考古学角度考察丝绸之路外,与会学者还从文献史学、宗教、语言学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很多新认识。
  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将考古学与文献学密切结合,对丝绸之路进行历史学研究。这次会议上历史学专家们多以出土墓志、文献入手进行丝路研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以宁夏固原南郊粟特人家族墓地的史诃耽墓墓志为对象,利用历史学方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从中讨论了唐代的监牧设置及翻书译语直官制度;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中心的罗新教授对上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在山西大同附近发现的申洪之墓志在前人研究的究基础上又做了新的补释,深化了我们对墓志中所提到的几个北族人物以及北族官名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教授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收集的两件北凉高昌的文书——“北凉计赀出献丝账”、“北凉计口出丝账”出发,探讨丝绸之路与丝绸生产的问题。认为这些文书都是政府征收居民的丝绸账目,是研究地方史赋税与丝绸生产历史的重要资料。中山大学历史系林英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分析了古籍记载中所反映出的1~5世纪之间中国社会对罗马帝国的了解和想象。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聂静洁对《悟空入竺记》进行了历史地理研究,对唐释悟空入竺、求法及归国路线做了考证,认为《悟空入竺记》是有关晚唐西北史地方面的稀缺史料,对于研究西北军事史以及丝绸之路的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武汉大学经管学院乜小红与历史学院陈国灿对四件源出《俄藏敦煌文献》的契约进行研究,认为这四件文书并非出自敦煌,而是出土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黑水城,属于西夏至元的租赁饼房契、代还钱契、婚书契和买婢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孟彦弘研究员以“肃宗即位灵武与唐廷的平叛”为题,讨论了安史之乱以后,肃宗在灵武即位,导致两个政治中心出现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花子探讨了大韩帝国(1897~1910年)时期的疆域观念及其间岛政策的实施、对近代日本间岛政策的影响;李艳玲、张卫光分别讨论了塔里木盆地西汉时期由各绿洲国与西汉政府共同开发农业的状况和突厥之前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的战争战术的方式与特点。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对于五代、宋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往往被学界忽略。北方民族大学历史系杨蕤针对近30年来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使我们对于这一阶段陆上丝路研究的状况有了更新的认识。
  丝绸之路不仅是文化交流与商品流通之路,也是信仰传播之路。在中古丝绸之路上,信仰各种宗教的胡人是东西方贸易及艺术交流的承担者。关于中古入华宗教,尤其是摩尼教、祆教艺术的研究是近年间丝绸之路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芮传明研究员对摩尼教帕提亚语组诗《安嘎德罗希南》进行译释与解读,认为其系摩尼的弟子末阿莫撰写于3世纪中叶,表现了“灵魂”(光明分子)自诉被黑暗势力即肉体束缚、折磨的种种苦难,以及救世主对被救灵魂所作的演讲。中山大学历史系王媛媛考察了高昌摩尼教艺术中的女神形象与教会中的女性教徒,认为高昌摩尼教徒不仅将原典中本应作男性形象的神圣光明分子画成女子的形貌,而且把光明女神的头像作为象征教阶的标志,绣于仪式服上。这些有异于早期教会的形式,表明了高昌摩尼教中光明女神地位的上升,而这种地位的上升,与女神本身更为当地教徒所重视的宗教职能、慈悲温善的神性美德,以及高昌教会中女教徒地位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关联。暨南大学历史系张小贵对祆神密特拉形象在不同时空下演变的轨迹进行了勾勒,并结合中亚、中国有关考古发现做了考证。到目前为止,共发现了9件北朝——隋唐时期的入华胡人的石质葬具,这些葬具是了解粟特人宗教艺术与丧葬习俗等的重要资料,许多学者就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张桢对学者们关于这些石质葬具的研究史进行了述评。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考古学、历史学,还有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参加会议。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张铁山教授关于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先后六次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所出土的一大批珍贵的回鹘文文献进行语言学、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他认为这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本资料,同时也是对比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珍贵材料。
  三 相关问题的研究
  除了上述学者所讨论的问题,与会学者还对石窟与造像进行了考古学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根据麦积山石窟东崖大面积的崖体崩塌所涉及的范围、崩塌年代和崖体崩塌前后洞窟开凿情况,对部分洞窟的年代进行了重新的探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吴荭考察了以成都地区为主的南朝造像对拉梢寺石窟北周及隋代造像的影响。一些学者从人类学、科技手段等方面出发所做的报告,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靓根据出土于陕西西安郭杜地区的两处大型唐代墓葬群中的62例头骨的小变异特征的统计分析,认为唐长安地区居民的主体成分应划归为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英国诺丁汉川特大学科技学院的梁海达介绍了一种主要针对古代石窟、墓葬和建筑壁画的记录、监测和非介入式调查而专门设计的新颖的成像系统(PRISMS:一种便携遥感式多光谱扫描成像系统)。考虑到古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寺壁画的脆弱性,利用这种成像技术进行非介入式高清晰记录和分析研究将是一个新突破。
  学术报告和讨论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作会议总结。她指出,这次研讨会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议题范围广阔,为东西方学者搭建了学术对话、共同研究、多方位和多层次交流的桥梁。通过主办方与参会学者的共同努力,达到提高丝绸之路研究的水平,促进多国、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推动丝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与繁荣学术文化的目的。她还对今后加强“丝绸之路”研究提出了建议——建立以银川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地区“丝绸之路”研究基地;定期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形式可以更多样化。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宁夏境内重要的文物古迹——西夏王陵、青铜峡108塔、须弥山石窟等。通过考察,学者们领略了宁夏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面貌,切身感受了宁夏地区考古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如何更好的保护与利用这些文化遗产,推进宁夏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有了更深的认识。
  200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以考古学、历史学为代表的各学科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在安定和谐的社会大环境与蓬勃发展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宁夏2009年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是自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启动以来国内所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相信通过这次会议所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必将促进和繁荣丝绸之路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加深与会各国、各领域的学者在今后关于丝绸之路研究中更为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进程。

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罗丰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